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瑞鹤唱和”与南方书家书学思想的发展

元贞三年（1297），元成宗召玄教宗师张留孙，于崇真万寿宫设金箓醮仪，法事做了三日，有仙鹤两次飞来。仙鹤本来就是道教所推崇的祥瑞之物，在举行醮祀仪式之际现身，更是吉兆，成宗亦以为是太平瑞应，遂命阎复作《大都崇真万寿宫瑞鹤诗》（以下简称《瑞鹤诗》）。因为《瑞鹤诗》与道教有关，且阎复文名与书名俱有，故杭州道人章耕隐求阎复重书一本，诗卷带回杭州以后，又约请家之巽、张楧、牟应龙、方回、杜道坚等五人唱和，终成一长卷，即《崇真万寿宫瑞鹤唱和诗卷》（以下简称《瑞鹤唱和诗卷》）。⁽²⁴⁾

章耕隐，本名章居实（1254—1304），黄岩人，号明素真冲妙法师，尝名修真之室曰“耕隐”，故人称耕隐翁，逝后，大儒戴表元为作《故道录章公墓志铭》。五人和诗中，家之巽记所书时间为大德三年（1299），而章耕隐大德八年（1304）病逝于西太乙宫，则其获阎复诗文及邀请诸家唱和，时间在1299年前后。

与《武林胜集诗卷》相似，《瑞鹤唱和诗卷》也是就特定的题咏，多人唱和，然后合诸家书法汇成一卷，以供清玩。这种文人雅士之间浓厚的题咏风气，在元代特别盛行，并一直延续到明清。

阎复《瑞鹤诗》书于元贞三年，其时人在大都。除阎复以外，该长卷所关系到的各种人物，包括收藏者与唱和者，均生活在杭州或杭州附近：章耕隐自南宋咸淳四年（1268）侍父来杭后，一直活动于杭州道观；家之巽本是眉山人，宋末曾任余杭令，入元后就一直居住在杭州；张楧、方回久居杭州，而牟应龙为“吴兴八俊”之一，吴兴离杭州距离也极近。

阎复（1236—1312），字子静⁽²⁵⁾，号静轩，为“东平四杰”之一。至元八年（1271），授翰林应奉文字；至元十六年（1279），入为翰林直学士；至元二十三年（1286），擢翰林学士，改集贤学士，后因桑哥事件被免官；元成宗即位（元贞元年，即1295年），召入朝，授集贤学士；大德三年（1299），拜翰林承旨；仁宗皇庆元年卒。著有《静轩文集》五十卷，久佚。

“瑞鹤唱和”因阎复而起。阎复是山东人，如按等级划分，属于汉人，且阎复入职元廷时间极早，因此他与南宋遗民们经历截然不同，心态也相去甚远。因为入仕早，所以他在北方影响力较大，来往者也皆是当朝权贵，如程钜夫、赵孟、方回等人。

阎复善书，吴升《大观录》言其“书法得《化度寺碑》之神逸”，《化度寺碑》是楷书，阎复弃用他这种为人所称道的书体，却以隶书来书写具有政治性和宗教性双重意义的《瑞鹤诗》（图2-3.1）。篆隶属于古体，在两宋辽金隶书发展逐渐衰退的时代背景下，阎复以隶书来书写这个严肃的题材，而且字数繁多，意味着在元初，在行楷向晋人复古的同时，还存在着篆隶书的复古趋向。

阎复的这件隶书，与元代中后期诸家写隶的风格有相似与不似处。元隶的总体基调是规矩：字体扁方、章法整饬、笔法谨严。而取法魏隶、左撇踢出小尖，则是元隶的通弊。阎复的隶书字形正方，时见楷书的用笔和结体，这种笔法承接宋代隶书的书写路数，虽然在取法上有所局限，但是今天看来也古意盎然。

《瑞鹤诗》是目前所见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元隶作品，之前写隶者有龚开，其后则有萧。龚开擅绘画，落款喜用隶书题写，这些作品虽然都没有书写时间，但是从龚开卒年推断，所作时间当不晚于阎复《瑞鹤诗》的书写时间；而萧则有书于大德五年（1301）的隶书《无逸篇》（故宫博物院藏）。龚开作隶的楷书化特征更为明显，体势正方，很多字甚至连雁尾都被取消了，而萧的隶书外形扁方、结体匀称、横势舒展、雁尾飘盈。与龚开的稚嫩相比，阎复的隶书老辣；与萧的秀逸相比，阎复显得古拙。

阎复《瑞鹤诗》卷后，有家之巽、张楧、牟应龙、方回、杜道坚等五人唱和。

1．家之巽

家之巽，字志行，号性存居士，眉山人，寓吴兴，与方回、牟巘友善。家之巽由宋入元，生卒年不详，据《西天目祖山志》卷七家之巽撰《幻住老人大觉寺观音菩萨瑞相序》署款“延祐乙卯” ⁽²⁶⁾，可推断其卒于1315年以后。

家之巽的和诗（图2-3.2），在五人中唯一署有年款“大德己亥九月六日”，这也是断定其余各家和诗书写时间的重要依据。家之巽此诗以楷书书写，可以想见他书写时意气风发，因为横、捺、竖弯钩等笔画都极为舒展，当时心情应该是颇为惬意。家之巽的楷书重视用笔的轻重，明显是取法褚遂良，其中“臣”“象”等字则是标准的褚体。除了褚遂良外，家之巽的楷书还表现出对于钟繇的取法，在他的一些楷书如“欣”“象”的捺笔末端，出现了似有还无的出锋，隶意颇重。

家之巽的楷书极为出色，除楷书外，他还书写篆书。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砚谱》所收“宋眉寿砚”为家之巽旧物，内铭篆题“眉寿”，款为“性存居士题”，一侧有隶书铭。纪昀记：

海宁陈文勤公蓄古砚二，辗转贩鬻皆归于余。一为端石，刻“澄泉结翠”四篆字，署“性存居士家之巽”题，后为石庵持去。一为歙石，即此砚也。家之巽，名见周密《癸辛杂识》，则二砚皆宋石审矣。嘉庆甲子十月晓岚记。家之巽用篆书来书写砚铭，同阎复以隶书书写长卷一样，都属于元代较早书写篆隶的书家。在元代的中后期，篆隶已经成为书家们热衷的书体，篆隶书体的复兴，也是元代书法全面回归古典的标志之一。

2．张楧

张楧（1260—1325），字仲宾，号菊存，钱塘人，南宋名将张俊五世孙，故以西秦为籍贯，常署款“西秦张楧”。张楧与方回、戴表元、赵孟、陆文圭等交往都极为密切，特别是在十年前张楧年仅二十七岁之时，以最年轻作者的身份参与“武林胜集”，这已说明了他的非同小可。

“学古斋”是张楧的斋号，戴表元《学古斋记》云：

州域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张仲实居之，入其门，庭除静修，草树深郁，俨然山人处士之宅。先是巴西邓善之与仲实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题其扁曰学古斋。相与读书玩义理于其中。如此十年，而善之以艺选召，且由此而进为于时，……于是学古斋仲实独居而有之。⁽²⁷⁾

邓文原与张楧共同居住多年，作为元初重要书家的邓文原，当然会给张楧以良好的影响。在他们同住学古斋之时，都较为年轻，邓文原此时自身书艺也未成熟，所以张楧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书写《武林胜集诗卷》（图2-3.3）时，风格还是略显稚嫩，十年后张楧再以行书书写《瑞鹤唱和诗卷》（图2-3.4），他的笔法已娴熟而老到了许多，从中可见长足的进步。

除这两件墨迹外，张楧尚有刻帖存世。赵孟曾为张渊（字清夫）书《洛神赋》，大德二年（1298）八月十六日，张焴、戴锡、顾文琛等人，同聚于张楧的学古斋鉴赏此卷，并推举一人书写跋文及观款（图2-3.5），清人梁清标曾将此段跋文刻入《秋碧堂法书》。⁽²⁸⁾跋文并无书者姓名，但文中记诸人姓名，“西秦张楧”四字与《瑞鹤唱和诗卷》中张楧的落款书写方法完全一致，且两者书写时间也极为接近，可知跋文为张楧所书。

除学古斋外，张楧还有斋号名“君子轩”，戴表元《八月十六日张园玩月诗序》：

大德戊戌岁八月十五夜，望舒掩其明，游者阙焉，乃以次夕合宴于君子轩之圃。圃主清河张楧仲实，其族焴如晦、烈景忠，客剡源戴表元帅初、钱塘屠约存博、龙泉陈康祖无逸、会稽王润之德玉、戴锡祖禹、嘉兴顾文琛伯玉，侍游者仲实之子炬、爁，如晦之子奎，无逸之子绎曾。是夕也，云河豁舒，风露娟爽，客主诸人谈谑庄谐，啸歌起止，各尽其趣。⁽²⁹⁾

与会和诗者，除上述诸人外，据牟巘记载，还有王芝、白珽等人。⁽³⁰⁾而据前述拓本所记，张楧、张焴、戴锡、顾文琛等人在学古斋鉴赏赵孟《洛神赋》也正是此日。宴饮、赋诗、鉴赏、题跋，这些主题，成为元代文人雅集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他们彼此间维系感情的纽带。

张楧因年少而有俊才，受到牟巘的赏识，从而成为牟巘的女婿。除了牟巘在各类序跋中对他表示推重外，张楧还受到师辈赵孟、戴表元等人的褒奖，如赵孟称：“予友邓善之、张仲实、陈无逸，皆英爽之士，其言语文字足以雄一时，予爱之重之。” 张楧与阎复亦有交往，因张楧诗文出众，阎复曾有诗赠之，牟巘《题阎静斋与张仲实诗后》：

静斋阎公曩使浙右，张楧仲实时为江阴学正，初无畴昔雅，公望临一时而谦勤下士，不惜余论，奖成后辈，闻仲实之能遽作诗，寄之，诚出意望外。诗中称其门阀，喜其辞采，且有“黄金燕市须神骏，会见风雷起渥洼”之句，期待之者甚至。……静斋之于仲实，独得之未识面之间，可谓不凡也矣。是时仲实年三十许，已能为文辞致声誉。今年愈进识愈定，刊落枝叶，以求本原，用力于义理之学，以远大自期，实由静斋奖激之。⁽³¹⁾

张楧获阎复赠诗时年三十，书《瑞鹤唱和诗》时年已四十，与其他作者的唱和诗赞誉的重点在于仙鹤、道教以及国运不同，张楧明显表达出对阎复的敬仰：“阎公文章伯，寰宇擅名誉。作诗为形容，记述信可据。”这也是报答阎复知遇之恩的情感表达。

正是因为张楧文才出众，对同时的文人雅士有强烈的吸引力，所以学古斋才成为文人雅聚之地。大德二年（1298）八月十六日诸家鉴赏《洛神赋》，然后由张楧执笔书写跋文，一方面因为张楧是东道主，另一方面肯定也是因为他在文坛的影响力。张楧跋曰：

古诗十九首，三百篇之变而不失其正者；曹子建诸赋，骚辞之变而不失其正者；子昂书，二王之变而不失其正者；有此三美，清夫其宝之。

张楧的这篇跋文表达了元初文人对“二王”书法的尊崇：诗以《诗经》为正宗，赋以《离骚》《楚辞》为正宗，书则以“二王”为正宗，这里已经明确将“二王”书法推为经典了。这个时期张楧书写的《瑞鹤唱和诗卷》，也明显比十年前《武林胜集诗卷》的笔法要娴熟许多，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出他对“二王”笔法尤其是赵法的融合。

张楧在理论上推崇“二王”，同时也在实践着这个理论，他不但自己收藏王羲之《兰亭序》的各种拓本，还将其在亲友间传播，如曾在大德二年（1298）将《江阴邱本兰亭序》赠予方回⁽³²⁾，《江阴邱本兰亭序》也是《兰亭序》系列拓本中的一种，从这个阶段张楧所书《跋赵孟洛神赋》以及《瑞鹤唱和诗卷》上确实看到了“二王”书风对他书体面貌的积极影响。

3．牟应龙

牟应龙（1247—1324），牟巘子，字伯成，号隆山先生，眉山人，徙居吴兴。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进士，入元以上元县主簿致仕，《元史》卷一百九十有传。与赵孟、陈无逸、钱选等并称“吴兴八俊”，逝后虞集为之撰墓志铭。

牟应龙在《瑞鹤唱和诗卷》（图2-3.6）中表现出的是唐人书风，特别是其肥厚的线条与雍容的结体极接近于唐太宗《鹡鸰颂》。牟应龙存世的另两件作品是《跋名贤像册》（邓拓旧藏，图2-3.7）与《跋宋人魏了翁文向帖》（上海博物馆藏），都是行书。《跋名贤像册》作于延祐四年（1317），其与《瑞鹤唱和诗卷》线条结体都近似，下笔更加果敢而老到；《跋魏了翁文向帖》作于至治元年（1321），书风则为之一变，线条枯瘦，字势左倾，已带有宋人的笔意。

图2-3.6　牟应龙《瑞鹤唱和诗卷》

图2-3.7　牟应龙《跋名贤像册》

牟应龙与赵孟、邓文原友善。赵孟与牟应龙的交往可以上溯到与其父牟巘的交往，牟巘也是一代名宿，年长赵孟二十七岁，不过由于赵孟的艺术地位太过显赫，使得年龄并没有成为阻碍两人交往的鸿沟。赵孟所书碑文，很多都是牟巘撰文，如《湖州妙严寺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玄妙观三门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玄妙观三清殿记》（书于大德七年即1303年）、《松江宝云寺记》（书于大德十一年即1307年）、《昆山淮云院记》（书于至大三年即1310年）等，牟巘撰文、赵孟书丹，使之成为双璧。牟应龙年长赵孟八岁，因年龄接近，所以彼此相处更为融洽。赵孟的《水调歌头》一词即记述了他和牟应龙的两次交往，其一在至元丁亥（1287），其二在大德乙巳（1305）。⁽³³⁾故宫博物院所藏赵孟《杂书四帖》，其中《旬日帖》《乞米帖》两帖亦是为牟应龙所书。牟应龙入元后迫于生计，赵孟《乞米帖》云“牟成甫之贫，丰年尤饥啼，况此荒歉”，故问：“仁人义士有能捐鲁肃之囷，而实莱芜之甑乎？”赵孟此帖，也可证明他们两人交情颇深。

邓文原斋号“尚友斋”，赵、牟二人曾为之合作《尚友斋铭》，牟应龙作文，赵孟作书。在铭中，牟应龙明确表示“尚友”的名称是“友古圣贤”，虽然斋号是邓文原所有，但是文义由牟应龙来阐发，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契合了牟应龙的观点。牟应龙响应复古，但是赵孟书宗魏晋的复古观与牟应龙意识中的“古”异趣。牟应龙的书法，早年的《瑞鹤唱和诗卷》还颇显平和，晚年《跋魏了翁文向帖》风格突变，更与魏晋笔法大相径庭。在魏了翁《文向帖》牟应龙的跋文后，还有赵孟跋文一段：“此卷唯牟兄最知原委，故于跋尾尤得其意。”赵孟认为牟应龙所得到的“意”，一方面是此卷的文意，另一方面也指其《文向帖》所表现出的宋人笔意。牟应龙跋另一件宋人作品《范仲淹书伯夷颂》中，称“（范文正公）笔法之妙，自足追媲古人”，又以“厚重”来赞誉“熙宁以前之书”，可见他对宋人的尊崇。所以说，在元初崇古思潮的萌芽期，诸家对“古”依然有着不同的诠释。

赵孟为张渊书《书洛神赋》，其后尚有牟应龙之父牟巘跋文，牟巘的书法也看不出明显的取法渊源，乃父的直抒胸臆、轻法而尚意，应该正是牟应龙这种书写方式的渊源所在。

4．方回

方回（1227—1308年以后⁽³⁴⁾），字万里，号虚谷，安徽歙县人，南宋景定三年（1262）进士，为宋末元初“江西诗派”之殿军，入元后任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在杭州、歙县一带以诗书终老。

方回对赵孟的书法颇为欣赏，大德二年（1298）春，赵孟奉旨重返大都之时，方回赠诗《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称誉赵孟“天下善书今第一”，又称赞赵孟“魏晋力命王略帖，摹临有过无不及”，文中尤其提到了魏晋书法，可见他对赵孟的书法复古思想，是持赞成态度的。

方回对复古观的支持，还表现在他对《兰亭序》拓本的极力搜寻上。在他的文集中，载有大量为不同版本的《兰亭序》拓本所作的赋诗，他所藏拓本，除张楧所赠《江阴邱本》外，还有《北本兰亭》《朱字兰亭》《定武梅花本》等多种。在《北本兰亭》中，方回称：“一千年想永和会，十九之传贞观摹。此本中原今第一，真成一字一骊珠。”以“一字一骊珠”来形容《兰亭序》，可见方回对王羲之书法的重视。

从方回为赵孟《大字兰亭序》的题诗并序中，我们可以看到方回对临摹书法的态度：

今见学士赵子昂疋纸大字《兰亭》本，尤神奇而妙，敛之可，扩之亦可。虽笔法，亦心法也欤？神奇变化，莫若龙屈蟠可藏螺壳中。

一声霹雳起头角，金鳞万丈横苍空。右军《禊帖》不盈尺，善临摹者子赵子。一觞一咏十九之，方如带玉满匹纸。小字古称《黄庭经》，大字焦山《瘗鹤铭》。小敛大纵出一手，譬如写真妙丹青。写真但要写得似，小纤大浓皆可喜。小如眼中见瞳人，大如镜中见全身。⁽³⁵⁾

《黄庭经》王羲之书，《瘗鹤铭》书者未详，相传为王羲之书，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详辩其为梁陶弘景书，陶宗仪亦认可这个观点。⁽³⁶⁾这也基本代表了元人的观点，所以在方回看来，书法还是以东晋与南朝最高，这种观点也与赵孟基本一致。方回特别重视对古法书的临摹，并且强调形似，而元初临《兰亭序》未有超过赵孟者，所以方回对赵孟自然也特别推崇。

方回存世墨迹有三：《瑞鹤唱和诗卷》（图2-3.8）、《台翰甚多帖》（书于大德四年即1300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图2-3.9）、《得教帖》（故宫博物院藏），皆为行书。值得研究的是，《瑞鹤唱和诗卷》《台翰甚多帖》两者书风完全一致，表现为结体紧缩，横画收敛，捺笔多以长点代替，字的重心偏在右上方。而《得教帖》的笔法与结体与前两者完全不类，表现为姿态自然舒展，笔意流畅，有强烈的晋人书风，若与赵孟的手札放在一起，几不可辨。《瑞鹤唱和诗卷》《台翰甚多帖》书写年代接近，书风自然完全相同，并可相互印证为真，而《得教帖》很难确信与前者系一人手书。且《瑞鹤唱和诗卷》《台翰甚多帖》均有“方回”二字落款，《得教帖》仅落一“回”字，是否确为方回所书尚有疑问，真相有待于进一步挖掘资料。⁽³⁷⁾

图2-3.8　方回《瑞鹤唱和诗卷》

图2-3.9　方回《台翰甚多帖》

5．杜道坚

杜道坚（1237—1318），字处逸，号南谷子，当涂人，宋末元初茅山宗著名道士。初主吴兴升元报德观，后主杭州宗阳宫，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授杭州路道录教门高士，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宣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

杜道坚与赵孟关系极为密切。赵孟喜与释道人物交游，但是以弟子礼师事者，仅释家中峰明本与道家杜道坚两人而已。在赵孟的传世文稿中，有不少与杜道坚有关，如《寄题杜尊师白云庵琼秀亭》等，杜道坚逝后，赵孟更为之作《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故宫博物院藏赵孟《杂书三段帖》都与杜道坚有关。第一段《周易系辞》，书于大德九年（1305）十月十一日，当日赵孟谒示真馆访杜道坚，并书此；第二段《玄都坛歌》，书于大德十年（1306）正月十八日，当日杜道坚过赵孟车桥之馆，并索赵书；第三段书于延祐六年（1319）十二月廿九日，乃杜道坚弟子袁安道索书，书写内容系赵孟昔年为杜道坚所赋之诗。此外，上海博物馆还藏有赵孟致杜道坚信札一通。

从《杂书三段帖》中，可以看出杜道坚对赵孟的书法非常喜爱，乃至以师长身份登赵氏之门索书。其实早在13世纪80年代，杜道坚已与赵孟结识，并收藏其书法。大德五年（1301），石岩携赵孟小楷书《过秦论》求仇远作跋，仇远在跋文中即提起杜道坚早年对赵孟作品的收藏：“余十数年前游白石披云庵，南谷杜先生出示子昂所书黄素黄庭经，楷法端劲。”⁽³⁸⁾

杜道坚的书法极为少见，墨迹仅见《瑞鹤唱和诗卷》（图2-3.10）。在这个诗卷中，杜道坚字体扁方，起笔处精微而细腻，横画和捺笔舒展大方，不管是正文的行楷，还是署名的小楷，都很明显受到赵孟的极大影响。赵孟为杜道坚书《周易系辞》与《玄都坛歌》，书体俱为行书，书体想必也是杜道坚指定，其人应该兼通行、楷书无疑。杜道坚还写隶书，陕西周至尚存其大德七年所作《文始殿记隶书碑》。⁽³⁹⁾另明人赵崡记杜道坚书《希声堂碑》：“杜道坚书，非隶非分，去古益远，于法益盭。如吾子行所谓挑拨平硬若折刀头者，不复可得，殊令人有韩蔡诸人之想。”又记其隶书《文始碑》：“此杜道坚撰书，文始先生者，尹喜也。今殿与碑尚存，词本芜冗，而书与希声堂碑正同，亦弱不足存也。”⁽⁴⁰⁾ 赵崡以“弱”论杜道坚隶书可谓确评，杜道坚《文始殿记》隶书线条纤瘦，与其《瑞鹤唱和诗卷》多为细笔、极少重笔相一致。至于赵崡认为的“去古益远”，实际上也是元人写隶的通弊，元人隶书普遍学习魏钟繇与梁鹄，这是时代风气使然。

《瑞鹤唱和诗卷》阎复之后的排列顺序为：家之巽、张楧、牟应龙、方回、杜道坚。这并非以年龄来排序，那就可能是按书写时间来确定先后，而杜道坚排在卷末压轴，更重要的原因，当是因为他的道家身份。

此卷卷末有清人毛顺甫跋文，以未得赵孟跋文为憾，其实此卷唱和成于名流云集的杭州，所缺者又何止赵孟一人。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是人际关系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唱和者之一的方回热衷于交际，却与元初同在杭州的周密、仇远等人来往极少，原因是周、仇皆鄙薄方回的为人，因方回有“今生穷似范丹”句，仇远遂作“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诗讥讽之，两人遂交恶；而周密亦曾撰详文历数其贪、淫、骄、褊、专、吝、诈诸恶。⁽⁴¹⁾周密对家之巽也有不满：“家之巽志行为演福寺作《观音殿碑》，所得几何，乃大骂贾相（似道）以示高。”⁽⁴²⁾而家之巽与方回交情又极好，这可能就是此卷仅征得五人倡和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