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个命题：人类意识的同一性与人类文化的时代性
针对以上两种倾向，我们可以试着提出两个相关命题。一个是人类意识的同一性命题，一个是人类文化的时代性命题。
对于第一种倾向，必须介入人类意识的同一性命题，坚持精神文明建设的人类性取向。精神文明是一种当代的人类意识，具有民族、阶级的超越性，文化和美德并不特属于哪一阶级哪一民族。当我们把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甚至像70年代那样把人性、爱情都判给了资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自己还剩下什么？正像美国西点军校用“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作为品德教育的楷模一样，我们也完全可以让自由女神站在中国的大海边微笑。当不时听到要把某某大学办成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口号时，我总有一种疑惑：为何哈佛、牛津大学不提出要办成一流的资本主义大学？能解决这一疑惑的只有一种答案，那就是无论是雷锋还是自由女神，都不只属于哪一特定的阶级、哪一特定的民族，而是属于一种人类的共同意识和美德。
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以博大的胸襟提出，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对于人类文化和精神文明同一性的认同。文化的同一性是指一种主体性的或阶段性的文化共同发展趋势和欲望。这一整体趋向，就是在世界现代人类意识的框架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国民族人格的现代性重塑。作为当代人，我们要追寻人类共同的精神生命之路。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整个过程中，文化观的冲突往往都来自于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的强调。而其后在一种特殊的内外环境下，又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政治意识上的差异。精神文明建设的阶级差异当然存在，但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其中人类意识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一般的人类文化和政治异质观，则要把精神文明建设包含在人类意识的同一性命题之内。
人类意识的同一性命题，同样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人类观”——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
而正如前文所述，这种认识论呼唤着一种“人类文化意识”的确立和在人类文化同一性的角度上接受心态的转变。
对于第二种倾向，必须接受人类文化的时代性命题，坚持精神文明建设的现代取向。文化价值判断具有时代性，时代差异必然带来本质差异。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完整的思考和实践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最终决定环节便是时代性—现实性。它要求我们基于世界的时代的高度，执著现在，永远实践。按照线性发展的时间逻辑，关注“现在”实质上是着眼于中国文化与世界现代文化的时差对比，完成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这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命题的核心。文化时代是一种思想意义，是一种价值观念，我们所关注的便是如何使传统中国人变成现代中国人，因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要完成这一转化，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复古心态和未来空想。
复古的弊害不在于其是一种情感性的心态，而在于其是一种文化判断与非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现在的否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来自于复古价值取向，即使对未来的理想期待，亦不过是远古境界的复归。复古以过去为最高境界，必然拒绝变革，必然以否定现在为前提。它在一种文化系统发展的线路上，设置了终点，而这终点恰恰是一块历史的界碑。复古论或循环论于是便成为中国人历史观与文化观的“老调子”，也是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所必须面对的道德难题。而执著现在就是对动态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肯定，它为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具体的、活的内容，来自于文化的时代差异与文化的价值差异关系的辨析。
执著现在，就是承认变革而又追求变革。我们不能用昨天的尺度判断今天而又为明天确立标准，任何文化在时代性这一价值尺度下都必须发生变化，必须适应当下规范，其文化原有价值都不具有无限的延长性。真正的“本位文化”“永远的美德”在此意义上是不存在的，时代性才是文化的本位，才是道德的永久尺度。精神文明建设中应该包含反对复古执著现在，建构现代道德体系的整个思考。而单纯传统道德倾向却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不协调的图景：一轮明月挂在正午的天空。在现代化的尺度下，以儒教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体系已不再具有时代性。
近年来，以海外新儒学为先声，一种声势浩大的儒家文化复兴论在某种意识形态的保护下乘兴而起。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单纯传统道德倾向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儒家文化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们对儒家文化作出了一种动人的解释，显示出其对传统文化生命价值的强烈自信，描绘了一幅儒家文化未来发展的浪漫景象。有人大胆预测，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儒家文化的时代；有人认为，前30年是西方文化独领风骚，后30年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中心地位的取代[2]。东风浩荡，浩荡东风，中华文明不仅是人类远古文明的源头，似乎也成了现代文明的终点。种种预言和推断都表明了同一种意义，那就是儒家文化是拯救人类未来社会的一剂灵丹妙药。文化之母征服了政治强人，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被儒家复兴的呼吁所遮蔽，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复古文化阵营在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中形成。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就呼唤以东方文明来挽救西方文明。而据当时报载，欧美、日本亦颇有一些人声称“二十世纪将为支那人之世界”[3]。对此，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曾著文批评道，这种东方文化论实质上是“凭藉个人的主观，制造了一个‘整齐好玩’的文化轮回说”[4]。一往情深必然带来一厢情愿。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梁启超们所畅想的那个人类东方文明中心时代的到来，却看到了一幅相反的图景。一个新的世纪又即将开始，新的文化畅想也已经开始。我们有理由担心历史又将显示一幅一厢情愿的太虚幻境。
当下中国，问题如山。面对这如山的问题，或者是为了回避这如山的问题，人们开出这复兴儒家文化的药方。作为炎黄子孙，我从心底里希望有那么一个文化狂欢节：中华文明发扬光大，成为人类文明的万花之根。但是，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吁，而在于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已经确立，不惧怕非现代文化的挑战和冲击。我们看到的只能是，由于现代文化的烂熟，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给“物化”社会中的人们以精神慰藉和心理调整，因此，具有非本质的适应性。西方社会虽然不断有人高崇中国传统文化，但并不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来接受的，更多的是对一种“文化木乃伊”的欣赏，审美的欲望远大于功利的欲望。鲁迅当年就曾多次明断：“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5]，这本身就包含一种文化权利的不平等，因为享受现代化是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曾经为人类文明做过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最有权利和资格享受现代文明的恩惠。在前现代社会，儒家文化维系社会伦理秩序，通过加强王权而强化人治国家的地位，具有本质的适应性。而在现代化转型社会，儒家文化则具有本质的不适应性。因为一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实质上就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保护固有是一种文化本能，是历史的既定和承传，不用着意呼吁，便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说，在当下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加大反传统的力度，是加速和加深现代化的最佳方式。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也是今天精神文明建设再也不能回避的历史课题。“人类意识打底，传统道德镶边，时代性作尺度”也许是最佳选择。我们已经迟疑了一个世纪，历史和世界留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