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学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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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隐逸之风

元人的隐逸之风,不仅影响元代的诗歌,也影响元代的诗论,它直接影响人们对诗歌特质与诗歌功用的认识。

元代隐逸风气盛行,是20世纪的研究者反复说过的话题。文学研究者论证了“宋末元初知识分子中隐逸之风的普遍”[1]。研究美术史的人也说:“隐逸之风,在元代是空前的。”[2]的确如此。赵孟頫《寄鲜于伯机》诗说:“廊庙不乏才,江湖多隐沦。”[3]以诗歌的方式揭示了元代多隐士的事实。元代隐逸之士,不仅数量超过往古,其隐逸原因和隐居方式,也前所未有地多样:有遗民为隐士者,有求仕不成而隐者,有无意于仕宦而隐者。隐居教授,隐于田园,隐于山林,隐于释老,隐于市井,隐于书画。不过,20世纪的研究者强调元代文人与政权的对立与疏离,以隐逸作为消极对抗,是元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似乎元代的读书人大多都隐居去了。这其中存在着一些想象成分。元代隐逸之风确实很盛,但远没有达到如此程度。元代的隐逸之风,在一定程度上被研究者夸大了。

元代隐逸之风的确盛行,但更盛行的是元代文人中普遍具有的隐逸意识:身居高位的朝臣,口头笔下却都是“隐”。如蒙古政权中第一文人耶律楚材,从他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起,就没离开过蒙古大汗。但翻开他的《湛然居士文集》,到处可见对家山旧隐处的怀念,充满了归隐的渴望和不能归隐的无奈。

现代人对古人之隐还有一个认识误区,以为隐是消极的人生选择。但古人之隐,有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4],进以行道、退而明道,这样的人生选择,隐与仕、出于处,都是积极的,都是进取的。只是这种进取,不是个人名位的获取,而是社会责任的担当。《吕氏春秋》已有“古之人身隐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说通而化奋,利行乎天下”[5]之说,宋儒程颐也认为:

君子未得其位,无所发施其素蕴,则推其道以淑诸人,讲明圣人之学,开导后进,使其教益明,其传益广。故身虽隐而道光,迹虽处而教行,出处虽异,推己及人之心则一也。[6]

宋元人对隐逸理论的阐发就更丰富多样。其观念,对元代文人有着直接的影响。

1.考察元人之“隐逸”观念

考察元代隐逸之风,首先要弄清,在古人观念中什么是隐士。

元代文人隐逸之盛是客观的,但不像后人说的程度之甚,隐居的人数和普遍性,也远不及人们想象的那么多、那么高。况且,根据古人对隐逸的理解,并非一个人读过书而没有做官,就算是隐士。在言“隐”成为时尚的元代,学者任士林曾对所谓“隐士”的概念加以厘清,他说:

隐者之道有二:其身隐,其道为天下后世用而不可泯也;其心隐,其迹在朝市进退间而不可窥也。若夫生江海之上,老耕钓之间,无卓绝之行以自异,无弘济之道以自闻,而徒区区行怪者之归,则亦胥而泯泯然耳,隐云乎哉?[7]

他的看法很明确:并非自称隐士就是隐士。其身具备“显”于世的条件而选择遁迹,是为“隐”。身无一善一长,不过行为怪异,而自称隐士,则自称而已。元代入仕多途,其中征召为重要一途。元代并没有因此出现唐代那样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但冒隐士之名以自高者,据任士林所说,应该是有的。所谓隐士,除了已仕而归隐者如晋陶渊明,授官不受而隐遁者如东汉严光两类外,有出仕之潜在可能而无意于仕途者,文章出众而不就科举者,自乐于文人生活而无意于为世人所知者,也可称为隐士。如果道德学问乏善可陈,绝无显名于世之可能,不符合任士林所谓“身隐”与“心隐”之条件,只能泯泯然与草木同朽,而自我标榜为隐士,不过冒隐士之名而已,是任士林所讽刺的。

所谓“隐逸”,“隐”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逸”则是一种生活形态和精神境界。隐者要有“逸”的精神境界。中国诗歌与隐逸结缘很早,《诗经·卫风·考槃》就是隐士的歌,说一个人格高尚的人,遁迹山林,独自居于宽阔的山间,他抱定着自己高洁的理想和情怀,遁世无闷,以平静的心境享受着山间的宽松自由,包括身的自由和心的自由。这就是隐逸之乐。若身虽隐,而时时“望尘于城东马队之间”[8],无闲逸之乐与逸士境界,则不是真正的隐士。

元代文人重“心隐”。中国传统文化崇尚逸士精神,《周易·蛊卦》称赞隐逸者“不事王侯,高尚其志”[9]。在中国古代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儒、道两家,都为“隐”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依据。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0]他欣赏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11]的自适之乐,这其中蕴涵着闲逸之趣。孟子认为,士应该有坚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人生选择有两种取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2]如此经典的概括,影响千古,成为古代士人立身处世的法则。老庄主张自然无为,追求精神自由:“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13]“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14]“快吾志”体现的是心灵自由的追求。与行为的“隐”相比,《庄子》更多地贯注了“逸”的精神。在此后的千百年里,隐居的理论不断发展和丰富。首先是晋王康琚《反招隐诗》创为“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15]之说,为后世亦隐亦仕的人提供了辩说的依据。宋代杨杰作《酒隐园》,说:“小隐隐山林,大隐隐城郭。”[16]以后就流行为“大隐隐朝市,小隐隐山林”的经典表述。白居易又有“中隐”之说。还有“心隐”“身隐”等等概念,汉班固《代荐谢夷吾文》说:“虽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隐,不殉名以求誉,不驰骛以要宠。”[17]自然,相对于行迹之隐的“身隐”,“心隐”才是根本。“心隐”是元代文人所特别重视的,方回对此作了很好的阐发,他说:

王康琚《反招隐诗》,吾尝评之矣,曰“大隐隐朝市”,如此则金、张、许、史皆大隐乎?曰:非是之谓也。曰“小隐隐山林”,如此则巢、许、园、绮皆小隐乎?曰:非是之谓也。其所谓小隐者,谓身在山林而未能无意于斯世,索水北之高价,指终南之捷径,其隐小矣。其所谓大隐者,谓身在朝市,而不敢萌穹爵厚禄之心……[18]

隐之小大,不以所隐之地分,而以“心”别。大小之分,其实是真假之别。此意张伯淳曾以诗表达:“隐见以心非以迹,古今名教乐无穷。”[19]所谓“心隐”“身隐”,当然不是要把有隐逸情结的高官说成是隐士,还是强调要真隐。

隐逸的历史几乎与古代中国的历史相伴始终。《后汉书》有《逸民列传》,《南史》有《隐逸》上下两卷,《旧唐书》《新唐书》均有《隐逸传》,《宋史》则有《隐逸传》上中下三卷,数量超越前代。[20]个人著述之《高士传》《逸士传》之类也不绝于史。这些文献的记载和描述,为我们串起了一部绵延不绝又时见高峰的中国文人隐逸史。今人研究中国隐逸史者,已经很多,随便查一下,就可以发现多部专门著作。这里没有必要再去梳理元以前文人隐逸的历史,但有关隐逸的理论分析,还是需要的。

《论语·微子》载有孔子关于逸民即隐士之论说,他将隐士分为三等:“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21]孔子强调和推崇的,是为保持意志与人格的独立而隐者。《新唐书·隐逸传序》也把隐士分为三等:

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材,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22]

虽分三等,但其区分是按影响大小以及形成其影响的德能划分的。究其境界,则同属孔子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此序还特别指出:“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当然都是假隐士,是不能混入隐士之列的。假隐在中国历史上曾两度风行,一次是东汉,一次是唐代。东汉的假隐,给后世留下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23]的成语;唐代的假隐,给后世留下了“终南捷径”[24]的成语。其他时代借隐逸而沽名钓誉者也时而有之,元代则似乎没有前代这类假隐士,所以《元史》卷199《隐逸传序》说:“后世之士,其所蕴蓄或未至,而好以迹为高。当邦有道之时,且遁世离群,谓之隐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及考其实,不如所闻。则曰:‘是欺世钓誉者也!’上下岂不两失也哉?”并说元代没有这种“上下两失”的情况。除层次之分外,古人还给隐士分类,《后汉书·逸民列传序》说:

《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就薮泽、处闲旷,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25]

其所分六类,是就隐居原因说的。其中前三类因个人原因隐居,后三种因社会原因隐居。但将人们的隐逸归之为“性分所至”,未必符合实际。

元代文人接受的隐逸理论已很丰富,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解释。我们也根据前人提供的隐逸观念和元代隐逸者的实际,对元代的隐逸情况作一大致清理。

2.元代文人隐逸情况的大致描述

元代文人的隐逸情况相当复杂。研究者把元代没有出仕为官的文人笼统地称为隐士,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根据以上关于隐士的认识,对元代隐逸情况作一大致清理:

(1)金亡后北方的隐士。

金亡后的北方,真正的隐士不多。在金室南迁汴京,蒙古占据黄河以北地区,到蒙古灭金这几十年间,文人除死于战乱者外,其去向大致有三种,也可以说,这期间北方文士可由此分成三类。这三类人都不是隐士。第一类是被虏而为奴者。《元史·耶律楚材传》述戊戌选:“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我们无法就此推测这类人的总数,但就此则材料推断,应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类文人肯定算不上隐士,他们遭受的是生命与生存之厄,根本说不上隐与显的问题。第二类,避入佛寺道观为释子和道徒的。由于佛教居士耶律楚材和全真道丘处机等人的影响,蒙古军在黄河以北掠地时,僧徒和道士受到了保护,文人为求活命,纷纷进入佛寺、道观。特别是全真道,一时大为兴盛,“四方学者辐辏堂下,归依参叩”[26],“汴梁既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27]。丘处机说:“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可见入全真道者人数之多。以往的研究者把这类人看作隐士,以为是隐于释道者。历史学家陈垣因此说全真教“具有士人隐修会的性质”[28]。现在看来,这些人显然不算隐士。他们是逃生,与前代乱世全身远祸的隐士不同,并且也全然没有隐逸之士的心态,既非自主行为的“隐”,当然也不“逸”。第三类,投向汉族世侯如东平严实等人幕下的。当时东平行台严实兴学养士,众多文士投向东平,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旧金文士,如王磐、王鹗,部分文人日后由东平走向忽必烈朝廷。诗文宗主元好问也是东平之客。东平严氏、真定张氏(张柔)、顺天史氏(史天泽)等汉族世侯,都属大蒙古国的地方政权。所以凡入汉族世侯幕府的,都应该视同出仕元朝,因而也不能称为隐士。所以,蒙古灭金后的北方,真正的隐逸之士并不多。时人张之翰有诗云:“累召不行今绝少,急流勇退古犹难。”[29]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金亡后的北方还是有隐士的,当时的隐士,应该有三部分:

其一,隐居山间林下,延续其文人生活的,“河汾诸老”可作代表。所谓“河汾诸老”,乃金元之际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这八位诗人。前七人均为平阳一代黄河汾水之间人(今山西南部),曹之谦是大同人,流寓于河汾,死葬于河汾,亦被视为河汾人。金亡,他们隐于河汾之间,以元好问为宗主,歌诗唱酬。元成宗大德辛丑(五年),平阳人房祺编八人诗为一集,人各一卷,题《河汾诸老诗集》,“河汾诸老”一名由此而来。《四库全书总目·河汾诸老诗集》提要称:“诸老以金源遗逸,抗节林泉,均有渊明义熙之志。”所谓“遗逸”,即以遗民为隐士者。这其中被后人言说比较多的,有段氏兄弟。段氏兄弟在金已有时名,入元后则以抗节不仕而受称赏。诗人虞集曾为段氏作阡表,说:“克己成己之幼也,礼部尚书赵公秉文识之,目之曰‘二妙’。成己登至大进士第,主宜阳簿,及内附,朝廷特授平阳提举学校官,不起。而克己终隐于家。一时诸侯大夫士皆师尊之。”[30]在元泰定间,段克己之孙段辅编二人诗为一集,取名《二妙集》,一代儒宗吴澄为之作序,其中提供了那个时期北方遗民为隐士的有关信息:

中州遗老,值元兴金亡之会,或身没而名存,或身隐而名显,其诗文传于今者,窃闻一二矣。有如河东二段先生者,则未之见也。心广而识超,气盛而才雄,其蕴诸中者,参众德之妙;其发诸外者,综群言之美。夫岂徒从事于枝叶以为诗为文者之所能及哉?于时干戈未息,杀气弥漫,贤者辟世,苟得一罅隙地,聊可娱生,则怡然自适,以毕余龄,几若澹然与世相忘者。然形之于言间,亦不能自禁,若曰“冤血流未尽,白骨如山丘”,若曰“四海疲攻战,何当洗甲兵”,则陶之达,杜之忧,盖兼有之。其达也,天固无如人何;其忧也,人亦无如天何。是以达之辞著而忧之意微,后之善观者,犹可于此而察其衷焉。[31]

仅就此序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可以得出一些认识:一是这类隐者在当时北方文人中是少数;二是他们是一些才德之士,有着很高的修养,他们是诗人,但在吴澄的心里,不能仅仅把他们看作诗人,“心广而识超,气盛而才雄,其蕴诸中者,参众德之妙;其发诸外者,综群言之美”,是吴澄对他们概括性的评价,那时北方的隐士多当得起这样的评价;三是他们无求于世,但不能忘怀于世,因为天下百姓正经历着苦难,他们没有拯救百姓的能力与措施,只有悲歌;四是对于天下世事,他们在诗中表达的,是“陶之达,杜之忧”,既有陶渊明的达观,又有杜甫那样的忧世。吴澄觉得,人们关注了他们的达观,而忽略了他们的忧世。吴澄此论,对我们认识那个时期的北方隐士,很有参考价值。与他们近似的,有金亡后归乡、隐居著书的刘祁。这两类人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又出仕元朝,由隐而仕了。

北方还有如李俊民这样的人。他是金状元,曾为应奉翰林文字,本来其仕途有一个难得的高起点,但不久即弃官不仕,归乡隐居教授,声名远扬。入元,“世祖在潜藩,以安车召之,延访无虚日。遽乞还山,世祖重违其意,遣中贵人护送之”[32]。从其行迹看,我们很难把他说成是完全的隐士,由于他在忽必烈潜邸的经历,他死后,元政府赐谥庄静先生,因而《元史》为他立传。但在人们心目中,他反倒是真的隐士,不管在金在元,他都无意于仕途。清人修《四库全书》,收录了他的《庄靖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他:

俊民抗志遁荒,于出处之际,能洁其身。集中于入元后,只书甲子,隐然自比陶潜。故所作诗,类多幽忧激烈之音,系念宗邦,寄怀深远,不徒以清新奇崛为工。文格冲澹和平,具有高致,亦复似其为人。[33]

不仅把他看作隐士,且看作遗民,进而表达了对他的敬意。他入忽必烈潜邸的经历,似乎被忽略了。

其二,讲学一方,受征召而不起,或暂起复归者,代表人物如萧、刘因。萧,字惟斗,《元史》卷189《儒学传》有传。刘因,字梦吉,《元史》卷171有传。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2《萧传》载:

自幼翘楚不凡,长为府史,语当道不合,即引退。读书终南山,力学三十年,不求进。……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宁王野仙荐,征侍藩邸,以疾辞。授陕西儒学提举,不赴。……后累授集贤直学士、国子司业,改集贤侍读学士,皆不赴。武宗初,征拜太子右谕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师,入觐东宫,书《酒诰》为献,以朝廷时尚酒故也。寻以病请去。俄除集贤学士,国子祭酒,谕德如故。固辞归。年七十八,以寿终于家。

冯从吾述说刘因的受征召情况也大致相同:

至元中,以荐征至京,擢右赞善大夫,教国子。未几,以母老辞归,俸给一无所受。后复征为集贤学士,以疾固辞,不至。帝闻之,叹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与?”遂不强致之。

他们虽有官职,但都是地地道道的隐士。他们本人也不把自己当作官员,其生活方式,基本上是隐居教授。

其三,一部分杂剧或散曲作家。邾经《青楼集序》说:

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难识也。[34]

这里所举三个代表性人物,除关汉卿(已斋)生平无可查考外,杜仁杰(散人)、白朴(兰谷)都有材料证明确属“不屑仕进”的隐士。杜仁杰金末就隐居于内乡(今属河南)山中。金亡归东平,为汉族世侯严实门客(不是幕僚),无意仕进。大约在世祖中统之初,有荐之于朝者,受召不赴。元人蒋子正《山房随笔》载:

杜善甫,山东名士,工诗文,不屑仕进。游严相之门,严乃济南望族,善甫为所敬重。……有荐之于朝,遂召之,表谢不赴。……云:“俾献言于乞言之际,敢尽其忠;若求仕于致仕之年,恐无此理。不能为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愿学陆龟蒙,拜赐江湖散人之号。”[35]

其为人与生活状态,属于典型的隐逸之士——隐而且逸。唐代隐士陆龟蒙号江湖散人,他慕其行,也号江湖散人。白朴是元代最著名的曲家之一,其不屑仕进,见之于王博文《白兰谷天籁集序》,说他由于金元之际战乱对心灵的创伤,对世事失去了兴趣和热情:“自幼经丧乱,仓皇失母,便有山川满目之叹。逮宋亡,恒郁郁不乐。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适意。中统初,开府史公将以所业力荐于朝,再三逊谢。栖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36]所谓“开府史公”,即在忽必烈朝任中书左丞相的史天泽。宰相力荐,他谢绝了,他是确有出仕机会而拒不出仕,且能淡然处之的真隐士。按王博文之说,他是隐士,其隐居不仕,主要在于经历战乱对个人身心和家庭的影响。但到明代,人们就把他看作是遗民了,他抗节不仕的原因,是朝代更迭。明人孙大雅《天籁集后序》说:

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污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徙家金陵,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37]

这种对元代文人行迹的重新解读,在明代是比较普遍的。而这种重新解读,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关汉卿生平不详,他有散曲[南吕·四块玉]《闲适》:“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波。槐阴午梦谁惊破?离了名利场,钻入安乐窝,闲快活。”“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38]就曲的内容看,他是不屑仕进的。当时如他们三人者,应有一定数量。但就邾经所言,他们的行为在当时是不被人理解的。既然不被理解,则在当时文人群中,显然还是少数。其实,元代的曲家人数本来就不是很多,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家和散曲作家都只有二百多人,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所收曲家(杂剧与散曲)凡271人。即使这些人全都是隐士,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人群,何况散曲作家中有不少是官员。

(2)宋亡后南方的隐士。

宋代就有很盛的隐逸之风。宋亡后的南方,文人隐逸之风更盛。蒙古灭金和元灭宋,南北文人的生存状况和去向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其一,在政权更迭之后,在北方,大批文士被掳而为奴,在南方大批文士避居于田园或山间林下。被掳为奴者没有做隐士的资格,避居于田园者,继续着他们的文人生活,且有意远离社会,他们是隐士,起码相当一部分是隐士。北方的一些人在“戊戌选”中得中,其中一部分被选为官,由奴隶直接入仕了。在南方,一些人经荐举征召而出仕,有的暂仕复隐,依然是隐士;有的则出仕为书院山长、教授。按时人黄溍《送吴良贵诗序》说,这部分人之所谓“仕”,其生活状态,与“隐”没有多大区别:

所谓山长者焉,名不上于三铨,秩不满于百石,岂其祖、父之所望哉?……惟不必于仕,故崇台邃馆,不以为慕;惟不必于不仕,故寒斋冷庑,不以为厌。其出处之际,虑之审矣。[39]

按此说,这些人既非“仕”,又非“不仕”,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仕”。既然不是真正意义的仕,则可以视为不仕,大略近于隐居。[40]以往的研究者对隐而复仕、出为教授者,虽无贬斥,但不免微词。读元初北方学者胡祗遹《送丁教授之官序》,当能改变对他们的态度。其序云:

世之仕也,计廪禄之厚薄,校品秩之崇卑,敬其事而后其食者,千万不一二。无禄而仕者,其唯教官乎?然有志于孔、颜、孟者,不以为忧而以为乐,推原其情,岂不曰:“贱工商胥吏杂流而不为,耻干谒趋走奔竞而不为,贫乃士之常,何往而不贫贱哉?”然而道德积于中,才学富于身,以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为国家作养人才,何乐如之!矧世之人,惟利是务,生子侄,幸而天禀俊秀,不入于工商,必入于胥吏,不入于胥吏,必入于奴隶。能以经济为学、仁义养心者,几何人哉?[41]

读此,则为他们不降志辱身、保持士之品格、甘守贫贱而生敬慕之心,进而为他们在贫贱中承传文化、以道德才学教育后人的担当精神而起仰慕之情。其二,金亡后的北方,一部分人投向汉族世侯严实、史天泽等人幕府,按上文所言,是已出仕新朝。而南方宋亡后没有这样一个可以避居的地方,平时居于田园,时而集会,歌诗唱和,以诗歌共同倾诉国亡家破之痛,以遗民气节相激励,成为遗逸之士。其三,北方文人出仕之人数和比例都较南方为多,这有多种原因。从元政权的角度说,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中,先归元朝的旧金治下的北方人为汉人,后归元朝的原南宋治下的为南人,分属第三、第四等次,于元政权有亲疏之别。从文人角度说,北方在元朝以前,经历了契丹辽和女真金两个北方民族政权,华夷之防的观念,在文人中已很淡薄。南方文人中,“严华夷之辨”的观念一再被强化。故南方文人出而仕元,较之北方文人,有着更大的心理障碍,特别是在宋亡之初,更显得突出。其四,北方从金中都失陷(1215年)到汴京破(1232年)、金亡(1234年)这段时间,大批文人为逃命而避入佛寺道观。南方文人在宋亡后也有不少入释入道。郑元祐《遂昌杂录》就说:“宋亡,故官并中贵往往为道士。”[42]但北方文人是逃命,南方文人是避世。同样避入佛寺、道观,南方文人是隐士,北方文人就不是(不排除少数人属隐于释道者)。故元代隐逸之风,盛于南而不盛于北。南方隐逸之盛,又集中在东南江浙地区。而元代南方的隐士大致可分三类,从时间上划分,则属于三代。

3.南方三代隐士的不同状况与心态

南方隐士的第一类,也即元初第一代隐士,即遗民为隐士者。这类人中,有隐逸终身者,有先隐后仕者,有先仕又隐者,有暂仕还隐者,有时仕时隐者。所谓“仕”,也以教职为主,除少数仕而达者外,那些仅为学正、山长者,基本上可以忽略其“仕”而直接归为隐士。宋亡后的南方,出现了历史上少有其比的数量极大的隐士群。由于他们入元不仕,所以按照易代之际人物断限的惯例,他们都是宋遗民而不被看作元人。在研究宋元史和宋元文学史的论著中,他们都被归宋而不属元。其卓然绝出者,如方凤、谢翱、林景熙、陈著、马廷鸾、谢枋得、龚开、钱选、郑思肖、黄仲元、刘辰翁、周密、吴龙翰、汪元亮等,他们占据了道德高地,在当时为时论所颂扬,在后世更赢得史家颂美。而当时的降元者,最突出的代表人物留梦炎、方回,和后来仕元者的代表赵孟頫等,则一直受到抨击和贬斥。在古代的人物评价标准中,“出处之大节”成为一个最根本的标准,越到后来,这一标准就越高悬。古人认为,根据出处,就可以对一个人下一个简单而绝对的论断。明人徐应雷就说,评价和认识一个人,“正不必探其心术也,直视其出处、进退、辞受、取与至粗至浅之迹而已。……直据其出处、进退、辞受、取与至粗至浅之迹,若画狗马之不可以欺人,虽童子不可欺也”[43]。由此,这些降元者和后来的仕元者,在历史的评价中被彻底否定了。这对我们研究宋元之际的文学史,影响很大。在当时,除赵孟頫、方回等声名较著者外,一般降元和仕元的文人,数量是相当大的,但都不大被人所提及。历史用忽略的方式对他们表示了极端的否定,于是给后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在元灭南宋之初,南方的文人大多都拒不仕元或隐遁田园山林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反倒是,有条件出仕的,出仕者是多数,征而不起或躲避征召的,倒是少数。遗民汪元量《醉歌》说:“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昨日太皇请茶饭,满朝朱紫尽降臣。”[44]舒岳祥的《伯夷》诗,则从反面让我们理解,在那个时代,“不食周粟”同样是因少而可贵:“四海归周莫不臣,首阳山下饿夫身。清风万古何曾死,愧死当时食粟人。”[45]

如果要进一步区分遗民与隐士的话,则入元不仕的南方文人,更偏重遗民色彩,他们更多的是伤悼故国疏离新朝,而非避世隐逸。尽管黄溍《送吴良贵诗序》说方凤、谢翱、吴思齐“三先生隐者”,但起码在宋亡之初,他们还不太像隐士。他们到处举行各种悼念故国的活动,抒发对故国的哀思,而非隐居于田园或山间林下,其生活状态及心态也绝无隐逸之士之“逸”。即使是被认为隐于黄冠者的郑思肖、汪元量等人,也是如此。其诗其文,总是无限的故国之思,贯注着太多又太浓重的愤激、痛苦和哀伤,或者无可奈何的悲凉,满纸麦秀黍离之感。如林景熙诗《题陆放翁诗卷后》:

诗墨淋漓不负酒,但恨未饮月氏首。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已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46]

这不是隐士诗。隐士诗是平和的、恬淡的。如钟嵘评陶渊明:“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47]此为隐士诗。元初的隐士诗,则如仇远序马臻诗所言:“大抵以平夷恬澹为体,清新圆美为用。陶衷于空,合道于趣。”[48]绝无林景熙《题陆放翁诗卷后》那样的愤激。

这一代人中被视为元人且被视为隐逸之士的,有仇远、白珽、黄庚、赵文、戴表元、袁易等。这些人中多有在宋亡若干年后曾出为教职的,但他们基本上都具备隐逸之士的心态。如白珽,入元后曾以遗民自居,与宋遗老徜徉于西湖之滨,参与月泉吟社,拒不出仕,诗名益著。尽管一度出任教职,后迁婺州路兰溪州判官,但“日与韵朋胜友曳杖游衍,衔杯赋诗”[49],终生以诗人自命,临终嘱其子,墓碑唯题“西湖诗人白珽之墓”。在后人眼中,他们是遗民,也是隐士。清代全祖望云:“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50]说他们是陶渊明那样的隐士。袁易也曾为书院山长,既而辞归,黄溍为他作的墓志铭,描述的是一位隐逸之士的生活:

行中书省署君石洞山长,君乃欣然就职。既归,卒隐弗仕,即所居西偏为堂,曰静春。壅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芰荷蒲苇、竹梅松桂、兰菊香草之属,敷荣缭绕,而其外则左江右湖,禽鱼飞泳于烟波莽苍间。堂中有书万卷,悉君手所校定。客至辄敛卷,相与纵饮剧谈,留连竟夕乃已。君丰姿秀朗,每雨止风收,挟小舟以笔床茶灶古玩器自随,逍遥容与,扣舷而歌,望之者识其为世外人。[51]

确实是一位江湖高士,世外神仙。晚一辈的诗人陆文圭,就直接称他为“隐君”,跋其诗集说:“具区、甫里之间,近世有隐君子焉,结茅构亭,出苍莽之墟,樵村渔舍,混为一区,城市之迹疏而麋鹿之性驯,嗜欲之机浅而鸥鸟之情亲,所交皆畸人逸士。”[52]戴表元为宋咸淳进士,仕至文林郎都督掾,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宋亡,隐居教授,悉心学问文章。直到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六十一,始起为信州教授,此时距临安破已有28年,任满即辞归。他是以隐士自居的。戴表元有关隐居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对我们认识元初南方文人的隐逸,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在《送王月友游华阳洞序》中谈道:“有林生顺衢者,以岁辛酉游句容三茅之华阳洞……因辞师友去,不知所终。当是时,月友作诗夸饯之,及他士大夫咏歌从臾叹慕者甚众,而皆有世累不可往。”[53]这段话让我们认识和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当时向慕隐逸的人很多,而实际能够摆脱世累毅然弃世隐去的人则很少。第二,向往隐逸而难以遁入山林。在这一矛盾难以解决时,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在家隐居(如佛教的在家修行),他称之为“坐隐”。他以“坐隐”名其所居之室,且作《坐隐辞》,以为人生的一切营求都是无意义的,不如静坐一室,享受清斋永日:“胡为忧愁浪自苦,百年齿发谁得长坚强。不如揜关扫迹成坐隐,清斋永日一炉香。”他又作《广坐隐辞》,阐发他对隐居的理解:

隐朝市,我不能,冲尘冒暑走遑遑;隐江湖,我不能,披蓑戴笠操舟航;隐山林,山林白昼行虎狼;隐田里,田里赤立无资粮。穷观六合内,投隐几无乡……况我难携一身隐,二亲白发垂高堂。神仙拔宅古亦有,无羽不得高飞扬……悲来俯仰寻隐处,欲亲书册依杯觞。引酒未一酌,狂气郁律冲肝肠;读书未一卷,噫呜感慨泪浪浪。……不如随缘委运只块坐,冥心径往游黄唐。[54]

这代表了当时那些遁世无方者的心理,也可能成为不少人对隐逸的理解,是他们不得已采取的隐逸方式。他们无须像前代隐士那样着意去隐,或者说也没有那样的条件,只要家居不出,世事已经与我无关,也就无须着意忘怀世事。过一种最平淡的家居生活,就是真正的隐逸。任士林非常肯定地说,这就是隐:

智虑宇宙之外,精神尘埃之表。琴书以自娱,诗酒以自乐,偃然世故之不得浼,独非隐者事乎?[55]

如陶渊明《饮酒》诗所言:“心远地自偏。”

其实,在元初第一代隐士之前,还有更老资格的隐士——宋末就已隐居的人。这些人倒更具隐士色彩。宋末贾似道专权,一些正直的士大夫或因忤贾似道而去职,或主动避去以全身远祸。这其中,在元初较有名的,如牟巘等。牟巘宋末以忤贾似道罢去,自此闭门隐居36年,直至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去世,隐逸终身。清人顾嗣立《元诗选》牟巘小传说:“是时,宋之遗民故老,伊忧抑郁,每托之诗篇以自明其志,若谢皋羽、林德阳之流,邈乎其不可攀矣。其他仇仁近、戴帅初辈,犹不免出为儒师,以升斗自给。献之(按,牟巘字献之)以先朝耆宿,皭然不缁。元贞、大德之间,年在耄耋,岿然备一时文献,为后生之所矜式。”[56]在顾嗣立看来,他既高于著名遗民谢翱(皋羽)、林景熙(德阳),不像他们要写出悲慨激烈的诗文以自明不忘故国;也高于仇远(仁近)、戴表元(帅初),不像他们为生活所迫出就教职。牟巘虽经易代,但始终淡泊,身隐而名著,为一代楷式。其诗如《和赵子俊秋日闲居十首》其四:“九日忽已过,霜薄阳光晞。未漉头上巾,先典箧中衣。时物尚有菊,采掇顿尔稀。对酒胡不饮,坐看白日飞。”[57]这是典型的隐士诗,不同于当时诗坛主流的遗民诗。隐于道者则有马臻,也是宋末已入道,隐于杭州西湖。曾于元成宗大德中北游上都,朝廷欲授之道秩,不受,辞归。手画《桑干》《龙门》二图传于世。肆力吟咏,以诗画著称于时。武宗时天师命为祐圣观虚白斋高士,亦不就。徜徉于西湖之滨,士大夫慕其名,与之交,清虚淡泊,不言势利,重内简外,不求人知。

南方隐士的第二类,或按年代说是第二代,是生于宋元之际或元初,在元中期不应科举,无意仕途,甚至荐而不起者。其代表人物如吾丘衍、刘诜、洪希文、黄玠、岑安卿、黄镇成等。隐于释道者也多有,释子如释大(字笑隐)与释圆至(号天隐)、释本诚(字觉隐)并称“三隐”。尽管“三隐”乃以其字号均有“隐”字,但也寓有隐于释之意。其中释圆至年辈较长,应是第一代人。笑隐生活在元中期,本诚稍晚于笑隐。道士而有诗名者如张雨等。元代第二代隐士,多是鸿才博识、奇节异行之士。元明之际文章家宋濂曾为一批奇人作传,见于其《文宪集》卷10,如《吾衍传》(即吾丘衍)、《王秉彝传》(王德良)、《抱瓮子传》《王冕传》《郑景彝传》(郑铭)、《樗散生传》(李习)。其中少数人与宋濂同时,属元末人,多数年长于宋濂,属元中期人。我们通过《吾衍传》等文,来认识这些人的精神面貌: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气简傲,不为公侯屈色,常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楼,客至,僮辄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廉访使徐琰一日来见,衍从楼上呼曰:“此楼何敢当贵人登耶?愿明日谒谢使节。”琰素重衍,笑而去。生徒从衍游者,常数十百人。衍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时出小青凉伞,教之低昂作舞势。或对宾游谈大噱,解发濡酒中为戏,群童皆肃容莫敢动。

衍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妩媚可观,宛有晋宋间风致。畜两铁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楼吹洞箫数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讥侮文学士,独推服仇远及胡之纯、长孺兄弟,谓百年间所无有。

其才学广博而精深:“通声音律吕之学,善效李贺诗,工隶书,尤精于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间(按指秦李斯、唐李阳冰)。”[58]其所著书,涉及经学、小学、纬学、音乐、声律、卜筮、古史、道教等,于书法、音乐、古玩鉴定等亦均极有造诣。诗则有《竹素山房诗》,为当时著名诗人。《抱瓮子传》中所记之抱瓮子,隐居括之少微山下,艺蔬种果,宋濂描写其居处与其人:“气象幽夐,绝不闻鸡犬声。遥望草庐一区,隐约出竹阴间,疑中有隐者。亟前候之,良久,见一士戴棕叶冠,身被紫褐裘,抱瓮出汲水灌畦。”作者与他探讨人生问题,他说:

百岁之间,宁复几何?与其强情而徇世,宁若任真以自放也?……非惟人随流水而逝,异日凌霄之崇构,皆荡为氛埃。一凝伫间,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类此,是何足深道?……当抱瓮之时,嗒然忘形。志虑外绝,精神内营。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招之弗前,麾之不惊。委蛇容裔,而万物莫吾敢撄。[59]

这确实是一位高人。按此人名刘彬,字宗文,后仕于明,刘基曾为之作《菜窝说》。

元之中期,隐士的数量少于元初也少于元末。黄溍《送吴良贵诗序》中说:元初未开科举,“学者未有场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论文析理,穷极根柢,间出其绪余,更唱迭和于风月寂寥之乡,亦足以陶写其性灵”,从学于宋之遗民,而群居以学问、诗文相切磋;到元之中期,“一时之人物,星离云散。或随牒远方,与时浮沉;或以名字著闻,入通朝籍;或浩然独往于重山密林,不复与世接”。[60]当年群居之士,此时或入朝,或宦游他方,剩下的一部分,“浩然独往于重山密林”,成为中期的隐逸之士。

南方隐士的第三类,或按年代说是第三代,是生活在元明之际的一代人。元末社会矛盾加深,继之而又动乱,隐逸之风再盛。其中最招人耳目的,是以浙地为主的画家群和吴中的诗人群。他们与传统的士人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终极价值追求不同,陶醉于自然与诗画。画家群中有号称中国画史“元季四大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大家”之外还有王冕等人。黄公望,字子久,本姓陆,名坚,世居常熟,出继永嘉(今浙江温州)黄氏,徙居富春。吴镇,字仲圭,嘉兴(今属浙江)人,博学多闻,村居教学以自娱。王冕,字元章,绍兴诸暨(今属浙江)人。王蒙,字叔明,浙江湖州人,赵孟頫外甥。只有倪瓒非浙江人。倪瓒,字元镇,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非浙江人的倪瓒,倒是这一群以浙江人为主体的画家诗人最突出的代表。吴中诗人群则有“吴中四杰”及“北郭十友”。杨基“与高启、张羽、徐贲齐名,号吴中四杰”[61]。《明史·高启传》说:“明初,吴下多诗人,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唐王、杨、卢、骆云。”[62]但高启风华颖迈,特过三人。又《明史·王行传》说:“初,高家北郭,与(王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63]他们在元末四周战乱之中暂时安定的吴地(苏州),诗酒唱和。他们是隐逸之士,又有高于以往隐逸之士的精神。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当然各不相同,元亡入明后,人生道路和际遇也有差异。四杰或主动或被动卷入政治,多不善终。但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如高启,其对人生价值的思考,的确达到了新的高度。高启、倪瓒等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是珍贵的文人思想的亮光,值得后人特别珍视。

以往的中国文人对人生价值的认定,总是依附于政治或以政治为参照。道家静默退守,注重个体生命价值,但老子哲学,还是以政治为依归的——如何消除政治的争斗,复归自然,营造和谐。“常无为而无不为”,说到底还是政治之“术”。理学家更是完全从政治道德教化的角度评价人生,包括隐居。《周易·蛊》之上九爻辞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程颐解释说:

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不累于世务者也。……不屈道以徇时,既不得施设于天下,则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节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谓“志可则”者,进退合道者也。

在程颐看来,贤人君子,生死于“道”,一切以“合道”为准的。《周易·蛊》之象辞:“不事王侯,志可则也。”程颐的解释是:“外不累于世务,不臣事于王侯,盖进退以道,用舍随时,非贤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为法则也。”[64]进退合道,用舍随时,以社会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用或藏,如此可为天下人的榜样。君子即使没有职位,也要以自身的榜样力量影响社会。这就是程颐的主张。但是,元末隐逸之士中的杰出人物,却力图摆脱政治的依附与参照,发现自身所具有的人生价值。这其中,高启隐于淞江青丘时所作的《青丘子歌》,最能反映他们的思考。

高启是元末明初吴地诗人,“吴中四杰”之首。王鏊《姑苏志》卷52载:“至正间,张士诚开府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咨议参军事。介有文学,喜士。启时年十六,或荐于介。介见启诗,惊异,以为上客。启不屑,去隐吴松江之青丘。”[65]少年高启也曾胸怀大志,其《少年行》有云:“宝刀不敢将输却,明日沙场欲报恩。”[66]但现实越来越令他失望,百姓的苦难,他身在其中,感同身受:“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67]前代圣贤谆谆告诫他的人生价值追求既然已经无法实现,他愿意做一个诗人,并且只做诗人。作诗就体现了他全部的人生价值,而与政治没有关涉。这样的人生价值理解,其《青丘子歌》表达得十分充分。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蹑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绣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斲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68]

诗人隐居青丘,自号青丘子,诗中言“青丘子”乃谪仙,世间的一切对于“谪仙”来说自然是没有意义的。致君泽民,建立功业,降而游说诸侯,这些前辈士人视为人生唯一目的的不朽事业,他无暇顾及。至于贫富与穷通,更是在所不顾。世间的娱心之物,对他来说也是无意义的,他的一切只有诗。做个诗人是有价值的,文人的价值无须靠立德立功去实现,也不靠行道明道实现。这实在是文人独立人格意识朦胧的觉醒。[69]

元初的文人曾痛苦地寻找和重新发现文人的自身价值,并以其独得于天的“清能灵识”,独具的才华和文化的优势,傲视富者贵者。元末的文人更进一步,他们认为文人有其独立的价值,这价值只在于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因而也不需要寻找那些可以抗衡富与贵的自身优势,因为富与贵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价值。这是很值得肯定的。明朝开国,高启和其他一些文人受到朝廷征召,他也一度燃起投身政治、实现“及物”人生价值的希望。但新朝政治展示给他的,不是大展宏图的广阔天地,而是恐怖和迷茫,像“背面美人”那样无法把握,于是他再度决心远离政治。但时代已经进入明代,已经失去了元末那样宽松的精神环境。按照朱元璋的逻辑,既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且“盛世无隐者”,他就不能容忍有人隐居,于是荒唐地设置“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70]高启等人想远离政治,但新的君主集权独裁强权政治不能容忍他的离开,于是将他腰斩。独立人格的追求,是和至大无外的大一统集权政治相矛盾的,新王朝的皇帝不会听之任之。他想独立于政治之外,结果被政治消灭了。文人独立人生价值观的亮光,就此熄灭了。

在元末画家群中,只有王蒙有些宦情,也只有他未得善终——入明为泰安知州,后因胡惟庸案牵连,死于狱中。就是这位有宦情的王蒙,其《青卞隐居图》却流传至今,影响极广,所画卞山,是其舅舅赵孟頫所向往的隐居之地。除王蒙外,元末画家多是隐逸之士。他们不仅“隐”,而且极重“逸”。其中杰出的代表倪瓒,更是入《明史·隐逸传》的著名隐士。如果说诗人高启生死于诗的话,则画家倪瓒生死于画。《明史·隐逸·倪瓒传》载:

所居有阁曰清閟,幽回绝尘,藏书数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四时卉木,萦绕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号云林居士。时与客觞咏其中。为人有洁癖,盥濯不离手,俗客造庐,比去,必洗涤其处。求缣素者踵至,瓒亦时应之。至正初,海内无事,忽散其赀给亲故,人咸怪之。未几兵兴,富家悉被祸,而瓒扁舟箬笠,往来震泽、三泖间,独不罹患。张士诚累欲钩致之,逃渔舟以免。其弟士信以币乞画,瓒又斥去。士信恚,他日从宾客游湖上,闻异香出葭苇间,疑为瓒也。物色渔舟中,果得之,抶几毙,终无一言。及吴平,瓒年老矣,黄冠野服,混迹编氓。

人们说他是隐士,隐于书画,其实这都是别人对他的理解,在倪瓒,似乎并没有隐与不隐的问题。他的世界,似乎整个是文化、艺术的,远离政治与世俗的,与富贵和权势不会有丝毫的沾染。他称出仕为官是“官奴”:“野饭鱼羮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烟波一钓徒?”[71]“官奴”一词古已有之,但以“官”为“奴”称“官奴”,则是他的创造。他的散家资,显然并非对天下大势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财富在他的世界里既不占什么地位,也没有很高价值,以至于人身遭受的伤害与侮辱,也要排除在他的心灵世界之外,因为那不是他艺术世界中所应有的东西,与儒家所谓的“犯而不校”[72]也不是一回事。倪瓒对朋友的评价,也说明了他对人生的理解:“延陵谢君仲野,居乱世而有怡愉之色。隐居教授,以乐其志。家无瓶粟,歌诗不为愁苦无聊之言。染翰吐词,必以陶韦为准则。”[73]世之理乱,身之穷通,都不放在心上。穷达贫富无关乎人生价值,艺术与文化是他的全部。其实,如倪瓒之观念,唐时已萌芽,唐代书画收藏鉴赏家张彦远,就自言其迷恋于画,“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身外之累,且无长物,唯书与画犹未忘情”[74]。千乘之贵,一瓢食之谋生,在他的心里都不占一点点地位,他心里只有画。倪瓒与他异代而同趣,当然,倪瓒不仅赏鉴,而且作画,因而,画对倪瓒就更具生命的意义。倪瓒之论画,他对画之价值与功用的认识,也证明了他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75]“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76]他只关注自我的心灵,而他的心灵属于艺术,胸中充溢的是逸气与逸趣。传统主流画论以存乎鉴戒为主旋律,唐张彦远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77]与倪瓒同时代的宋濂,也以为画之功用乃“助名教而益群伦”[78]。倪瓒之论,却大异其趣。

研究者一直在力图把握、认识元季文人画家的生活和绘画中体现出的新精神,但这种把握和认识似乎是艰难的,单世联、徐林祥在其《中国美育史导论》中写道:“中国士大夫文人终于学会了在尘世俗氛中超越尘世的方法,既鲜明地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又不与社会正面对峙,既忘却痛苦而又平静自得,在平息了心灵的波动骚乱后,陷入对自然的体察谛听和对自我的冥想沉思。这样,一切都可以无所足道,一切都变得美丽安详,从而不期然地泛起淡淡喜悦。”“这就是元代士人的闲逸,也更是他们的无奈和悲凉。士大夫文人放弃对国家民族,乃至一切社会事务的关心,形成一种普遍的隐逸之风,在元代是空前的。”[79]我们可以感受到研究者企图把握其精神的努力。人们对元末文人独立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追求这一最可贵的东西,似乎感觉到了,却没能真正认识和揭示出来。

4.弥漫于元代文学作品中的隐逸意识

后人感觉元代隐逸风盛,一方面是由于元代隐士多,另一方面更由于隐逸意识弥漫于整个元代文人阶层,体现在他们的诗文中。隐者身隐而名显,仕者又总将“归隐”挂在嘴边,在他们心里,仕宦似乎是无奈和不得已,归隐是他们心底永远的渴望,田园是他们身的归宿,也是心的归宿。中国自古就有以隐逸为“高尚其事”的道德评判,易代之际又以“不事贰姓”为出处大节,元灭宋后的南方文人又多以身事夷狄为耻辱。在野舆论已是强烈地颂扬隐逸,官方舆论也推波助澜加以强化,屡征不起者受到朝廷表彰。刘因屡召不起,忽必烈既无奈又敬重。刘因死后,朝廷给予了很高荣誉。苏天爵所撰刘因墓表载:

先生之亡未久,吴明复进言于朝曰:“……伏见故处士刘因,隐居教授,不求闻达。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辞而不顾。若蒙赐谥赠官,庶几息奔竞,敦风化,士类知所惩劝焉。”延祐中,始赠先生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80]

出仕者由于行道的理想难以实现,或官场失意,或由于与蒙古贵族、色目官员之间的文化差异与隔阂,造成心灵的苦闷,归隐之念也常在胸中。被后人理想化为与成吉思汗风云际会的耶律楚材,“归隐”“归去”“归”这样的字眼充斥于他的《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的一部书,“旧隐”一词出现了13次。“闾山旧隐天涯远,梦里思归梦亦难。”[81]功成身退的观念,占据着他的头脑,其《和竹林一禅师韵》说:

富贵无心羡五侯,随时俯仰浪西游。断无事业流千古,静看英雄混九州。白雁纵传遐域信,黄华却负故园秋。苍生未济归何益,一见吾山一度羞。[82]

他在成吉思汗身边,后世文人以为他荣遇之极、大志得伸,其实他的境遇是很尴尬的,“生遇干戈我不辰,十年甘分作俘臣”[83],这是他的心灵自述。其归隐的冲动是真实的。和耶律楚材情形近似的僧人政治家刘秉忠,人们或以为他与忽必烈鱼水相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确实也成就了一番大业。但他似乎没有把这一切看得太重,在诗词中,反反复复表达着归隐的渴望:“何日还山寻旧隐,瘦筇偏称著芒鞋。”他甚至认为,连隐居也没有什么意义:

翠微深崦遯肥家,占断安闲阅物华。不但爱诗仍爱酒,何妨栽竹更栽花。固知天命元无间,还信人生各有涯。华屋山丘都是梦,且图沉醉卧烟霞。[84]

沉醉烟霞,断绝尘缘,是他的追求。被后人推尊为“元代一人”的开国大儒许衡,官至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他也满脑子萦绕归隐田园之想:“十载天涯客寄身,今年憔悴不堪闻。……如何藉我知音力,五亩耕归沁北村。”“纷纷世态终休论,老作山家亦分甘。”[85]元人蒋正子《山房随笔》有这样的记载:

许平仲衡,学问文艺,为世所尊,称为夫子,人目为许先生。养志不仕,有辞召命诗云:“一天雷雨诚堪畏,千载风云谩企思。留取闲身卧田舍,静看蝴蝶挂蛛丝。”可以观其志矣。[86]

这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征聘》说许衡“一聘而起”之说相矛盾。《南村辍耕录》的记载不实,《山房随笔》也未见得是历史真实的记录,所引许衡诗,也不见于许衡《鲁斋遗书》。但之所以有这样的记载,说明在当时人的头脑中有这样的观念。张养浩是极具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的儒者,仁宗时任监察御史,上疏论时政万余言,切直忤时相,为避害变姓名弃官遁去。英宗时,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张养浩上疏切谏。虽受英宗嘉奖,但这嘉奖却使他恐惧,不久辞官归隐。他自编诗文集,题《归田类稿》,有诗云:

梦里云山久见招,归来欢若布衣交。人间万事老无味,林下一身闲最高。牧竖樵童皆我友,竹溪花圃亦吾巢。英雄税驾都如此,把菊东篱岂止陶。[87]

张养浩是北方人,北方仕元文人如此,南方人就更不必细说。除了一般的向往隐逸,还有人悔恨于出仕,典型的如赵孟頫,他以宋王孙仕元,致身荣显,“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88],宠遇已极。赵孟頫本与郑思肖为友,宋亡,郑不仕,“坐卧不北向”,“赵孟頫才名重当世,思肖恶其宗室而受元聘,遂与之绝。孟頫数往俟之,终不得见,叹息而去”。[89]与赵孟頫同属“吴兴八骏”的画家钱选,原是赵孟頫很好的朋友,也与之绝交。元末姚桐寿《乐郊私语》记载赵孟頫堂兄赵孟坚对他的讽刺与轻蔑:“公(按,指赵孟坚)从弟子昂自苕中来访,公闭门不纳。夫人劝之,始令从后门入。坐定,第问弁山、笠泽近来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泽佳何?’子昂惭退。公便令苍头濯其坐具,盖恶其作宾朝家也。”弁山(即卞山)、笠泽都是赵孟頫家乡湖州附近著名的隐居之地,后来赵孟頫有诗云:“岂有文章供世用,久拼渔钓与云闲。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弁山。”[90]《乐郊私语》的记载难做信史,《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所记轶闻琐事,多近小说家言”,但它确实反映了亲戚们对赵孟頫仕元的不满情绪。赵孟頫等人在官场也并不如意,受蒙古贵族的轻侮,是常有的事。所以,悔恨出仕,在他们这类人中,是一种真实而无奈的情绪。赵孟頫《罪出》诗云:“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91]对于出仕,追悔不已。在仕元文人中,像耶律楚材、赵孟頫这样仕隐两难、进退失据的苦闷,是普遍的。隐居者也并不如他们在诗歌和散曲中写的那么快乐,赵文《江村记》描述了江村隐居生活的另一种情景:

深林幽谷,暧暧远人之地,或不知有江焉。故江村虽非天下之奇观,而亦隐者之胜趣也。虽然,荒沙断岸,黄芦苦竹,风雨檝,微茫杳霭,渔腔樵韵,自相酬答,而换鱼沽酒,时时出于丛薄之间。好事者绘之以为图,苦吟者资之以为诗,其实荒寒寂寞,人情所难堪者。夫昔之江村犹未必乐,况今之江村,渔有租,舟有算,官征长年驾万斛,单衣叫嚣,鸥鹭辟易,颓茅卧壁,风啼雨啸,渔童樵青,鹑衣鬼质。俯仰是间,所谓乐者恶在?[92]

与马致远《黄粱梦》所写人的快乐“物外自由身”,宜人的环境“地无尘,草长春,四时花发常娇嫩,更那翠屏般山色对柴门”的乐土,悬若天壤。赵孟頫《题归去来图》:“弃官亦易耳,忍穷北窗眠。抚卷三叹息,世久无此贤。”[93]仕隐两难,是元代文人特别是南方文人普遍要面对的困境。但元代文人已经很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人生天地间,不过如寄寓而已。“夫人生焉往而非寓耶?”寓江村,寓也;玉堂,亦寓也。“吾视江村犹玉堂,玉堂犹江村也。”[94]不管身居何处,都可泰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逸心态,隐而且“逸”。

隐逸之论充斥于文人阶层,实际上隐士的人数加上已仕而归隐的人,远没有后人感觉的那么多。不少人天天喊归隐,而人依然在官场,“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95],这也是真实的。

隐逸文学的盛传,强化了人们对元代隐士的感受,放大了隐逸者的信号。

被称为“一代之胜”或“一代之文学”的元曲(戏曲与散曲),其隐逸主题给人印象极其强烈和深刻。杂剧中的一大类“神仙道化剧”中的神仙,全是人间高隐。“参透玄关,勘破尘寰,待学他严子陵隐在钓鱼滩,管什么张子房烧了连云栈。竞利名,为官宦,都只为半张字纸,却做了一枕槐安。”(马致远《岳阳楼》第二折[乌夜啼])“俺闲遥遥独自林泉隐,您虚飘飘半纸功名进。看你这紫塞军、黄阁臣,几时得个安闲分,怎如我物外自由身。”(马致远《黄粱梦》第一折[油葫芦])[96]这在20世纪的文学研究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散曲的隐逸主题就更加突出。有人统计,“在包含3853首完整小令的《全元散曲》中,和隐逸思想有关的小令达到了995首之多,在457首套曲中,和隐逸思想有关的套曲有52首”[97]。前期后期,南方北方的作者,都有隐逸主题的作品,有的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有的还是高官,也写隐逸之作。典型的如卢挚,即多写隐逸之乐,其[双调]《沉醉东风·闲居》:“雨过分畦种瓜,旱时引水浇麻。共几个田舍翁,说几句庄家话。瓦盆边浊酒生涯。醉里乾坤大,任他高柳清风睡煞。”[98]读这样的作品,感觉作者就是一位隐士。写隐逸之作最多的是马致远,其散套[双调·夜行船]《秋思》:

[拨不断]名利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竹篱茅舍。

贯石屏[仙吕·村里迓鼓]《隐逸》:

我向这水边林下,盖一座竹篱茅舍。闲时节观山玩水,闷来和渔樵闲话。我将这绿柳栽,黄菊种,山林如画。闷来时看翠山,观绿水,指落花,呀!锁住我这心猿意马。[99]

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以至于人们觉得元代的文人都纷纷隐居去了。

隐逸也是元诗的重要主题。元代著名隐士诗人杜本编录的《谷音》二卷,所收乃“宋亡元初,节士悲愤幽人清咏之辞”[100],其中有遗民为隐士者。无名氏编《乐府补题》,收宋遗逸之士词。特别是《月泉吟社诗》作品的流行,让后人觉得元代的文人都隐居去了,元代到处都是隐士。“月泉吟社”所征《春日田园杂兴》诗,是隐逸诗而非遗民诗,如第九名全璧诗:

倦游归隐白云乡,芳草庭闲昼日长。晋世衣冠门外柳,豳人风俗屋边桑。青林伐鼓村村社,绿水平畴处处秧。未分东风欺老眼,一编牛背卧斜阳。[101]

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就是要抒写田园隐逸的情趣,寻找和发现隐逸之乐,作为拒不出仕者寂寞生活中的慰藉。它与缅怀故国的遗民诗在内容和情感取向上都已不同。这些作品的作者,也是以隐逸之士影响后世的。

[1] 幺书仪:《元杂剧中的“神仙道化”戏》,吴先正主编《想像力的世界:20世纪道教与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2] 单世联、徐林祥:《中国美育史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333页。

[3] 赵孟頫:《寄鲜于伯机》,《松雪斋集》卷2。按,此诗提供了当时隐逸的诸多信息,诗如下:“廊庙不乏才,江湖多隐沦。之子称吏隐,才高非众邻。脱身轩冕场,筑屋西湖滨。开轩弄玉琴,临池书练裙。雷文粲周鼎,《鹿鸣》娱嘉宾。图书左右列,花竹自清新。赋诗凌鲍谢,往往绝埃尘。我生少寡谐,一见夙昔亲。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泽雉叹畜樊,白鸥谁能驯。”

[4] 《论语·季氏》,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62页。

[5] 《吕氏春秋》卷19《上德》,《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

[6] 程颐:《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4页。

[7] 任士林:《瓢湖小隐诗序》,《松乡集》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赵文:《诗人堂记》,《青山集》卷4。

[9] 《周易·蛊》,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1页。

[10] 《论语·泰伯》,程树德《论语集释》,第540页。

[11] 《论语·先进》,同上书,第806页。

[12] 《孟子·尽心上》,焦循《孟子正义》,第890、891页。

[13] 《庄子·天下》,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02页。

[14] 《史记》卷63《老庄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45页。

[15] 王康琚:《反招隐诗》,《文选》卷22,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311页。

[16] 杨杰:《无为集》卷4,南宋刻本。

[17] 班固:《代荐谢夷吾文》,陈鉴《东汉文鉴》卷5,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18] 方回:《隐乐堂诗序》,《桐江续集》卷33。按,汉时,金日磾、张安世并为显宦。许广汉为宣帝许皇后之父。史指史恭及其长子史高。恭为宣帝祖母史良娣之兄。宣帝即位,史恭已死,封史高为乐陵侯。许、史两家皆极宠贵。后因以此四姓并称,借指权门贵族。《汉书·盖宽饶传》:“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许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张,张安世也。此四家,属无不听。”师古曰:“此说非也。许氏、史氏,有外属之恩;金氏、张氏,自托在于近狎也。”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张及许史,夜夜尚留贤。”庾信《哀江南赋》:“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许史。”园、绮,指汉初著名隐士“商山四皓”中的东园公和绮里季。水北高价,出于韩愈《寄卢仝》诗:“水北山人得名声,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继往,鞍马仆从塞闾里。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宋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注:“水北水南,谓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阳城中。元和五年乌重胤为河阳三城节度使,辟石洪为从事。洪居水北。温造字敬舆,亦为所辟。造居水南。故云‘水北水南山人’也。”“李渤,字濬之,刻志于学,与仲兄涉偕隐庐山,久之,徙少室。元和元年,盐铁转运使李巽、谏议大夫韦况交荐之,诏以左拾遗召,不至。四年,河阳少尹杜兼遣吏持诏敦促,又不赴。公为河南令,遗渤书譬说。渤善公言,始出家东都。”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33《处士盗名》条:“李渤、石洪、温造为处士,纯盗虚名。韩愈虽与之游,而多侮薄之,所谓‘水北山人得声名……’。”

[19] 张伯淳:《蔡氏隐乐堂》,《养蒙文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元史·隐逸传》立传者杜瑛6人,附传3人。但今天看来,并非真正的隐逸之士,如第一人杜瑛传:“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见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兴之在圣主。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帝悦,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帝纳之,心贤瑛,谓可大用,命从行,以疾弗果。中统初,诏征瑛时,王文统方用事,辞不就。”(第4474页)《新元史·隐逸传》增至传13人,附传7人,大致多此类。清魏源《元史新编》有《遗逸传》,目录下列:谢翱、郑所南等6人,多遗民,但有目无传。

[21] 《论语·微子》,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284页。

[22] 《新唐书》卷196《隐逸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版。

[23] 《后汉书》卷61《黄琼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32页

[24] 刘肃:《大唐新语》卷10《隐逸》,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7—158页。事本此。

[25] 《后汉书》卷83,中华书局1965年版。

[26] 王恽:《尹志平道行碑》,《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56,《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27] 宋子贞:《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志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8,第1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28]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

[29] 张之翰:《挽胡紫山绍开二首》其一,《西岩集》卷8。

[30] 虞集:《稷山段氏阡表》,苏天爵《元文类》卷56。

[31] 吴澄:《二妙集序》,《二妙集》卷首,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

[32] 《元史》卷158《李俊民传》,第3733页。

[33]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李俊民《庄靖集》提要。

[34] 夏庭芝:《青楼集》卷首,孙崇涛、徐宏图笺注本,中国戏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按蔡美彪《辽金元史考索》之《戏曲史杂考》第一篇《关汉卿生平考略》引《青楼集》明蓝格抄《说集》本没有“而金之遗民”等字,蔡先生认为这几个字是后人所加的。见蔡著第476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35] 蒋子正:《山房随笔》,《历代诗话》本,第716页。

[36] 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页。

[37] 孙大雅:《天籁集后序》,白朴《天籁集》卷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关汉卿:[南吕·四块玉]《闲适》,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57页。

[39] 黄溍:《送吴良贵诗序》,《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7。

[40] 按《元史》卷81《选举一》:“至元十九年,定拟路府,路设教授。”“府、州教授一任,准从八品;再历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凡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直学考满,又试所业十篇,升为学录、教谕。凡正、长、谕、录、教谕,或由集贤院及宪台等官举充之。谕、录历两考升正、长,正、长一考升散府、上中州教授,上中州教授又历一考升路教授。教授之上,各省设提举二员。正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府、州教授一任才“准从八品”,而教谕、学录、山长的级别还与府、州教授相去甚远,其所谓“官”之大小也就可想而知。

[41] 胡祗遹:《送丁教授之官序》,《紫山大全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 郑元祐:《遂昌杂录》,《稗海》本。

[43] 徐应雷:《乡愿论》,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410。

[44] 汪元量:《醉歌》其十,《水云集》卷1,清光绪《武林往哲遗著》本。

[45] 舒岳祥:《阆风集》卷9。

[46] 林景熙:《霁山文集》卷3,明嘉靖十年(1531)刊本。

[47] 钟嵘:《诗品》卷2,曹旭《诗品集注》,第260页。

[48] 仇远:《霞外诗集序》,《霞外诗集》卷首,中国书店影印《元人集十种》本。

[49] 宋濂:《元故湛渊先生白公墓铭》,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042—1046页。

[50] 全祖望:《跋月泉吟社后》,《鲒埼亭集》外编卷34,清嘉庆十六年(1537)刻本。

[51] 黄溍:《袁通甫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3。

[52] 陆文圭:《跋袁静春诗》,《墙东类稿》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 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80页。

[54] 戴表元:《坐隐辞》《赋意未畅复拾前韵之余者作广坐隐辞》,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392、393页。

[55] 任士林:《瓢湖小隐诗序》,《松乡集》卷4。

[56]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第218页。

[57] 牟巘:《陵阳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 宋濂:《吾衍传》,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07页。

[59] 宋濂:《抱瓮子传》,同上书,第822页。

[60] 黄溍:《送吴良贵诗序》,《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7。

[61] 王鏊:《姑苏志》卷52《杨基传》,明正德刻嘉靖续修本。

[62] 《明史》卷285,第7328页。

[63] 同上书,第7330页。

[64] 程颐:《周易程氏传》卷2,《二程集》,第792—793页。

[65] 王鏊:《姑苏志》卷52《高启传》。

[66] 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1,《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刊本。

[67] 高启:《牧牛词》,《高太史大全集》卷2。

[68] 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11。

[69] 这种意识也非高启时才有,同样处于末世乱世的晚唐诗人司空图,其《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其六即云:“浮世荣枯总不知,且忧花阵被风欺。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57)不过,高启的意识更加明确和自觉,表述也更充分。

[70] 《明史》卷93《刑法一》,第2284页。

[71] 倪瓒:《寄王叔明》,《清閟阁遗稿》卷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刻本。

[72] 《论语·泰伯》,程树德《论语校释》,第523页。

[73] 倪瓒:《谢仲野诗序》,《清閟阁遗稿》卷12。

[74]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2,《画学集成》,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75] 倪瓒:《答张藻仲书》,《清閟阁遗稿》卷13。

[76] 倪瓒:《跋画竹》,《清閟阁遗稿》卷11。

[77]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1,《画学集成》,第95页。

[78] 宋濂:《画原》,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册,第542页。

[79] 单世联、徐林祥:《文人画:聊写逸气》,《中国美育史导论》第18章第3节,第330、333页。

[80] 苏天爵:《静修先生刘公墓表》,《滋溪文稿》卷8,第113页。

[81] 耶律楚材:《和薛伯通韵》,《湛然居士文集》卷1,第375页。

[82]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1,第78页。

[83] 耶律楚材:《和耶律子春见寄》其二,《湛然居士文集》卷3,第47页。

[84] 刘秉忠:《醉中作》《山家》,《藏春集》卷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1461)刻本。

[85] 许衡:《病中有感》《偶成》,《鲁斋遗书》卷11。

[86] 蒋子正:《山房随笔》,《历代诗话》本,第715页。

[87] 张养浩:《书半仙亭壁自和十首》其一,李鸣等点校《张养浩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88] 杨载:《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赵孟頫《松雪斋文集》诗文外集,《四部丛刊》影印元沈伯玉刻本。

[89] 王鏊:《姑苏志》卷55《郑思肖传》。

[90] 赵孟頫:《次韵李秀才见赠》,《松雪斋集》卷5。

[91] 赵孟頫:《罪出》,《松雪斋集》卷2。按“昔为海上鸥,今如笼中鸟”二句有出处,《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沤鸟即鸥鸟。张九龄《登乐游原春望书怀》诗云:“奋翼笼中鸟,归心海上鸥。……愿言从所好,初服返林丘。”见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8页。

[92] 赵文:《江村记》,《青山集》卷4。

[93] 赵孟頫:《松雪斋集》卷2。

[94] 赵文:《江村记》,《青山集》卷4。

[95] 薛昂夫:[正宫·塞鸿秋],隋树森《全元散曲》,第703页。

[96]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册,第172、188页。

[97] 柴琼:《元散曲隐逸作品代表作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98] 隋树森:《全元散曲》,第113页。

[99] 同上书,第269、387页。

[100] 张矩:《谷音》跋,《谷音》卷后,《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

[101] 吴渭:《月泉吟社诗》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