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元代诗学“性情”论

诗学中的“性情”（或“情性”）概念，歧义纷呈，从它产生到元代之前，经历了一系列意义演变。

“性情”这一概念进入诗学领域和“吟咏情性”这一命题的提出都始于汉代的《诗大序》。《诗大序》所谓的“吟咏情性”，与“以风其上”密切相关^[1]，“性情”主要不是指诗人个体的感情而是社会的情志，“吟咏情性”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和政治干预意识，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教化意识。到了六朝时期，随着经学的退位和玄学的兴起以及社会群体意志的淡化和个体意识的张扬，“情性”一词也随之离开了《诗大序》的原意而发生变化，由社会情志的表达衍变为个体情感的抒发。钟嵘《诗品序》之“性情”，就指人的感情，且指人一己之情。此时“吟咏情性”指个体感情的抒发，包含对诗歌“自然”“天然”“本真”的要求。南朝齐梁时期文学思想界通变派、新变派都标举“情性”，所指完全是诗人一己之感情，且往往偏指闲情、艳情。“性情”这一本自《诗经》、源于《诗大序》的概念，此时却被推向了《诗经》和《诗大序》精神的对立面。

刘勰《文心雕龙》一书，“性情”和“情性”凡10见，其义起码有如下几种：1．指人的生理和精神方面的一些东西；2．指人的感情，特别是人的自然感情；3．个体感情与社会情志的统一；4．指人的性格、情趣、气质、修养、境界等；5．指作品教化的对象。

到唐代，回归风雅传统，“吟咏情性”也要回归《诗大序》的精神。唐代文人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志向，要用诗笔干预政治，改造社会，实现人生理想，但这事实上只能是他们的美好愿望。当时确有不少人成为“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勇敢实践者，但实践者也都是碰壁者。付出了代价的文人们为了全身远祸，多弱化了诗歌“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社会功能，而走向诗学精神的内敛。“吟咏情性”越来越偏指个体心灵的东西，包括个人情志意趣的陶写优化，个人修养和风度的展示和提高，个人郁塞情绪之宣导，等等。它是个体的，但并不仅是感情。所以，他们在这一层面上使用的“吟咏情性”也不等于抒情。

到宋代，“吟咏性情”的含义再度发生变化。范仲淹把“吟咏情性”当成为文造情、无病呻吟的同义语，与“吟咏情性”相对立的则是“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2]的自然抒情。而在邵雍心目中，“性情”就指感情，他有“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之说，他将人类认识和情感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化为客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已经客体化，抒情活动中似乎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参与，这就是他之所谓“因静照物”^[3]。这种“静观”“自在”“以物观物”的理性意识，对宋代诗学的走向和诗风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程朱一派理学家的诗学“性情”论，是其哲学“性情”论的生发，程颐说：“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又说：“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然成文。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4]他们所谓“吟咏性情”，乃是通过诗歌，将圣人的德性、气度、胸襟、情怀表现为一种气象。宋代诗文作家也讲“性情”，但由于宋代诗文作家已经普遍崇尚理性精神，同时也多失去了干预社会政治的热情和勇气，因此他们认为，诗的作用主要是“陶写情性”“理性情”，用来平复诗人郁积的感情，使之恢复平静或恬淡。黄庭坚批评苏轼诗作不符合“吟咏情性”的要求，在他的观念里，通过“吟咏情性”发而为诗，使“胸次释然”也即宣导郁愤，这便是诗歌的作用和目的，与“以风其上”已经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在这个时代，提倡“吟咏情性”也就包含了回归心灵而放弃现实关怀的含义。

“吟咏情性”成为元代诗学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但正如“吟咏情性”本身就歧义纷呈一样，“性情”或“情性”这一概念，在元代诗学文献中的含义也是复杂的。元代诗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刘将孙为代表的自然性情论，赵文、杨维桢等人的性情论也有较高价值，同时理学家的性情论和标举治世之音的性情论也都不可废。

[1] 《诗大序》，《毛诗》卷1，《四部丛刊》影印宋刊巾箱本。

[2] 范仲淹：《唐异诗序》，《范文正公集》卷6，《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元刊本。

[3] 邵雍：《伊川击壤集序》，《伊川击壤集》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乙未毕亨刊本。

[4]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18，《二程集》，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