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阶级斗争的祛魅与复位
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对于年轻人而言，的确显得有些过于宏大、遥远和疏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被书写的“历史文本”和编撰的“历史故事”，抑或是一种“历史符号”。1974年，广州街头曾张贴过一张署名为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序言中有这么一句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现在是生长鲜花的时候了。”如果排除具体历史语境中李一哲在“文革”认知上的思想局限性，而只考虑在李一哲这代人身上所体现出的青春生命的纯洁和真挚、对个体生命自由的渴望和诉求、对乌托邦梦想的执著和坚定、对现行政治制度的反叛和对抗，我们完全有理由向他们表示敬意，“它可能成为衡量我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个永久的参考点”。[36]值得庆幸的是，在“文革”过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文革”这一历史事件保持沉默，而是捕捉到了这一历史的“参考点”，并将它作为重建国家主体的“支点”，虽然这一“支点”是建立在对“文革”这一“参考点”的批判和否定的基础上，也未必是“永久性”的，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显得有些暧昧和模糊，但国家意识形态毕竟为知识分子反思“文革”提供了话语空间和“政治机会结构”[37]，而且这一“政治机会结构”还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得以确立，并召唤与其结成同盟的知识分子精英沿着这一改革的路向行动，最终成为知识分子能否取得意识形态认同及其存在价值的试金石。
（1）政治机会结构与文革的精神遗产
新时期初期，国家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政体改革和知识分子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塔罗所提出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一方面，“文革”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成因，这一政治运动所展现出来的持久性、破坏性和规模性，不仅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留下了沉重的思想负荷，同时也在世界人类文明进程中留下了多重“精神遗产”。因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新时期初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文革”所遗留下来的多重“文化遗产”：一、打破“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建立的专制的政治体制，建立民主国家政体；二、对“文革”运动所展现出来的激进的“左倾”文化思潮进行颠覆和解构，重新回归现代性的文化轨道；三、为在“文革”中受到政治挤压的知识分子恢复身份和存在的合法性，并给予其一定的话语权；四、重新建构国家现代化的社会实践方案和“未来”的国家图景，并且将这些改革方案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以确认[38]。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沿着主流意识形态所设定的“政治机会结构”和话语空间对“文革”历史事件进行质疑和解剖，以此来进行自己的文学实践。虽然“文革”事件的内容包罗万象，政治集团的博弈、民众的利益诉求、激进主义的变异、个人权利意志的膨胀、人性欲望的张扬等等因素，使“文革”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同时也成为一场思想和文化运动，但知识分子的文学批判的核心话语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将“文革”作为一场由“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发动的“内乱”，从中国现代性的革命链条中“断裂”和“抹除”，从而为新时期国家政治主体的重建奠定理论基础；二、对以“文革”为表征的激进的极“左”文化思潮进行批判和否定，以此作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起源；三、重新接续“五四”启蒙主义文化思潮，人道主义话语成为知识分子的使命箴言和精神感召。以上三方面内容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指涉和相互纠缠的，尤其是对极“左”文化思潮的批判，成为贯穿性的主题和内容。对极“左”思潮的反思和解构主要集中在对阶级斗争、“文革”的暴力、群众的怨恨情绪、个人权利意志、启蒙的缺失等方面的批驳上。
阶级概念——准确地说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点之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将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一部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的历史内容”。[39]马克思本人早在1843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论述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般理论，并在《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不断完善阶级斗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话语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首先，无论在一个社会内部阶级的存在样态和图景有着多么复杂的面相，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都决定了阶级的划分和人的阶级身份属性；其次，阶级是一个关系概念，阶级主体性的建立首先必须确立一个相对的“他者”，只有当这个“他者”发展成为一种对抗性的存在，或者说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产生根本性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时，阶级的主体性才能建立；再次，随着阶级的形成，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对抗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再产生新的对抗阶级，再推翻前一个阶级。在此，阶级由一个静态的、客观的概念转变为一个动态的、主观的、充满革命目的论色彩的政治概念。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东方的代言人和中国现代革命的开创者，毛泽东对这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了继承和转化，并不断地使之走向极端化，正如其所言：“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40]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复杂的思想体系内，毛泽东过分专注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成员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阶级“他者”的缺失使毛泽东无法从政党内部的成员构成上推演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但他将个人主体的“阶级意识”注入政党的内部，并将阶级斗争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一定的社会结构相勾连，以此来推导出阶级和阶级斗争。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41]
毛泽东根据个人对财富的占有程度将中国社会结构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又根据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划分为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革命主力军：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42]
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强行划定，毛泽东将阶级和阶级斗争彻底引入了中国的革命实践，并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十大关系》等文章中不断为其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又不断在“土地革命”“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运动”“四清运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等实践中僭越阶级斗争的边界。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主要原因就是这种极“左”的阶级斗争观念的不断激化，他个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未停止；要在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方式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此对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改造；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必须对他们实行阶级斗争。所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43]成为“文革”时期社会的主导性思想口号。但实质上，毛泽东这种阶级斗争的政治观念和“生存斗争”的哲学思想在“文革”中的“表达性现实”已经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语境，“‘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相互脱节的一个极端例子”[44]。这种差异性和毛泽东的主观意愿严重影响了党的行动和选择，同时又形成了一种以极“左”激进主义思潮为表征的霸权性话语结构，而这种话语结构又规训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正如梁晓声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所描写的那样：
我们革命的学生，坚决战斗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我们向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要做阶级斗争前沿阵地上的敢死队！不怕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战斗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回合！有我们在，就有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在！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掌握着毛泽东思想这个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我们要象在农村消灭害虫一样，将危害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捏死！[45]
阶级斗争已经成为少年红卫兵精神世界中的固定思维方式和霸权话语，并最终诱导了“文革”的发生，同时也为“文革”的破产留下了历史的突破口。
（2）去“阶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复位模式
在新时期“后文革”的历史语境中，“告别文革”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而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生成和确立，自然是以对“文革”中极端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彻底否定作为自己的起点和爆破点的。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否定阶级斗争的标志性事件，“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46]。
国家意识形态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同时，也为“新时期”作家的文学书写提供了参考坐标，无论是“五四”一代作家，还是“归来作家”，抑或是“知青作家”，在“讲述文革”的文本中，都将否定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先验的思想灌注在小说中，“去阶级斗争”成为这些小说中贯穿始终的话语和恒定的主题。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莫应丰的《将军吟》、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弦的《记忆》、张贤亮的《绿化树》、冯骥才的《啊！》《铺花的歧路》、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胡月伟的《疯狂的上海》等小说都对阶级斗争进行了批判和否定。
但笔者在阅读这些小说的过程中，却惊奇地发现，随着故事情节的铺展，这些旨在“去阶级斗争”的小说，却逐渐显现出“重归阶级斗争”的话语结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吊诡”：一、这些小说都极度重视阶级的结构性关系，从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视角来看待阶级的变化，并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来“分辨真正的敌友”，从而推导出新的阶级斗争；二、将阶级斗争看作重建革命主体的策略和路径，通过对敌对阶级的政治对抗和“敌—我”关系的转化，来重新认同自己的革命身份；三、将阶级斗争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将其建立在有关知识分子的自由、知识阶级的解放和知识分子未来发展的清晰的价值判断上。上述这种“话语结构”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中找到依据和支持，同样也可以在这些小说中找到文学例证。
新时期初期知识分子“重归阶级斗争”话语结构的首要途径，就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政治结构机会”的框架内，打破“文革”时期的阶级划分，重新“分辨真正的敌友”。在“文革”中，阶级、阶级身份、阶级敌人、阶级斗争和阶级对象，这些充满了政治色彩的革命话语完全统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甚至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都被简单地归纳到“敌—我”阶级斗争的单一范畴之内，每个人所具有的不同文化身份都被强行整合为“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两种政治属性。在这种充满了主观臆断的非理性革命实践中，根据个人所持有的对革命的态度，衍生出“反革命阶级”的五种类型：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与此相对，也推导出“革命阶级”的五种类型：革命领袖、革命干部、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落后群众。[47]这样一种等级严明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和身份政治属性的确立，使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要在此身份结构体系内进行自我身份认同，“革命阶级”还是“反革命阶级”的身份过滤成为每个人进行革命实践之前的必要程序，同时，为“文革”中泛滥的暴力行为提供了合法的论证和箴言，尤其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革命路线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和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这种主观主义政治和革命暴力手段的结合，给一代知识分子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生命悲剧。
在新时期初期，“文革”期间的这种关于社会结构的阶级划分和身份认同，得到了国家层面上的“拨乱反正”和逆转，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精心设计下，知识分子与“四人帮”的阶级身份实现了对调，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对立关系被完全抹除，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也得到了重新确认，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革命”转化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脑力劳动者”，而“四人帮”则被简单地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反动行为被定额分配，“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48]，从而使他们成为全民族仇视的对象。这种简单而精准的“四人帮与国家民族”的阶级对立关系的颠覆式重建和明确的“反四人帮”阶级斗争指向的重新生成，使这种新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对象的选择成为新时期文学套用的公式和普泛性成规。新时期作家通过自己的文学书写，对“文革”的历史真相进行了“重新讲述”，从而集体参与到新时期对“文革”的解构浪潮中，并展现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先锋话语”的尖锐穿透力和影响力。他们认为“文革”时期关于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划分，以及知识分子作为“反革命阶级”与“革命阶级”关系的尖锐对立和紧张完全是虚构的，中国的革命不应该是以将知识分子作为敌对阶级为基础的运动，这种阶级关系的确立实际上来自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所以，新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进行重新认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被‘四人帮’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49]，这种阶级身份的重新认同显著地体现在小说叙述中的“复位模式”和“他者”形象的建构中。
在新时期以“讲述文革”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中，这种“复位模式”常常由“原初——劫难——复位三个维度构成”。“原初”是指小说主人公的“前生”和“史前史”，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知识分子，准确地说是革命知识分子，在原初的社会阶级结构和身份体系中，他们与中国的革命进程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都肩负着革命的使命，或者是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任务，他们身上往往充溢着革命的“神性”和人道主义的光辉；“劫难”是指由于外在的客观原因使自己脱离了“原初”的历史情境，具体地说是由于“文革”历史运动的发生，他们的生活常态被彻底打破，失去了原有的“革命身份”，而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并经历了“文革”所制造的劫难，但他们通常强调自己在这场运动中的“受动”状态，也就是说他们是“文革”运动的“被动主语”，所有的“劫难”都与自己的主观意愿无关，而是出自“他者”的非革命行为，他们拒绝从自我精神角度进行反思和忏悔；“复位”是指主人公在经历了“文革”的种种磨难后，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原初”的精神信仰和革命本性，在“文革”结束后新的历史语境中返本还原，重新归附到“原初”的阶级结构和身份体系中，并得到了意识形态的认同。例如，古华的《芙蓉镇》中，知识分子秦书田在“文革”期间被作为“五类分子”下放到芙蓉镇进行劳动改造，经受了非人的残酷迫害，在“文革”结束后当上了县文化馆的副馆长；韦君宜的《洗礼》中，知识分子王辉凡在“文革”前是省计委主任，因反对“文革”而经历了流放、关押、刑讯、审查等种种磨难，在“文革”后被安置在省委副书记的位置上；戴厚英的《人啊，人！》中，知识分子何荆夫因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而被打成“右派”，放逐到农村，知识分子孙悦在“文革”前是C城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因保护何荆夫，在“文革”期间被当作“铁杆老保”遭到了批斗，在“文革”结束后何荆夫和孙悦都重新回到了大学；王蒙的《蝴蝶》中，张思远在“文革”前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家”，历任军管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市长，在“文革”中被发配到边远山区，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在“文革”后升任省委副书记、副部长，政治地位明显得到提升；金河的《重逢》中，朱春信在“文革”中因“有些投机，有些怯懦，缺乏一个革命老干部应有的高贵品质和坚定的原则立场”而被剥夺了权利，在“文革”后升任地委副书记；张贤亮的《绿化树》中，章永璘承受了作为一名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能涵盖的一切苦难——物质的匮乏、精神的禁锢、生理的压抑、道德的污蔑，在“文革”后也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商议国家大事，身份地位得到了显著的转变；张弦的《记忆》中，秦慕平在“文革”中因用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包裹运动鞋而遭到了揪斗，在“文革”后又重新掌控宣传部长的权力；莫应丰的《将军吟》中，彭其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剥夺了权利，在“文革”后又重新出任军区司令员；卢新华的《伤痕》中，中学教师“妈妈”在“文革”中被确认为“特务”“反革命分子”，在“文革”后这些罪名得到了洗刷；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中，天云山考察队政委罗群在“文革”中受莫须有的诬陷被打成右派分子，饱受磨难，“文革”后获得平反；罗起平的《看守日记》中的毛乾坤、刘富道的《眼睛》中的“眼睛”、陆文夫的《献身》中的卢一民、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中的芦花、张抗抗的《淡淡的晨雾》中的荆原等等，一系列知识分子都在“文革”结束后实现了身份结构的“翻身解放”。
这种知识分子身份结构戏剧性的“翻身解放”，实质上是建立在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对历史发展“常规”秩序的某种理论逻辑基础上的。“历史总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不能违背。正像阴云和太阳相比，不管乌云密布，还是暴雨成灾，总是一时的现象；最后总是太阳把一切阴云驱散。”[50]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的命运际遇，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对“文革”政治运动违反历史常规秩序进行阐释时最重要的历史证词，知识分子的身份结构在线性时间的维度上以“文革”为时间界限，按照新与旧、黑暗与光明、反革命与革命被重新划分，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感和目的论色彩。由于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文革”历史是一种混乱无常、道德失范的图景，所以，知识分子的“解放”是建立在国家、民族、阶级解放的基础之上的，是国家和党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救赎，党成为知识分子命运转折的主宰者，这才是意识形态所规范的这些小说所具有的真正的话语功能，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的那样：“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51]
（3）“他者”形象与镜像
“他者”形象的建构是知识分子重建阶级身份的另一条路径。从小说的表象上看，“他者”是指创作主体在小说中正面塑造的，在“文革”中历经磨难仍保持着革命信仰的“圣洁性”和个体道德的“高位性”的知识分子“镜像”的反射物，是与这些知识分子形象对立的“异己形象”和“反面形象”。一般而言，这些“他者”形象在作品中占据绝对的中心位置，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的直接发起者，同时也是“文革”政治运动的具体实践者和罪魁祸首，但在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里，他们往往只是充当“知识分子英雄人物”的陪衬，从反面证明知识分子的崇高和伟大，这是知识分子重建阶级身份行为的一种话语策略和话语反抗方式。这些反面形象包括：《天云山传奇》中对罗群进行政治诬陷，并导致罗群家庭破灭的“反右”运动的领导者吴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对李铜钟实施暴力打击，并最终导致其死亡的杨文秀；《芙蓉镇》中的利用权力对秦书田和胡玉音进行迫害的李国香；《疯狂的上海中》直接操控“文革”政治运动，对年轻的革命学生进行疯狂屠杀的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啊！》中整天沉迷于阶级斗争，在知识分子精神世界里制造恐惧的贾大真；《将军吟》中的政治投机分子、出卖彭其的邬中、江醉章、刘絮云；《大墙下的红玉兰》中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杀戮的前还乡团长马玉麟，公报私仇、一心想致葛岭于死地的劳改农场政委章龙喜，时刻等待造反夺权的省公安局秦副局长；《飞天》中利用自己的革命地位和政治权利侵占少女贞操的谢政委；《铺花的歧路》中打死白慧母亲又极力掩盖罪恶的造反派头目郝建国；《洗礼》中诬蔑和陷害王辉凡的办公室秘书贾漪、陈射洪；《重逢》中在朱春信陷入危难时选择逃跑的林凤翔；《桂花庵来信》中的常寄尘；《小镇上的将军》中的镇长、镇长夫人；《血色黄昏》中的李主任；《代价》中的丘建中；《爬满青藤的古屋》中的王木通；《永远是春天》中的顾向文；《罗浮山血泪祭》中的刘永泰；《张铁匠的罗曼史》中的夏社长，《神圣的使命》中的徐润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郑百如……都是具有“原典”意义的反面形象。这些反面形象虽然在小说中的行为表现有着复杂的样态，但关于他们的形象修辞却有着共同的叙事特征和意义旨趣：都有着非“鬼”即“妖”的丑陋外表；对政治权力具有极度膨胀的欲望；他们的行为一般都与阴谋、暴力、死亡等词汇相勾连；内在的革命道德境界始终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造神运动，同时也是造鬼运动”[52]，在这些小说所讲述的“文革”历史空间内，既有“神圣”的知识分子形象，也有充满鬼魅气息的反面人物形象，在小说中作家对反面人物的外在形象都进行了“妖魔化”和“丑化”的加工处理。胡月伟的《疯狂的节日》对张春桥是这样描写的：
在压迫人心的寂静中，在肃然起敬的氛围里，占人类五分之一的共和国副统帅略低下头，右手白皙的食指添了一下丹冠色下唇，掀过一页毛笔撰写的讲稿。又抬起尖削有力的下巴，清癯的脸庞上，凸起的颧骨使微陷的双颊皮肉绷得紧紧的。老花镜片在橙色聚光灯下发出森人的反光，叫人看不清他的眼珠。[53]
古华的《芙蓉镇》对李国香的描写更是达到了丑化和嘲讽的极致：
她天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照镜子。当窗理云鬓，对镜好心酸。原先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已经布满了红丝丝，色泽浊黄。原先好看的双眼皮，已经隐现一晕黑圈，四周爬满了鱼尾纹。原先白里透红的脸蛋上有两个逗人的浅酒窝，现在皮肉松弛，枯涩发黄……天啊，难道一个得不到正常的感情雨露滋润的女人，青春就是这样的短促，季节一过，凋谢萎缩了人一变丑，心就变冷。积习成癖，她在心里暗暗嫉妒着那些有家有室的女人。[54]
作家对这些反面人物形象进行“妖魔化”和“丑化”的处理，一方面是因为作家窥探到了中国民众所具有的普泛性的道德心理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而以此来为“新时期”民众批判“文革”的高亢政治热情和狂躁情绪寻找一个载体和宣泄物。但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并非只是为了宣泄对他们的厌烦，以满足读者阅读时的生理快感，更为重要的是在小说中进行一种“除魔去妖”的仪式。这种“除魔去妖”的仪式为我们重新考量“新时期”以“讲述文革”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我们梳理这些小说时发现，文本中那些被“妖魔化”和“丑化”的反面人物形象不仅都被指认为有罪的，是“文革”的罪源，是危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祸首，而且在小说叙述中被宣判为“已死”的人。作家通过文学的话语操作把他们囚禁起来，粗暴地割裂他们与社会结构的所有联系，使其成为新一轮“阶级斗争”的对象，并最终将其排除到“革命阶级”之外，从而使之陷入强烈的恐怖和焦虑之中。新时期“文革小说”的这种“造鬼”和“驱邪”运动，不仅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霸权指导和设置，以及民众自我反思和辩驳意识的缺失，更是知识分子文化心理机制的一种表征：这种“造鬼”运动和“驱邪”仪式为知识分子重新确立自己的革命阶级身份提供了一种逻辑模型，从理论上而言，这些“鬼”越在数量上不断地增加和借助“驱邪”仪式被不断地放大，就越能反证知识分子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也就为知识分子重新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视野打开了方便之门。按照这一逻辑线索，知识分子就逐渐摆脱了自己原有的身份属性，并一步步地朝着预设的目标推进，最终进入革命阶级的阵营之中，彻底实现了身份的逆转。
在对这些“反面人物”的外表形象进行“妖魔化”的处理之后，创作主体又将自己的叙述重心指向了这些“反面人物”的道德世界。虽然这些反面人物无一例外都是“文革”激进运动的直接执行者和政治残害的实践者，游街、揪斗、拷打、抄家等行为是他们在“文革”中的主要政治活动，但是创作主体在小说中往往只是对这些行为细节进行简单的堆砌，并没有对“文革”本身这样一个非理性的政治学命题和社会学方案进行辩驳和推敲，不去揭示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目的和历史动机，而是将这些政治行为与个体的道德动机相互指涉。换言之，在“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结构内，“阶级斗争”已经由马克思阶级理论中物质层面上的意义，转化为一场道德戏剧性的行动，代表“善”的知识分子革命力量与代表“恶”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间的对抗成为“重归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但这种对抗的实施不同于“文革”时期的思想规训和暴力专政，而是一种“道德的夺权”，它通过“道德中介”来完成对“四人帮”敌对阶级的批判和否定，国家意识形态对“四人帮”在道德境界上的界定和贬损，成为知识分子“讲述文革”的成规。所以，我们发现这些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有道德上的缺陷：古华的《芙蓉镇》中的李国香是一个对漂亮女人充满了嫉妒心理和性欲无限膨胀的变态者；刘克的《飞天》中的谢政委是一个以革命的名义霸占少女贞操的伪君子；胡月伟的《疯狂的上海》中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一群钩心斗角、背信弃义的独裁者；莫应丰的《将军吟》中的邬中、江醉章是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分子，范子愚是时刻想通过造反实现翻身的流氓；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马玉麟是内心恶毒的刽子手；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中的郝建国是一个玩弄女人和权术的阴谋家；《啊！》中的贾大真是一个迷恋于制造事端的狂热的法西斯分子；《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中的裁缝老婆是一个喜欢窥探他人隐私的长舌妇；韦君宜的《洗礼》中的贾漪是一个利用色相捞取政治资本的无耻女人；周鲁彦的《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是一个制造谣言的小人；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中的“造反派”杨大榕夫妇以女儿的贞操来换取政治利益；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郑百如强奸民女许秀云，迫害共产党员金东水，生活腐化糜烂等等。这些反面人物身上积聚了几乎所有人性的丑恶和低下，他们残暴、乱性、狠毒、投机取巧、违背道义、不劳而获，总之，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界定的道德伦理相违背的。徐子东将这种反复多样的反面人物归纳为四种类型：“A. 坏女人（心理变态者）B. 懒汉无赖C. 风派（投机、变节者）以及D. 和国民党有关的‘老反革命’。”[55]将这些反面人物形象放在道德伦理的范畴内进行塑造，表明“新时期”知识分子对“文革”政治运动的挑战采取了道德伦理的叙事策略和路径，通过对道德伦理话语的操作和运用来实现知识分子自身的话语功能：一、为国家“脱罪”。将“文革”这一政治命题置换为道德命题，这样就将对“文革”反思的视域推向了道德范畴，通过对这些反面人物的道德批判，来表明“文革”并不是中国革命本身所孕育的，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本身并不能推导出“文革”运动，“文革”之所以能够发生和演进，主要在于这些道德恶化的反面人物的权力运作和阴谋野心，他们才是“文革”灾难的真正“罪源”。这样一方面迎合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文革”的历史定位：“‘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一方面将“文革”复杂的历史成因转化为单向度的对反面人物的道德评价，也使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表述和文学实践能够获得时代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避免了与意识形态的话语冲突。[56]二、为知识分子“辩护”。知识分子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重新正名，既然这些道德腐化、行为卑劣的反面人物被指认出来，并承担了“文革”制造者和实施者的罪名，那么，按照这一逻辑线索推导，知识分子自然就得到了解脱——知识分子只是“文革”的被动的受害者，而非直接的参与者，这就避免了对自身主体进行反思和忏悔的尴尬局面，从而成功地从“文革”的历史漩涡中突围上岸。正如福柯所言：“一切社会都需要有离轨者，因为排除离轨者与把他们排除的行动使被排除者以外的人感到他们是留在社会内的，并且达到社会的团结……他们的被驱逐象征性地使社会变得更为纯洁。”[57]三、重建阶级身份。对这些反面人物的道德批判，为知识分子阶级身份的重建奠定了基础，既然这些反面人物的非道德行为已经被贴上了“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篡权者”的“身份标识”，那么，在“文革”中始终与他们对立的知识分子自然就具有了“革命身份”“革命信仰”和“革命行动”。正是这种重建阶级身份的鲜明而强大的精神诉求和心理动能，使无数知识分子投入到这一场道德话语的集体想象中，这些道德的言辞成了知识分子重建身份体系的“有机论”和浪漫想象，“人们在小说中找到的任何一种表示都不能孤立地看，他们的每一个都处在与别的表示、别的境况、别的动作、别的思想、别的事件的复杂与矛盾的对照中”[58]。
[1]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7页。
[2] 唐弢：《雪峰——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阐述者和发展者》，《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172页。
[3] 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153页。
[4] 唐弢：《关于重写文学史》，《求是》1990年第2期。
[5] 唐弢：《关于重写文学史》，《求是》1990年第2期。
[6] 唐弢：《我观新诗——〈正统的与异端的〉代序》，见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7]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422页。
[8] 唐弢：《艺术家和“道德家”》，《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504页。
[9]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418页。
[10] 唐弢：《关于重写文学史》，《求是》1990年2期。
[11] 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158页。
[12]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42页。
[13] 唐弢：《由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试题想起的事》，《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404页。
[14] 唐弢：《关于重写文学史》，《求是》1990年第2期。
[15]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427页。
[16]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423页。
[17] 〔英〕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18]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417页。
[19] 唐弢：《论阿Q的典型性格》，《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20] 唐弢：《论阿Q的典型性格》，《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21] 唐弢：《雪峰——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阐述者和发展者》，《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176页。
[22] 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155页。
[23]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424页。
[24] 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唐弢文集》卷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495页。
[25] 《文艺新地》1951年第6期。
[26] 《文艺月报》1955年第3期。
[27] 《文艺月报》1957年第8期。
[28]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416页。
[29] 〔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鲁迅译，大江书铺1929年版，第305页。
[30] 《东京朝日新闻》1922年6月8—10日，转引自刘柏青：《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简史》，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31] 〔俄〕卢那察尔斯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任务的纲领》，《战旗》1928年9月号。
[32] 沈绮雨：《日本的无产阶级艺术怎样经过它的运动过程》，《日出》旬刊1928年第3、4期。
[33] 冯乃超：《怎样地克服艺术的危机》，《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2期。
[34] 彭康：《冷静的头脑》，《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4期。
[35] 〔日〕谷一：《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文艺战线》1926年10月10日。
[36]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页。
[37] “政治机会结构”是美国学者西德尼·塔罗在其著作《斗争、政治与改革：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反抗周期》（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中提出来的概念，他认为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发生的大规模的集体抗议运动过后，国家政体紧接着将发生一系列的改革行为：国家执政者的重新选举和重组，开放的文化语境，存在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同盟的建立，新的国家发展路径框架的确立和延伸，这些因素将运作成为新一轮政治改革的内在动力，并使之成为一种全民族参与的集体行为。
[38]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文革”的历史“真相”做了定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7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评论组”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的文章，对“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了“定性”式的政治批判；1979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正名，知识分子转变为新时期的“脑力劳动者”“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四个现代化”的社会实践方案，并对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39] 〔德〕马克思、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40]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41]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42]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43] 毛泽东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44]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9页。
[45]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修订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46]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47] 参见《人民日报》1968年6月3日。
[48]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7年7月21日。
[49] 叶剑英：《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50] 李之琏：《不该发生的事——丁玲问题经过》，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51] 〔美〕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52] 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53] 胡月伟、杨鑫基：《疯狂的节日》，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54] 古华：《芙蓉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55] 徐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6页。
[56] 《苦恋》《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飞天》《在社会档案里》《离离原上草》等小说所引起的争议和质疑，从反向上证明了这种叙事策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57] 〔法〕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58] 〔捷〕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