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杨天石

我知道玉萍女士研究“戴季陶与日本”这一课题，大概在1996年。当时，我访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归来，手头有1941年5月戴季陶与宋子文的两通往返未刊电报。其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二人就已经讨论了联美抗日问题，算是很有见地的。听了张女士的研究计划后，我很赞成，便将电报提供给她。没想到，多年后玉萍女士将这一课题写成专著，要我写一篇序言。我虽然对张女士的课题缺乏深入研究，杂务又多，但感动于张女士孜孜矻矻，贯注多年精力于这一课题的精神，只能从命。

从隋唐以来，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史。19世纪末，欧潮东渐，中国和日本同遭西方列强侵略，先后开始改革。日本有明治维新，中国有戊戌变法。然而，中国的改革失败，日本的改革成功，迅速跨入世界强国之列。何以如此？这就成为中国人思考、探索的问题。于是，许多中国的年轻人负笈东瀛，企图学习日本经验，振兴中华；有些革命者在本国失去立足之地，就亡命东土，求取助力。然而，有位名人讲得对，“一阔脸就变”，日本进入“列强”之后，就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韩国、中国相继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对象。1910年之后，韩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企图将中国变为韩国第二。如何反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抗日救亡，成为中国人继续思考、探索的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民生凋敝。记得我的老朋友、日本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曾和我谈起，他当年上小学时，穷得买不起鞋子，是光着脚走进课堂的，然而，曾几何时，日本很快就劫后重生，经济崛起，成为居于世界前列的富国、大国。这就又在中国人面前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日本民族的生命力为何如此顽强？迅速再生之道何在？1949年之后，东亚形势大变。自1972年始，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两国之间进入和平、友好的新阶段。日本在技术、资金、贸易等方面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则助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然而，这其间也还是有摩擦，有风波，有时，这种摩擦、风波还比较激烈。历史证明，中日两国和则两利，不和则两伤，因此，摆在中日两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正确总结两国的交往史和彼此之间的认识史，正确制定邦交政策，维护中日这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戴季陶是中国国民党的重要政治家和理论家。据玉萍女士研究，戴季陶除早年留学外，一生中曾13次访问日本，与日本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发生过广泛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了解日本，研究日本，写过《日本论》等不少有关日本的文章和著述，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知日家。他长期追随孙中山、蒋介石，参与国民党中枢的党务、政务，其日本观曾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因此，研究戴季陶和日本的关系及其对日本的认识，不仅对研究戴季陶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史也有重要意义，是研究两千多年中日两国的交往史和认识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应该承认，“戴季陶和日本”是一个有相当研究难度的课题。它要求其研究者既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又了解日本的历史和文化。玉萍女士成长于北京，长期生活于日本，在这一方面，她有着较其他学者优越的条件。玉萍女士利用她特有的这一优势，详细考察了戴季陶的多次访日经过，厘分不同时期，阐述了其日本观的发生、发展，并且和孙中山的日本观做了比较。她不仅深入研读了戴季陶有关日本的全部著作，还发现了一些戴季陶不为人知的日文著述和未刊著述。为了写好本书，她除了收集中国大陆和日本的资料外，还远赴美国，尽可能收集一切相关资料。由于戴季陶早年曾经担任过槟榔屿《光华日报》的编辑，玉萍女士收集资料的触角甚至伸展到了南洋的有关资料室。为了详尽地记叙戴季陶访日活动，她一页一页地翻阅当年的日文旧报纸；为了找寻戴季陶的日本观对蒋介石的影响，她一页一页地翻读蒋介石的未刊日记。读者从本书，特别是本书的附录，不难发现，玉萍女士为本书曾经付出了怎样辛勤的劳动。尤其应该提到的是玉萍女士精益求精、精进不已的精神：书稿已经写成了，出版社也接受，列入出版计划了，最近，玉萍女士又告诉我，她从宫崎寅藏家藏文件中看到了新资料，又对书稿进行了新的补充和修改。

“戴季陶与日本”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但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玉萍女士为了写好这本书，几乎投入了近二十年的精力，这使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成语——狮子搏兔。本书正是玉萍女士用“狮子搏兔”的精神完成的。有了这种精神，世界上的许多难事就好办了。

2012年10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