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法家群体与复古观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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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元初书家对王献之《保母砖》的鉴识

《保母砖》托名王献之书,全称《保母李意如墓砖》(图2-2.1),王昶《金石萃编》记:“碑高广各一尺一寸,十行,行十二字。”墓砖出土于南宋年间,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记:“宋嘉泰癸亥(1203),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晋兴宁三年乙丑岁(365),王献之《保母李意如圹志》也。”(21)此砖首句曰:“郎耶王献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广汉人也。”故得名“保母砖”。文末云:“悲夫!后八百余载,知献之保母宫于兹土者,尚□□焉。”此砖出土后风靡一时,拓本极为珍贵,但即使是出土后的最初拓本,也是石花连连。

《保母砖》的疑点其实很多,其文法和书法是否属于晋人暂且不说,但既属于墓志,又深埋地下,就不该如出土时之斑驳陆离,而预言八百年后出土的文辞更属离谱,这和《曹娥诔辞》“三百年后碑冢当坠江中,当坠不坠逢王叵”故弄玄虚的一语何其相似。然而就是这样荒诞不经的预言,直至清代精于碑帖收藏与鉴别的杨宾,还在感慨“何神异若此!”(22)

《保母砖》本是南宋人伪造欺骗权臣韩侂胄的,但是宋末元初却有很多书法家迷信它,南宋的姜夔即有跋《保母砖》的长篇文字。入元,《保母砖》依旧名重一时,周密、鲜于枢、赵孟等人都收藏过此砖拓本,并视若珍宝。周密的藏本即姜夔跋本,此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其后有周密(图2-2.2)、鲜于枢、仇远、白珽、赵孟、邓文原、张坰等人跋文。

图2-2.1 (传)王献之《保母砖》拓本(《戏鸿堂法帖》翻刻本)

图2-2.2 周密《跋保母砖》

《保母砖》被人伪刻成斑驳陆离的残石,刻工并不细腻,无法表达出笔法的精微之处,从大致残存的结构来看,也没能表现出晋人的韵致。就是这样一件水平并不高明的砖刻,却受到元人的普遍追捧,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二王”乃至晋人书法在元人心目中的形象和意义。

周密所书的跋文中有这两句描述语:“王郎擅风流,笔墨美无度”,“十行百余字,一一生媚妩”。从现存的《保母砖》拓本来看,这两句评语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第一句对“美”的主观感受,属于观者见仁见智,但是第二句“妩媚”的形容词,砖文形貌根本不能与之相配。在后面仇远的跋文中,对此砖也以“笔力遒媚”概括之,《保母砖》由于刻工粗糙,与“媚”字几乎无涉,更直观的感受应该是拙、朴。而邓文原跋曰:“此碑出千年,笔法凛如新;至宝不沦没,终为绝世珍。”后一句表明了他对此碑的重视,而前一句颇令人迷惑,《保母砖》诸拓本皆锋芒全无,何能看出凛然如新的笔法。

以上跋文,是诸家对《保母砖》的主观感受,更多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议论,而另一些书家则将《保母砖》与《定武兰亭序》进行对比。将《保母砖》与《定武兰亭序》做比较,是非常自然的,首先它们同属于“二王”系列,其次它们都是刻本,而更深层次的关系是,两者已锋芒俱失,所以在书家们的眼中,《保母砖》的对手是刻本《定武兰亭序》,而非《兰亭序》的墨迹摹本系列。如果单纯从艺术价值上来看,《定武兰亭序》不管在单字结构还是整体章法上,都胜于《保母砖》,但是元人们的观点并非如此。

鲜于枢跋:“揰破烟楼固未然,唐抚晋刻绝相悬;莫将定武城中石,轻比黄閍墓下砖。”(图2-2.3)这里鲜于枢正是将唐刻《兰亭序定武本》与他认为的晋刻《保母砖》相比。鲜于枢认为唐刻与晋刻会有显著差异,根据上下文意,鲜于枢的意思显然是《保母砖》高于《定武兰亭序》,而其后“古刻今看李意如”一句,更把《保母砖》推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

图2-2.3 鲜于枢《跋保母砖》

图2-2.4 赵孟《跋保母砖》

白珽在跋文中,持有与鲜于枢一致的意见,白珽云:“《兰亭》信美如捕风,贵耳贱目人响从;三日呕血饥槌胸,叶公画龙惧真龙。”在白珽看来,《定武兰亭序》因为是摹本,所以反而不如《保母砖》所谓的“原刻”更能反映出晋人的风致。

作为对晋人笔调把握最为精确的赵孟的意见,无疑是最值得重视的(图2-2.4):

《保母碑》虽近出,故是大令当时所剜,较之《兰亭》真所谓固应不同。世人知爱《兰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幾得一本,继之公谨丈得此本,令诸人赋诗,然后朋识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仆自燕来还,亦得一本,又有一诗僧许仆一本,虽未得,然已可拟。世人若欲学书,不可无此,仆有此,独恨驰驱南北,不得尽古人临池之工。因公谨出示,令人重叹。孟

赵孟的跋文颇有意味,虽然文中亦表达了对此拓本的重视,但是通篇中除了一句“较之《兰亭》真所谓固应不同”的评论外,其他皆是记述此帖收藏经过之语。《保母砖》和《定武兰亭序》为何“固应不同”,赵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赵孟此跋书于1287年秋,当时赵孟自大都返乡,和周密在杭州相会,遂有机会为周密藏本作跋。“固应不同”的答案,直至十二年后即至大二年(1309)的七月,才姗姗来迟,此时赵孟为另一件《保母砖》拓本作跋,跋云:“《保母帖》虽晚出,然是大令无恙时所刻,与世所传临摹上石者万万也 。”(23)原来不同的原因,还是原刻与临本(或摹本)的区别,这种观点也与白珽的观点近似。

上述诸元人的跋文,大多令人难以理解。首先,《保母砖》写、刻俱不佳,所以它的面貌较为板拙,周密、仇远认为的“媚”,邓文原认为的“新”,观者在拓本上很难得到类似的感受;其次,更难以理解的是,作为元初第一流书家的鲜于枢和赵孟,他们的眼光当然是最为敏锐而准确的,而他们也均认为《保母砖》胜于《定武兰亭序》。

这种违心之语,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情之常,赵孟的第一跋是为周密所题,第二跋是为范乔年所题。为他人题跋,自然不宜大唱反调。赵孟对《保母砖》的优劣应该是有着自己的判断的,但是囿于当时的舆论,所以在跋文中,笔墨的重点在于流传经过,对自身的书法价值并未做出太多评价。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赵孟在元初极力提倡向魏晋复古,倘若在此时提出晋人作品的真伪与优劣的问题,相当于自乱阵脚,这无疑是不合时宜且极不明智的。

另外十分有趣的现象是,鲜于枢、赵孟、白珽等人在跋《保母砖》时,无不以《定武兰亭序》作为对比,但是在跋《兰亭序》诸本并大加赞誉时,却对《保母砖》只字不提,这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以《定武兰亭序》来类比《保母砖》,其实是在拔高《保母砖》。在《保母砖》的诸家跋文中可以看到,元人衡量晋人尤其是“二王”书风,还是以《兰亭序》作为标杆(虽然他们同时也表示出对墨迹摹本和定武刻本准确性的怀疑);同样,《保母砖》虽名声显赫,但是至今没有发现一件元人对此的临仿之作,赵孟对《兰亭序》临摹达数百遍之多,传世品也有十数件,却没有一件哪怕仅是见于记载的《保母砖》临本。所以说,《保母砖》对于赵孟等人而言,更像是一件号召大家重视晋人书法的宣传品。

不管元初书家内心的真实情况如何,《保母砖》在元初还是煊赫一时,周密所藏的拓本为他及他的“弁阳山房”吸引来了多批次访客:仇远在1287年春,造访弁阳山房观赏此帖;同年秋,赵孟从大都返杭回,在杭州与周密相见,并为此帖作跋;1288年,鲜于枢和曹彦礼同观此帖;此后张坰、俞德邻、汤炳龙、郭畀、张谦、胡长孺、白珽、祝宜孙等人纷纷来访。这群访客与1287年的“武林胜集”的参与人员名单大致重合,这说明在元初的南方,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文人群体。

元初书家对《保母砖》的热衷,延续了南宋文人对《保母砖》的推崇之情,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南方,已经有了向魏晋复古的现实土壤。书家重视《保母砖》,这时还不能简单地直接归功于赵孟或鲜于枢的鼓吹,但是,书家群体性的活动,使得参与者能有更多机会触摸到晋人作品,即使是托名的晋人,也会为复古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