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21世纪的前十年，美国《宪法》中的第二款第四条再一次在美国被热议。这一法条曾在1961年被激烈讨论过，尤其是在总统连任后的第二任期。这条法律自1787年问世，在此后的一百七十四年间都无人问津，但在日后却成为热门话题，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款第四条规定：“总统、副总统和所有其他公务员当其触犯叛国罪、贿赂罪或构成其他重罪或不当行为时必须被弹劾和被开除。”宪法中的其他条文对叛国罪的定义进行了说明，对参议院如何进行弹劾制定了准则并对如何惩罚此罪规定了相关限制。这个格外复杂的法律程序最初为人所知时只有“弹劾”这两个短短的字，“弹劾”一词是由制宪者为联邦政府这个最民主的政体所创立的法律术语。《宪法》的第一款第二条规定：“众议院拥有全权执行弹劾的权力。”然而事实是，无论众议院成员中是否有三分之二的人投票支持弹劾成立并执行开除处罚，这样一种由众议院多数成员表决决定弹劾是否成立的行为对于被执行人而言仍是颜面扫地的，也正因如此弹劾是一种发动政治战争的威力非凡的宪法武器。

弹劾此种复杂的用以开除任期未满的官员的宪法性程序在之前鲜少进入人们的视野。制宪者有意规定新政府的执行长官任期不得超过四年而联邦法官任期则可长达终身制。因此撤职此举的行为将会与制宪者对民主选举原则的理解南辕北辙。基于上述原因，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官员在任职期间一般不会有任何变故。下述特定案例会引发此种情况：1799年的参议员威廉·布朗特，1805年最高法院法官塞缪尔·蔡斯，1868年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1876年战时秘书威廉·贝尔纳普，另有自1803年至1936年间的九名联邦地区法官，但当时对弹劾行为的评价低估了情况的严重性。此外，弹劾只得到宪法的支持，偶尔才有来自公务员、记者或学者的个人呼吁，大众则对其反应寥寥。

当伊利诺伊州的罗伯特·米歇尔于1957年来到国会开始其第三十八年的众议院生涯时，今日所称的“弹劾”还从未进入过人们的视野。“天哪，不，我们只在历史书里读到过这个词儿，可从来没真正考虑过这件事。”^[1]

从20世纪的最后四十年开始直到21世纪的前十年，弹劾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大众也开始参与到弹劾中去。在这个时期，弹劾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且如同过去的十七年一般引发了人们的沉思。在此之前除非是弹劾这一做法的衷心支持者，如果不是对其有特别的支持，人们连随口提起弹劾都很少。现如今这变成了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话题，但要付诸实践还是举步维艰。弹劾被称为是“美国政治中的核武器”，在日后被看成是寻常的国家政治文化中对官员的重要考验。在20世纪末弹劾终于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政治手段，20世纪经历过四次弹劾，将其称为“弹劾时代”显得再恰当不过了。

公众人物也好，记者也罢，还有普罗大众们对于弹劾的讨论都愈发频繁，但正式被弹劾的案件依然屈指可数。随着政治分歧的此起彼伏，“他应该被弹劾！”逐渐成为大众表达的一句日常用语。不但人们开始热衷于谈论此话题，对于弹劾的观点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它不再被当成是一种被用于极特殊场合的宪法机制，而是一种更为寻常的政治策略。理解为何1960年后弹劾在几十年中不但被大众接受，更在宪法中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有助于深入了解弹劾文化本身，更能概览当时美国文化中的公众事件。

2005年所揭露的一桩发生在该世纪初的事件使人们不禁回忆起了令人印象深刻且广为人知的20世纪的弹劾篇章，其中的主角包括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美国人几乎在顷刻之间就能回想起那些个改变美国历史的重大时刻，是他们使得美国宪法和政治文化如此不同。2005年是个令人疑惑的年份，无人知晓弹劾时代已悄然落幕还是仍在进行。但这两个字仍是当时的热门话题，一批普通百姓都加入到了想要弹劾乔治·沃克·布什的运动中去。即使民众慷慨激昂但弹劾一举自1999年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事件完结后并未真正实行过。弹劾的黄金时代只存在于十年之前。

毋庸置疑在克林顿事件后，弹劾一举的作用令人难以捉摸，到底是日渐衰退，还是只是另一个传奇时代崛起前暂时的平静都言之过早。也正因此本书的作用到底是充当弹劾时代的结语，还是另一场政治斗争到来之前使用的致命宪法武器的开场白，都无从得知。正如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总是风云莫测，一切结论都为时尚早。

美国人并非不熟悉弹劾，更不用说众人皆知的2005年一旦弹劾被实施是一件多么名正言顺又举世震惊的事情。在5月31日，新闻报道了一位令人捉摸不透的九十岁高龄的加利福尼亚老人身体状况欠佳的新闻，早在三十年前他曾身陷总统弹劾案并令举国震惊。《名利场》杂志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使得新闻界喧哗阵阵，唤起了大众对当初尼克松痛苦下台的回忆。公众还没有忘记尼克松离任总统之位的种种细节^[2]，只要轻轻唤起就如昨日般清晰。无论《名利场》给这篇文章取的标题，还是几天之后《华盛顿邮报》的横幅标题都提起了一名名为“深喉”的男子。

深喉这个名字一下就勾起了那些记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了什么的老年人的记忆，当然也有无数年轻人知道这个名字。他们也许是从电影里看到的，也许是在书里读到过，又或许是听家里的大人提到过。深喉这个名字让他们联想到当年那个匿名帮助《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他们追踪调查1972年6月“水门事件”中闯入民主党国家委员会办公室的神秘人士。调查错综复杂涉及宾馆、办公室和波托马克河岸边的公寓大楼。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很快就发现了“水门事件”大盗和白宫办公人员之间的关系。在深喉的帮助下，两位记者开始追踪了案件责任分配和椭圆办公室为掩饰此案所做的勾当。“水门事件”一再演变，直到最后为人所知，把尼克松带到了被弹劾的边缘。他选择在1974年8月引咎辞职只为逃避美国参议会的审判，但其最后也难逃被迫辞职的命运。

多年以来，无数书籍和文章都疑惑深喉到底是何许人也，人们为这个敢于揭露总统丑恶面目真相的人物而着迷，为他展开的讨论从未停歇。深喉几乎成了这个国家的英雄。而这样一个人却低调到丝毫没有要走到幕前来自封名人或跻身富豪之流的想法。深喉总是躲避着对他好奇的聚光灯，更增添了他的神秘，这让无数好奇的民众跃跃欲试想要解开谜团，也有一些人认为深喉可能只是一个虚构人物或是几个线人的叠加形象。而面对种种猜测，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都三缄其口，严谨地保护了这位著名的无名英雄。

伊利诺伊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授威廉·盖恩斯甚至开设了一门研究生研讨课，主题就是研究探寻深喉的新闻报道。盖恩斯的学生在确定本次调查应秉持彻底细致的态度后，顺藤摸瓜地从一个疑似深喉的人寻找到另一个。但最终也没有人命中目标。没有找到真正的深喉并无大碍，无论如何他们的报道都可以让读者再探水门之谜和深喉之惑。

这场由盖恩斯支持的调查最令人赞叹的地方在于，即使这场未解之谜已长达三十年仍扑朔迷离，这些经过专业培训的新闻学学生们热情格外高涨仍愿意为其劳心劳力，而其中大多数的人在“水门事件”爆发之时还未出生。最后结果是国家媒体虽然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谨慎眼光审视此案调查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而学生们的结果却令人喜出望外。盖恩斯自己对深喉的理解对学生而言是莫大的帮助，他认为近三十年来有关深喉是否存在的谜团就是一个引诱举国上下跃跃欲试竞相猜测的谜语。关于谜底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说就是演《总统班底》的那个叫贺尔·布鲁克的演员，正是他在此片中饰演了深喉一角。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接近正确的答案了，但却并不那么令人满意。至少盖恩斯的课堂教给了他的学生宝贵的一课，诸如过硬的调查技巧和如何引起公众真切的好奇心，而最重要的是公众对于尼克松传奇中的深喉未解之谜永远不灭的好奇心。

当威廉·马克·费尔特，这个曾经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及其家庭决定要揭露其深喉身份时，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立马确认了《名利场》杂志的消息。他们过去是如此小心翼翼地承诺要保护费尔特，使其不被大众所知。正是他们对保密原则的坚持使得二人在深喉最终真相大白的时候大受赞扬，也正因此使得日后位高权重的人物愿意与这两位记者分享尘封多年的秘密，促成了伍德沃德撰写的一系列调查类热销书籍。在费尔特一家揭秘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曾经苦苦坚守秘密的那些岁月成了呼应《名利场》深喉揭秘专篇文章当中举足轻重的一笔。

也有一些保守派专栏作者表示，对比近期美国所发生的弹劾案件中的其他参与者，深喉是否真的可以被称作英雄。另一个成为争论焦点的是琳达·特里普，其揭露了总统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3]的性丑闻。深喉和特里普二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揭露了令人厌恶值得被弹劾的丑闻。结果是一个案件以总统主动辞职以避免任何弹劾或定罪告终，而另一个则以参议院对其宣告无罪最终并未导致任何显著结果而告终。

对于特里普能否被称之为英雄，是否大家都能接受这很难判断。而当代大众普遍都认同的观点是，但凡美国总统多少都不是无可指摘的，因此无论对他们罪行的揭露是多是少在公众看来都是好事。大众对政治人物的鄙视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对于立法者不当行为的揭露却成为普遍现象，仰仗于弹劾调查中对于总统行为的严格检视。尽管如此，弹劾发生的次数依然少之又少，最常被弹劾的对象往往是一些级别不高的联邦法官，在1960年后由于对美国政府的猜疑越来越重，弹劾次数也越发频繁。在昭然皆知的弹劾之风里，弹劾成了美国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20世纪最后四十年中最深刻的特征。

始于1960年，弹劾机制的出现有赖于美国宪法主义的倒退。弹劾曾一度不被人们重视，但在人们普遍对政治充满怨言，在针锋相对的政治辩论中，弹劾这一杀手锏频频被使用。1960年至2008年间有四位总统在第二任期间被提请弹劾。其中的两位尼克松和克林顿面对的是国会弹劾，然而罗纳德·里根却虎口脱险，没有重蹈覆辙。而四位中还有一位是乔治·沃克·布什，他还没有等到他的第二任期就下台了。另外，副总统如斯皮罗·T.阿格纽遭到贿赂的指控时辩称，只有弹劾这样的举措才能使他下台。事实是他最终没有和国会对峙，而是在政府检察官向他伸出“认罪就免于处罚”的橄榄枝时，他选择了引咎辞职。

八位联邦法官也曾经历了针对他们的弹劾提请时的奋力挣扎。虽然这些案件对于公众而言不像总统弹劾案那样广为人知，但其仍对国会熟悉了解弹劾程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三位被众议院弹劾，并且被参议院审判，最终被裁决弹劾生效并被开除。而另外三位，其中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在其弹劾议程还在商讨中未被正式执行时就自行辞职了。八位中仅有两位最高法院法官运气极好地逃脱了被弹劾的命运。然而即使最后没有以成功弹劾收尾，这两件案子的意义仍非同小可，使得人们的宪法意识得到了增强。

21世纪初期的弹劾举措支持者们认为，弹劾这一举措是对高官行政或司法不当行为的适当且快速的回应。然而就在半个世纪以前，即便是对司法和总统最为坦率的批评，民众也不会立即把弹劾看作是一种用以表达他们不满的手段。自1960年起一系列特殊事件的发生使得人们越来越能接受弹劾，而且对其的态度也有所好转。逐一检视这些案例，彼此之间并没有相互关联，但由此逐渐累积的影响对于理解美国宪法和政治实践中的隐含转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仔细检视弹劾的宪法角色，其政治实践和大众对此反复实践在这三方面有诸多的益处。其一，这样的研究会使人们回想起美国历史上或为人熟知、或知之甚少的众多戏剧性或至关重要的时刻。其二，这样无数案件串联起来的弹劾众生像证明我们不应该以单一的眼光去看弹劾案件。其三，通过评估可以发现弹劾已经更为普遍，但作为一项手段，其宪法光芒已不再耀眼，对于联邦高官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对政府首脑的作用也有所下降。

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最自然和最有用的探索20世纪不同弹劾案的方法是历时追溯。对于每个故事细致的描述为理解弹劾进程中的政治演变，理解其中的文化进步和最终勾画出如今弹劾宪法作用的分析性结论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基础。而除去案件本身，政府处理他们不同的态度和在大众文化中所留下的烙印都塑造了人们对弹劾的想法，这些都是值得被注意的。

不同种类的材料都可以用来构成一个可信赖的弹劾时代的记录。政府文件中保存着关于弹劾程序的正式记录。

而国会听证、辩论和弹劾审判的相关证词作为案件记录和相关司法进程的裁决都格外具有启发性。报纸和杂志所报道的弹劾进程内容是最为大众所熟识的，而刊登在新闻报纸上的社论卡通画则进一步传递了最精华部分的信息。

而未被出版的关于不同时期弹劾进程中的个体参与者的文章则披露的大多是不为公众所熟知的未被公众记录的部分。曾经历过其中一些事件的当事人在采访中透露出他们对于该事件的反思，以及随着时间进展而产生的观点的改变。此外，本书所含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弹劾相关的大量的书目和文章的参考书目中包括了记者、法学家、政治科学研究者和历史学家们等不同专家的观察。这些来源丰富的信息给予了研究不同形式的弹劾深刻见解，这样的见解光靠其中任何单独一项是无法得出的。单独的弹劾案件都被反复研究，特别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最高法院法官塞缪尔·蔡斯、近代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比尔·克林顿。另一点更为常见的对弹劾法案的学习无论是从具体时期的演变，还是就官员的具体案件而言都更为抽象。比较性的或整体性的学习与以前相比都更不常见，即使存在也大多仅涉及定义和分析主题。

涉及弹劾相关的作品缺少对于个体案件在社交和政治语境下的研究并将其放在延长的时间维度上与其他案件比较。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助于理解弹劾发展的背景土壤，以及重新理解与弹劾相关的思想和实践在大众文化中的演变过程。21世纪早期对弹劾的随意态度也正是对20世纪50年代的远距离呼应，更不用说那些1787年宪法的创制者。历经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弹劾经验的积累，才产生了今天弹劾的新形象，对20世纪晚期案件细致且符合上下文的研究是用以理解弹劾在当今美国宪政文化中的角色的好方法。

注释：

[1]　Robert Michel,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1, 2005.

[2]　John D. O'Connor, “I'm the Guy They Called Deep Throat,” Vanity Fair, May 31, 2005.

[3]　John Kass, “‘Deep Throat,’ Tripp Both Have Stuff of Heroes,” Chicago Tribune, June 2,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