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游历之风
在元人的观念中，游历对诗歌及诗学有多重要，诗人和诗论家戴表元“欲学诗先学游”之论，足可让我们有深切的感受。
中国诗学“游”的观念有二：心游与身游。心游，如孔子所说“游与艺”，庄子所谓“逍遥游”。身游则是身历之游。孔孟之“辙环天下，卒老于行”[1]，“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2]，“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3]，是身之游。文学创作需要精神之游：“精骛八极，心游万仞。”[4]“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5]精神之游当然是心游。这种心游，这种精神之游，对于文学，对于诗，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元代诗论家又吸收宋代理学成果，对其理论加以丰富，思考更为深入，文论家郝经称之为“内游”，专门写有《内游》一文。
这里讨论的游历是身游。游与诗的关系，游与文人（诗人）的关系极其密切。古代文人之游，有游学、游宦、游商、客游等，以及放逐之游、避难之游，与诗人关系密切的还有山水之游。游历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其密切与多样，即使要作一个简单的交代，都是本节的篇幅所不能允许的。远游思乡，是中国文学的一大主题；山水诗、纪行诗与山水游记，各是中国诗与文章的一大类。《诗经》有“不已于行”[6]，是辛苦奔波者书写的胸中愤懑，屈原《楚辞》有《远游》之章。唐诗人李白有诗：“叹我万里游，飘飖三十春。”[7]李贺《致酒行》云：“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8]他人之远游也成为诗歌歌咏的内容。在理论上，有论家认为游历是创作的重要条件。元好问论诗云：“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9]事不亲历，写入诗文“总非真”，也就不能感人，清人查慎行解释说：“见得真，方道得出。”[10]
在元代，文人之游历，不管从人数规模说，还是从地域范围说，都是空前的。游历所受到的关注，也是空前的。游关乎诗文，也关乎人生。
1．元人之游及对游的认识
元人之游，有仕宦之游、商旅之游、从征之游、奉使之游。这些游者多文人，但不能称之为文人之游。元代的文人之游，主要是寻求进身之游、文化寻根与广学之游、壮文气助才思之游。
元代诗人游踪之广，我们举三位非汉族诗人为例：马祖常、萨都剌、廼贤。马祖常是馆阁名臣，朝中大佬。他一生游历极广，由他《壮游八十韵》一诗可以窥知其游踪。按今天的区划说，他的家乡在河南光州。临近之地，他到过安徽。西北应该到过甘肃、宁夏，向北则今河北、北京（元之大都）、内蒙古（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南则湖北，东南江苏、浙江，远至福建。和元代很多诗人一样，他诗中反映各地风情风物的诗，也很引人注目，其中尤以西域诗最为人称道，如《灵州》《河湟书事二首》，都是中国诗史上特色独具的诗篇。元代诗人最以好游著称者是萨都剌，他生长于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早年经商东南，万里游商。泰定四年（1327）登进士第，进入仕途后又宦游各地。天历元年（1328）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至顺二年（1331）调任江南行御史台掾史，其间他南至吴，西抵楚，北达幽燕、上都等地。元统二年（1334）任燕南肃政廉访司照磨（治所真定，今河北正定）。至元二年（1336）春，他南行入闽，就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治福州）知事，途经徐州、扬州、平江、杭州、桐庐、兰溪、仙霞岭、崇安、建溪等地。他一生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且性爱山水。明人徐象梅《两浙名贤录》说他“寓居武林，博雅工诗文，风流俊逸，而性好游。每风日晴美，辄肩一杖，挂瓢笠，脚踏双不借，遍走两山间。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无不穷其幽胜，至得意处，辄席草坐，徘徊终日不能去，兴至则发为诗歌以题品之。今两山多有遗墨”[11]。廼贤之游，与马祖常、萨都剌相比，也决不逊色。他一生有三次长途之游，第一次从他生长的浙东（廼贤本是南阳人，后迁居四明，即今浙江宁波）到大都，此行有《河朔访古记》记录其长游。再一次是相反方向的远游，是受朝廷委派，“衔命祀南镇、南岳、南海，南镇礼既成，遂道瓯闽以达海、岳。”按南镇为会稽山，祀于越州。此礼已成，“道瓯闽以达海、岳。比至漳，闻广南多警，未进。适分省右丞罗公新建南岳庙成，有司请诹日具牲币，既新庙望祀”[12]。这次衔命而南，时间在至正甲辰（二十四年），起码到了福建的漳州。在这两次之间，有一次上京之行，留下了《上京纪行》组诗。未见文字记载而于诗中可知的，有最初一次的大都之行和西至其祖籍金山（今阿尔泰山）之行。元明之际的张以宁说：“其之官，绝巨海而北上；其出使，凌长河而南迈。其游览壮而练习多。予知其诗雄伟而浑涵，沉郁而顿挫，言若尽而意有余，盖将进于杜氏也。”[13]元代诗人中从征远游的突出代表，是从成吉思汗征西域的耶律楚材和从忽必烈征云南的刘秉忠，两人行程都不止数万里，都是前代从军诗人无法比拟的。耶律楚材跟从成吉思汗西征大军多年居住西域，独特的经历使他创作了独特的诗歌，他也曾为此感到欣慰，说“西行万里亦良图”[14]。刘秉忠从军远征而不废吟咏，其军旅生活诗也悠然淡然。他们从军所作诗歌，在元代诗史上，进而在中国诗史上，都是独具特色之作。元代文人之游中还有奉使之游，如殷弘两使日本，诗人徐明善、陈孚、傅若金等都曾使安南。
元人之游，主流是南士北游，如戴表元《送子仪上人北游序》所言：“自中州文轨道通，而东南岩氓岛客，无不有弹冠濯缨之想。彼诚郁积久而欲肆其扬扬者也。”[15]“弹冠濯缨”即“濯缨弹冠”，指谋求出仕，语出曹植《释愁文》：“方今大道既隐，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玄惑名位。濯缨弹冠，谘趣荣贵。”[16]要谋求出仕，就得北游京师，所以当时南士北游者多。同时北士也南游。北士南游且以好游著称者，上文已说到萨都剌。其实当时北方著名文士大多南游，如卢挚、姚燧、张之翰、胡祗遹等，他们仕宦南来，对南北文化与文风的交汇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他北士南游者尚众。在元曲研究中，人们考查过北方曲家南下的情况。北方文人南游多聚集在南方文化中心杭州。与南士北游不同的是，南士北上求仕，北士则是游仕南来。柳贯《跋鲜于伯几与仇彦中小帖》记载有北士南游的情况：
故游仕于南而最爱钱塘山水者，予及识其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彦敬、梁贡父、鲜于伯几、郭佑之。仲芳、敬彦，兴至时作竹石林峦，伯几行草书入能品，贡父、佑之与三君俱嗜吟，喜鉴定法书名画古器物，而吴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数人。彦中廉访公还自南闽，尝为伯几留连旬月。时赵子昂解齐州归吴兴，颇亦来从诸君燕集。[17]
这里说到的，都是北方之雅士，以书画、诗及古玩鉴赏知名。对于人文渊薮的杭州，他们当然是心向往之。既然是北方文士之精英，来到人文荟萃的杭州，自然也为南方文人所敬重。南北文化的交流，就在文人之游中实现。
元代不仅游风极盛，且对游有理论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作为士，便“不可不游”。大儒吴澄对此有过专门探讨，其《送何太虚北游序》说：
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适周而问礼，在齐而闻《韶》，自卫复归于鲁，而后雅、颂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齐、不卫也，则犹有未问之礼，未闻之《韶》，未得所之雅、颂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18]
既然生为男子，就应有四方之志，所以必游。以孔子之智，尚且历十余国，问礼闻《韶》，何况一般的读书人呢？所以，士不可不游，不游则“寡闻寡见，不免孤陋之讥”[19]。《礼记·学记》有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20]要破孤陋，必须广交友，吴澄接下来说：“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尤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然则士何可以不游也？”[21]尚友天下之善士进而尚友古人，此意承自孟子[22]，千百年来为向学士子所遵信。往时宋金南北隔绝，“尚友天下”只能是一种梦想。而今南北为一，车书大同，四海游历，乃是士人快事。士生此时，何可不游？如此情、志，他也用诗表达，有《送龚舜咨南归》诗云：
男子初生射矢蓬，已包六合在胸中。往年南北一江限，今日车书四海同。快甚双眸窥宇宙，鄙哉百计入樊笼。浩歌归去浑无事，栖碧山前月上东。[23]
当然，他说的游是士人志向高远、境界高洁之游，他对那些奔走钻营之游是鄙弃的。为士者必游，并非吴澄个人或少数人的主张，当时有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如王圭也说：“有眼当读万卷书，有足当涉万里途。男儿堕地四方志，安事一室如枯株。”[24]对于游的向往，古来士子皆然。元代天下归一，“车书四海同”，方能畅其欲游之志。
元代论者鄙视奔走钻营之游，但并不否定为进取而游。寻求进身之路，是士人之游的目的之一，这是被认可的。刘诜就说“古之游者，志学问而进取之兼得”，他当然也鄙视那些“志进取而学问之不知”的游者。[25]古代游而得遇者，元人往往举而为美谈：“上书阙下，朝奏夕召可也；奏赋《子虚》，上方给札可也；浩歌新丰，徒步御史可也；赋诗沉香亭，白衣供奉可也。”[26]主父偃、司马相如、马周、李白等，都因游而遇主，显身扬名，为元代文人所倾慕，于是也成为他们的梦想，只是这梦想很难变成现实。
袁桷有《赠陈太初序》，是一篇关于文人之游的专题文章。文章从古之游说到今之游，论古之游则历数战国、汉、南北朝、唐宋，论今之游则探讨游的原因，游者之众。“战国之士，以雄辨长。说游诸侯，立致卿相。故其高自誉道，无所顾藉，虽困踬有不肯悔。”汉则“武帝开绝域于万里外，游者复至，尽其足之所历，图写险阨，立功效能，以其荒怪异物，输于地图，而口舌之学悉废”。汉人之游绝域，如张骞等人，以事功效力朝廷。像战国时张仪、苏秦以口舌说诸侯者，在汉代已经没有市场。南北朝时由于南北断裂，游受到限制。“唐立科举，各挟策自奋，穷山水之胜，履危陟幽，则皆其羁穷不遇之所为，见于咏歌，盖不以为利达富贵也。”其游不为仕而为诗。“宋承唐旧，岩居逸士，见于聘征，游者益耻。”以隐士而受招聘，被认为是荣耀。以游求仕，被人看不起。至南宋末年，却又完全不同：“至于季年，下第不偶者，辄为篇章以谒藩府，京淮闽广，旁午道路，数十年不归，子弟不识其面目，囊金辇粟，求筦库之职以自活。视前之游，戛戛然难相并矣。”文人而为谒客，以诗为拜谒之具，宋末的江湖诗人被元代文人所鄙视。这种游，在袁桷看来，是沦落者之游。然后他谈到元人之游。元代文人之游，其规模是超越往古的：
世祖皇帝大一海宇，招徕四方，俾尽计划以自效，虽诞谬，无所罪，游复广于昔。敝裘破履，袖其囊封，卒空言无当。以其无所罪也，合类以进，省署禁闼，骈肩攀缘，卒无所成就。余尝入礼部，预考其长短，十不得一。将遏其游以喻之，游者讫不悟。朝廷固未尝拔一人以劝。使果拔一人，将倾南北之士老于游而不止也。[27]
这些人都是为求仕而游。以往的研究强调元初南方文人不与新朝合作，纷纷隐逸，隐者众多。其实，当时求仕者也是一个极大的人群，为求仕而游，却困于都下，敝于道路的，也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其中求仕不得而复隐者，也是有的。
2．游风兴盛之原因
激发元代文人游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士不可不游”，是天下读书人的共识。但在宋金对峙、南北隔绝之时，文人游历的欲望受到极大限制，特别是南方文人，圣人阙里、文化之根在中原，他们渴望一瞻拜、一造访而不可得。大元一统，南北隔绝打通，为文人之游提供了可能，游者于是群赴道路。戴表元说：“东南慷慨士大夫异时局于地狭，不得远游以为恨。自中原道开，游者响奔影赴，惟恐居后。”[28]可见南北隔绝打通后游者蜂起之势。为什么会如此？文献告诉我们，在南北隔绝之时，南士北游的渴望也是强烈的，只是因无奈而压抑。诗人傅若金曾说：“往时绝彭蠡，溯江汉，登武昌大别诸山，访神禹导水之迹，求文王南国之化，怀古赋诗，北望天际，未尝不慨然即有乘云远举之思，而邅回不进，以需其时焉。今既遭其时矣，四方之游京师者且相属道路矣。”[29]长久压抑的渴望，如今可以充分释放了，时代为他们提供了游历的机会和条件，不游，就对不起自己，老了会后悔的：“人生文轨混同之时，不及夫年未艾，以览江山人才之胜，勿之，则有歉然之悔。”[30]所以，其游似乎有迫不及待之急：“方车书大同，弓旌四出，蔽遮江淮，无复限制。风流文献，盖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日睹也。”[31]他们认为，如果可游而不游，是不可思议的：“士生文轨混同之时，不能遐观远览以见于文辞，而怀居养安以没者，独何人哉？”
对于以诗为生命的一部分的文人来说，游可以使其诗内容丰富、感情充沛，“单游远寓，忧叹愉乐之情，必发之于诗”：
载大江，过洞庭，转彭蠡。鱼龙之宫，罴虎之聚，风雨明晦寒燠之变，一发于诗；过陈蔡梁宋赵代之故墟，览山川之形胜，风土之媺恶，民俗之浇淳，又发于诗；观光上京，仰宫阙之壮丽，人物之繁庶，其接乎耳目者，纷然层出，而心之所属者，又一于诗而发也。[32]
文人不可无诗，因而也就不可不游。
游者满道路，不同的人当然怀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大致说来，激发文人游历的动机，或为寻求进身，或为文化寻根与增长学问，或为壮文气、助才思。
（1）寻求进身之游
不管人们愿不愿承认，游者之中，最多的还是为求进身。按《元史·世祖本纪》载：“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忽必烈即位以前，就思考如何治理汉地问题，招聘了大批北方文士进入藩府，后来多成为朝廷名臣和重要谋士。[33]灭宋后，出于收拢人心的考虑，也征召相当数量的南方文人入朝。元代前期，不行科举。征召入仕，成为汉族文人特别是南方文人寄予希望的一条进身之路。所以，元代文人之游，还是多到京师阙下，求取进身之路，因此，游者才会群赴京师。在南北统一之初，文人们以为，这是朝廷用人之际，应该是大有机会的。他们认定：“京师，风雨之所交也，文献之所宗也，四方之所辏也。……遇则能使吾贵如瑚琏，通则能使吾明如秉烛，尊则能使吾重如九鼎，进则能使吾荣如春华。然则舍京师无适已。”[34]说白了，就是北上京师寻求出路，寻求走向通达之路。在科举不行的时代，士子们更把进身的希望寄托于游，游风之盛衰因而又与科举之行废发生了直接联系：“自宋科废而游士多，自延祐科复而游士少，数年科暂废而游士复起矣。盖士负其才气，必欲见用于世，不用于科则欲用于游，此人情之所同。”[35]科举既停，征召和荐举成为入仕之一途，为求荐举，不得不游。为求荐而游者，人数之众，是超乎今人想象的。时人杨维桢的话，可以让我们想象当时的形势：“宋革，当天朝收用南士，趋者澜倒。”[36]所谓“澜倒”者，乃是成汹涌之势。不幸的是，朝廷并不需要这些人，所以他们多是满怀希望而来，失望而归。这见之于元代文献的大量记载。著名词人张炎就经历了这样的失意和落魄。20世纪的研究者着意强调元代汉族文人特别是南方文人与元政权的离心甚至对立，元人求仕之游就被有意遮蔽了，这方面的情况因而也极少为今人所了解。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类人，基本上都是南方士人。袁桷在《赠陈太初序》中，还记录了当时求仕之游者的地理分布：“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其拙游者惟浙东。”[37]
寻求进身之游者，境界有高下之不同。于是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也有理解、同情与鄙视之差别。理解者，如傅若金，他说：“京师固舟车文物之会，而遭时休明，圣天子更化，群贤汇进。天下之士苟非负巢、许之志，厉夷、齐之行，而违世长往，孰不延颈引首，愿一至其地，以观礼乐之盛哉？”[38]但其中确实有一些人，为求进身而不顾人格，因而遭人鄙视。北方文人胡祗遹描述这些人的猥琐和人格低下：“包苴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门，邀求荐达。尘颜俗状，日陪父老倡伎，迎饯使客于车辙马足之间。若此者十盖八九。”[39]吴澄抨击他们，从人格和游之目的上都给予了彻底的怀疑和否定：
方其出而游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岂有意于行吾志哉？岂有意于称吾职哉？苟可以寇攘其人，盈厌吾欲，囊橐既充，则扬扬而去尔。[40]
他借用佛教术语，称此种游为“欲界之游”。吴澄认为，相对于佛教所谓之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游也有三种，他说：
游有三：有苏相国之游，有司马太史之游，有南华真人、三闾大夫之游。相国之游，欲界之游也；太史之游，色界之游也。超乎无色界者，其惟南华真人乎？南华之游，真游也。三闾知之言之而已。[41]
战国苏秦之游，乃充满世俗欲望的欲界之游，元代大部分人的求仕之游属此类，是吴澄所贬斥和抨击的。司马迁之游，当然是现实的文人之游。司马迁之《史记》，今人视为史书，在元代文人看来也是文章。有司马迁之游，才有司马迁之文。元代文人谈论游与文的关系，则主要着眼于游与诗。而庄子、屈原之游，都是超乎现实的精神之游。吴澄对于屈原，关注的不是现实的放逐之游，而是上下四方追寻理想的神游。这种游，更富有诗性精神。戴表元则认为，苏秦之类“欲界之游”不能看作文人之游，文人之游的目的应该是纯洁的，是排除功利和营求的。何况求荐者之游，是放弃人格以希寸进。文人之游，只应以“尽交”和“以学”为目的：“人之不得安于其居，远父母、弃坟墓而出者，非独以尽交也，亦以学也。其为吏与商贾也不与焉。”[42]游吏与游商，不是文人之游，不在他们关注的视野之内。文人之游，只应该以尽交友和广见闻为目的。在这样的意义上，元代文人对“游”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2）文化寻根与广学之游
中国的读书人，都自认为是圣人之徒，读圣人之书，学圣人之道。大圣大贤之故里，多在北方。北宋大儒程颢目送其弟子杨时（南剑州将乐人，今属福建）南归，有“吾道南矣”之叹。[43]北宋灭亡，宋室南渡，中国文化的中心移到了南方。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身在南方的读书人，他们心中的圣地却在金人统治区的北方，他们读的先秦典籍，涉及的地名也多在北方。也就是说，在宋金对峙的一百多年里，文化的中心在南方，而文化的根则在北方。身在南方的读书人希望到北方来寻根，通过实地考察增广学问。有人自言，其北游之目的，就是“欲登泰山以观天下之大，过孔林以礼先圣，上金台以阅神京之盛观，返东阿以审济水度河之的否，历沧景以办九河瀹海之伪真，过九江以讯九江之是非，然后归而注吾书，以成吾志耳”①。这是学者型的游历，其目的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感受天下之大与京城盛观，瞻礼先圣，实地考察古书有关记载与传说之真伪（比如“四渎”之一的济水，十分神奇，时在地上，时潜地下，三隐三现，百折入海。更神奇的传说是，济水穿越黄河而不混。类似神奇的传说，只有实地考察才能确定其真实与否）。学者陈栎所言大致也是如此，他说：
古圣贤立德、立功、立言，学者虽于简编中得之，闭户而可见四海，隐几而可知百代，然未若远游宇内，亲历古人遗迹，而追见其当年，以应简编所云，胜夫想象高唐者之为得也。是故因丰水睹河洛而见禹之功绩，讲业齐鲁而观夫子之遗风，可尚久矣。[44]
他认为，大元一统，疆域跨越往古。元人之游，可以有超越往古之眼界，所见山川之广，人物之众，都可以远超前人。北宋苏辙说自己为了“激发其志气”，离开家乡而远游京师，“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45]于人则愿见欧阳修、韩琦诸名公。陈栎认为，元代之山川人物，都非宋代可比：“今日之天下，乃从开辟以来未尝有之混一，极天地之所覆载，日月所照临之疆域，萃海内之大贤名公，星罗林立于众大之都，讵止于欧韩三数公而已？”[46]游的意义，因而也就更大。在学者们看来，孔子就是游以广学的榜样，学孔子之学，也应该学孔子之游：“昔者孔子自谓东西南北之人，故辙环于天下，求夏之时、商之坤乾而之杞之宋，观延陵之葬子而往嬴博之间也，善子产于郑，知蘧伯玉于卫，主司城贞子于陈，南之荆，北及农山，西至于河，凡历国者七十余，是皆明王道，穷义利之辨，进德修业，虽老而不休。然则吾党之游者，苟不志于孔子，不如其已也。”[47]元代文人庆幸的是，这些在以往很难实现的愿望，由于天下的统一，变得轻而易举。虞集就说：“国家混一以来，有欲观夫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瞻龟山之云，泳沂上之风者，川有舟航，陆有车马，不待赢粮，计日而可至。视前代分裂隔乱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则其游其不快哉！”[48]他们读《诗经·鲁颂·閟宫》，写姜嫄庙，有“徂徕之松，新甫之柏”[49]之句，以往只能于简编中得之，现在可以前往一睹了。《琴操》有云：“孔子以季桓子受齐女乐，谏不从，望龟山而作歌曰：‘余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50]他们也渴望一到龟山。理学家推崇孔子弟子春风舞雩气象，他们也希望到舞雩归咏的沂上之地瞻拜。除了这些，一些前人遗迹，古诗名篇歌咏之地，古代典籍记载之处，一般文人也都希望一往，刘诜《送张子静游武昌序》说：
今子过洞庭，睹其浩洋之势，浮东南而浸日月，风涛之汹壮，鱼龙之出没，则足以充其气；抚赤壁之断岸，黄鹤之崔嵬，思曹、刘、孙氏之百战，则足以考其得失，而慕其人物之英杰；寻寒溪之梅，问洼尊之故迹，则敬其刚介之如存；酹芳洲之草，指鹦鹉之峩峩，则伤其词华之美而不自爱。凡山川都邑之得于目，何往而非学？[51]
这些都是唐宋诗人反复歌咏之地，亲临其地，口咏诗篇，想象古人，自有独特感受。
文人之游，多有为壮文气、助才思者。由于游与诗文成为诗论、文论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也将“游历与诗文”单独讨论。
3．游历与诗文
游与诗文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自古论述颇多。到宋代，与外在的经验相比，人们更关注自己的内心。程颢教导弟子们“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程颢弟子还记载了他这样一个故事：“伯淳昔在长安仓中闲坐，见长廊柱，以意数之，己尚不疑。再数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声言数之，乃与初数者无差。则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52]这在当时影响很大。文学毕竟是心灵的记录，所以这种关注内心的思维，无疑推动了文学理论的进步。但否定外在的实历，显然有极大的偏失。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说“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53]宋人有所谓“江山助奇”说，认为司马迁能写出奇书《史记》，得益于他早年的游历。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就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54]大约与苏辙同时的马存（字子才），写了一篇《子长游赠盖邦式序》。其人之地位与名声远不及苏辙，此文之影响却远远超过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55]马存此文系统阐述了《史记》与司马迁之游的关系，以为《史记》之成就得益于司马迁之游。这篇文章引发了宋元人关于游与诗文关系的论争，激烈而持久。由于该文与我们的论题关系密切，这里作比较详细的引述。文章认为，司马迁（子长）《史记》之所以成为奇书，不在于读书，不在于文字，而在于游，在于名山大川之奇。他说：“子长之文章不在书，学者每以书求之，则终身不知其奇。……子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并且认为，文章之风格风貌，与所游之山川形胜有着对应关系：“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陂，彭蠡之潴，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界量，故其文停滀而渊深；见九疑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曼绰约，春妆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呜，高帝之慢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崭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自然之气象，人文之精神，与文章之风格之间，是否有这样的对应关系？他认为，主要是通过精神的激发，他称作“殊类相感”：“昔公孙氏善舞剑，而学书者得之乃入于神。”照此推去，“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吴越之清风；拂剑长啸，可以吸燕赵秦陇之劲气”。于是文章就会具有“清风”与“劲气”。他要说明的是，山川形胜变态无穷，气象万千，文章才千态万状，影响作者的情绪，也丰富多变：“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所以他主张，要学文先学游，游之于文章的重要，胜过读书。读书积累的是学问，游历陶冶的是精神气质，所以他以为“欲学子长之为文，先学其游可也。不知学游以采奇，而欲操笔弄墨，纫缀腐熟者，乃其常常耳”。[56]宋人讨论的这些问题，元人都有进一步的深入和展开。
“游”之一事虽小，但就游与人、游与诗的关系说，则涉及哲学认识论、为学主张，以及诗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理学家兼文论家吴澄的论述，就涉及这诸多问题。他对程颢“且省外事”的只关注内心之论，是不同意的。他的认识论，是所谓“内外合一之学”[57]。所以，他在《送何太虚北游序》中批驳“士可以游乎，不岀户而知天下，何以游为”之说，说这是“老氏之学”，老氏之学“治身心而外天下国家”，认为“吾求之一身一心有余也，而无事乎他求也”。儒家“圣人之学不如是”，因为圣人所谓“生而知之”，乃先天之性善明理而已，并非生而具备一切知识，“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所以，就哲学认识论与为学角度说，“游”是必须的。这当然与程颢之论大异其趣。由此他推论，“游”对于文人修养，是非常必要的。就此意义上，吴澄将世之孤陋不知游者，与游而广闻博见的何太虚作了对比：
士之能操笔仅记姓名，则曰吾能书；属辞稍协声韵，则曰吾能诗；言语布置粗如往时所谓举子业，则曰吾能文。阖门称雄，矜己自大，醯瓮之鸡、坎井之蛙，盖不知瓮外之天、井外之海为何如。挟其所以能，自谓足以终吾身没吾世而无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虚肯如是哉？书必钟王，诗必韦陶，文不韩柳班马不止也。且方窥闯圣人之经，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讵敢以平日所见所闻自多乎？此太虚今日之所以游也。[58]
对那些眼界狭窄、见识鄙陋，不知天外之天、自满自大者，作了尽情的讽刺。在吴澄看来，这些人的可笑就在于不游，不游则不知天地之大。眼界决定境界，眼界变则境界与之俱变。此就人的一般修养说。落实到诗，“盖诗境诗物变，眼识心识变，诗与之俱变也。宜非素用意于诗者，何能因外而有得于内若此哉？”[59]按照他“内外合一之学”的认识论，内在的素养和外在的实历相互为用，两者都是必需的。诗变的直接导因当然是“心识”之变，是内在的根据，而“心识”之变需要“眼识”之变，需要外在经历和知识的丰富。而外在的“眼识”并不必然导致内在“心识”之变，它需要内在“心识”的相应准备。诗人长期“用意于诗”，如此“游”对于诗就会有激发和提升作用。这样的见解，这样的理论高度，非吴澄这样的著名理学家和诗论家不能有。
在元代诗论中，主张诗人必游，学诗须游，游以助诗之奇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代表性论者有戴表元，他有“欲学诗，先学游”之论：
余少时喜学诗，每见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则以问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学诗乎？则先学游。游成，诗当自异。”……已而得应科目，出交接天下士大夫，谙其乡士风俗；已而得宦学江淮间，航浮洪流，车走巍坂，风驰雨奔，往往经见古今战争兴废处所。虽未能尽平生之大观，要自胸中潇潇然，无复前时意态矣。
他用“学诗先学游”的理论去考察不同的诗人及其作品，发现“大抵其人之未游者，不如已游者之畅。游之狭者，不如游之广者之肆也”，于是确信“学诗先学游”之说：“信有是哉！”[60]在戴表元看来，“游”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须的。眼界狭窄，思路僵化，孤陋寡闻，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其庸腐何止于诗？“拘儒愿夫，朋友不出保社之间，耳目才周于几席之内，时然而言，时然而趋者，然后为可，安得聆度外之谈乎？”[61]戴表元的弟子袁桷发挥其师之论，以为“昔之善赋咏者，必穷涉历之远。至于空岩隐士，其所讽拟，不过空林古涧，语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广耳目之奇、写胸臆之伟哉？”而只有游之壮者，其诗才能“夺山林之固陋”。由此得出结论：“信以知远游之有益于斯文也。”他是谈游，但其实是借游谈人生经历或说是阅历对人精神气度的影响。他说：“苏文忠自渡岭海以后，诗律大变。盖其精神气概，逢海若而不慑，喷薄变化，迎受之而莫辞。”[62]经历了宦海风波，生死考验，锤炼出一种超越凡俗的胸怀与气度。这种经历，对于人精神的影响，对于诗的影响，其内涵绝非“游”所能涵括。
北方论者张之翰、刘敏中，南方论者仇远等，都与戴表元同调。张之翰以北方之士仕宦于南，见南方后学所作诗，在赞其“风骨秀整，意韵闲婉，在近世诗人中，尽不失为作家手”的同时，希望他能一游山水雄奇的北方，以燕赵之气、邹鲁之风扫其腐熟：
中原万里，今为一家。君能为我渡淮泗，瞻海岱，游河洛，上嵩华，历汾晋之郊，过梁宋之墟，吸燕赵之气，涵邹鲁之风，然后归而下笔，一扫腐熟，吾不知杨、陆诸公，当避君几舍地？[63]
其中有以北方之长救南方诗坛之弊的寓意在。山东人刘敏中为其同乡张养浩《江湖长短句》作序，《江湖长短句》乃养浩“使江南”所得，刘敏中评其作：“藻丽葩妍，意得神会，横纵卷舒，莫可端倪。”认为从张养浩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三湘五湖，晴阴明晦之态；千岩万壑，竞秀争流之状；与夫羁旅之情，观游之兴，怀贤吊古之感，隐然动人”。张养浩与司马迁，相隔千余年而前后相应，游江南同，文（词）之奇同。刘敏中由此提升到理论高度，作出理论总结：“故知宏才博学，必待山川之胜有以激于中而后肆于外。山川之胜，亦必待名章巨笔，有以尽其真而后播于远。”[64]仇远为马臻的《霞外诗集》作序，以为马臻诗之成就，也与游有关：“汗漫万里，远览崧岱之雄拔，江河济淮之奔放，近挹两峰三潭六桥之佳丽秀整，交广视阔，胸次宏豁，宜其笔力不凡如此。”[65]将其笔力不凡的原因，归结为“交广视阔，胸次宏豁”，即万里之游的结果。
游为什么有益于诗文？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多数人还是认为，游可以壮其气，如王圭《送三山陈兄北游》说：“君不见周南太史氏，又不见西蜀杜陵叟。平生足迹半天下，身后文章粲星斗。……今兹忽言别，结束趋并幽。幽并雄俊地，慷慨余风流。千金市骏难复见，岂为当代无骅骝？君家元龙百尺楼，英姿爽气倾曹刘。”[66]游要选择幽并雄俊地，以大其志，以壮其气。学者和诗文作家李存则认为，游影响人的志意，从而影响诗文，他说：
文章之高下，盖系其志意之小大；志意之小大，又系其耳目之广狭。方今六合一家，光岳之气全，政教之具修。子能不远万里，阅寒暑之变更，历山川之夷险，其间人事之可喜可愕，足以恢弘我、警戒我者，则亦何限？矧今缙绅之在馆阁者，皆极天下一时之选，又能求而亲熏之，是则承乎松柏、近乎芝兰者，必将浩浩其胸中，源源其笔下，如出云，如涌泉，如玉之有辉，河之有润，遏之不可，修之不及，其有不期然而然者矣。[67]
前人说，游以助气。他则说，游影响甚至决定诗人作家的“志意”，“志意”影响甚至决定诗文之高下。游之所以能影响诗人的“志意”，在于山川人事之触动心灵、熏陶性情。游历中有感动，胸中有话要说，如泉之涌，难以压抑。游历中有熏染，则笔头多才情，于是诗文便“如出云，如涌泉，如玉之有辉，河之有润，遏之不可”。他说的虽未见高深，但真正把游对诗文的影响说明白了，让人信服。诗人张翥则把游历看作一种人生经历，是诗人作家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诗人需要“师承作者以博乎见闻，游历四方以熟乎世故，必使事物情景，融液混圆，乃为窥诗家室堂”[68]。不经过四方游历就不能熟世故，不熟世故就缺乏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没有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体验，当然不能成为诗人。这从诗史上可以得到证明。
吴澄是主张和肯定文人诗家之游的，但观点与戴表元等人不同。吴澄认为，游有益于文人修养，也有助于诗。游是重要的，但并非必须的。他对马存的观点，是批判的。若说没有司马迁之游便没有《史记》，没有诗人之游便没有诗，他不认可。在为刘鹗诗所写的序中，他也认为刘鹗诗之所以不凡，与“游”有关：“北走燕赵，南走湖湘等处，广览山川风俗，以恢廓其心胸耳目。志气卓荦不群，诗之不凡也宜。”[69]但如果把一个人有诗无诗、诗之高下优劣的原因全部归之于游，他不能同意。他在给旷若谷诗写的序中，阐发了这一观点：“庐陵旷若谷，抱才负气，自少不肯龌龊浮沉于乡里。值天下一统时，足迹之东西南北靡所定也。其才气郁发，吐为辞章，超然有乘风凌云之趣。视寻行数墨者，奚翅据崇堤而俯深壑？人皆惊异其能，往往归功于其游，以为得山川之助。”在他看来，人之能诗，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简单地将“其能”“归功于其游”，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像宋人马存那样将诗文风格与所游山川气象作一一对应，是没有道理的。他批判马存之说：
子长世司典籍。其雄才间气，天实与之。使其不游江淮，不上会稽，不窥九疑，不浮沅湘，不涉汶泗，不经齐鲁梁楚，则遂无《史记》乎？况子长二十而游，《史记》之作，乃在中年以后，距其少游之岁月，亦已远矣。岂其游之所得，至久而忽然郁发于一旦也哉？然则为斯论者近于诬，而或然之者几于愚矣。……必如昔人所云：“见阴风怒涛而后能奔放浩荡，见朝云暮烟而后能妍媚蔚纡。”吾不信也。[70]
这里批驳的，都是马存《子长游赠盖邦式序》的观点。在他看来，诗文得之于学与才，“游”不过有助于其才气的发挥而已，并非诗文高下优劣的决定因素。他认为，这种游历决定论是荒唐的，他贬斥这种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是“诬”和“愚”。至于旷若谷“之才之气，固其天之所与者厚。其诗其文，虽不借助于山川，自足以度越常流”。与吴澄看法近似的有张伯淳，他一方面认为“名山大川，足壮文气”；但又认为，就根本上说，诗文乃在于师友渊源，且符合文章体制的要求等，“固不待周览山川而文气始壮，亦不必夔府以后而后见少陵翁之句为横逸也”。[71]游有助于诗才，但不决定诗才。徐瑞以诗歌史的实例，论证游不是诗歌的决定因素：“逋仙只住西湖上，靖节终身栗里中。千古修名垂宇宙，何曾南北与西东。”[72]北宋前期隐逸诗人林逋，一生未离西湖，不游历不碍其成为诗人。更早的是诗人陶渊明，辞官归隐后，没有游历之经历，却是中国诗史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文论家郝经反对“江山之助”说，以为尽管“游”能“激其志而益其气”，但对人的修养的作用是有限的。他称这是外游，外游“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与其外游，不如“内游”：
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持心御气，明正精一，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常止而行，常动而静，常诚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众止不能易；如明镜，众性不能逃；如平衡权，轻重在我：无偏无倚，无污无滞，无挠无荡，每寓于物而游焉。……既游矣，既得矣，而后洗心斋戒，退藏于密，视其当可者，时时而出之。……如是则吾之卓尔之道、浩然之气，嶡乎与天地一，固不待于江山之助也。[73]
所谓“内游”，是一种复杂的内部精神活动，它是凝神定性的心性修养，使其精神进入一种虚灵神明的境界，不为物动，不为情牵，而又能浩然与天地一，处于一种自如、自由、自在的状态。这其实是二程的“定性说”和孟子的“养气说”在作家修养论上的阐发。郝经从纯内部精神活动的层面来探讨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理论和认识价值。当然，正如程颢“且省外事”只关注内心之论是偏颇的一样，郝经之论也是偏执的。杨弘道也批评“江山助奇”之论，说后世文人“狂放于裘马歌酒间，故文有侠气，诗杂俳语而不自知也。方且信怪奇夸大之说，谓登会稽、探禹穴，豁其胸次，得江山之助，清其心神，则诗情文思，可以挟日月、薄云霄也”[74]。其批评也是针对马存的，认为其论是荒诞不可信的。不过他没有郝经那样精微的理论思辨，只是以“有德者必有言”作为其批判的理论根据。
4．以诗纪游与采诗之游
元代诗人游者众，纪游诗因而也发达，数量众多，成为元诗中的重要一类。其中有特色的，是上京纪行诗与奉使诗。相关的游历，则分别是上京之游与奉使之游。
先说上京之游与上京纪行诗。上京即元上都。元代为两京制，有上都与大都。上都称为夏都，大都（今北京）则称冬都。《元史》卷58《地理一》：“上都路，唐为奚、契丹地。金平契丹，置桓州。元初为扎剌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宪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为巨镇。明年，世祖命刘秉忠相宅于桓州东、滦水北之龙冈。中统元年，为开平府。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75]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每年夏天，皇帝巡幸上都，来此避暑并处理政务，大批大臣及文士扈从。扈从文士，多有诗纪行或咏上都风物；或中原与江南文士应召北上上都，以诗纪其所经之道里山川风物。这就成为元诗中独特的一类，即上京纪行诗。至今存有上京纪行或咏上京风物之作的诗人，有袁桷、黄溍、柳贯、胡助、张仲深、廼贤、贡奎、马祖常、萨都剌、王沂、许有壬、周伯琦、张翥、张昱、杨允孚等。其中成规模的，有袁桷的《开平四集》、胡助的《上京纪行诗》（又称《上京纪行集》，《四库全书总目·纯白斋类稿》提要云“虞集常跋其《上京纪行集》，称其龙门以后诗尤佳，今已散入集中”）、柳贯的《上京纪行诗》、周伯琦的《扈从集》、张昱的《辇下曲》、杨允孚的《滦京杂咏》等。《文渊阁书目》总集类有《元上京纪行诗》一部一册，今此集不存。这一切都可见上京纪行诗创作之兴盛。上京纪行诗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大陆和台湾都有人研究，大陆李军、邱江宁等人对上都纪行诗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76]，台湾则有人对上都纪行诗作系统研究[77]。上都纪行诗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一些基本问题，尚须讨论辨析。比如，应该把纪行诗与纪事诗区别，尽管纪行诗也纪事，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如此才不会把上都纪行诗与诸如元宫词之类的作品混在一起。又比如，认定上京纪行诗的标准，就是纪上京之行。尽管元代上京纪行诗与元代皇帝巡幸上都有密切关系，但不能认定上京纪行诗一定伴随皇帝巡行、文人扈从而生。一些文人被召赴上京，途中纪行之作，当然是上京纪行诗。早期中原文士赴上京，就有不少上京纪行之作，如胡祗遹《再过居庸》：“滚滚随行旅，遑遑愧此身。无名垂竹帛，有足走风尘。路省青山旧，人伤白发新。回头望南土，又赏故园春。”[78]元明之际入明诗人，其别集中也有上京纪行之作，有些作品还可能是入明后所作（杨允孚的《滦京杂咏》，四库馆臣就认为写在入明后）。这部分作品也有一定数量。如宋讷有《壬子秋过故宫十九首》，其十一云：“滦京南下是中华，夜出居庸去路差。何处又栖王谢燕，故侯谁种邵平瓜。九重门辟人骑马，万岁山空树集鸦。独有天池秋水满，西风吹入钓鱼槎。”[79]这当然是上京纪行诗。此外还有今天属于域外诗人的上京纪行之作，如高丽人李毅《稼亭先生文集》载有《滦京纪行》诗八首。这些都应该纳入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范围。已有上京纪行诗研究，诸如此类的认识还需要厘清。进而关于上京纪行诗的作者与作品数量，应该远远超出已有研究统计的数字。也就是说，元代文人上京游历风气之盛，远超已有研究所反映的情况。
伴随上京纪行诗出现的是上京纪行诗的序跋题咏评说。今天所见，有柳贯自撰《上京纪行诗序》（《柳待制文集》卷16）、胡助自撰《上京纪行诗序》（《纯白斋类稿》卷20）、苏天爵《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题黄应奉上京纪行诗后》（《滋溪文稿》卷28）、宋濂《跋柳先生上京纪行诗后》（《宋学士文集》卷45）、罗大巳作杨允孚《滦京杂咏》跋（《滦京杂咏》卷后）、金幼孜《滦京百咏集序》（《金文靖集》卷7）、吴师道《题黄晋卿应奉上京纪行诗后》诗（《礼部集》卷7）、袁桷自作《戏题开平四集》诗（《清容居士集》卷16）。元人在这些序跋题咏中，发表了对上京纪行诗的见解，其中有一些有一定价值，如苏天爵认为，宋元两代士大夫在北方边地的不同表现，反映了两代士气之不同，由此可见国运之不同：南宋公卿士大夫“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士气不振如此，欲其国之兴也，难矣哉！”元代“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数百里。……朝士以得侍清燕，乐于扈从，殊无依依离别之情也”。由此可知“国家作兴士气之为大也”。[80]罗大巳也为元代疆域之广、士气之壮而自豪，并由此推及上京纪行诗的独特审美功能：“百年以来，海宇混一，往所谓勒燕然、封狼居胥以为旷世希有之遇者，单车掉臂，若在庭户。其疆宇所至，尽日之所出与日之所没，可谓盛哉！”诗人因而可以“岁走万里，耳目所及，穷西北之胜。其江山人物之形状，殊产异俗之瑰怪，朝廷礼乐之伟丽，与凡奇节诡行之可警世厉俗者，尤喜以咏歌记之。使人诵之，虽不出井里，恍然不自知其道齐鲁，历燕赵，以出于阴山之阴、蹛林之北”[81]。这是以往诗歌所没有的内容，也是以往诗歌不能带给人的感受。元人的诗题中也会有对上京纪行诗的评价，如袁桷有诗题为《开平昔贤有诗“片云三尺雪一日四时天”曲尽其景遂用其语为十诗》（《清容居士集》卷16）。“片云三尺雪，一日四时天”，确实“曲尽其景”，我们今天仍不能不特别佩服元代诗人善于体物写生。
上京纪行诗创作之丰富，受当时人关注程度之高，都说明上都游历风气之盛。
再看奉使之游与元代奉使诗。奉使诗是元代纪行诗又一独特种类，但奉使诗不是元代才有。如果穷追奉使诗之源，近似之作，《诗经·小雅》有《皇皇者华》，小序说：“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82]这是一首与出使有关的诗而不是奉使诗。传说的汉代苏李赠答诗，已经被认定为伪作。但唐代已有奉使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研究认为张九龄的《使还湘水》即为奉使诗。宋代奉使诗大盛。宋代奉使诗一般称作使北诗，是宋诗中影响颇大的一类，特别是南宋的使北诗，感情深沉而真挚，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读者。其中尤以洪皓、范成大、杨万里等人之作著名。现存元代奉使诗，主要是使安南、使高丽与日本之作。诗人陈孚《观光稿交州稿玉堂稿》之观光、交州二稿，是出使纪行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观光、交州二稿，皆纪道路所经，山川古迹，盖仿范成大使北诸诗而大致亦复相埓。”[83]与宋代弱国使臣身份不同，元代使臣则是大国使者出使小邦，因而元代奉使诗的内容与感情基调与宋诗都大不相同。元人周伯琦《近光集》卷1《题李奉使诗卷》二首，序言“故通守滕李公尝以工部郎中两使安南”，戒途之时，诸名公以诗送行，周伯琦题其诗卷：“圣统开同轨，儒臣使绝边。紫衣新命渥，金节远威宣。驿路梅花外，蕃城海岛前。充庭来职贡，风采到今传。”[84]此非奉使诗，但能很好地表现元代使臣的气度，并可由此窥见元代奉使诗的风貌。随便找一首宋代奉使诗作比较，就能强烈感受到二者的区别。宋人曹勋《出塞》诗，假设一个被掳北方的南方女子观看南宋使者时的所思与所感：“闻道南使归，路从城中去。岂如车上瓶，犹挂归去路。引首恐过尽，马疾忽无处。吞声送百感，南望泪如雨。”[85]让人不忍卒读。宋、元奉使诗内容、风格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元代不仅诗风盛，采诗之风也盛。采诗须游，采诗之游也就成为元代文人独特的一种游历。采诗是中国一个古老的传统，《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该书《食货志上》还具体记载了古代采诗活动的情形：“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元初南方文人又受元好问编《中州集》“以诗存史”的影响，欲以诗存东南一代文献，出而采诗者颇多。宋末诗评家刘辰翁之子刘将孙多次谈到这一问题，说其父刘辰翁有此遗愿而未能实现，他本人也有这样的心愿。但他自己也是空有其志而未能行，于是期望有人能付诸实施。其《送彭元鼎采诗序》说：“昔吾先君子须溪先生，每哀江南百年文献之零落，欲以诗存其为人。盖采诗者之行四方以此，然竟未得遂其志。”所以他喜见采诗之风兴起：“近年不独诗盛，采诗者亦项背相望。宁非世道之复古，而斯文之兴运哉！”[86]其《送临川二艾采诗序》说得更详细：
予尝读《中州集》，怜伤其意。以兵余乱后，史佚人亡，存其梗概于此。因念东南百年，文献为盛，今渺然谁复睹记？如予之晚出，犹能及诸老见闻，知其彷彿。今发种种已尔，尝欲效《中州》体，因其诗各为之小传，以待方来。苦无四方之使，徒时时望云而兴叹。故每于采诗者之游，未尝不怂恿厚望之也。临川二艾君，以诗家之英，远求予于光泽吏尘中，以发其采诗之行。[87]
既言“故每于采诗者之游，未尝不怂恿厚望之也”，可知其多次送采诗者之行。采诗之游也屡见于当时的文献记载，赵文《黄南卿齐州集序》说：“今采诗者遍天下。”[88]采诗盛，采诗之游必盛。大儒吴澄《诗珠照乘序》强调采诗之重要与必要，说：“古之诗或出于幽闺妇女、山野小人，一为采诗之官所采，以之陈于天子，肄于乐官”，流传至今，所以，古之采者有功于古之诗；“后世不复有是官”，则需要民间采诗之人“行四方，诗有可取，必采以去，锓之木而传之人，俾作诗者之姓名，炳炳辉辉，耀于一时”。他还认为诗人与诗作都是珍贵的，但其价值要为世人所知，就须有人采得其诗并呈现于世：
譬之珠然，所生之处，泽媚而崖不枯，固异于凡物。不有人焉采之以献，则潜于深渊，世无知者，又乌得睹其照乘之光乎？诗之不可以不遇夫采者盖如此。[89]
由于当时采诗者多，人们还对采诗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诗论家赵文就对采诗的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其《高敏则采诗序》说：
采诗者眼力高而后去取严，心胸阔而后包括大。今之所谓采诗者，大抵以一人之目力，一人之心胸，而论天下之诗。要其所得，一人之诗而已矣。而况或怖于名高，或贪于小利，则私意颠倒。非诗道，直市道而已。[90]
这似乎与我们讨论的采诗之游关系不大，但其实关系相当密切。当某种风气兴起，必有假其名而行其私者混迹于其间。当时之采诗者鱼龙混杂，大约也有一些人，既无采诗之眼光，也无为天下人采天下诗的心胸，更说不上以诗存史的历史责任感，只假采诗之名游于天下以济其私。如果动机、目的不纯正，则采择标准也因此出现偏失。可以想见，当时的采诗与采诗之游，都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问题。采诗者与诗人之间的关系，采诗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可能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①何中：《元故聘君高
先生何公隐士世系行述》，《知非堂稿》卷7，清抄本。
[1] 韩愈：《进学解》，《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12，《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2] 曹础基：《庄子浅注》，第253页。
[3]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63页。
[4] 陆机：《文赋》，张少康《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5]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493页。
[6] 《诗经·小雅·北山》，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41页。
[7] 李白：《门有车马客行》，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第347页。
[8] 李贺：《致酒行》，王琦等《李贺诗歌集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6页。
[9]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一，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
[10]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清张氏涉园观乐堂本。
[11] 徐象梅：《寓贤》，《两浙名贤录》卷54，明天启刻本。
[12] 林弼：《马翰林易之使归序》，《林登州集》卷9。
[13] 张以宁：《马易之金台集序》，《翠屏集》卷3，抄明成化本。
[14] 耶律楚材：《赠富察元帅七首》其六，《湛然居士文集》卷5。
[15] 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58页。
[16]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8页。
[17]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18，《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鲜于枢，字伯机，时人或写作“伯几”。
[18] 吴澄：《吴文正集》卷34。
[19] 同上。
[20] 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65页。
[21] 吴澄：《送太虚北游序》，《吴文正集》卷34。
[22] 《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是尚友也。”
[23] 吴澄：《吴文正集》卷94。
[24] 王圭：《送三山陈兄北游》，汪泽民、张师愚《宛陵群英集》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刘诜：《送张子静游武昌序》，《桂隐文集》卷2，《元人文集珍本丛刊》。
[26] 许有壬：《送朱安甫游大都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8册，第84页。
[27] 袁桷：《赠陈太初序》，李军等校点《袁桷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页。
[28] 戴表元：《送郑圣与游阙里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77页。
[29] 傅若金：《送刘伯原适武昌将之京师序》，《傅与砺文集》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姚燧：《别丁编修序》，查洪德编校《姚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65页。
[31] 柳贯：《跋鲜于伯几与仇彦中小帖》，《柳待制文集》卷18。
[32] 王沂：《熊石心诗序》，《伊滨集》卷16。
[33] 参考任红敏：《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文学研究》，南开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34] 鲁贞：《送程子长北游序》，《桐山老农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刘诜：《送欧阳可玉序》，《桂隐文集》卷2。
[36] 杨维桢：《张北山和陶集序》，《东维子文集》卷7，《四部丛刊》影印鸣野山房抄本。
[37] 李军等校点：《袁桷集》，第373页。
[38] 傅若金：《送刘伯原适武昌将之京师序》，《傅与砺文集》卷5。
[39] 胡祗遹：《贺丁适之得教授职序》，魏崇武等校点《胡祗遹集》，第232页。
[40] 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吴文正集》卷34。
[41] 吴澄：《何养晦诗序》，《吴文正集》卷19。
[42] 戴表元：《送罗寿可归江西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81页。
[43] 《宋史》卷428《道学传二·杨时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38页。
[44] 陈栎：《送赵子用游京师序》，《定宇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1页。
[46] 陈栎：《送赵子用游京师序》，《定宇集》卷2。
[47] 李存：《送杨显民远游序》，《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1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永乐刻本。
[48] 虞集：《送李仲永游孔林序》，《道园学古录》卷32。
[49]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第1010页。
[50] 韩愈：《龟山操》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1。
[51] 刘诜：《桂隐文集》卷2。
[52]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2上，《二程集》。
[53]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95页。
[54] 《苏辙集》，第381页。
[55]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作于19岁时，当仁宗嘉祐二年（1057）。马存（？—1096），字子才，哲宗元祐三年（1088）进士，绍圣三年（1096）卒于官。（雍正）《江西通志》卷87载：“马存，字子才，乐平人。元祐省试，论以《扬雄刘向》为题，存论曰：‘方王莽以险怪愚弄天下……雄斯时方著《剧秦美新》论，以发扬其盛，读之令人气拂膺不怿者累日……’典举苏轼奇之，置高等，京师竞传，因呼为‘拂膺公’。庭试策言：‘臣之深思，常略于东南而独在北方。’详定官苏辙喜其远虑，欲以冠多士，同列间之，抑居第四。”推断马存之文，应写于中进士之后。则其文应晚于苏辙文三十多年。又鉴于两人有此特殊关系，马存之文，有可能受苏辙影响。
[56] 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卷2前甲集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 吴澄：《评郑夹漈〈通志〉答刘教谕》，《吴文正集》卷2。
[58] 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吴文正集》卷34。
[59] 吴澄：《皮昭德北游杂咏跋》，《吴文正集》卷54。
[60] 戴表元：《刘仲宽诗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23页。
[61] 戴表元：《送陈养晦远游序》，同上书，第176页。
[62] 袁桷：《书杜东洲诗集后》，李军等校点《袁桷集》，第690页。
[63] 张之翰：《跋草窗诗稿》，《西岩集》卷18。
[64] 刘敏中：《江湖长短句引》，《中庵集》卷1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5] 仇远：《马霞外诗集序》，《霞外诗集》卷首。
[66] 汪泽民、张师愚：《宛陵群英集》卷3。
[67] 李存：《送鲁志敏北游序》，《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20。
[68] 张翥：《午溪集序》，陈镒《午溪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 吴澄：《刘鹗诗序》，《吴文正集》卷17。
[70] 吴澄：《旷若谷诗文序》，《吴文正集》卷23。
[71] 张伯淳：《跋杨有之北游集》《跋周子英游燕稿》，《养蒙文集》卷5。按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与王观复书》有“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之说。《四部丛刊》影印宋乾道刊本。
[72] 徐瑞：《读靖节和靖诗偶成寄仲退》，《松巢漫稿》卷1，《豫章丛书》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73] 郝经：《内游》，《陵川集》卷20。
[74] 杨弘道：《送赵仁甫序》，魏崇武等点校《李俊民集 杨奂集 杨弘道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465页。
[75] 《元史》，第1349—1350页。
[76] 李军：《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邱江宁《元代上京纪行诗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77] 台北教育大学李嘉瑜发表有《上京纪行诗的“边塞”书写——以长城、居庸关为论述主轴》《虚拟的怀古场所，真实的身体记忆——上京纪行诗中的李陵台书写》《记忆之城·虚构之城——〈滦京杂咏〉中的上京空间书写》《不在场的空间——上京纪行诗中的江南》等一系列论文。
[78] 魏崇武等校点：《胡祗遹集》，第106页。
[79] 宋讷：《壬子秋过故宫十九首》，《西隐集》卷3。
[80] 苏天爵：《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滋溪文稿》卷28。
[81] 罗大巳：《滦京杂咏跋》，杨允孚《滦京杂咏》卷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2] 《诗经·小雅·皇皇者华》，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第444页。
[83]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第1434页。
[84] 周伯琦：《题李奉使诗卷》，《近光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 《松隐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 刘将孙：《养吾斋集》卷9。
[87] 刘将孙：《养吾斋集》卷9。
[88] 赵文：《青山集》卷2。
[89] 吴澄：《吴文正集》卷22。
[90] 赵文：《青山集》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