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文学与知识者及知识者话语

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针对此问题，东北师范大学的孙中天先生与张福贵等学者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存在境遇、表述策略、思想根源和精神源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从自卑到忏悔：知识者的精神考古

孙中田：知识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持续地转化为社会财富。然而，知识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叙述话语却千姿百态。如果从相互关联的情结中加以研究，不难看出它们的审美价值取向会因人因时不断地变异：因人，与作家的审美感悟、主观视界有关；因时，是与时代和社会思潮的交相作用。即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不无关联。因此，知识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会呈现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多元的审美状态中，有些层面，例如它的负价值、它的逆反层面，已经得到相当深刻的表现，但是有些层面则显得淡薄或者已经偏离历史的正格，从而可能造成历史的扭曲与错位。例如说，知识者一般具有时代的敏感性，因此，常常处于一种超前的意识领域中。他们时时被忧患意识所困扰，所谓社会的大脑与唇舌，大抵如此。但就现代文学来说，这种敏感性却常常被扭曲，他们孤独，怪异，乃至呈现出种种病态。

逄增玉：的确，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话语呈现出了多种价值取向。比如说，从创办《新青年》到发起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代知识者就强烈地表现出了“为大中华”“铁肩担道义”的救世的精英意识，从深层动机到现实运作都有一种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气概。鲁迅的“为前驱”、陈独秀的“辟人荒”、毛润之的“唤醒民众”等都是如此。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伴随着这种强烈的救世意识，或者由于传统，或者由于国家命运的危难，或者由于个人的坎坷，在知识者的灵魂深处，也常常潜伏着自卑或者如孙老师所言被扭曲的一面。这种自卑意识我认为除了传统而外，更多的是由于在西方的压力和冲击之下，因国势的倾颓而引起的文化优越感的丧失所导致的。他们首先是怀疑传统文化，进而部分否定，然后是全盘否定。在这一过程中，自卑感便逐渐形成了，这是一种向外的自卑，以胡适为代表，所谓“我们事事不如人”，“一切不如人”，正是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第二种是由于对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必然产生对这种文化的负载者即文化人、知识者的怀疑和否定，进而产生自卑，这是一种向内的自卑，如鲁迅就认为，既然整个传统文化都是有罪的，那么被这种文化所化之人，即文化的负载者也是有罪的，也在无意中吃人或被吃。第三种是横向的自卑，即知识者面对农工时的自卑。这在现代文学许多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如果说，从“五四”时期到40年代，知识者的这种救世与自卑是紧紧地绞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也应该承认，由于时代使然，救世意识是呈递减趋势的，而自卑意识却呈现出一种递增的倾向。尤其在40年代的文学中，解放区的文学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都已证明：由于知识者与人民的角色位置的彻底互换，知识者所存有的已不是简单的自卑了，而是从对历史、对人民的自惭形秽发展到了真诚的忏悔，此种倾向在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中愈加发展，在“文革”中则登峰造极。

张向东：说到忏悔，我倒认为，它确实可以概括中国现代作家知识者的心灵轨迹。我认为这种忏悔具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也有三种不同的忏悔对象。第一是对人自身的忏悔。在“五四”时期，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入，在自由、平等、博爱的表面之下，资产阶级晚期表达对人的至真、至善、至美深刻怀疑的现代思想也纷至沓来，同时对人类自身价值进行否定的作品也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的《狂人日记》与其说是对传统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的深刻批判，不如说是对人类自身兽性本能的深入揭露。而鲁迅相比于同时代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对传统理性的批判并没有脱离对人的自身的批判，狂人对“吃人”的忏悔，正反映了一种人对自身恶行的忏悔。这些在“五四”时的一些作品中都有集中体现，如郁达夫的《沉沦》等一系列作品，对被压抑的本能进行暴露的同时，更表现出一种极度挣扎中的忏悔。第二是对工农的忏悔。知识者对人自身忏悔的这种原罪意识，更包括他们对于自身所属的知识者群体的自卑，而事实上，他们越自卑，越会使自身陷入迷惘。由于30年代世界左倾风潮兴起，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人知识者对普罗文学大力鼓吹，使不管与之思想相近还是相悖的作家，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描述都远远超出了“相隔一层纸”的同情范畴。后来随着民族危亡的到来，救亡压倒了启蒙，一些知识者更加看到了工农的伟大与自身的渺小，他们更渴望与工农融为一体，而对工农大众有时不得不忏悔自己的“小布尔乔亚”情调。第三是向政治的忏悔。由于共产党解放区领导的人民力量不断壮大，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到建国后，政治话语借着工农话语成为主流话语之后，许多现代作家知识者也自觉不自觉地借向工农忏悔进而向政治这个主流话语忏悔，这集中表现在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热情的赞美中。但此时在解放区文学当中，有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忏悔的主体，还成为被诅咒被批判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进一步成了被改造的对象，除了更加贴近权力的政治话语而获得新生之外，他们剩下的只是自愧自贱、自我丑化。

张福贵：知识分子的自我丑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便是对工农民众的认同。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道德人格的认同。从“五四”时期起，知识分子面对工农大众总有一种自愧弗如的道德卑下感。鲁迅的《一件小事》与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知识者主人公都在与劳动者进行着自觉的人格对比，通过道德的自我反省而表现出对劳动者的道德认同。这种道德人格的反差在冰心的小说《分》中甚至是先天的、遗传的。那两个生于同时同地的婴儿因父亲身份的不同从一开始便有了刚健与柔弱、勇敢与怯懦的差别。而沈从文把城里读书人的品格放于妓女之下，也可看出这种道德的认同。其次是阶级意识的认同，由于30年代前后，中国的劳动民众成为了社会变革的主体，从而使知识分子在具体现实中加速了对其阶级意识的认同。应该说，相对于铤而走险、获取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工农阶级来说，多数知识分子的归属和认同是痛苦的，对原有阶级的背叛不仅仅是政治的背叛，也是亲情的背叛。然而也正是通过这一炼狱的煎熬才更加证明其认同、归属的执著、坚定。与求温饱、求生路的贫苦人不同，知识分子的转换是有着更为明确的思想目的性和更坚实的理性支撑的，如蒋光慈《田野的风》中的李杰和殷夫的“向一个阶级告别”。第三是情感方式的认同，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在具体生活中最为明显的精神差异是情感方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则是一种群体性的普遍存在，这里更多表现为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在文学世界中，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体现者，知识分子在乡村文化环境中处于不断被嘲讽和揶揄的尴尬境地，并且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情感方式而向粗俗、简单的工农民众的情感方式转化，以真正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认同最为集中地体现于个人的性爱生活之中。革命小说中“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包含有知识分子对政治与性爱的特别浪漫的理解。其后对这一模式的否定从一定意义上是对知识分子特有情感方式的剥夺，很明显，被否定的主要不是“革命”，而是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恋爱”——一种最具个性化特征的情感方式。丁玲的小说《水》的出现实质上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价值的消融和向作为群体的工农大众的转化。在转化和认同之中，知识分子特有的细腻、敏感和丰富、浪漫被克服，粗俗化、简单化成为一种符合时代的标准情感方式。情感，这一人类最复杂最微妙的心理状态被固定化、集团化了。

（2）“类”视界与城乡冲突：知识者的尊严意识

孙中田：新文学中的知识者及知识者形象，他们以过多的自负、自卑或原罪形态体现在作品中，特别是呈现出一种与劳动人民的距离感。在许多作品中，显然把劳动者的美德和长处，与知识分子的弱点及短处，做了艺术上的夸张对比，从而形成了一种负面的艺术张力。我们从鲁迅的“我”（《一件小事》）、萧军的“萧明”（《八月的乡村》），丁玲的“文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不仅可以看出知识者的种种弱点，同时更能看出他们与工农劳动者不同程度的差距。那么，这种弱点与差距意味着什么呢？

朱自强：我认为这种弱点或者自我反省乃至自我贬抑完全是一种宿命，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人生是一种选择，选择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失去，而人又是寻找自己所缺少的那部分东西的一种存在，因此文学知识分子在他者身上，具体说是非知识者身上看到自身缺少的可贵品质就成了一种必然。第二，人生（也许人类历史亦如此）是一个逐渐丧失“文学性”（感性思维）的过程，那么关心人类灵魂问题的文学知识分子为了保持人类的健全本性，当然要呼唤自身渐渐失去的东西。另外知识者与工农的差距，似乎可以说意味着一种城市与乡村的冲突。这一组冲突也是知识者自我反省的一组矛盾，它是文学知识分子一种内在的精神冲突，城市和乡村与其说是客观存在的，莫如说是具有象征意味的理念符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作家描写或表现过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如鲁迅便是深染怀乡病的一位作家，他敏锐地抓住实在的怀乡文学现象，进而准确地概括出“乡土文学”的涵义就是城市寓居者对于遥远故乡的情感记忆，不仅如此，他还以《社戏》这样的小说表现了城市对人的真纯本性的侵蚀和剥夺。沈从文是抒写城市文明与乡村自然矛盾冲突的最为典型的小说家。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作为“人性的治疗者”，手里捧着的当然是沾满泥土的“中草药”而不是“青霉素”或者“阿斯匹林”。现代文学史上以“乡下人”自居且自尊自爱的作家，恐怕还不只沈从文一人。冲淡的周作人，甚至激越的郭沫若，其内心中的“隐逸”趣味和冲动，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恋乡情结，即使是毛泽东《讲话》所引起的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文学运动，似乎也并不单纯只有政治色彩，恐怕也针对了知识分子的这一弱点。

张向东：用儒家文化的传统理性确实可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知识者现象，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传统儒家的反省意识与现代文学中的反省意识是有区别的。首先，传统的反省意识带有浓厚的理性色彩，它是以充分的自信作为认识前提的。其次，它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或者也可以说是修养道德的必经之路，只要主观上对先前的错误有所订正并加以完善就可以了，所谓“闻过则喜”，就很能展现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而现代作家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反省应该说是一种忏悔，说是忏悔不单单是为了与传统相区别，虽然这种忏悔与传统确有渊源，但也不可否认它是现代知识者缺乏主体性的一种心灵表现，也可以说是内心深处的一种补偿行为，真正的忏悔绝对发自灵魂。或者说，它就是目的本身，与之并俱的是深层次的感情的痛苦和灵魂的折磨，中国现代作家知识分子与传统作家知识分子相比较，缺少的是道德的自我反省，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忏悔，对自身的忏悔、对工农的忏悔和对政治的忏悔。

尹康庄：要对中国新文学中的知识者及其话语做出评价，我认为还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首先要区别出不同的类型，不可泛泛一概而论。这种区分可以采取先横后纵进而纵横交错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先区分出“追求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小市民知识分子形象”“留洋知识分子形象”“沉沦、颓废知识分子形象”等等类型。但随之要进行纵向认识。比如夏瑜、杜大心、李杰，他们属于“追求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但代表着或映射着不同的时代。他们身上打有不同时代的烙印，创作主体倾注于他们身上的否定情愫也是如此——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审美追求，进而还要观瞻到这些人物形象间的思想、审美联系，是谓纵横交错。其次要对人物进行多方面的分析、考察。比如孔乙己的形象，常见的论断是他失落于中间层次的知识话语而又不甘俯首于底层的民间话语。但是孔乙己作为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作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的受害者，岂是主流政治话语就能概括的？必须要兼顾政治制度、统治思想等各方面才能说得清楚。再次，尺度也不能执一不变。比如《一件小事》当中的“我”、《薄奠》当中的“我”同四铭、高尔础、《八骏图》当中的人物，总体上说都属于道德、人格方面的否定形象，但具体说来又区别明显，侧重点与着眼点也有所区别，我们只能以不同的尺度去看待、去分析，尤其对两个“我”的道德评价，要令人信服，难度更大。这种情况很多，《沉沦》中的“我”、《迷羊》中的“我”、莎菲、章秋柳，都可划归到沉沦、自戕类的知识分子中，但无疑又有所不同。最后，我们还要看到转化。一是由于接受主体与创作主体的背离，比如陆萍的形象从总体上说不属于否定形象，但到了接受主体那里就改变了。这里面还有个民间话语受主流政治话语制约乃至支配的问题，“人学”被全然政治化、模式化的问题。二是创作主体由自由向自为的逆向转化。我们说鲁迅等人塑造否定性知识分子形象是自由境界的创造，而到现代文学中后期就难免有受动的成分了，洪灵菲、华汉等是不自觉地受动于某种创作模式的，再往后，一些作家在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时，就在相当程度上属于自为情况了，由此所创造的否定性知识分子形象也就缺乏真实性，但作为既有的文学现象，我们必须研究。

（3）鲁迅与孔乙己：知识者的双重话语

孙中田：知识者对自我群体是体察入微的。这方面的作品，常常会从心灵的拷问者的角度，展现出知识者的灵魂。他们内心矛盾、卑琐彷徨、迂腐与伪善，这在钱锺书的《围城》中得到透彻的揭露，这部被称为新《儒林外史》的小说，塑造了留学生“假洋鬼子”的负面形象。由此看来，方鸿渐、韩学愈这些拥有洋学衔，与实地旧文化之间矛盾重重的群体，只能给其所处时代带来“中间物”的反讽意味。沈从文的《八骏图》亦是如此，作者关注的大抵是上层社会的知识者。这些声名赫赫的教授，自然都是文明和学术圈子中的人物，却无一不带着病态。照达士先生的话说：“这里的人从医学观点看来，皆好象有一点病！”但这位自以为“生活有了免疫性”的人，其实也是如此。做作与真情、文明与伪善使这些上等人都陷于二律背反的状态之中，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两重话语。大家不妨就具体的作家作品如鲁迅及其笔下的知识者谈谈这个问题。

裴仁秀：鲁迅的作品中比较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文化特征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矛盾，从大文化的角度观察这些矛盾，会发现它实际上属于甚至远远超过了“思想革命”的范畴。而这种矛盾的整体性又决定了它的悲剧性，因为鲁迅明确地意识到觉醒后的知识分子虽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初体现者，但无法成为这一过程胜利的体现者。鲁迅通过自己的作品和对自己的深刻体察，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共通心态，即他们把人民群众的普遍命运视为与自身命运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人生课题，从而用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态度寻找自己与人民的苦难联系，并从中确立自己的道德意识。鲁迅的早期作品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他们都是一代梦醒者，但是他们找不到一条生路，爱情也碰碎在严酷的土地上。涓生的形象概括了旧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情绪和悲剧命运。“五四”时期，不少作家提倡个性解放，这当然是进步的，但鲁迅更深刻，他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社会旧势力的顽固根坻，要前进一步都很困难，没有社会的解放，个性也难以解放。另外，知识分子的梦醒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一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大交汇过程中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中，而作为从传统文化结构中走出又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意识的体现者，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存在着某种“留恋”——这种“留恋”使得他们必须同时与社会和自我进行悲剧性的对抗，这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灵魂的某种痛苦的“分裂”。而鲁迅就是当时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其精神世界与个人作品也体现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

张目：对于知识分子话语，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理解。按社会学的解释，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特性、历史作用上考察，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就是社会体制自身所包含的“有机成员”对体制起“整合作用”的知识分子；一种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历史遗产的象征”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一种是反体制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现存体制采取批判态度并力图改变。知识分子话语从文本的意义上来理解，可以分为文学文本中的知识分子话语和社会历史文本中的知识分子话语。谈到具体的作品就是作家鲁迅与小说人物孔乙己，他们不是一个等式，但在思想情感态度上却无疑有着一种意向。就是说，在孔乙己这个人物身上，寄予着鲁迅的某种认识，这是知识分子双重话语的一种类型。《孔乙己》这篇小说是鲁迅在1918年冬写的，当时他是38岁。他写的是鲁镇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所见到的孔乙己，时间大约在1892年前后。由此可以推断，孔乙己属于废除科举制前的旧知识分子。科举制对中国知识分子是至关重要的，它将知识分子同现行体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使知识分子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学者，而是通过科举加官晋爵，这样一来，读书成了他们踏入仕途的手段，读书考试做官成为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因此，在科举时代，知识分子主体几乎只有一种类型，那就是体制内知识分子。落第的考生和遭贬的官员心中装的，不过是未被认同的委屈。孔乙己处于那个时代，却未能“进学”，科举制只好把他拒之门外。可在他心中，自己仍在体制内，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因豢养而造就的优越感和好吃懒做的习性，这些习性使被现行体制摒弃的孔乙己越加斯文扫地、穷困潦倒。这是他的命运，也是科举制的恶果。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操持社会批判的利器，向旧体制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反体制知识分子。但是在旧体制终结而新体制诞生之时，他并没有由批判现存体制变为维护现存体制，也就是说，他没有从反体制知识分子转为体制内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他和他的同道们所批判的旧体制并未僵死，而刚刚建立的新体制又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他们所希望的新体制并没有出现。这一打击是沉重的，鲁迅转而开始了对革命未获成功的历史反思，他将解剖刀对准了这次革命的生力军，即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1918年冬天，鲁迅在回忆20多年前在咸亨酒店见到的孔乙己时，实际上已在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疾，分析其历史命运，从而找出近代革命屡屡失败的深刻原因。那个12岁的小店伙计的眼光，也是一种历史的放大镜，而孔乙己则是鲁迅在这一放大镜中看到的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侧面。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历史作用的演变，无疑是考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弱点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视角。很明显，科举制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限定在仕途中，并使他们养成了对于官场的迷恋和依赖。而科举制的废除，使他们在体制上无依无靠，并出现了分化，有的游离到体制外，有的成了反体制力量，但在心理上却都留下了失落的创伤。在鲁镇，孔乙己是没有着落的，是多余的，或者说，只是人们的笑料而已。虽说“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就是鲁迅所描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变迁，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局。虽然说体制已经从旧的转变为新的，但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适应过来，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创造性转换”，因而很难承担起引导民族精神的责任。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一种阶层心理，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历史作用有关。他们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是“为圣人立言”，因而在近代革命中仍然寄希望于明君，不过迎来的却是袁世凯、张勋，结果只有失望。这或许就是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无情批判，并充满了绝望和对绝望殊死反抗的原因吧！

孙中田：通过诸位的分析，我们感觉知识者话语在中国新文学的叙述话语中牵动着各种文化的、审美的因素，知识者话语是一个绵长的话题，今天我们只是扯开了一点头绪，今后还会将这个话题不断地延伸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