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刘将孙代表的自然性情论
刘将孙（1257—？），字尚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元之际著名文学批评家刘辰翁之子。因其父号须溪，故人称小须。他虽没有其父在诗文评点等方面那样突出的建树，但其文学批评理论却很有价值，多有超越其父的观点，在元初是一位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性情论就是其重要观点之一。元初的庐陵有一个以他们父子为中心的、具有流派性质的文人群体，这一群体在文学理论主张上趋于一致，所以，研究他的有关主张，就更有意义。
刘将孙不是重要的诗人，却是重要的诗论家。他认为诗之价值就在于它发自人的性情，诗因此不仅被普通人看重，也被先圣先贤看重：“文章犹小技，何况诗云云。沛然本情性，以是列之经。”[1]他论诗因此就特别重“情性”，“情性”一语，是他诗学主张的一个纲领。
刘将孙认为诗人之性情得自自然，发而自然。我们把他的性情论概括为“自然性情论”。从他的诗学自然性情论出发，他认为诗是诗人“一时自然之趣”：
诗本出情性，哀乐俯仰，各尽其兴。后之为诗者，锻炼夺其天成，删改失其初意，欣悲远而变化非矣。人间好语，无非悠然自得于幽闲之表，而留意于兹事者，仅以为禽犊之资，此诗气之所以不畅也。[2]
这一观点，包含了他对以往许多诗学主张的批判：他认为诗是诗人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诗的抒情应该是自由的、自然的、随意挥写的，只有“哀乐俯仰，各尽其兴”，才能写出真诗，才能见出真情，也才能表现出诗人的个性。所以，他反对宋代诗人的锻炼功夫，因为锻炼破坏自然。他对宋代文人于“常料格外，不敢别写物色；轻愁浅笑，不复可道性情”[3]也即理性诗学强调的“持情”的诗，极不赞赏。这所谓“常料格外”的“常”和“格”，对诗人的束缚是极大的，比如传统诗教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等，刘将孙大声疾呼要突破这些“常”、打破这些“格”，要用非“常”之“料”（“料”即诗之内容、用事等），抒“格”外之情。打破这些束缚后，抒情应遵循自然的法则，他称这种自然之趣为“天”“天成”“天趣”。他以鹤鸣九皋比诗，说：
九皋者，幽闲深远处也，而鹤则乐之。……岂非去人愈远，于世若疏，其声之不可闻，而天者遂与之一？此远而彼近也，此疏而彼密也，而非耳目间意也。……若夫感赏于风露之味，畅适于无人之野，其鸣也，非以为人媚；其闻也，非其意。而得之缥缈者，无不回首萧然，虽肉食之鄙夫，筝笛之聋耳，将亦意消而神愧，则惟九皋之鹤声为然。……人声之精者为言，言之又精者为诗。使其翩翩也皆如鹤，其诗之矫矫也如其鸣于九皋，将人欲闻而不可得闻。诗至是，始可言趣耳。夫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而岂观美自鬻之技哉！欣悲感发，得之油然者有浅深，而写之适然者有浓淡。志尚高则必不可凡，世味薄则必不可俗。……宜其超然尘埃混浊之外，非复喧啾之所可匹侪。凡学诗者，必不可以无此意也。[4]
这里显然不仅是对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缺乏自然性情的批评，还包括对宋末自称学唐人的江湖一派的否定：诗不过“自乐吾之性情”，而非“观美自鬻之技”，如江湖诗派以诗为贽游谒江湖、换得达官贵人之资者，刘将孙是否定的。这些人志尚不高，嗜欲重，人之性情已失，其诗自然面目可憎。
刘将孙的自然性情强调诗是非功利的，它只是“自乐吾之性情”。诗不能作为“禽犊之资”，即奉献给达官贵人的馈赠之物，以此换取富与贵，将诗作为诗人发身之具，甚至献诗“以为人媚”，取悦于他人，则诗之品格坠地矣，如此就玷污了诗的圣洁。就诗意的获取说，它只是诗人“一时自然之趣”，得之油然，写之适然，是人的自然之情与天地自然之趣的融合，人与自然为一，诗则不知其所以然而得之。文学的目的，只是“自乐吾之性情”。如此才能气畅诗畅，才有真正的艺术。
刘将孙的自然性情论认为，艺术必须符合自然的法则，这自然的法则就是“天者”，在“天者”面前，人为的东西显得非常渺小，微不足道：
盖尝窃观于古今斯文之作，惟得于天者不可及。得于天者，不矫厉而高，不浚凿而深，不斫削而奇，不锻炼而精。若人之所为，高者虚，深者芜，奇者怪，精者苦。三千年间，惟韩、欧、苏独行而无并。两汉以来，六朝南北，盛唐名家，岂不称雄一时？而竟莫之传者，天分浅而人力胜也。[5]
“得于天”即任自然。诗得自自然，那么一切美好的属性如“高”“深”“奇”都会自然具备，“人之所为”破坏了自然的法则，欲追求美好却必然走向反面，求高则“虚”，求深却“芜”，求奇却“怪”，求精反“苦”。所有失败的教训归为一句话，就是“天分浅而人力胜”。他从风格论的角度，进一步阐发了他纯任自然的性情论。诗道性情，得天趣，才有生命，有灵性，才是活的艺术。如果扼杀了诗的性情，不管这种扼杀是因过分地讲究技巧，蹈袭常格，还是扼杀于道理与学问，都会扼杀诗的生命。缺乏趣味，也便不再是艺术，诗也就可以不作了。总之，是要任“天分”而不要凭“人力”。
这涉及他诗学性情论的又一主张：诗是诗人不期而遇的获得。他认为：“人间好语，无非悠然自得于幽闲之表”，诗应是纯任自然的；诗应“发乎情性，浅深疏密，各自极其中之所欲言”[6]，不装点，不矫饰，不造作，随性而发。“极其中之所欲言”，在他看来，也是自然，也是“天”。可见其所谓“天”，是外在自然之天，也是内在心灵之天，是兼内外而言的。内在心灵之天又是个性的。在刘将孙看来，凡自然与个性以外的东西，都不符合诗性精神。因而他反对创作中的人为之伪和刻意追求，以为如此将丧失艺术生命：“第以平仄对偶者为诗”，“如土偶人，耳目非不具，而神明不运”。真正的艺术是要有活的生命的，是要有精神的，要“于五七字中见意，于千百言外见趣”的。[7]
刘将孙的自然性情论充溢着禅学精神。从这一角度看，他与宋代的严羽有些相似：都以性情论诗，都以禅论诗，而性情与禅又有着内在的联系。刘将孙说：“诗固有不得不如禅者也。”他认为，诗之所以如禅，首先是诗的思维与禅的思维相通。面对人所共同面对的自然，诗人和禅家都能“爽然而得其味于意外焉，悠然而悟其境于言外焉，矫然而其趣其感他有所发者焉”，与诗兴之“悠然自得于幽闲之表”是相同的，也与其诗学性情论是相通的。诗的感悟类似于“禅之捷解”，但诗人性情之感发似禅又高于禅之悟解，“诗者则眼前景，望中兴，古今之情性，使觉者咏歌之，嗟叹之，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登高望远，兴怀触目，百世之上，千载之下，不啻如自其口出。诗之禅至此极矣！”[8]其次，诗人和禅家都追求一种超尘脱俗、虚灵玄妙的境界，追求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妙悟。刘将孙对此有深刻和独到的体悟，他说：
目之于视，口之于言，耳之于听，类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有得于情性者，亦如是而已。夫言亦孰非浮辞哉！惟发之真者为不泯，惟遇之神者为必传，惟悠然得之人心者必传而不朽。……然廓然而云雾开，犁然而神境会，一日而沛然发于情性者，清才辈出，悟言赏叹……如月明闻笛，疑有飞仙；如蝉鸣绿荫，风日妍寂，从中而起；又如惊啼过树，矫然林表，转眄惊绝。因物所感，高山流水，适契琴趣。混合自然，眼前意中，宛然不食烟火。[9]
他这里有一个在古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理论：言为“浮辞”但要“发之真”。何谓“浮辞”，浮辞，乃不实之词，多余不必要之辞。按一般的理解，“浮辞”便不“真”，必然不能“发之真”。这里正好体现了刘将孙对文学本质属性的真知灼见：诗歌追求真情，不追求真实。不真实，所以是“浮辞”；诗不是实用的，所以是“浮辞”。诗虽是“浮辞”，但情必“真”，此为“发之真”。他的这一理论，当时有反理学文论的意义。宋代理学家没有把握诗的这一本质属性，他们不理解也不认可诗歌的审美娱情属性，杜甫有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二首》之二）诗写得很美，很值得赏玩。程颐反对写这样的诗，说：“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10]他们的观点是：言必有用。程颐认为文章害道，认为诗文都是浮辞，程颐称之为“无用之赘言”，是“离真失正”之言。这两个意思，正是“浮辞”两方面的含意。程颐说：“圣人之言，虽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约也。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11]但在刘将孙看来，这些“无用之赘言”，这些“离真失正”之言，正是诗的属性。它的价值，就在于“真”，不是所写内容真实，而是表现性情之“真”。如何才能“真”？就是诗人性情的自然触发，就是“天趣”，无意为之，自然兴会，而不知其所以然，才能见出人之真性情。诗情禅意，在刘将孙这里是如此妙合无间。不朽的作品，应该是“发之真”“遇之神”“得之人心”的，其作者必须是排除了一切世虑俗念的，有真性情、得天趣、具有清虚的精神境界的人，而这样的作品，总是具有清气和灵气的，给人一种似乎神游仙境的享受。诗人的努力不在技巧，不在学问，而在精神修养，在于境界的追求，这也与参禅的过程相似。而达此境界，自有此诗，“凡天趣语难道，以实自证自悟，故一出而高。其远者，矫首发于寥阔；近者，悠然出于情愫。意空尘俗，径解悬合”[12]。“发于寥阔”“出于情愫”，都是自然，都是真。
刘将孙崇尚自然、真情的性情论，又包含志趣高远和清雅的要求，这既是对宋人理性约束的反拨，也是对江湖诗风的批判。他的理论，也如九皋鹤鸣，一派清音，“廓然而云雾开，犁然而神境会”，对元代诗坛产生了积极影响。
元代持自然性情论者还有释来复、吴全节、刘敏中、王沂、叶颙等，他们在理论上都没有超出刘将孙。但有如此众多的论者，说明在那个时代，自然性情论还是有声势、有影响的。他们的主张都和刘将孙一致或接近，如释来复为张翥的《蜕庵集》作序说：
余犹记公之言曰：“……善赋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尚。盖性情所发，出于自然，不假雕绘。”观公之诗，知公之所蓄厚矣！春空游云，舒敛无迹，此其冲淡也；昆仑雪霁，河流沃天，此其浑涵也；灏气横秋，华峰玉立，此其清峭也；平沙广漠，万马骤驰，此其俊迈也；风和日煦，百卉竞妍，此其流丽也。写情赋景，兼得其妙，读之使人兴起，诚为一代诗豪矣。[13]
虽然其语言与刘将孙不同，但其精神意趣却无二致。“春空游云，舒敛无迹”“昆仑雪霁，河流沃天”“灏气横秋，华峰玉立”“平沙广漠，万马骤驰”“风和日煦，百卉竞妍”，虽然是不同风格的比拟，但也表现了纯任自然的精神取向。从他转述张翥的主张可知，张翥也是主自然性情论的。又如孔旸《午溪集序》说：“大凡诗之本，在乎达性情，善作者不以雕琢为巧、脂粉为华也。往时闻刘须溪先生之语曰：‘诗无论拙恶，忌矜持。’又曰：‘晋人语言，使壹用为诗，皆当掩出今古，无他，真故也。’”[14]直接征引了刘将孙父亲刘辰翁的话，同样表达了纯任自然之真、反对人为之伪的诗学主张。对晋人清风高致的推崇，刘将孙与其父也是一致的，其《感遇》诗之五有云：“晋人善语言，其言明且清。少少胜多多，飘萧欲通灵。”[15]元人自然性情论，与晋人对自然的崇尚，其精神有相通处。
[1] 刘将孙：《感遇》之五，《养吾斋集》卷1。
[2] 刘将孙：《本此诗序》，《养吾斋集》卷9。
[3] 刘将孙：《黄公诲诗序》，《养吾斋集》卷11。
[4] 刘将孙：《九皋诗集序》，《养吾斋集》卷10。
[5] 刘将孙：《须溪先生集序》，《养吾斋集》卷11。
[6] 刘将孙：《胡以实诗词序》，同上书。
[7] 刘将孙：《高绀泉诗序》，同上书。
[8] 刘将孙：《如禅集序》，《养吾斋集》卷10。
[9] 刘将孙：《彭宏济诗序》，《养吾斋集》卷11。
[10]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18，《二程集》，第239页。
[11] 程颐：《答朱长文书》，《二程文集》卷9，《二程集》，第601页。
[12] 刘将孙：《胡以实诗词序》，《养吾斋集》卷11。
[13] 释来复：《潞国公张蜕庵诗集序》，张翥《张蜕庵诗集》卷首。
[14] 孔旸：《午溪集序》，《午溪集》卷首。
[15] 刘将孙：《感遇》，《养吾斋集》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