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总结

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38]这虽然是在论述古今著史的草创与经始，却也非常契合先秦时代档案类古书和著述类古书的大体特点。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说：“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39]这话说得非常精辟。根据本文的考察，档案文书类的古书，往往有特定的名称，常有一定的程式；而著述类的古书，名随事迁，常无定名，体现撰述者独特的思想。

最后，简单地总结一下先秦人自己对于当时古书的分类：

（一）著述类

（1）典　（2）故志　（3）传记（包括先秦诸子）

（4）语　（5）诗（包括风、雅、颂、箴、诔等）　（6）赋

（二）档案文书类

（1）训（训典）　（2）誓　（3）命　（4）诰　（12）宪令

（5）刑法（包括刑书和法律文书）　（6）春秋　（7）世

（10）礼　（11）乐　（12）书（即书信）　（13）簿计（包括约剂）

以上是初步的整理，而且只限于人文学术类。李零先生说，《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古书，前三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人文学”，一般也叫“文史研究”的古书；后三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是技术类的古书，即与中国古代的职业知识有关，并带有一定技术性的古书。前者是“学”，后者是“术”。^[40]这种区分很符合先秦学术的特点。鉴于技术类的古书涉及很多专业知识，有很多问题我本人还不太清楚，所以本文暂付阙如，等到合适的时候再来整理。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人文学术的这一大类，也只是尝试性的研究，难免有遗漏和分类不合理的地方，随时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1]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2]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见《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6册，第87-89页。又《战国策》之别名，有《国策》《国事》《长短》《事语》《长书》《修书》等等。王国维说：“疑周秦游士甚重此书，以策书之故，名为策；以其札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刘向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定其名曰战国策，以策为策谋之策，盖已非此书命名之本义。”此说曾受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的批评，平冈氏云，“长短”是策谋的意思，跟竹简的长短无关，例如刘向在此书《序录》中说：“孟子荀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又《史记·六国年表》：“务在强兵并敌，诈谋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淮南子·要略》：“故纵横修短生焉。”《汉书·张汤传》：“边通学短长，刚暴人也。”可见都是策谋的意思。見氏著《經書の成立》，东京：创文社，1983年，第118-119页。不过，如果问为什么“长短”有策谋的意思，平冈氏的意见就不够了。王氏恐怕不会否定“长短”有策谋的意思，他只是认为其本义应是指竹简的一长一短，而策谋的意思，是由此引申而来的。

[3]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王国维遗书》，第87页。平冈武夫《經書の成立》，第104页。

[4] 也许还应该考虑到今日所见材料的局限性，因为战国以前的简册实物我们今天完全看不到，不应该轻易地说当时“没有”什么样的“书”。

[5] 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71-72页。

[6]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7] 钱存训《书于竹帛》，第1页。

[8] 徐按：段注改“著”为“箸”。原文后尚有：“书者，如也。”段注：“谓如其事物之状也。”（《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4页）

[9] 原注：“集簿”，见《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胡广《汉官解诂》，参看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第42-48页。

[10]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48页。

[11]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3页。

[12] 侯马盟书反映的是晋国的赵简子赵鞅为首的集团，反对范氏与中行氏的斗争，其史事大约在公元前497至公元前489年之间。盟书的主盟人就是赵鞅。

[13]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42-55页。

[14] 《墨子·明鬼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王念孙说：“尚书夏书，文不成义。尚与上同，书当为者，言上者夏书，其次则商周之书也，此涉上下文书字而误。”孙诒让也以为是。见王焕镳《墨子集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78页。

[15] 《十三经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64页。

[16] 按《书序》认为《高宗肜日》是高宗祭商汤，金履祥、阎若璩、王国维等都指出是不对的，应该是后王肜祭高宗。详参徐刚《古文源流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17]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70、72页。李先生认为“刑”即“型”的本字，是模型、模范之义，引申指可以定为标准，重复执行的东西。“法”是法度、规则的意思，含义和它相似。所以他不区分刑与法。我认为这一点是瑕疵。刑书与法书在当时应该是有区别的，除非笼统地称之为刑法类书。

[18] 《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28页。

[19]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248页。

[20] 见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1页。

[21] “编年记”的名字是整理者所加，并非原题。

[22]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87、509、511页。

[23] 章太炎《国故论衡》，第86页。案：《周礼·春官》大司乐之职：“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郑司农云：“九德之歌，《春秋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六府三事谓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也。”孙诒让云：“九德之歌盖祫禘登歌所奏之乐章，在六诗雅颂之上，故《瞽蒙》云‘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58页。

[24]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926页。

[25] 章太炎《国故论衡》，第87页。

[26] 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22，161-170页。

[27] 《国语》，第529页。

[28] 见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199页。

[29] 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载《张政烺文集·文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3-100页。

[30] 徐刚《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3-94页。

[31]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9-226页。

[32] 孙诒让读为：吾尚未尽数。蒋礼鸿读为：吾当米盐数。米盐，是细杂之意，见于《韩非子》《史记》《汉书》。王焕镳读为：吾尚未暇数，盐乃盬之误，假借为暇。诸说见王焕镳《墨子集诂》，第857-858页。

[33] 大方，大略。

[34]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87-188页。

[35]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17页。

[36] 《十三经注疏》，第2157页。

[37] 杨雄《法言·吾子》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汉志》诗赋略小序亦引之。

[38] 浦起龙《史通通释》，王煦华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39]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第30页。

[40]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