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秦人对于古书的分类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对于古书的成体系的分类，最早的是《汉书·艺文志》，这是汉代人对先秦以来的学术的理解。那么，先秦时代的人，对于当时存在的古书是如何分类的呢？
先秦人对于古书的类的概念，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功能分类，与文章的实用目的紧密相关；又由于先秦古书大多单篇别行，一部书大体只相当于后世的一篇文章，因此，先秦古书的分类也跟后世文章的文体有密切关系。
（一）《尚书》的分类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书”的总集。“尚书”之名，现在能见到的最早出处是《史记·五帝本纪》：“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14]王充《论衡》：“《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尚书正义》引郑玄的《书赞》：“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郑玄的说法其实是纬书的说法，《尚书璇玑钤》：“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有点神秘化了。所以一般认为“尚”是上代、上古的意思，“尚书”即上古帝王之书。
《尚书》所载的书，大部分是档案文书，例如《盘庚》和周《诰》；也有几篇可能是某种类似后来的著述的书，如《尧典》《禹贡》《洪范》等。按照所标篇目来看，有“典”“谟”“训”“诰”“誓”“命”“刑”“箴”等类。由于先秦的书的篇幅往往只相当于后世的一篇，所以这种书的分类很接近后世所谓的“文体”。当然，这种分类，虽然也有从文章内容的角度来区分的，但更多的是着眼于文章的功能，是一种自然的功能分类。这正是早期国家档案文书的特点。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这些古书的分类。
1. 著述类
（1）典
只有《尧典》《舜典》两篇。今天的学者也往往从古老、年代久远的角度来解释“典”，但事实上从文体上看，这两篇在《尚书》中可能是最不古老的。郭沫若也曾经根据《尧典》“如丧考妣”不同于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祖妣并称的现象，指出它的写定不可能很早，恐怕是战国时候的作品。所以这两篇“典”，是后人撰写的，认为可以作为万世典常的法则。《尚书》以外，还有“五典”之说。《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谈话时，“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颖达疏引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15]这些书今天当然都看不到了，所以也不知道晚出孔安国《尚书序》的这个说法是否有根据。许慎也说“典，五帝之书”，可能这是古来相传的说法，有一定根据。
《逸周书》有《程典》《宝典》和《本典》三篇，都取重要的典法之义，从体裁上看，与训诰之类的古书区别不明显。
（2）谟
有《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三篇。但今本的《大禹谟》和《益稷谟》都是晚出古文，不可靠。谟就是谋，君臣相与谋划商讨，这是以文章内容来命名。由于不见于其他古籍的记载，所以是否能作为一种书的分类，还很难说。
《逸周书》有一篇《酆谋》，内容是武王与周公谋伐商。但孙诒让已经指出，这个“谋”是“谍”之误，所以这一篇与“谟”关系不大，属于档案文书一类。
（3）故志
包括《禹贡》《西伯勘黎》《微子》《洪范》《金縢》五篇，这几篇中记载的都是当时的重大事件，足以垂法后世，而且有一定的故事性，它们可能属于《国语·楚语上》提到的那种“故志”。其中的《金縢》一篇，也见于近年发现的战国竹简，内容虽有出入，但大体相同，竹简自名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弋武王之志》，证明战国时代，《金縢》也属于“故志”类书。关于“故志”，我们后面再作详细说明。
2. 档案文书类
（1）训
训，是在上位者训导下属，或者年长的辅政者训导王的训词。这种训词有以《某训》命名的，如《伊训》《高宗之训》；也有不以训为名的，如《太甲》，《史记·殷本纪》：“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又《沃丁》一篇，可能也是训，《书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又《高宗肜日》也属于训，《书序》说：“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16]
（2）誓
誓是军前的誓师。常以《某誓》为名，例如《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秦誓》等。
（3）命
命就是册命之辞。西周金文最常见的一类。一般以《某命》为名，“某”往往是被任命的那个人，如《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还有《顾命》。另外《立政》一篇，是周公命司寇苏公的命词，也属于这一类。
（4）诰
诰就是告，《尚书》最多。常以《某诰》命名，例如《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等，也有不以诰为名的，如《盘庚》《梓材》《多方》《多士》《无逸》《君奭》。其实训、誓、命、诰，本质上都是诰，只不过训是辅政大臣训导王之诰，誓是军前之诰，命是册命之诰，而“诰”就是个通名，也可以认为它所诰偏重于政事。《书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如其说，则《康诰》《酒诰》《梓材》也可以看作册命之诰。
（5）刑
主要是《吕刑》。《墨子·非命上》讲到五种先王之书，其中有一种叫做《刑》。刑法类的书，古代很多，《墨子》独立为一类，是很有道理的。
严格说来，刑书和普通的法律文书应该是有区别的，因为《左传》有时候用“刑书”，有时候用“某某法”，例如《昭公六年》有夏“禹刑”、商“汤刑”和周“九刑”，又郑国于此年铸刑鼎，上所记当然是刑书；《昭公十四年》有“皋陶之刑”，《昭公二十九年》又记晋国铸刑鼎，上记范宣子所作刑书；《定公四年》又说郑国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而《昭公七年》有“周文王之法”，又说楚文王作“仆区之法”，杜注仆区是藏匿之义，并认为“仆区之法”是刑书之名，恐怕不准确，仆区之法应该是通常的法律文书。《昭公二十九年》说晋文公为“被庐之法”，这也是法律文书，而不是刑书。刑书跟法律文书比起来，篇幅比较短，基本只涉及五刑等刑罚问题；而普通的法律文书则可能非常长，这一点，看看出土的秦代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法律条文之细密，就不难明白。《吕刑》主要也是涉及五刑的起源问题，跟普通的法律文书也不同。从时间上说，比较早的刑法类书都称“刑”，如“禹刑”“汤刑”和周“九刑”等，《吕刑》所讲的刑也比较古老，很可能法律文书是从早先的刑书中完善、派生出来的。
先秦时候的“法”，李零先生有很好的总结。他说：《管子·任法》有黄帝置法之说，《左传·昭公七年》有《周文王之法》，《逸周书》有《刘法》。战国时候，各国都有自己的刑法。《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记魏李悝整理六国刑法，写成《法经》六篇，曰《盗》《贼》《囚》《捕》《杂》《具》；《战国策·魏策四》“魏攻管而不下”章提到魏“大府之宪”，引其上篇为说，这是魏国的刑法。魏国的刑法对秦国影响很大，《晋书·刑法志》说商鞅受李悝《法经》；《唐律疏议》说商鞅改李悝六法为六律，仍按“盗”“贼”“囚”“捕”“杂”“具”分类，这是秦国的刑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楚悼王时，吴起入楚变法；《屈原贾生列传》提到楚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这是楚国的法令。魏国的刑法叫“法”，可能是中原各国比较流行的名称。秦国的刑法叫“律”，或与律吕之义有关（参看《史记·律书》）。这也许是后起或地方性的名称。其名则异，其实则一。[17]
（二）《国语》的分类
《国语·楚语上》提到春秋时候文史教育的基本课程。楚庄王向其大臣申叔时咨询给太子授课的内容，申叔时建议了九门课：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18]
这九门课在当时恐怕都是有课本的，也就是有书可按的。今天流传下来的同类著作，“春秋”有鲁国的《春秋》，“世”有《世本》，“诗”有《诗经》，“礼”有《仪礼》，“语”有《国语》，“训典”见于《尚书》。很明显，这些文史教育的书，都来源于“先王之书”，也就是历代相传的档案文书。作为课本，它们肯定经过了很多人的修改和整理。
这九门课显然跟儒家的“六艺”有关。李零先生指出：
“六经”的说法，早在战国就存在。不过，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六经”是书，但不是具体的六本书，而是泛指的六种书。“诗”“书”“礼”“乐”“易”“春秋”，它们的每一种，我都不加书名号。因为，虽然“诗”可以专指《诗》三百，“书”可专指《书》百篇，“易”可专指《周易》，“春秋”可专指鲁《春秋》，但它们的每一种都不限于此，“诗”、“书”有《逸诗》、《逸书》，“易”有连山、归藏，“春秋”有各国史记。更何况，“礼”“乐”没法这样讲。因为《士礼》称“经”，出现较晚；“乐”则从来没有“经”，汉代只有“五经”。[19]
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不过，可能还有稍稍修正的必要。“六经”的说法，在《庄子·天运》中已经提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但是，在儒家经典称为“六经”的时代，这“六经”恐怕已经成为固定下来的文本，也就是具体的六本书了。虽然从来源上讲，它们本来跟申叔时所讲的九门课是同类的性质，是六类书，而不是六本书。作为“经”的《诗》《书》《易》《春秋》都很早就有比较固定的本子，这一点似不用怀疑。有疑问的，主要是“礼”和“乐”。今本《仪礼》，过去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只是士的礼仪，有人认为也包括了天子诸侯大夫的礼仪。但孔子之后，传授礼仪，恐怕也是有书的。《礼记·杂记》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荀子·大略篇》说：“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可见《礼经》至少战国时就有文本。只有“乐”可能会有争议，“乐”虽然已经失传，但在出土的曾侯乙墓的编钟上，还能见到很多音乐材料；在上博楚简中也有少量跟音乐有关的材料。当时人演奏音乐，恐怕也都是有曲谱的。只是这种学问过于专业，失传早容易理解。所以，说“六艺”是五种或六种书，应该是正确的，但“六经”恐怕就是五本或六本书了。
申叔时的九门课，当然也是九类书。这九类书，大多属于后来的史书。
1. 春秋
一般认为，“春秋”是各国的编年史。《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墨子·明鬼下》讲了很多鬼故事，说“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可见各国的史书并不见得同名，但“春秋”是它们的通名。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说：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20]
古代是否有左史、右史的职责区分，的确值得讨论；简单地把《尚书》定为记言体史书，我也认为不妥当；“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也非常正确。但因此而怀疑古史有记言与记事的体裁之别，恐怕是有点过头了。
从《墨子·明鬼下》引各国春秋所讲的故事来看，那些“春秋”都有比较完整的故事，的确跟我们今天所见的《春秋》经不太一样。但是《春秋》经却跟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编年记》同类。[21]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的体例也跟《春秋》经同类，这可能就是早期的所谓“记事”的史书，都是类似“大事记”的东西，读起来像“断烂朝报”。《左传·宣公二年》董狐书“赵盾弑其君”，《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崔杼弑其君”，都是这种笔法。这与《尚书》中大多是记言体的史书迥然不同，是记事体史书的最早形态。象《尧典》《舜典》《禹贡》这样的“记事”的史书，已经从早期的“断烂朝报”性质的记事体史书，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记事体史书的新面貌。
2. 世
世是贵族氏族的谱系，今本《世本》也是这类书。《周礼·春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小史所掌就跟“世”这类书有关。不过，今本《世本》中还有很多记载古代的发明的，可能是为了表彰古代氏族的功绩。推想早期的“世”，应该也穿插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所记都非常简洁。司马迁写《史记》前，读过很多“谍记”，“世”与“谍”是同源词，这些“谍记”可能就是“世”。《三代世表》序云：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又《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22]
可见“谱谍”的特点是记氏族的世系，详细的有年代，并有简略的事迹，与“世”同类。
3. 诗
诗歌在早期是一门“交叉”学科，既跟档案文书有关，也跟著述类的古书有关。从诗歌的本义上说，“诗言志，歌永言”，它们是抒发人的感情和思想的乐章，最有资格称为“著述类”的古书。但是早期诗歌又具有鲜明的国家政治生活的色彩，一方面是用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另一方面有些诗歌专门就是为政治目的写的，例如《诗经》中的很多《颂》诗。《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辟王，聿求厥章。’”又《明鬼下》：“周书《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则《墨子》分明是把“风”“雅”“颂”也都看成一种书的。《鲁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则“风”“雅”“颂”本当自成其书。
还有一类叫做“箴”的古书，与诗性质相似又不同。今本《尚书》中的《五子之歌》，是晚出的古文，《书序》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从今本的五篇诗来看，它们是“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是典型的“箴”。这是介于档案文书与著述类之间的一种书。从古书记载来看，箴就是一种韵文，可以算是诗歌的一种。例如《左传·襄公四年》云：
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箴文的州、道、庙、草、扰、兽、牡都是幽部字，家、夫是鱼部字，全篇都是韵文。又《宣公十二年》：
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
箴文虽然只引了一句，勤是文部字，匮是物部字，阳入对转，也是韵文。又《逸周书·尝麦》所载大正的箴云：
敬功尔颂，审三节，无思民因顺；尔临狱无颇，正刑有掇。夫循乃德，式监不远，以有此人，保宁尔国，克戒尔服，世世其不殆。
箴文节、顺是质、真押韵，颇、掇是歌、月押韵，连同后面的远、人，是元部和真部的合韵；德、国、服、殆是职、之押韵。
早期社会创作的诗，可能大多带有一种箴戒的目的。《管子·山权数》云：“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戒也。”可见诗与箴的紧密关系。
类似的还有诔。《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孔子死，“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篇云：“《春官》瞽蒙，掌九德六诗之歌，然则诗非独六义也，犹有九歌。其隆也，官箴占繇皆为诗。故《诗序》《庭燎》称箴，《沔水》称规，《鹤鸣》称诲，《祈父》称刺，明诗外无官箴，《辛甲》诸篇，悉在古诗三千之数矣。”[23]按章氏此言甚精。《周礼·春官·大卜》：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
郑注：“颂谓繇也。”此谓卦兆之辞。孙诒让正义云：“卜繇之文皆为韵语，与诗相类，故亦谓之颂。”[24]可见卜繇与诗歌的关系。《左传·襄公十四年》云：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沈谏。”
《诗序》盖本《左传》。不过，谏、规、诲、谤之所言虽然都是箴诗一类，但从古书的角度讲，它们未必是单独的一类。章氏说：“盖箴、规、诲、刺者其义，诗为之名。”[25]所言亦甚是。所以这些内容大概用“箴”就可以一言以蔽之了。
因此，从韵文的角度来说，箴占繇诔等也都可以算是一种文艺创作；但从功能上说，它们又是政治手段，具有文书的性质。早期的诗歌也具有政治教化的功能，但诗歌与箴还是有区别的：箴的主要功能是进谏的实际用途，其诗歌的特点只是其附带功能；诗歌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的，抒发情感思想的，作为政治手段，应该说是其附带功能。
4. 礼
“礼”是礼仪。不过，古代的礼，除了我们今天见到的“仪礼”这样的东西之外，可能也包括很多国家制度性的东西。《孟子·万章下》云：
北宫黝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这个班爵禄的问题，应该也是属于“礼”的范畴，从孟子的回答来看，明显是国家的制度，所以《礼记》的《王制》篇中也有类似的话。《公羊传·隐公三年》讥“世卿，非礼也”，与《孟子》的说法一致。又《左传·昭公五年》说：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的，即是国家的原则性的纲领和制度，女叔齐的说法也与《孟子》一致。看来，最晚在春秋战国之际，这种将“礼”从“仪”中剥离出来的概念已经被君子们认同了。
记载这些制度性的“礼”的古书，按照《孟子》的讲法，大量的已经被诸侯焚毁了。在后来的诸子和儒家的《礼记》类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周官》本来是职官系统，但是后来也被称为《周礼》，倒是符合早期“礼”的观念的。
5. 乐
音乐类的书，古代一定是有的。乐是古代学校教育的必修项目，也是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周礼》也有大量的乐官。我们前面提到了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上的长篇铭文，都是关于古代音乐知识的记录。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楚简中，也有一些音乐资料，例如整理者题名为《采风曲目》的一篇，就跟诗歌的乐调有关。[26]因此，六经中的《乐》，当时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文本，虽然不能断定，但是可以断定当时一定有“乐”的书。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也有可能六经的《乐》，就是《诗》三百篇的乐调唱法的记录。
6. 令
申叔时的原话是：“教之令，使访物官。”这话不太好懂。韦昭注：“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访，议也；物，事也；使议知百官之事业。”[27]这个注释也不太好懂，可能韦昭也不清楚这“令”到底是哪一类东西。推测起来，应该就是国家颁布的政令的汇编。
韦昭的注中提到“时令”，倒让我想起《礼记》的《月令》，这也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政令，敦煌悬泉出土的西汉元始五年《使者和中（仲）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28]就是明证，“月令”的确是一种政令。看来《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逸周书》中的《时则》，《淮南子》中的《时则》，原来都跟这类“令”有关。从《月令》类的古书来理解《国语》的“使访物官”，似乎还比较接近。
7. 语
我们今天有《国语》，这是典型的“语”类文献。申叔时说“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也跟《国语》的内容非常切合。
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中，有一部古书，全书存十六章，每一章各记一事，彼此不相连贯，既不分国别，也不论年代先后。记事最早的是鲁隐公被杀，事在公元前712年，最晚的是韩赵魏三家灭知伯，事在公元前453年。所记故事基本和《春秋三传》《国语》等书相同。每章必记述一些言论，所占篇幅要比记事多得多。张政烺指出，这部书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即申叔时所说之“语”。语，就是讲话。所以，张先生给这部书命名为《春秋事语》。他还指出，古代“邦国成败，嘉言善语”流传很多，辑录成书的也不少。除了《国语》之外，他如《汉志》著录的《新国语》五十四篇，《晋书·束皙传》记汲郡魏墓出土“《国语》三篇，言晋楚事”。这些早已失传。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两句话，“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语》这一类的书虽以记言为主，但仍不能撇开记事，所以又有以“事语”名书的。刘向《战国策书录》叙述他所根据的底本共有六种书，其中第四种就是《事语》。其书虽已不可见，但估计它的形式和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近似，即既叙事，也记言。[29]
我曾经说过，像《论语》这样的语录体著作，就是来源于古代的格言体著作，如《逸周书》的《周祝》篇，马王堆帛书的《称》篇等，《老子》也是如此；而这些格言体裁的著作又是古代记言体史书的一种。很多学者，如钱穆等都已经指出，《论语》《国语》《新语》等书都跟“语”类古书有关。[30]“语”类古书当然也是记言体史书。
8. 故志
《左传》中引了很多“志”，有“军志”，有“周志”，有“前志”，有“史佚之志”，有“仲虺之志”，也有单称“志”的：
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僖公二十八年）
《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宣公十二年）
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昭公二十一年）
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文公二年）
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文公六年）
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成公十五年）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公四年）
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襄公三十年）
君子曰：“志所谓‘行无礼，必自及也’，其是之谓乎！”（襄公四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襄公二十五年）
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昭公三年）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昭公十二年）
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昭公元年）
从这些引文看起来，“志”中有很多格言警句，非常富有教育意义；也有一些制度性的内容，例如《昭公元年》的那一条“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军志”应该是总结打仗的经验的。另外，《国语》中也引过《志》，例如《楚语上》云：
其在《志》也，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庄公，郑几不封；栎人实使郑子不得其位。卫蒲戚实出献公，宋萧蒙实弑昭公，鲁弁费实弱襄公，齐渠丘实杀无知，晋曲沃实纳齐师，秦徵衙实难桓、景，皆志于诸侯。
可见这个“志”，就是记载的意思，所记载的，还是非常具体的历史事件。申叔时说：“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推测起来，所谓“故志”中应该记述了很多古代成功与失败的事例或制度，在这些事例的基础上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便于后世参考。韦昭说：“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这是符合“志”的基本特点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志”中有“仲虺之志”“史佚之志”这样的名称，很可能是由仲虺、史佚为代表的史官有意识地编订的。史官搜集和整理前代的制度和故事，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供统治者和后人参考。《战国策·赵策一》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这正是古代史官的一项传统职能。所以“故志”的内容应该是比较广的，但其基本特点是总结经验教训。因此，“故志”类的古书，也可以算是著述类的古书。
我们在上文已经说到，《尚书》中的《禹贡》《西伯勘黎》《微子》《洪范》《金縢》几篇，可能都属于“故志”。《禹贡》是记录大禹治水的经验，《洪范》是箕子向武王陈述前代流传下来的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西伯勘黎》《微子》《金縢》，记的都是周初的大事，都足以垂法后世，都有资格称为“故志”。
进一步说，所谓的“志”，其实就是“记”的意思。只不过“记”作为一种古书的体例，主要是后来儒家相对于经书而言的，“记”的本义，也无非是把理应记住的事情马上记录下来，免得遗忘。孔子对弟子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就是这个意思，“识”即“志”。
关于“故志”的“故”，恐怕不仅仅是“过去的”这样的意思，它很可能是相对于“今志”而言的。“今志”这个词，当然是我的杜撰，它指的就是春秋以来的各种传记。这种传记是为了解释或者发挥某种经典性文献或者“先王之道”的意义的，既有名物制度方面的，也有理论意义的。最典型的就是儒家的传记，例如《礼记》。
先秦诸子的论说文，无疑可以自成一类，但是汉代之前，古书基本都是单篇别行，象今本的《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这样的著作，其实是古书的汇编。从今天的角度讲，诸子的文章，当然都可以归入论说类。不过，当时似乎没有特别的名称，“诸子”也是汉代人的分类。在当时，诸子的文献也应该都属于传记类。这一类“今志”，乃是先秦时代最富有新思想的古书。
王树民《释“志”》说，古书中也有把“志”叫做“记”的，例如《韩非子·说疑》云：“故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枝子配適，大臣拟主，乱之道也。故《周记》曰：‘无尊妾而卑妻，无孽適子而尊小枝，无尊孽臣而匹上卿，无尊臣以拟其主也。’”又《吕氏春秋·务本》篇：“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至忠》篇：“臣之兄尝读《故记》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惊惧而争之，故伏其罪而死。”王氏认为，以上的《周记》就是《周志》，《上古记》就是《上志》，《故记》就是《故志》，尤其是《吕氏春秋·务大》篇云：“尝试观于《上志》，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故也。”所说的事与《上古记》完全相同，一称《上古记》，一称《上志》，可知其为一。[31]王氏的结论非常正确。值得注意的是，把“志”叫做“记”，是在诸子书出现之后，这大概可以证明，“记”的名称应该是晚起的，儒家的传记与“故志”是一脉相承的。这也说明我们上文区分故志和今志，旧传记和今传记是有道理的。
儒家的六经中有《易》，而申叔时的九门课中没有“易”。《易》本来是占卜之书，属于技术类，但是儒家学者依托占卜讲义理，也成为重要的人文学著作。《易》的本文应该属于技术类的古书，但是阐发义理的易传，无疑属于传记类古书。
9. 训典
申叔时说：“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韦昭说：“训典，五帝之书。族类，谓若惇叙九族。比义，义之与比也。”说是“五帝之书”，显然是因为“典”的缘故，在这里未必正确。这里的训典，恐怕相当于《尚书》中的“训”“诰”类古书，主要是辅政大臣训导王，年长者诰教宗族小子的古训。《诗经》说“古训是式”，训典所载，应该就是这种“古训”。《尚书·酒诰》说“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何尊铭文：“王诰宗小子于京室”，都是训导“小子”的具体事情。“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无非是让被教育的人懂得孝悌于家，友善于宗族，行为合乎道义。称为“典”，是因为这些训导往往跟王有关，或是教训王的，或是王教训小子们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左传·文公六年》：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
所言“训典”，正是王者之事。
（三）《墨子》的分类
《墨子》中引用了很多“先王之书”，我们上文已经指出，它把《风》《雅》《颂》都看作一种古书。《非命上》也提到过几种先秦古书的类别：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当未监数，[32]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大方[33]论数，而五者是也。
这是《墨子》对古书的分类，“宪”“刑”“誓”是其中的三类。从“大方论数，而五者是也”看来，《墨子》本来应该是分了五种，这段文章可能有脱误，只剩下三种。其中的“刑”与“誓”，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只有“宪”是什么，需要研究。
《墨子》对“宪”下的定义是“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这个意义的“宪”应该跟国家的命令有关。与这个意义相关的动词的意义，多见于《周礼》。《天官·小宰》云：
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乃退，以宫刑宪禁于王宫。
郑玄注：“宪谓表悬之，若今新有法令云。”孙诒让正义：“《小司徒》《胥师》《小司寇》‘布宪’注义并同。《荀子·劝学篇》云‘不道礼宪’，杨注云：‘宪，标表也。’凡禁令欲众共知，则书而表悬之。士师掌五禁，亦云‘书而县于门闾’，即所谓宪也。《列女传·辩通篇》云：‘齐景公有所爱槐，使人守之，植木悬之，下令曰：犯槐者刑，伤槐者死。’此宪禁，盖亦书刑禁于木，表悬之。全经凡云宪者，如《小司徒》之‘宪禁令’，《司市》之‘宪罚’，《胥师》、《小司寇》布宪之‘宪刑禁’，《朝士》故书之‘宪刑贬’，义并同。……汉时新有法令，亦必表县之，使众共见，故举以为况。”[34]是“宪”之得名，由于“悬”，悬挂而告之，所悬多为禁令。又《天官·大宰》云：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
郑玄注：“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悬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小宰亦帅其属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孙诒让正义：“于布治之日，县治象之法于王门之象魏，使国中万民观之。治象之法，即上‘六典’‘八法’以下，凡大宰之官法皆是。必县之象魏者，古凡典法刑禁之大者，皆表县之门闾，即布宪之义也。”[35]
可见所谓“宪”，乃“古之典法刑禁之大者”，今天所谓“宪法”这个词，就是从这个意思引申而来的。《左传·哀公三年》夏，火灾，火逾公宫，灾桓、僖之庙，鲁人救火：
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
这里的“象魏”就是“宪”。杜预注：“《周礼》正月县教令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之，故谓其书为象魏。”[36]又《战国策·魏策四》“魏攻管而不下”章云：
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魏）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
大府之《宪》，即旧《宪》之藏于府库者。从内容上看，也正是“古之典法刑禁之大者”。《墨子》此文宪、刑、誓三类并称，刑是刑书，誓是军前的诰誓，宪应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它跟前面讨论的“令”，大概可以合为一大类，可以叫“宪令”。
（四）其他
1. 赋
《汉志》中的“诗赋类”作品，属于先秦时代的并不多，主要是《楚辞》和一些赋。由于《荀子》中已经出现“赋”，因此，作为文体的“赋”的名称先秦时代已经有了。《汉志》将“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归为一类，而将“孙卿赋十篇、秦时杂赋九篇”归为一类。
赋这种文体跟诗歌有密切关系。拿“楚辞”来说，这种文体当然跟楚地的音乐和诗歌有关，屈原的作品，《九歌》《九章》明显是乐歌，但《离骚》恐怕就不是乐歌，只能朗诵了。《汉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所以《离骚》应该是“楚辞”从乐歌中脱胎出来的“赋”的早期形式。唐勒、宋玉的赋应该是比较成熟的楚赋的形式。今本《荀子》中所载的《赋篇》，有礼、知、云、蚕、针等咏物的赋，与“秦时杂赋”分为一类，荀子的赋可能大多是这种杂赋。其《成相篇》，杨倞云：“《汉书·艺文志》谓之‘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它们与屈原赋的不同，大致属于“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之别，[37]此外，在朗诵的节奏、押韵的特点等方面可能也不相同。
2. 书
这里的“书”，指的是书信。书信在先秦也直接称“书”。《左传》屡见书信之“书”，如：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文公十七年）
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成公七年）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襄公二十四年）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昭公六年）
其他古书中也常见，例如《战国策·燕策》所载乐毅报燕惠王书等。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书信的特点是犹如对面晤谈，因此有私人性的一面，但从内容分，既有私人的，也有公文的，例如子家遗赵宣子书就完全是公事的，可以看成国书；巫臣遗子重、子反之书，则很私人。但不管公私，由于其实用性质，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归入档案文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