三

我出国之后在美国和新加坡见到过汤老师和乐黛云教授几次。但在海外从来没有见过张岱年先生。张先生指导我写硕士论文时已经年逾古稀，十年后到国外开会更不方便。1989年在夏威夷开东西方哲学大会时，张先生提供了英文论文，原来安排的是大会发言，但张先生不能到会，汤先生就让我替张先生宣读论文。一位主事的教授说：“本人没有来就算了，为什么要找人代读论文？”我回答说“是汤老师安排的。”他便没有再说什么。后来知道，海外会议一般主讲人不来就不安排发言，很少有代读论文的事。此事也可看出汤先生对老一辈学者的尊重和热心，以及办事的细致和周到。

九十年代，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有次汤老师和乐老师一起到家里来做客，那是一晚难得难忘的轻松自在的谈话。我和太太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次七八岁的女儿搬个小凳子坐在一边听我们谈话，好像津津有味。过去，家里来了客人，女儿常抱怨：你们净说大人话，我都听不懂。但那次女儿陪伴的专注安然却让我们感到意外，也许小孩子本能地融入于平和温厚之气了吧。

那次聊天让我知道了汤老师之平和宽厚的性格其来有自。谈话中我们知道乐老师是苗族人，性格直率豪迈，在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教书，还当了青年教师党支部的书记。她和汤老师结婚时，时任北大副校长的汤用彤先生要在家为儿子的婚礼办一次家宴。那时满腔革命热情的乐老师说，我嫁到资产阶级家庭中来，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如果我们来吃这顿饭，就是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了。结果汤老先生的美意真的变成了一次没有新郎和新娘的婚宴。这不是说明乐老师真左派、真革命吗？但革命总是在无情地吞噬它的真诚的儿女。乐黛云因为和年轻教师一起办了个文学刊物，好像叫《当代英雄》，有了一部分稿子，刊物还没有出，这个刊物就在反右斗争中被批为反动刊物，乐老师就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送农村劳动改造。这时乐老师刚生了第二个孩子，汤用彤先生便出面向校方请求让她留下来给孩子喂奶，八个月以后再下乡。乐下乡后，汤老先生又将家中限量供应的糕饼等食品存下来给乐老师寄去。虽然，乐老师真诚爽直的性格赢得了汤老先生的理解欣赏，但汤老先生对这曾经要与自己划清界限的儿媳毫不计较，毫无芥蒂，仍令我十分感动。汤老师的温和敦厚之风大概就来自这种家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