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和“理想”有个约定

我应该说多少真话

门外飘来一缕微风，好似一声轻语在招呼我，我抬起头，安琪拉（Angela）站在教室门口，几绺黑发散落在苍白的脸颊上，一层层的黑眼圈，颜色一如她细长手指上的炭笔痕迹。脸上常有的害羞微笑不见了，日复一日的熬夜使她看来脆弱不堪，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刮倒，她站在那儿，在晨曦的蜜黄光环里——等到她发现我一脸茫然的样子，才明白我根本不知道她要说什么。

“我必须知道，我在个人小传中应该说多少真话，”她解释道，“我真怕把一切都搞砸了。真话，有没有可能会说得太诚实了？”

我一下子明白了安琪拉担心的事，原来是魔鬼词“个人小传”。在这个地方，大家嘴里迸出这个词时，往往仿佛同时吐出骇人的魔气。惠尼中学的应届毕业班，大多数人正在进行一项秋末仪式——大学申请，他们整日六神无主，一拖再拖，不愿跨出大学申请的最后一步。期末考试、大学标准测验（college boards），或是高级选修课考试（Advanced Placement exams）、周六微积分强化班等，就连戴夫·博汉农（Dave Bohannon）先生给历史课缺课太多的学生举办的那个声名狼藉的补考，也都没有个人小传那样令人既可怕又可憎。

“你何不先给我看看你写了什么？”我小心翼翼地反问她一个中性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再谈。”

才这么一提，安琪拉眼睛立刻睁大，“噢，不行，绝不能给你看！我一写完就撕掉了。太多的个人隐私了。”

个人小传因为包含了太多隐私，被撕成了碎片。自从学年伊始，校长找我义务当写作老师以来，这是我第三次听到这个古怪的理由。这些孩子立刻就让我明白，构思并创作一篇一两页的精彩个人小传，比起申请大学的马拉松式课程，甚至有更多的关卡会带给他们更大的压力。即便是惠尼中学这所排名顶尖的公立高中的全A学生，有些人也承认心虚，觉得写不出关乎自己前途的750个精挑细选的字。他们考试能力极强，是标准化测验主宰一切的时代的产物：从小孩的教育前途，到学区的未来经费，无不参照种种测验的成绩。然而，这些测验考的全是阅读，不是写作。如何组织承上启下、逻辑连贯的文章结构，写出精彩的开头、正文和结尾，已经不再是学校优先讲授的内容。可是，各大学的招生办还是不断在个人小传上加码，提出各种奇怪的写作要求。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惠尼中学学生特别热衷的大学）十分典型的建议是这么说的：“个人小传是展示你个人天赋的最佳方式……这两页文章让我们有机会认识真正的你。”几篇个人小传背负着如此沉重的任务，以至于大学申请表上留给个人小传的空白区域，成为他们申请入学许可过程中一切焦虑抑郁的聚焦点，这和他们父辈“胜似闲庭信步”的大学申请方式有着天壤之别。

校长汤姆·布洛克（Tom Brock）生性乐观，找我教写作的时候，不知怎么忘了提到个人小传的写作犹如雷区，必须步步为营的性质。“你去教，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他保证，“你好好享受乐趣吧！”当我转述给那些孩子听，要他们放轻松点，在严格的申请过程中，不妨把个人小传当作一件趣事时，每个人都睁大眼瞪着我，好像我的脑筋有问题。终于有一个男生回答道：“你还不如叫我们把鞋子脱了，光脚走在碎玻璃上，好好享受一下乐趣！”如果他是带着微笑说的，那就更有趣了。

个人小传焦虑症，在学科成绩顶尖的惠尼尤其严重。学生老是说：“要是进不了哈佛、耶鲁、麻省理工，我这辈子就完了。”而进取心超强的父母，也是心比天高。他们会说：“要是你进不了哈佛、耶鲁、麻省理工，我们哪有脸见亲朋好友？”学校里的升学辅导老师（college counselor）拥有的信息搜集权，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长都会羡慕，他们能提供每分钟更新的各大学招生信息，让大家随时准备成为一个理想的申请人。这些信息原本是为了减轻压力，可是今年效果恰好相反，一举推翻了几项长期公认的前提。最重要的一些就是，常春藤盟校和其他顶尖大学一向急于吸收所谓品学兼优的学生；新情报显示此模式已经过时，于是，所有那些打篮球、参加乐队、在教堂义务服务的学生，花了数年时间累积无数个小时的课外活动，这些孩子累得半死，目的是要构造一份展示品学兼优的辉煌个人小传，却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发明了一种增加简历厚度的无聊操练。现在，辅导老师告诉每一个人，理想的申请人应该要有一个全心追求的目标——一项自己深爱的活动，最多两项，凭借认真与热情成为熟练精通，而且还有充分的时间享受生活。这样的乾坤颠倒，让学生觉得上了个大当。有的小孩从幼儿园起，就开始课后补习，这一路完全是在朝大学进军。一个学生在我的写作讨论课上痛苦不堪“以前看重广泛的活动，但现在他们说，都不算数了！”

升学辅导老师的内幕信息名单里，另一个流行词就是“挑战”。许多大学的招生处现在喜欢的个人小传不那么重视赢得胜利，而是更加重视学生在生活中面对的困难。但安琪拉想知道，如何选准极佳的角度，既可在个人小传中讲一个克服挑战的故事，又能避免乞求、同情和怜悯。

安琪拉的几个朋友已经在朝自我深处搜寻，以解决这个微妙问题：电影小导演莎琳（Sharleen）写，她那离弃成习的父亲，一再唤起女儿对家庭团圆的希望，然后一再令希望的肥皂泡破灭，终于逼使自己在高筑的幻想中寻求慰藉。

塞西莉亚（Cecilia）写她在养老院义务教手工艺时极微妙的情绪，写得优美极了。文字中描绘了一个患有风湿病的老人，用他的决心和毅力使她明白了怎么看待自己在艺术这条路上的奋斗。她写道：“我走到他身后，手指滑进剪刀的大圈孔，引导他沿着图案的边线剪下去，而他报以一个微笑，嘴唇微噘，不断泛出眼泪的棕色眼睛两侧，鱼尾纹皱了起来。”

不过，那些描写生命与心灵的片文只字似乎并不多见。大多数孩子来到写作讨论课，简直一筹莫展，不是诉诸让人耳朵起茧的陈词滥调：“我乐于面对生命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活更有意思。”就是采取不顾一切的良心忏悔：“我开始偷东西，但越来越冷漠……我知道，一旦铐上手铐，我就彻底完了。”

在个人小传的创作上，安琪拉遇到的困难不亚于别人。几个星期前，她给我看的初稿，是一篇忧伤的小小回忆。以前她每天下课后，必须留在上锁的教室外面，坐在铺了地毯的走廊上，乱涂乱画来打发漫长的时间，直到五点以后才能搭车回家。当年纪够大，可以开车了以后，她总会主动去带那些年纪小的学生回家，她们跟她当年一样困在学校，要等到父母下班后才能被接走。安琪拉的这篇个人小传大部分内容在写其中一个学生的故事，而不是她自己的故事。安琪拉的文章取名为《救救我》，内容却离题万里，毫无标题所显示的紧迫性。她的笔调平淡，毫无感情可言，口吻类似于诊断书，仿佛她的生活只是实验室里的一个实验，几乎没有流露半点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读这篇文章，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作者会拉小提琴、弹钢琴、打鼓，而且演奏得非常棒；美术老师认为她是惠尼中学最有绘画天赋的几个学生之一；你也不会知道，有一年夏天在贫穷的墨西哥村落教西班牙文，带小朋友演戏；你更不会知道，她牺牲自己的时间在教室大楼里悬挂同学的美术作品，展示别人的成就。安琪拉是来自移民家庭的美国青少年，擅长文艺，她的日常生活是一场又一场的文化战争。为了跟上课业，她每天读到深夜，然后发狂似的作画到黎明。然而，在这篇文章里，她把自己的形象贬低成一个无病呻吟的青春期少女，拥有的就是心中那点怨言，以及一串汽车钥匙。我建议她从头来过，在文章中多写点自己的东西。一时之间，她似乎吓了一跳，还有一点儿惊喜。不一会儿，她就皱起眉头说：“小心你所期望的。”

平常说话从不高声的女孩，这时完全变了个人，话说得又快又急，“我昨天晚上填写的那张申请表说：请写下造成你成绩不稳定的所有可能因素。这句话使我愣住了：问题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要写到哪里才停笔。你说过我应该多写点自己，多写点生活在里面，可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们我弟弟的事，有帮派逼他加入的事，他的愤怒，以及有时候他怎么疯狂地发泄怒气……我不知道怎样写我爸妈，他们怎么不让我学美术；每次我坐在爸爸车上，我怎么假装睡着，免得要跟他讲话；他们怎么坚持要我去念斯坦福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我看了一眼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就对自己说，‘我不要待在这个地方！’”

她终于停下来吸气，肩膀耷拉下来。在这半分钟内，她说的话，比全校大多数人六年以来听过的都多。“我爸妈不知道我在申请这个学校，”她坦言，现在声音压得很低，仿佛父母会随时现身而听到，“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学校，可是他们认为不够有名。要是我申请到了，他们会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我昨晚想把这些全写下来，可是申请表上空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写得下。就算写得下，我也不想写出伤害家人的话。可是我又希望学校了解我的真实感受。最后我气疯了，就把稿子撕掉了。”

安琪拉又停顿了一下。她刚才盯着外面阳光斑驳的水泥地，现在转而直视我的双眼，“所以我需要帮忙。因为我必须知道：我应该说多少真话？”

喝出来的成绩

不到下午两点，惠尼中学的啦啦队正在进行一项它们最熟悉的“惯例”：八个女孩穿着白色与金色相间的拉拉队套头上衣跟裙子，挨近星巴克的咖啡吧台。她们手上抓着的那一杯杯大号拿铁咖啡，以及堆得高高的摩卡星冰乐（mocha Frappuccino）咖啡。她们一边大喝，一边赶回去练习拉拉操。这些孩子可能每天早上六点以前起床，凌晨两三点左右睡觉，这中间清醒的时间简直全放在课业上，提神的咖啡饮料对他们来说是必备的。她们说，要熬过一天，不靠咖啡不行。而且，嗜好咖啡刺激的惠尼中学学生还不只她们。这家星巴克店位于学校南边的三条街外，一个开放式购物中心里面，简直已经成为学校的分部。十二岁大的小孩，有的站在柜台前还得踮着脚才看得见脸，大口大口吞下浓缩咖啡调成的饮料，而且面不改色。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咖啡不仅变酷，对许多中学生来说，它已经是正常饮料了。一刻也坐不住的拉拉队队长科莎（Kosha）就是最好的例子。她七年级进惠尼中学，之后六年，完全投入严谨苛刻的学校生活。她是模范学生、天生的领袖，爱搞笑、有吸引力、才华横溢，嘲讽人时则妙语如珠——她是逗老师喜爱的那种学生，倒不是因为她特别善解人意，而是因为恰好相反：她总是带给老师挑战。可是，跟许多同学一样，科莎的活动之多、时间表之满，是过去的中学生无法想象的，连今日企业界精力最充沛的首席执行官，恐怕也要自叹不如。科莎是个瘦高的女孩，有几次，她从活动现场偷偷溜进教室，由于太困，坐在座位上就睡着了。

她毕业那年所选的课程极为繁重，疲惫成为生活的模式：她选的五门高级选修课（Advanced Placement classes，简称AP），相当于把大学一学年的课业，挤在高中五分之四个学年内上完。课程包括经济学、英国文学、西班牙语、物理、高等微积分。任何一所美国的高中，不论是私立或是公立，都不可能有比这更具挑战性的课表了。这一课表的代名词就是两个字：挑战。美国大学替入学申请人评级，每所大学的计分方式各不相同，而且通常是个秘密，常春藤盟校那套恶名远扬的学业指数（Academic Index）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有一项标准是众所公认的：凡是选择就读学校提供的最具挑战性的课程，必获加分。高级选修课计分高于荣誉课程（honors），荣誉课程又高于大学预科课程（college-preps），大学预科课程高于普通课（general）——结果是一场顶尖中学之间的学术军备竞赛，看看哪一所能提供最多的高级选修课，于是孩子被迫挑起更沉重的课业负担，以便够得上大学入学条件。学年结束时，经过一连串使人精疲力尽的全国性测验，科莎的五门高级选修课（假设她每科都至少能在五分的满分中得到四分）可以让她少读一整年大学，只要三年就可能拿到学士学位。她的眼光盯住了耶鲁大学、宾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前两所是东海岸的常春藤名校，另一所则是西海岸同样响当当的高校。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科莎省下的将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一年三万美元的学杂费。

这种课业负担够让人忙的了。但是，要充分了解科莎一天的活动，必须在五个小时的大学等级的课程外，每天再加上两小时的拉拉队练习、一小时的历史课助教、学生会的资深职位、参加毕业舞会的策划、参与模拟联合国的活动、课后及周末在补习班任教、大学申请的表格填写、个人小传和面试的设计，以及她对“加州高中小姐”选拔的积极参与。每天，科莎花四小时写功课、阅读一些与课程相关的读物，然后在六点左右回家，吃一顿分量不大的素食晚餐后，先睡一会儿，再起来工作到深夜。

这就是今天顶尖中学学生一天的生活写照。科莎似乎很享受这种体验，整个人格外精神抖擞，显得极度忙碌却又能保持平衡。她的朋友们承认，不是人人都能做得跟她一样好，而科莎也认为，她没有什么时间，或者根本没有空来约会、看电影、逛街，或是做任何其他青少年常做的事情——只不过偶尔和拉拉队的队友喝喝咖啡，队友跟她一样是担负重担的学生。科莎甚至把假期都贡献给学校了：上一个暑假，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参加经济学夏令营。而且，在全校学生都打算升学的惠尼中学，她的时间表并非是独一无二的。

难怪，当地的星巴克这么吸引惠尼中学学生。中午，获准离校的孩子在这儿买一杯咖啡提提神。放学后，约在这儿讨论小组作业，或者自习。晚上快到十一点，咖啡店就要打烊了，而英文作业还没写完，或是微积分期末考试还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唯一需要克服的障碍，就是准时出现的惺忪睡意。因此，有学生会遭遇更极端的事情。某个校友有些晚上会在附近转悠，向很少数的几个顾客兜售更强烈但属非法的兴奋剂。这是新的流行趋势：滥用药物不是为了使自己兴奋，只是为了熬夜。星巴克里有些孩子有预感，可是没人作声，至少目前没人作声。 所以，能力超强、升学有望的今日中学生，他们这一切令人肃然起敬的成就——伴随的是同样令人肃然起敬的压力与负担，这已被很多学生视为成功的代价——不但每天展示在惠尼中学的课堂上，也展示在购物中心的一间咖啡店里。这家咖啡店配制的加糖添味饮料，跟惠尼中学学生沉重的眼皮形成一种绝配，这种机敏的促销不得不令所有广告代理商忌妒。任何人只要在惠尼中学待上一会儿，就知道这所学校完全符合我们对公立学校的所有期望：努力、认真、成绩优异，具备其他学校最缺乏的使命感、学习的热情、涉足社会的承诺、提供安全的避风港，以及最后一点：拥有众多学校艳羡的测验分数。这最后一点对于在这个讲求财务责任、预算与学校的表现密切相关的时代，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点。然而，建立一所大家梦想的公立中学，有一些当初不曾设想的后果，现在同样逐渐显现：创造出新一代成就高、压力也大的年轻人，他们的绝望不是因为哪一科的成绩不及格，而是因为得了一个B；他们拼命学好课业，一个劲地参加课外活动，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大学申请表看起来漂亮。有时候他们觉得，如果进不了全国最有名的几所大学，这辈子就完蛋了；他们或许会为了应付繁忙的活动或是难以达到的期望，而受到引诱开始作弊或是吸食兴奋剂；即使已经在折磨人的SAT中拿了1500分（这个成绩高于99%的应考人），他们也会重新报考。为什么？因为，多出十几分或二十分，有可能就决定信箱里收到的是塞满了新生须知、厚厚的“耶鲁欢迎您”的信封；反之，可能收到令人寒心、薄薄的里面只有一张纸“亲爱的申请人，我们很遗憾……”的信封。

厚与薄，这就是最后的归宿！科莎哭丧着脸讲：六年的拼命，就浓缩在打开信箱找信的那一眼，发颤的手指所捧着的那封信还没拆开，结果已经呼之欲出，根据信封的尺寸而出现的发抖或是狂欢的悲喜两重天。这是科莎和163个同级毕业生今年所期待的一刻，一场又盼望又害怕的期待，经历过那漫长、美妙、累人的六年，如今最高潮时刻就要来临了。说什么新新人类，科莎他们是压力人类。

“在这儿”，十二年级学生托尼（Tony）排队等在拉拉队女生后面，发出不带任何欢乐的笑声，说道：“4是个神奇数字。我们都想得4.0的平均成绩。我们都靠4个小时的睡眠过日子，而且，我们可能需要4大杯拿铁咖啡才能熬过一整天。”

最好的推荐信

“天啊，每年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个时候了。”罗德·齐奥尔科夫斯基（Rod Ziolkowski，后简称罗德老师）坐在书桌前呻吟，厚厚的一叠推荐信请求摆在眼前，他的这个下午就要埋首在案头了，而且眼看着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也得搭进去。

罗德老师的太太往门外走，脸上挂着同情的微笑，“每年你都这么说，”她轻柔地说，“可是，时候又到了。”然后，她溜出门外，享受着外面南加州温暖的十一月的阳光，留下丈夫做他最讨厌的差事，人人畏惧的个人小传教师版：大学推荐信。

罗德老师今年一共收到三十九封推荐信的请求。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学生，然而，经历了十五年的教书生涯，这些信写起来依然是那么慢、那么困难——仅仅是一页长短的信，仍然要花他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已经写了好几个星期，现在截稿期限日益临近，仍然有高高的一堆待写。虽然他大可草草了事，或是用一份固定格式的模板信，填填空就行了，他却不愿意那么做，即使教师的薪水并不包括写信这种事情。但罗德老师却把它理解为是为了学生的前途而自愿承担的义务，是一份特权，同时也是一种折磨。如果有一天，他不再愿意花精力做这件事，罗德老师觉得那他就该另谋高就了。他的案头堆着一份份学生的调查问卷、论文和个人陈述，他已经伏案忙乎这些好几个小时，而现在，他发僵的背快要了他的命，直起背时好像能听到像湿木头在壁炉里的噼啪作响。他在搜寻每个人的那点独特的东西，以便写出一封独特的推荐信：希望能够说明孩子们为什么特别，而一切都要浓缩为四百字。有时候，他在学生写的个人小传里找到他要的东西……

“远方的天鹅河上……好远好远。”

在这之前，我从没有当众唱过歌。从我小时候起，我父亲最喜欢的曲子就是天鹅河（Swanny River）。他老是要我在钢琴上弹这首轻快的曲子，他好跟着唱，他的歌喉实在令人惊叹。虽然我从来不练习，而且总是在升G键上出错，他却始终说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手，说从来没听过任何人弹得比我好，说我才华横溢，双手运指如飞，滑过琴键毫不费力。父亲总是请求我跟他一起唱，可我从未答应。我是个彻底的胆小鬼，绝对不敢有当众高歌的惊人之举。三姊妹中我最小，几乎从来不开口发表议论。不过，有一天我终于引吭高歌了，我听到了自己的歌声；多亏父亲，我明白了自己也有歌喉。

我父亲于2000年7月29日早上七点四十九分去世，这一天，距离他的六十大寿还有三个月……

罗德老师在惠尼中学教物理和数字电影制片。教书是他的第三个职业，以前他做过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高管，舞台及电视演员，年轻的他仍然不时出现在深夜电视节目的墨西哥快餐广告里。今年是他转来惠尼中学的第二年，之前他大部分的教书经历都在另一所中学，那是惠尼中学的冤家对头。但是他很快就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他带回家的公文包总是装得满满的，里面全是学生的推荐信请求，不只是喜欢数理的学生找他，就连害怕学数理的学生也找他。当他说得兴起时，学生围绕在身边，一副围着篝火听鬼故事的样子，只不过他的“绝活儿”是神秘的光或重力等物理知识。他的实验室里总有孩子三三两两聚在一块儿，不是建造机器人，就是编写电脑程序，或是想搞清楚他们写的力与距离的方程错在哪儿，为什么在计算罗德老师的家居货栈的零碎东西做成的水球发射器时，射程总是短了三十米。孩子们真是喜欢那玩意儿：一共有七队参加，每一队要算出自己那队的水球根据理论能飞多远，用粉笔画好靶，让罗德老师站在靶心，然后发射水球“导弹”，穿过校园，哪一队能准确到把物理老师淋成落汤鸡，就得A。

罗德老师答应学生的是物理教师所能写的一封最诚实的信。他的推荐信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最为直截了当，是替物理成绩出众的孩子写的，在课堂上他们的手举得高高的，随时都有正确答案。你只需要告诉申请的学校他们有多聪明，未来在科学研究上表现会多杰出就行了。更容易解决的是第二类信。那些孩子艰难地学着物理课，但是从不停止努力，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及格——在课堂上他们手举得高高的，随时有好问题。在他们的信里，你只要说他们不管决定做什么，都能表现出色，因为他们绝不放弃。这些学生让罗德老师忘记吃午餐、放弃课后休息的时间，几乎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做功课，现在罗德老师继续阅读他们的个人小传，寻找令人难忘的细节，希望能突显他们，好从招生工作人员手头成千上万封申请文件中脱颖而出。他要那些工作人员了解，对这些学生而言，分数只是申请过程的一部分，但绝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星期五下午两点三十四分，我到拉帕尔马区际医院（La Palma Intercommunity Hospital）的时候，母亲命令我停止抽泣，她不准我哭哭啼啼去见父亲。我很快使自己静下来，走进病房。父亲躺在那里，插着鼻管，病房里静得连跟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爸爸，我来了，你的小甜甜三号在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成了植物人，看起来不像是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为了振作他的精神，我开始唱《雨中曲》（Singin-in the Rain），它是我们俩最喜欢的歌舞片《雨中曲》的同名主题曲。一个月前，我们一起看了这部大片，而且都是头一次看。虽然父亲很少看美国电影，可是他爱极了《雨中曲》中吉恩·凯利（Gene Kelly）、唐纳德·奥康纳（Donald O’Connor）、戴比·雷诺兹（Debbie Reynold）无与伦比的歌舞表演。我一直在拼命维持镇静，可是声音不断忽高忽低，因为我哭得太厉害。“我在雨中欢唱……多美好的感觉，再次我感到幸福……”他的眼睛吃力地撑开一道缝，左嘴角绽开微笑。他知道是我。

在父亲的葬礼上，牧师问两个姐姐和我想不想在来宾面前说些话。这对我来说一直是极度勉强的事。可是我知道，所有在场的人当中，父亲一定最想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按照大小次序发言，我左手紧握手帕，身体在颤抖。终于，我站在所有人面前——父亲的同事、朋友、兄弟姊妹、我不认识的人，还有五十四岁骤然成为寡妇的母亲面前。我直盯母亲的眼睛，停了一会儿。“远方的天鹅河上……好远好远……”我爱你，爸爸。泪水让我只唱出那两句，就唱不下去了。可我还是唱了，我终于为父亲唱歌了。我知道他听见了。

最让罗德老师费尽心思的是第三类推荐信，也是这堆信中数目最多、写起来最痛苦的那一类。那些学生考试成绩不错，功课按时交，不迟到，不添麻烦——可也从来不在课堂上发言，除非被点到名，他们很少表现突出——不管是好得突出，还是坏得突出。“要怎么样替他们写一封像样的信？”罗德老师抱怨，“说些什么呢？他们考试得A，高兴得乐开了花？然后呢？”

他要学生填一份问卷，有时候可能从里面抽丝剥茧找出一个推荐信的主题，但即便如此，也有材料不够的时候。他认为问题在于，与以往相比，现在的好学生比较不愿意冒险。标准化测验的兴起，占领了教室、课程和大学入学申请，使孩子们宁可保守点，不出风头，也就不会犯错误。同样的诱因驱使会说西班牙语的孩子，选修西班牙文作为外国语文，轻松拿A。尽管他们无聊得要命，从兴趣上讲，宁可去学法文或日文，开拓自己新的兴趣领域。罗德老师相信这种态度越来越常见，而且，在他的课上，为什么有那么多聪明的孩子一整堂下来也不举一次手，或许原因在此：我何必站出来，冒着出错的危险？学生看不出来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今晚罗德老师已经在这第三类资料的泥沼里跋涉了好久——好学生、善良的学生、反应快的学生——然而不管他怎么尽力，写成的推荐信读起来似乎都一样。他又气馁又疲倦，当拿起这叠的最后一个文件夹时，他看到是安娜（Anna），不由得微笑了起来。安娜负责打扮成学校吉祥物，在集会和运动比赛上戴着巨大的米老鼠手套，以好笑又好看的自创舞步娱乐大家。她是一个甜美、聪明的电影迷，一心梦想成为《洛杉矶时报》的影评家。去年，安娜在罗德老师的课上奋力挣扎，到最后，罗德老师尽可能委婉地建议她，从物理荣誉班转到难度较低的大学预科班。她没有心灰意冷，反而听进罗德老师对她的鼓励：“你既不愚笨也不迟钝。人人各不相同，”他简单地说，“时候到了，你就会懂的。”安娜很快就证明他没说错：在新环境里，她如鱼得水，她郑重宣布罗德老师的课是她最喜欢的一门。结果，学校的年度物理奖颁给了她。比起天生擅长研究科学的其他同学，罗德老师毫不迟疑地选择表扬她的成就。

他知道安娜在十一年级时，并没有太多诸如此类的快乐时光，那一年她总是沉默退缩，一反常态，只有在全力扮演吉祥物的时候例外。他们曾经略微谈起她父亲去世的事情，不过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互相安慰，因为他最近也遭受丧父之痛。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读过她的个人小传，现在书房里面，只有一盏台灯照着已经暗下来的房间，太太在旁边做着自己的事。

说真的，我对人生根本一无所知。我看了无数集奥普拉·温弗瑞节目（Oprah Winfrey Show）、萝西·欧唐纳秀（Rosie O’Donnell Show），还有芭芭拉·华特斯（Barbara Walters）访问癌症患者的特别节目。癌症跟我的生活丝毫也不相干。我曾经这么以为。过去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真的相信自己手中握有全世界，那时我认为我在地球上的每一天都是理所当然属于我的。其实，这世界根本不欠我任何东西。毕竟，我凭什么认定那些价值非属于我不可？我必须承认，我曾经问自己一些很自私的问题：谁会跟我一起看道奇队比赛，替队中球星马克·格鲁兹拉涅克（Mark Grudzielanek）加油？毕业典礼上，我会朝谁挥舞毕业证书？结婚时谁会牵着我走过红地毯？谁会不准我穿着袜子睡觉？我不知道自己实在很小家子气，问这些问题，可是至少我问过，用自己的声音问过。多亏了父亲，他让我明白了，不然我不会有声音。

读完安娜两页的个人小传，罗德老师止不住热泪盈眶。太太注意到他的脸颊湿了，吃了一惊，问他怎么回事。他只把安娜的个人小传递给她。没多久，她也开始流泪。两人都在重新回忆，是什么原因让罗德老师每年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些推荐信上。然后，他开始写，用坚定的决心驱赶了疲乏，他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写一封最好的推荐信，让安娜能进任何一所她想进的大学，不管这个骤然丧父的家庭是否负担得起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