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村田雄二郎

在近代中国，戴季陶是一个颇为复杂、具有多重面孔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新闻记者，孙中山秘书，国民党要员，日本问题专家，中山大学校长，反共理论家，“新亚细亚主义”提倡者，蒋介石盟友……戴季陶的复杂性及多面性，正与其所生存的近代中国这个时空之复杂性及多面性相互对应。在此意义上，理解戴季陶，无疑为理解近代中国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但是，因种种原因，关于戴季陶的复杂性、多面性及其历史作用尚未得到相应的关注。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在既往的各种历史叙述中，均未能赋予戴季陶一个应有的适当位置。即使在其逝后，几易星霜，依然如故。

或许我们可以抛开戴季陶去讲述某种中国近现代史。但是，我认为如果将戴季陶纳入研究视角之中，则可为我们更深一步地接近历史现实提供重要的线索，甚或改变我们至今为止狭窄的观察视野。

例如，在1920年代戴季陶构想的国际战略中，有继承孙中山“大陆同盟”的“民族国际”构想，此即与国际联盟和共产国际三足鼎立、为集结东方民族形成第三核心而提出的“天下三分策”。在此种“三国”式的构想中，颇为有趣的是将苏联与德国纳为同盟对象。在内政上强烈主张反共的戴季陶，当时思考的却是与苏联保持一定的提携关系。另外，若与日后蒋介石政权谋求对德接近政策联系起来思考，则可从中德关系上浮现出另一个国民革命的相貌。

此外，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对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戴季陶提出了“新亚细亚主义”。提携对象包括印度、朝鲜、中国台湾等殖民地。如果说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是批判日本膨胀主义的左翼国际主义的话，那么，戴季陶的新亚细亚主义则是基于民族自立的理念，重点论述开发西北、西南（边政）的政治课题，实为更加切合实际的开发战略。这与现在的西部大开发在思想上有何脉络联系？在思考1949年前后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上，此事例可谓意味深长。

张玉萍博士在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中，一贯专心致力于戴季陶研究，此书可谓集其大成之作。书中精确地分析了戴季陶的日本观，使我们仿佛置身于戴季陶生存的时代，联想起当时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诸种关系。

戴季陶日本论的核心，有一个前提是他认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是由坚定的“信仰”构成的。此种信仰转变为神权思想并发展到国民规模上，由此戴季陶同时看到了近代日本的强大与软弱，此诚可谓卓见。过去曾有人指出，戴季陶的对日认识具有中国其他的日本问题专家所不曾拥有的深度和广度。张博士在此书中更进一步，对戴季陶日本观的变化和特质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成功地描绘出新颖的戴季陶形象，概言之，即——

“知日”，但绝非“亲日”；

“反日”，但绝非“厌日”。

戴季陶对日本“平民”抱以期待，但当他最终看到日本人对军国主义的支持时，其失望感与幻灭感则碍难掩饰。戴季陶饱尝的此种苦恼，在现在更加值得我们仔细体味。同时代的日本人本应与戴季陶共同感受此种苦恼，但最终却未能达到共感的程度。故此，为了省察中日关系的过去并展望未来，期望能有更多的中国友人细读此书。

2012年9月于东京多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