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成就天使的魔鬼学校
心智健全才会体魄健康。
——莎士比亚，《驯悍记》
来了新老师
“我们这里的孩子很好，是非常棒的学生。我很喜欢在这儿教书。”戏剧老师朱迪·伊莫波塔（Jodi Improta）对身后六个新来的老师骄傲地介绍道。在领着他们迅速在学校巡视一圈后，“可是，有两件事情你们务必要记住……”朱迪老师当惠尼中学的戏剧组组长，可不是没有原因的：她知道怎么吊学生胃口，让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她下一句话。“第一，那些孩子们爱乱扔东西，”她一边说，一头朝图书馆外面地上一个可乐瓶和几个纸团点了点，那是刚才来领教科书的孩子留下的，“他们从来不捡纸屑，非要你逼着他们才肯做。”
朱迪老师捡起那些垃圾，投入垃圾筒，随后推开了一道双扇门，进入一栋像方形旧仓库的学校建筑。她暂时停下敏捷的步伐，稍停片刻，时间刚够介绍走道上经过的一个又一个教职员，并指出墙边凹处那几架无比重要的复印机和过塑机，这些新老师茫然地点着头，希望尽量记住所有信息。他们被朱迪老师给催眠了，没一个人想到后面还有精彩的好戏。“好了，第二件你们务必要记住的事，”她轻快地接着说道，“有些孩子会作弊，作得可凶了。”
六张脸一齐转过来，眉毛微蹙，嘴唇紧闭，注意力全集中在她身上，其中一个新老师发出不自然的笑声。柏油地面有垃圾是一回事，但这么毫不掩饰地说出作弊这回事，却出乎意料。
毕竟，她说的可是惠尼中学！加州排名第一的公立中学，是全国屈指可数的最优秀学校之一——既有贵族学校的品质，又只收取公立学校的学费。惠尼中学校长可能享有名人待遇，但在当地超市和大家一起排队付账时，却没人认识他；他的学校上了不全国性新闻，在加州也是默默无闻。然而，惠尼中学的测验成绩可以跟全国最优秀的公、私立中等学府相媲美，全国最好的大学用尽各种方法追逐惠尼中学的应届毕业生，就像着了魔的影迷一样。在惠尼中学，几乎没有哪一年没有出现一个或两三个SAT满分的学生。很多人从别的城市迁居到地理位置不怎么样的洛杉矶郊区，就为了送小孩进惠尼中学，这还不算什么；还有的人从别的国家移民过来，就只为了上一所美国的公立中学。毕业典礼那天，惠尼中学不止有一两个满分毕业的学生，往往有一打以上成绩4.0的学生一一列队和校长握手。
“不用太过惊讶，”朱迪老师提醒大家，“我们的孩子很聪明，总找得到办法钻制度的空子。他们有些方法你想都想不到。”她接着描述一个精心设计的伎俩，几个学生以无线方式把考试答案传送到各自的掌上电脑。
六名新教师刚来的重担简直让人无法承受。首先，他们要经历没完没了的中学仪式：参加学期初迎接返校的教师会议，会议的议程漫无边际，咖啡淡而无味，一堆术语只有圈内人士听得懂。随后，他们跟着去熟悉教室，有些要和资深教师共用，另外有些房间不是需要清理就是需要修理。然后，他们要忍耐看完一卷《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摄制的启发式录像带，缓慢而沉重犹如丧礼，里面郑重提出的“日常创意”声明听来仿佛是一种夸张的嘲弄。
好不容易，他们终于到了现在这次十分钟的游览，是在开学前的两天，给新老师的唯一一次校园介绍，简要地参观一遍不怎么起眼的硬件设备。像大多数新人一样，他们张大了嘴，看着陈旧的地毯、墙壁、家具，以及走廊里的双层衣物柜，全都漆上了橘红、芥末绿、黄色、棕色、金色的彩虹色调——一般保留给上世纪70年代某些郊区住宅厨房的色彩，却尽情涂抹在一间又一间的教室里。对那些已经习惯的人来说，这种非同寻常的丑陋色彩反而是个骄傲，证明了这个事实：虽然按学生比例来算，惠尼中学得到的政府经费比同学区其他学校少，却有着超群的表现，位列加州第一。可是，这些老师初来乍到，无法领会如此隐晦的美丽。看起来，他们受惊的程度远超过自傲。
朱迪老师很同情他们。她多说了几句作弊的事，并不是想吓坏他们，只是想告诉他们事实——她想，让新来的老师有了心理准备，胜过作弊给他们当头一棒。“这里的孩子真的很好，”她确信地说，“在这里教书非常棒。可是他们承受的压力太大——来自家长、老师和大学。也许有一部分是我们老师的错，可是真有些学生觉得不作弊不行。所以你们得要注意防范，仅此而已。”
然后，他们回到校务办公室，游览宣告结束，挨着一条漆着橘色和黄色的长桌，上面堆满了为教职员工准备的甜甜圈等点心，以及等着装订的一叠叠准备发给新生的资料。学校校长汤姆·布洛克博士，高高站在桌上，大胡子脸上挂着一个大笑容，正在左顾右盼，好像在视察他的疆土。“欢迎加盟惠尼中学！”朱迪老师没忘记先说了这句话才离开，去整理自己的教室。
匪夷所思的开学日
新学期开学时，美国人口普查中记录在案的每一个民族、种族、国籍都能在那些查看课表、走进各自教室的学生里找到代表，其中亚裔脸孔占绝大多数。上世纪80年代期间，加州州立大学研究发现，喜瑞都周围的人口拥有北美最多元的族群，而惠尼中学是促成这个原本以荷兰裔、葡萄牙裔为主的小村脱胎换骨的主要力量，该地因此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少数几个亚裔人口最多的城市。几千个韩裔及华裔移民选择来喜瑞都，而不去美国其他地区，就是冲着惠尼中学的名声而来。城里有几家房地产经纪商，把经营目标放在未来的移民上，因此赚了大钱：他们在韩国报纸上刊登广告，列出喜瑞都待售的房子。惠尼中学及其耀眼的成就总是列在广告的显著地位。惠尼中学这所排名第一的公立学校，使得这一小片不起眼、不靠海的郊区，放射出令外国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不久前，当校长赴韩国首都首尔开会，公车上有人注意到他胸前忘了拿下来的名牌，上面写着校名。“你是惠尼中学的校长？”他被问道。他还没开口，车上的乘客已经在排队要他的签名了！
学生心思各异
开学那天，惠尼中学的停车场里最为热闹，从最初的寥寥几辆车变成一列接着一列不耐烦排队等候的银色和白色的运动型多功能车、厢式旅行车，以及偶尔出现的皮卡，一直堵塞到鞋匠大道（Shoemaker Avenue）。闪烁着琥珀色方向灯的车流回旋反复，使得半条街的交通陷于瘫痪。年轻的脸庞在暗色的车窗玻璃后面张望，看着一幢方形单层建筑物，想着自己未来六年的生命就要在这里面度过。他们的脸上有些显得迫不及待，又似乎有点焦虑不安。开学日总是到得太早，即使是惠尼中学的开学日。
爱莎（Aisha），学生大使，一心要进哈佛，正在想：新学年快点快点开始，这一年绝对棒极了。
大卫（David），电脑通，成绩不断下滑，正在想：我不能再这样整晚待在外面玩电脑，不然今年别想撑过去了。
妮思恩（Nisreen），七年级，个性好强，有个在惠尼中学教数学的母亲，正在想：我恨数学，我恨数学，我恨数学。为什么第一节课就是数学？
安琪拉，天才画家，父母认为画画的只比要饭的高一级，正在想：我要怎样申请艺术学校，而不对爸妈说谎？
查尔斯（Charles），人气极旺的高年级学生，正在想：我的心脏跳得这么厉害，干嘛不停下来，到底会怎么样？这样滥用药物，我熬得过这一年吗？不用药物，熬得过吗？别人会不会一眼就看出我的样子来？
当年纪较大的孩子停好车，七年级学生弯下腰跟父母亲吻说再见后，所有人都涌向棕色大门，门上年复一年的油漆不均匀地隆起。新生看起来很小，动作迟疑，看着眼前粗矮的褐色墙壁，不知道开学头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南加州泛白的淡黄色天空下，夏日的高温已经笼罩在他们周围。他们张嘴瞪着一个十一年级学生，他头上挂着显眼的耳机，不顾大热天穿着黑色皮夹克，紧追着每一个听得到他声音的人，说他名字改了，现在叫内龙（Nalon，是原来名字的倒拼），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已经出了名，有些老生半信半疑。老生边走边聚成小群，从六月到现在还没见过面的朋友互相打招呼，观赏彼此的冲天发型、返校装扮和衬衫口袋里的MP3播放器。沉沉的背包满满鼓起，几乎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手上拿着可口可乐、星巴克的高杯子，或是最新款的手机，即使加州的法律禁止这个无处不见的产品出现在校园里，但无济于事。虽然一天才刚开始，孩子们已经在查看语音信箱，打几个简短的电话，发短信给在校园别处的朋友。他们毫不费力地用这种简单的方式交谈，这类网络语言仿佛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但英语教师却视之为洪水猛兽，一点也不觉得有理由LOL （是Laugh out loudly的缩写，“大声笑出来”的意思），尤其是眼看这些电脑缩写钻进作业和报告，而且越来越常见，连惠尼中学里十分优秀的学生也不例外。
当然，其他的社团聚集也在进行，这是自从有中学社团以来，就已遍及于校园之中的现象。这些社团是流动的、重叠的，但是显而易见，什么人都有：人缘好的和孤僻的，追逐模仿的和目空一切的，慌慌张张的和满不在乎的，起哄的，大多数时候沉默的，爱打扮的。不过，没有什么动作很帅的运动员：惠尼中学经费短缺，成立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自己的体育馆，体育课曾经被迫在一片空地上进行，而那里也是毕业典礼的场地。而且，不论年纪多大，正如所有的人类团体，其中总有领袖——学术、社交、政治皆然——他是任何集会的中心人物，仿佛万有引力朝他的方向倾斜：这样的孩子决定了社团的基础。
老师奇招迭出
整点钟敲响的前五分钟，校园里空了，学生找到自己的教室，坐在上世纪70年代的附有迷你仿木桌面的塑胶椅上。第一天第一节课开始了，学生与老师的交锋即刻展开。学生注意力全集中在实际问题——考试有几次、有多难、选择题还是问答题。老师呢，则把做老师所最看重的东西一一提出，在这一串冗长的说明中，学生忽而感动、忽而惊异、忽而沉闷。
每位教师开学第一节课都会跟学生讲清楚，内容虽大同小异，但重点各有千秋。学生研究老师的字眼和语调，好比算命师在读掌纹，希望借以判定他们的弱点，并揣测老师心目中的优先顺序，同时比较传言和实际之间的差别，搜寻可以预测未来这一年的线索；此时，老师同样也以相同的方式默默估量每一位学生。
一位十一年级的英文老师，警告大家上课时要把手机关掉：“如果响了，就是我的，我有一抽屉的手机。”公民课老师则告诉毕业班学生，他们尽管带零食来上课，不用在意学校禁止吃零食的规定——条件是，有巧克力吃，就要分点给老师一起吃。七年级的初级代数课老师给新生的见面礼是一个小考。“别紧张，不算在学期成绩里，”她向那些惊慌了的十二三岁小孩保证，“我只是想看看你们已经懂了多少。”同一时间，八年级的社会研究老师——在她手下遭到课后留校处罚的学生数目创下惠尼中学的纪录——发给大家一份严格的行为守则，要他们在一张反对作弊的誓约上签名。隔了几间教室，情况却正好相反，那里的十年级英文老师毫不在意作弊，出同样的考题给不同的班级，二十年来没课后留校处罚过任何学生。就在同一时间，新来的生物老师也提到作弊的问题，使本已怨声载道的学生更受不了，他重复在新老师见面参观上听来的教训，然后阴沉沉地保证，“我会注意看着你们。”
“我喜欢开学第一天。”新英文老师安娜·帕尔米耶里（Ann Palmieri）兴高采烈地说，学生很惊讶，因为听起来像是真心话，即使这堂大学级别的文学高级选修课上，睡眼惺忪的十二年级学生报以呻吟。引发抱怨的是她的课程大纲，内容比前任教师足足多了一倍，有大量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乔叟（Chaucer）、勃朗特（Bronte）、康拉德（Conrad）、但丁（Dante），以及传统文学典籍里的其他作者。半数学生当场威胁要退选，他们说，时间表已经过满，实在没办法应付更多东西了。很多人本来想靠选这门负担不太重的课，让自己有一点额外时间去对付微积分、物理那些令人精疲力尽的课业。可是，当安娜老师告诉他们，这个大纲根据的是她前一所学校的同一门课，那所中学在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沙漠里一个西班牙语社区，帮派、毒品、贫穷造成的问题层出不穷，并不以学业而闻名，不像惠尼中学，视傲人的成绩为理所当然，这时学生静了下来。安娜老师并没有加重语气，“你们的意思是，同样级别的功课你们读不了？”这位新老师可不会被加州分数最高的学校或学生给吓倒，“好吧，走的时候请把课程大纲还给我，我下次还可以用。用不着砍更多的树造纸，我的纸已经不少了。”下课前埋怨的声音并未停息。“别忘记《呼啸山庄》要读到第八章。”她以虐待狂的愉悦语气说道，回答她的是一阵新的呻吟与哀号的合奏，可是没有一个人交回大纲。
再过去几间教室，罗德老师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还附上发音，不过他建议这堂物理荣誉课的十一二年级学生叫他罗德老师就行了。然后，犹如旋风过境一般，他在五分钟之内说明接下来的两个月要怎么学习描述物理运动，“你们要搜集数据，很多很多的数据。”他在教学生做复杂的折纸，一副要拿成品做实验的样子，结果折出三维的桌面名字标签，好让他认得谁是谁，这下，学生们都觉得兴奋好玩。他示范给学生看，要怎么正确使用那一抽屉的廉价秒表，“拜托！别像七年级学生那样，拿着它们在桌上大声乱敲。”然后，他告诫女生，如果做实验时，她们的秒表和男生的读数不符，别向他们低头。他一会儿模仿施瓦辛格的低吼，一会儿像是小老鼠胆怯的细语，用声音变化让学生了解他的意思。最后，他以一个警告式的讲话结尾。
“每个人都因为一些事情而大发雷霆。我呢，最受不了拖拖拉拉。每个人难免都会迟到，理由可以很正当。你有迟到的时候，我也有迟到的时候。可是，如果有同学这样走进来，手上拿着麦当劳、星巴克，我就要发火了。”罗德老师一边说，一边大步跨进走道，走道两侧各是一张灰黑面板的实验台子，他摇身一变，开始模仿刚刚自己说过的动作，俨然成为班上的呆子，漫无目的地拖曳着脚步，耷拉着脑袋。他边走边啜着一杯看不见的拿铁咖啡，掸掉衬衫上的想象的汉堡碎屑。当过演员的他知道怎么使自己长手长脚的躯体发挥最大的效果，那愣头愣脑的步伐使人捧腹——学生全笑翻了“一些人可以先去三个地方：买食物、买咖啡，再来上课，却不能准时到我的教室，”他的音量放低到几近耳语，很多老师要学生听进一句话时，都会这么做，“我不得不说，这是不尊重人的表现。”过了一会儿，罗德老师说，“还等什么，走，去搜集数据。”他几乎已经出了教室的前门，往校园走去，学生才明白应该快抓起秒表跟上。
建筑物的另一侧，二十年来备受惠尼中学学生敬畏的历史课戴夫老师，他的开场白方式完全不同。他根本不用娱乐逗笑的方式来循循善诱，而是立下自己的课堂规矩，保证雷厉风行，根据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上学的孩子要比不上学的孩子学到更多东西”。戴夫老师面色铁灰，语带机锋，他的行事作风以三件事最为著称：第一，鄙视学校的官僚作风，还有电脑，他宣称自己从来没有用过电脑，不过，多数学生把这当成一则都市传奇，并不当真；第二，鼓励课堂讨论尖锐、争议性强的历史及政治议题；第三，对付那些考试日正好缺席的学生，他总是出一些难得吓人的补考题目。
“不用担心，我没那么可怕，”他要一个紧张的学生放心，而十二年级的助教科莎在一旁嗤笑，明显表示不相信。历史老师不理她，继续说道，“我一点都不可怕。我教课很民主，每个满投票年龄的人都有权投下自己的一票。”过了一会儿，大家才意识到这句亲切的话背后的意义：教室内除了他，每个人都只有十六七岁。“瞧，”那个紧张的女生小声说，“他真可怕。”
美术教室是惠尼中学最大的教室，里面放着伤痕累累的大木桌，每张可以坐十六个人。黛比·普莱斯·亚格姆斯（Debra Price Agrums）正在简要介绍今年的平面艺术入门课程，她的宗旨是破除新学生以为美术就是玩一玩的错误想法。“你在这儿得非常努力。而且会有考试，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考试。事实上，我想下个星期就有一次小考。你不光要学怎么画画，还要学艺术理论，到后面还要学艺术史，而且考试会很难。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大部分学生是七年级学生，大一点的孩子也有几个，他们一直拖到毕业在即才来修课，现在尽可能把身体垮在凳子上，坐得低低的，对这个坏消息窃窃私语。新生想知道，惠尼中学每堂课都很难吗？包括美术？黛比老师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这种反应她看多了，已经看了二十四个年头，相当于她整个教书生涯，“关于上课讲话这个问题，我们将要采用一种新的作画方法来克服。这种方法叫做用右脑画画，要想画得好，就必须深入右脑。可是，那是你大脑里非语言的一侧，因此必须保持安静。你至少要维持二十分钟不说话，才能开始画。”底下有更多的抱怨，学生们在叹气，“唉，我们现在连美术课都不能说话了。”
“对你们当中有些人来讲，可能不容易，不过我会助你一臂之力，”黛比老师承诺，一丝恶作剧的笑意仍然微微泛在嘴角，“当我看到你坐在一群说话不停的朋友中间，我会把你们分开。”老师话音一落就见成效，聒噪停止，教室顿时安静下来。
黛比老师精力充沛，个子小巧，一头飞舞的棕色头发，差不多惠尼中学一成立她就来了——惠尼中学美术组，就是她一个人顶着。她费了十一年的工夫才说动学校买一套美术教科书，她发书给大家的时候，犹如在分配金条——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些书已经有了十三年的历史，但看起来状况不错，想想真不容易，已经在多少学生手上磨蹭过。她知道，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多余的钱来买新书——艺术在惠尼中学历来不是第一优先科目，其实，在大多数中学，也都不是优先科目——所以，她胁迫学生要把书当玻璃一样捧着。学校分配给艺术用品的经费少得可怜，仅仅达到教学所需材料的五分之一。因此，她每年要自掏腰包，花八千元钱购买课程用品，精心筹备教材，有了足够的材料，她才能好好教授素描、彩画、陶艺、手工艺术等课程。这也是为什么对上课说话、迟到，以及不把美术课当一回事的学生，她像个暴君——她希望投资得到适当的报酬。
可是，正当学生开始希望自己能身在别处——任何地方都好的时候，黛比老师抽出两张铅笔画，画的都是一个男孩的头和脸。第一张画简直一塌糊涂得可笑，形状歪扭，比例不当，眼睛凸出。这样的人物素描要是不改进十倍，就连卡通人物也算不上。另一幅画像则手工精致，阴影渐增，对细节的把握犹如摄影作品，男孩两道眉的每一根毛，贝壳似的耳朵曲线，无不丝丝入扣。孩子们都感到有意思。黛比老师正在实施典型的教具教学法：比较坏学生和好学生的作品，说不定一个懒惰、爱讲话，又不学无术；另一个则上课专心，右脑十分发达。黛比老师脸上再度流露出那一丝微笑。她指着精彩的第二张画说：“你们有多少人想自己能够画出这样的作品？”
有些手有气无力地举了起来，但是大多数的孩子看起来不怎么相信。他们相当确定的是，即使自己再听话，作品还是会远远不及那个超级明星的杰作。更何况，几乎每个人之所以在惠尼中学，为的都是学科，不是美术；他们几乎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关联，而大多数人却知道万一自己对艺术表现得太感兴趣的话，父母会大发雷霆。几年来，学校开过几次十分难堪的家长会，甚至出现了老师和家长的大声争执。由家长主持的惠尼中学基金会（Whitney Foundation）对学校大力资助，捐钱捐设备，特别是电脑和科学器材，但是，美术器材通常遭到忽视。因此，孩子们看着这两张素描，不抱什么希望。一个七年级学生叹道：“我永远没办法画成这样。”
黛比老师看着他，“画这张图的那个男生就是这么说的，”她回答，高举超级明星的图画。然后碰碰那张形状歪扭的画像，“当他刚画完这张图的时候。”孩子们一片愕然，不出美术老师所料，他们反应一向如此。“两张是同一个人画的？”有人问道。黛比老师点头，“之前和之后，一张是开学第一个星期画的，一张是最后一星期画的。我敢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惊讶。你们会吓倒自己。因为，我会教你们画出你们从来想不到自己能画成的样子。好了，谁是要来学怎么画画的？”
这一次，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
布洛克校长的故事
身为校长的布洛克常常颇具魅力、设想周到，乐于支持属下，可是作为一个行政首长，他的缺少决断力有时会令人发疯，特别是如果眼前的问题与前景无关，而是如何在经费日减、使命日增的时代，照顾好经营学校所需的柴米油盐。有些人抱怨他出差过于频繁，到处散布改进一般学校的福音，跟企业界的捐款大户拉关系，或是和蓝带学校小组的人周游全国。“他不会拒绝人，”罗德老师说，这个缺点布洛克校长不承认，却也不完全否认，“有时候，做校长的人需要这个能力——大声、清楚地说不。”
布洛克校长是货真价实的矛盾大王：他是行政首长，却对行政没兴趣。他是规章制度的法定执行者，却爱打破规定。他是教育先驱、自由思考者，却喜欢跟教师工会作对。今年五十七岁的布洛克校长短鬓渐灰，头发渐疏，常年身着三件深灰色套装，看起来从头到脚和过去当心理学家时没有两样。但是认真的外表藏不住儿童般的举止，前一秒的表现似乎刻意要令人感到愤慨，下一秒的表情则似乎在说，他这个人只不过是得到了梦想的工作，乐昏了头，根本不管别人怎么想。在这所亚裔占大多数的学校，他老是模仿种族成见招惹人，念错名字闹着玩。大家一般都了解这是布洛克校长对政治开的一剂解药，尽管有时挺能发挥作用的，但有些老师对他的幽默感十分不敢恭维。有次会议上，他接到一通邀请他潇洒一番的电话，他回绝对方的说辞是，“谢了，我喝酒都是利用在学校的时间。”好几个人听到，脸都白了。雪莉老师被指派为校长的非官方监视人（是布洛克校长自己指派的），只要她判断他违反规定太多，就会亮出一张纸，上面用电脑打印着大大的“汤姆”，这时，他必须放一块钱到她保管的咖啡罐里。这学年才刚开始，罐子似乎已经迅速涨满。布洛克校长特地多带些一块钱钞票来上班，以便随时像个顽童似的塞进罐子。总而言之，他让人喜欢，所做的每件事都表现出他热爱学校和工作。“我怎么可能不爱？我们心目中美国最好的一所公立预科中学，校长竟然是我，还会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吗？”
布洛克靠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奖学金上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然后为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他成立朋辈辅导团体（Peer-counseling Group）、滑雪营，在一个庞大的模拟议会组织中工作，并且为雷诺士（Lennox）地区启动一些项目，寻求为当地孩子提供除了混帮派之外的其他选择。他能够担任此职不太寻常，原因有二：第一，他从来没当过学校老师；第二，他没有接受过学校辅导的训练（不过他后来取得了资格）。支持他的是一个年轻、理想主义型的校长，刚刚受聘于雷诺士中学，那位校长对学校的重要性、对孩子的潜力、对布洛克校长的能力，都充满了信心，表现的方式是不断把责任加在布洛克校长肩上，这个他全力培养的晚辈，显然在这段时间内为未来的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教育的一切知识，我都是在雷诺士学到的，”布洛克校长现在回忆道，听起来，他对从前那所西班牙语社区的学校充满惆怅之情，颇令人惊讶，“除了那里，还有什么地方会让一个二十五岁、心比天高的年轻人，从零开始，设立一个学生辅导计划？”
他那时的工作是够挑战的：雷诺士跟今天的惠尼中学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治安环境恶劣、希望渺茫的城市丛林，他在那里时，每年至少会有一个学生发现一具尸体。老师即使曾经有心对抗环境，但最终无力回天，只好听之任之的相当多。学生当中很多只能勉强识字，到上世纪70年代初，六十名不会英语的古巴难民子女意外涌至，使得问题更加恶化。难民来的时候，学年刚刚开始，而在他们抵达之前，那所初中已经显得太小，而且问题重重，人手紧缺。他们来了以后，布洛克校长必须每件事都管才能勉力支撑局面：包括辅导、教学、行政。当教师工会抱怨布洛克校长缺乏适当的资格时，校长回击道：“那好，我们不叫他辅导老师，他的头衔是普通朋友。”
这种利用体制外手段获取更大利润的创新手法，布洛克校长非常欣赏，以后更成为他担任惠尼中学校长的特色。有时，他钻规则的空子，尽管加州的法律明确禁止学生在校园里使用手机，但他准许学生携带；有时，他推翻工会的反对意见，任用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像雪莉老师）担任辅导老师；有时，他只是点头微笑，听任学生漠视正式的座位，带自己的海滩椅来坐。布洛克校长想联合雷诺士最好的老师、家长、学生领袖，带着即将入学的新生到山上一个清新、健康的环境，利用这段时间让他们安下心来，建设彼此之间融洽的关系，树立信心，并且做点课前补习。当然，学校并没有这项经费，因此布洛克校长开始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重点：向私人产业伸手要钱。那一次，第一届雷诺士夏令营需要的2000元美金，来自热心于公益事业的老板。布洛克校长找到一位当地浸信会（Baptist）牧师的太太担任筹款工作：他不但成功地鼓动了成人娱乐业摊派捐款数额，而且也为可能出现的批评资金来源的声音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挡箭牌。夏令营引起老师、学生、家长极大的反响，以至于之后几年学区当局同意负担支出，而学校也逐渐改造成模范校园。
在雷诺士呆了七年之后，布洛克校长去了另外一个学区，在几所不同的学校出任副校长及校长，然后终于完全离开教育界，凭着自己一边工作读到的学位，开了一间婚姻与家庭的心理咨询私人诊所。后来，他集中精力为喜瑞都地区筹划一项以医院为根据地的精神健康计划。他第一次接触到惠尼中学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惠尼中学正通过一家餐厅来开展职业课程训练，让学生实习烹饪技术。餐厅提供的午餐套餐是那个地区最好、最便宜的午餐之一。布洛克校长约见顾客或同事在那儿见面，吃三块钱的牛排，副餐也包括在内。太太卡萝尔（Carol），后来在ABC联合学区（ABC Unified School District）担任学校护士，惠尼中学属于该学区。两个女儿也都读惠尼中学，布洛克校长因此是学校的常客。
1994年，惠尼中学的校长跟他提起，有个客座教授的空缺，需要教一门选修课，问他有没有兴趣每天教一节心理学。
“好啊，”布洛克校长回答，“如果能在午餐时间开课，而且我只管上课来，下课走，不需要开会，没有其他责任，只上课。”
校长说没问题，于是惠尼中学有了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心理学高级选修课的老师。布洛克校长已经多前没有教过课了，可是完全看不出来。他教得太好了，口耳相传，第二年选课的学生多了一倍。突然间，布洛克校长发现自己答应每天早上教两节心理学，再过两年，他开始教四节，跟全职教师的课数只差一堂。不过，他还是没有参加过一次教师会议。
当惠尼中学受人爱戴的校长玛丽露·沃林（Mary Lou Walling）转到学区另一所中学，学监请她推荐继任人选。她建议找布洛克校长，每个人都很惊讶，尤其是布洛克校长本人。沃林认为布洛克校长具备这份工作所需要的资历和远见。就这样，他成了校长。他先担任临时校长，经过全国公开遴选的过程之后，正式就任。同一个月，他关闭了私人诊所，把书桌和其他设施从咨询办公室搬到惠尼中学。到现在六年了，那些东西还在惠尼中学。
布洛克校长把学生当成成熟、思虑周详的独立个体来看，认为他们不但能拿高分，也能做大事；他主张要不时让孩子自己做主，不论结果他们表现得精彩万分，或是糟糕得一塌糊涂，重点都要放在学习、责任、高期望和成长上面。布洛克校长称之为建立“学习者的社区”，近年这个词在教育界开始流行起来，不过，其他地方提这个词似乎只是嘴上说说罢了，公立教育的主流趋势跟它并不一致，反而以越来越强调规格化的方法、测验、课程为主调。布洛克校长把抵抗这些趋势视为己任，托出惠尼中学作为其他学校的榜样：更小、进一步浓缩精华，推翻官僚体系，以对学生的高期望为基础：而且最重要、最不遗余力的是，让学生沉浸在明确的使命感里面，这是许多学校所缺乏的。对惠尼中学来说，其使命是一流的学科成绩，让毕业生进入全国排名前一百的大学。但他认为，这种模式应该可以在其他学校轻易实行：专攻数理的学校，或是美术、商业、师范教育。任何一种技术或专业，只要大家认为有需要，而且值得培养那方面的人才，如果能一步步逐渐提高学生所承担的责任，使他们成长、进步的模式必然可行。布洛克校长梦想中的学校，把学生当资产，而非管教对象，让学生有机会去担负比做功课、准时上学更大的责任。这是不少老师之所以受到惠尼中学吸引的原因，罗德老师就是其中一个，在此之前他甚至认定惠尼中学应该关门。
上任不久，布洛克校长就意识到，惠尼中学虽然优点很多，但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而且跟他二十年前在雷诺士初中要跨越的障碍大同小异：惠尼中学的教师水准顶多只能说是不平均——有些老师能力很强，顶呱呱的；有些则勉强胜任；还有一些根本不该呆在公立教育界。另一个问题是，惠尼中学需要钱——该校是全学区最穷的学校。除了按学生人数发给学区的基本经费之外，联邦和州政府所有的额外教育支出，都跑到了其他地方：特殊教育、补救计划、体育计划、课外辅导，另外还有一笔鼓励进步的奖金，用来拨给成绩很差的学校。
成长起来的辅导老师
雪莉·狄克斯（Shirley Dycks）第一次步入惠尼中学时，刚读完六年级，一点也不确定中学适不适合她这样一个瘦小、害羞的荷兰移民的女儿。她膝盖骨凸起，一头浓密的草莓红金发，卧室衣柜里，动物玩具仍然占据一席之地。中学真可怕：我的天啊，十二年级的女生看起来像成熟的女人。男生必须刮胡子，至少有些人是这样。知道这所学校会有年龄很大的同学是一回事，可是亲眼见到他们都长得那么大，然后意识到必须小心别让他们在走廊把自己踩扁——啊，雪莉明白，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入学考试
不过，这才第一次来，在不在这儿读书还没有确定，至少现在还说不准。雪莉和学校双方都尚未承诺，彼此还在揣测对方。他们让她坐在校长室外面一张巨大的圆桌旁，桌面是仿木纹的人造树脂，底下不知道有多少根细瘦的金属桌脚。他们发给她一束长方形的法律文件尺寸的纸：惠尼中学入学试题。这个考试将决定她秋天有没有资格入学，要不然，她会进那所自己原本打算去读的普通初中，那里大部分的孩子她都认识，而且两节课之间永远不必担心要躲闪别人的大脚。
雪莉第一次听说惠尼中学考试的时候，她想都没想就说不考。她要跟朋友在一起，去读附近的初中，即使那所学校的名气不怎么样。她父母让她自己做决定，虽然他们比较喜欢惠尼中学——倒不是为了学业，而是他们觉得对她来说，那会是最安全的环境。反而是雪莉的姐姐很反对她去上一所“书呆子”学校，姐姐不赞成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似乎增大了惠尼中学的吸引力。
雪莉心想，去申请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胜过别人，惠尼中学确实有某种魅力。说不定蛮好玩的，而且，去考不等于必须去读一所自以为了不起的中学，竟然还挑选学生，不像其他公立中学那样，愿意收下所有住在附近的小孩。然后，雪莉听到好几个朋友说他们也要去考。“好吧，”她终于说，“我会去考，先看看怎么样再说。”
三小时的惠尼中学入学考试，难是难，但她发现做起来还可以，而且题目发人深思，有时候又挺怪异的。有一题她写的时候几乎笑出声音：“谁出演了《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试题在考察她知道及理解多少数学、科学、文学、历史、公民、语法和时事，还要交一篇不短的作文。她不知道为什么，可她喜欢这个考试，觉得受到鼓舞，等到她放下铅笔离开学校的时候，她变得比较倾向惠尼中学了，或许这里其实没那么可怕。很久以后，拿学生生涯中必须经历的其他考试跟这次相比，她才明白那份包罗万象的试卷是惠尼中学教师的特别设计，不只用来分辨懂代数的聪明小孩——任何现成的能力测验都做得到这一点——而且还要判定谁是爱问好学、独立思考的学生，拥有学习的潜力与欲望，乐意尝试不同的新鲜事物。
雪莉考得够好，学校邀请她注册入学，寄来厚厚一大封祝贺信，跟大学入学信件没啥两样，这对于她怎么决定颇有帮助。她向姐姐承认，自己感觉其实还蛮酷的，很像大人。事实上，到那个时候，雪莉已经丢不开只要换一次学校的想法，从小学进到中学，然后初高中都在同一所学校度过，就不必像别人一样先进初中，毕业后再上另一所高中，经历两次适应新环境的痛苦。如果一次就可以解决，何必忍受当两遍新生的难受滋味？当她一听现在同校的几个好朋友考得很好，也决定转到惠尼中学。她成为那届七年级新生里年龄最小的几个人之一，这个决定她再也没有后悔过，而且成了公开的惠尼中学追随者与支持者。
独特的学校氛围
进了惠尼中学没多久，雪莉就发现学校真是棒极了，就连繁重的课业似乎也没有吓倒她和朋友；不过，直接从六年级升上来的他们，实在也没有别的经验可以比较。这是惠尼中学创办者的一大创举，让学校和当年加州所有公立高中区隔开来：趁孩子尚未进入青春期，将年幼、可塑性强的孩子招收进来；维持小规模，可以照料到每个学生；还有，定下高标准的期望。“你们全都要上大学……没有第二句话！”雪莉还记得，从一开始，老师就这样对他们说。
因此，孩子们以为正常的中学生活就是：全校学生一律升学，每堂课几乎都是荣誉课或高级选修课，每晚花上好几个钟头做功课，一星期有两天要提前一小时到校，边喝热巧克力饮料边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惠尼中学跨学科的核心课程，两个小时的课结合了文学、社会研究、语法和世界史，十分不寻常，对雪莉来讲却没什么特别。《根》（Roots）不但本身是一本重要的美国小说，也是研究奴隶政治的素材，又可作为讨论文学中运用方言、谚语及语法的原始资料，还可以用来回顾非洲大陆的历史，以及那片土地受到掠夺的情形。她当时并不明白，在经费短缺、老师人手不够和书本数量有限的状况下，核心课程的教学使相当少的老师能做所有的工作，这首先是学校的费用控制手段，其次才是教学的创新。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体育课，由于经费少得无法培养校队——反正没有体育馆，本来就不可能有校内比赛——校长干脆发给学生公交车车票，让他们去先锋保龄球馆打保龄球，抵十节体育课，接着去附近一家室内壁球场接受几堂严格的训练。学生自己搭建了一个滑板斜坡，作为体育课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严重缺乏资源的体育课，反而成为当地所有学校羡慕的对象。
“我们一无所知，”雪莉现在说道，“那是我们唯一知道的中学。当时以为很酷，不知道跟别人有多么不同。”雪莉也很喜欢大部分的老师：他们年轻、兴奋、有趣。金·普勒尔（Gin Pooler），一位严格的科学教师，坚持把举止礼仪纳入健康教育的课程，后来她几乎成了雪莉的第二母亲，也是许多惠尼中学孩子非正式的心理咨询师。当然了，有几个老师似乎有点怪，或是承受不了压力，其中一人说是神经崩溃而突然辞职，原因是学校课程不断加重，竞争越来越激烈。还有一个可怕的英文老师，带着张牙舞爪的巨大红色指甲，她其实人很好，只要你别去看她的“鹰爪”。“噫……哑！”她会向朋友发出作呕的声音，把音节拉得长长的，好让大家都能听到，但是那个老师似乎从来不以为意。
尽管如此，雪莉发现惠尼中学的亲密气氛和意想不到的家庭归属感，十分独特。惠尼中学之所以会有这种特质，部分原因是她那一年的七年级学生人数不到100人。但是，另一个较难清楚定义的原因是，每天放学后，没有人急着冲出校门。大家都喜欢聚在一块儿，坐在走廊，跟老师说说话，多做些功课。那时候学校有郊游、旅行、聚餐和课后指导班。一位大家爱戴的老师结婚时，孩子结队出现在她家，合作粉刷墙壁。雪莉成为拉拉队员、学生年鉴工作人员、惠尼中学垒球队的创始队员、数理优等生。惠尼中学提供的不只是对学业的重视，还给了雪莉这样的孩子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全面参与活动，成为领导人：要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普通综合高中，他们只能活在边缘。
“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自己正在开创一种独特的学校生活，”如今她说，“也不知道，要是我们不珍惜，这里的一切会是多么脆弱。我们与众不同，其结果就是，我们在教育界被当成一个威胁。总有人追着我们喊打，总有人想要我们关门。”
今天雪莉老师坐在当初考惠尼中学入学考试的同一张圆桌旁，跟学生谈话，这张桌子依旧撑在不稳的桌脚上，放在校长室外面，而二十五年已经一晃就过去了。
灵魂守卫者
现在大家都叫她雪莉老师太太，不过她跟一位吉他手才结婚没多久，不少老生还继续叫她狄克斯小姐。她在学校教了十年生物课，依旧一头金发，但是个子不再那么小，也不再那么害羞。自从她毕业以后，这个学校已经变得更传统，不再那么富有创新精神，逐渐向时代趋势靠拢，全力投入升学竞赛，毫不留情地以测验分数和常春藤盟校入学比例作为底线，雪莉老师似乎成为母校的代理良心和严厉的批评者。她自认是开拓者，参与了学校的建设，尽管当时没有敢拍胸脯说惠尼中学能撑得过上世纪70年代，更别说能继续繁荣到下一世纪。现在，她似乎一心要惠尼中学保住某些昔日灵魂，从她办公室终日敞开的门、跟校长征收的罚金到她本田汽车后座那只取名托马斯的泰迪熊，无不流露出她的努力。那只玩具熊是为了纪念十二年级的托马斯·里姆（Thomas Lim），他善解人意，成绩4.0，在篮球场上打中锋，1996年因车祸去世。两年后，他弟弟山姆（Sam）死于另一场意外，肇事车辆逃逸无踪。
今年雪莉跟惠尼中学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位过去的学生刚刚成为辅导老师，她是三个新的年级辅导老师之一。今年她负责十年级和十一年级，以后随着学生升级，辅导老师会一直跟上去，直到学生毕业以后，才再轮回带七年级。
这个新任务的工作量极大，都足够三个人干的，这下把雪莉老师的日子填得满满的。虽然她要辅导、惩处、做升学顾问，还负责惠尼中学标准化测验的行政工作，但她还必须继续教生物高级选修课。她的课是“第零节”，比大部分的课要早一小时开始。加州每一所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要参加这项追踪学科能力的考试。但是她心目中最重要的工作，却是最难定义的：帮助学生在冲突与压力日渐升高的求学过程中找到方向，能在惠尼中学生存并茁壮成长。
她和同事都认为目前这个任务至关重要，虽然二十五年前她在惠尼读书时，绝对不会有人想到要推出这么一个使命。当时并没有什么监督学校表现的测验，像现在这样后果如此严重。假使你读公立中学，准备升学，你就去考SAT——只考一次。除非你读私立预科中学，否则没什么人会为了SAT而补习。美国东海岸旗鼓相当的一些中学的家长，儿女还在念幼儿园就请来家教，读大学前又找入学申请顾问，他们把孩子的学期平均成绩当作勋章一样招摇，现在典型的惠尼中学家长与此类似。早年惠尼中学这种家长很少见，至少人数不十分多。“我们也有压力，那是当然，可我们比较像是自己鞭策自己，”雪莉老师寻思，“现在的情况似乎是，学生觉得驱策自己的动力不是出自他们内心。”
看起来，用功的学生造就用功的辅导老师：开学的第一天，雪莉老师是校园里最忙的人，这点没有人不承认。那张大圆桌铺满了文件，她正在电脑打印出来的名单里苦苦寻找，希望替所有新来的七年级学生找到能上的课。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涌进学校，每一个人对于修什么课，要求各不相同。而且，老师教的课需要调整，班级大小必须均衡，还得解决时间相互冲突的课程。在别的学校，这是几个月前就处理好的例行工作，可是在惠尼中学却成了一年一度的噩梦，这与州测验的官僚体系接手办理惠尼中学入学手续有关。“真是乱得一塌糊涂，”雪莉老师埋怨，办公桌早淹没在表格、便利贴，以及怒气冲天的家长电话留言里了，“考试成绩晚了！又晚了！太不公平了！”
普通的社区中学没有这种问题，学校招收附近的孩子，不管谁来都欢迎。实施开放入学政策的学校，接受学区内任何学生报名，有些连学区外的也收，对他们来说，测验跟入学毫不相干。然而，惠尼中学的招生办法，跟全国其他预科中学及重点学校一样，入学必须根据学生目前的成绩及学习潜力而定。惠尼中学原来自创的那套入学考试，虽然能测出难以捉摸的关键性的学生素质，但十年前废弃了，雪莉老师至今仍惋惜不已。学校老师出题的怪考试，加上面试，至少在雪莉老师心目中，这个过程灵验得很。但是，有人抱怨不公正，抱怨有种族偏见，还有地方上其他学校教师抱怨这是精英政策，尽管惠尼中学的学科成绩辉煌，那些学校老师仍希望惠尼中学关门。学区官员为了平息争议，设立一套更客观的入学标准，于是撤销了惠尼中学教职员的入学许可权。有段时间，学区自己处理测验和核发入学的手续，但是几年下来，出了几次错，问题丛生，于是决定完全依靠加州全州每年春季实施的一系列标准化阅读与数学测验，通过测验成绩判定哪些人有资格进惠尼中学。
这一系列STAR （Standardized Testing and Reporting，即标准化测验与成绩报告）的测验结果，同时也是全州每一所学校的评级标准，学校对这些分数不是期待就是畏惧，因为它们决定学校是否进步。不过测验成绩报告到得早或来得晚，并不影响大多数学校的日常工作。只有在惠尼中学，这些成绩极为关键，也只有在惠尼中学，年年迟到的成绩报告导致产生无限的焦虑和挫折感。没有成绩，就没有入学的新生：学校、孩子、焦急的家长会都陷于黑暗，几乎要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谁被录取，九月会进什么学校。本来他们答应雪莉老师，成绩会在七月送来，最迟八月初，可是预定的日期过了，仍然杳无音信，谁都没办法。八月中旬，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零几天，报告终于驾到，于是学校开始陷入一片忙乱之中。之后每一天，雪莉老师都来学校报告，加上另外两位辅导老师，他们赶着通知合格的学生来入学，然后全力投入替学生与老师拼凑起新课程表的艰苦工作。
当然了，这类延误只是许多老师对全州标准化测验政策如此瞧不起的原因之一。即使成绩报告准时抵达，这项一年一度的春季开学仪式还是令人痛恨，因为许多老师认为这种测验破坏了教学的连贯性，必须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且几乎没有成就可言。这是全国性的考试，逐步被各州采纳，旨在估量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并且要失败的学校负起责任。然而，那些规格现成、由盈利单位制作的试卷，跟每一州的教室中所教授的课程不见得吻合，因此标准化测验有时让人觉得是对教学的干扰，而不是促进。无论如何，测验不能不做，因为学校的名声和经费都要依据这些测验成绩：惠尼中学的高分是在全州排名第一。所以，尽管这里的老师、学生私下都鄙视这些测验，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却十分称道，当作学校质量的明证——这点儿反讽，雪莉老师和观察敏锐的惠尼中学学生都很明白。
测验分数的迟到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使得安排必修课、选修课和新生的课程变成一场跟时间的竞赛，不消说，学校已经输了，而且通常年年必输无疑。成群的七年级学生，手上的选课单不是有没选的、不想选的课，就是有时间冲突的课程，他们在雪莉老师及其他辅导老师的办公室外面排队等待，心里想着，来念惠尼中学是不是犯了个大错。
雪莉老师的工作一件接一件。学期一开始，她所有的同事只需专注于自己的教学，给新班级一个好的开始。这个雪莉老师也必须做，但除此之外，她还得跟其他升学辅导老师合力完成一系列教材，准备到十一、十二年级的教室讲授，为学生们就大学申请的步骤提供指导。她必须处理二十个左右留校察看的学生，他们去年的学业成绩太糟，因此受到处分。她还必须弄清楚一个代代相沿、谁都不明白的罚则程序，有一百个学生去年应该被留校处罚，却没有受到惩罚。这项工作以前的负责人是前任副校长，但她也帮不了忙，因为她正在管音乐教学组，忙得不可开交：她之所以被调过去，是因为一位乐队老师受到师生恋的指控，正遭法院起诉。这项人事调动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雪莉老师的工作变得难上加难。她什么东西也找不到。
不过，她首先得把一团糟的七年级课表理出头绪，答复来势汹汹的家长电话，他们抱怨自己的小孩没排进更难的数学和语文班级，还有家长因为儿子或女儿没有被惠尼中学录取，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今天的惠尼中学家长，往往从幼儿园就开始为子女的惠尼中学入学考试做准备。有的人举家搬到喜瑞都，为的就是这个期望，他们不肯接受任何否定的答复。有一个人在电话里反复地问：“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我的儿子进来？”尽管雪莉老师已经向他解释了，最终取决于考试成绩，没有任何通融，而成绩由学区和州当局决定，学校无权过问。“总是有办法的，”电话里的声音坚持着，“告诉我吧，支票要开什么数目？”
她逃离这通电话，挥手招一个十一年级学生进来，她得跟他签订一个特别的行为条款，因为他多次旷课，又犯了其他校规，大部分都不严重，只是累积得太多。她告诉他，“要是在以前，你早就被开除了。”
刚好这节课有一群工读生围坐在外面的大圆桌，协助老师处理公务，无意间听到这段话，其中一个问道，“这是怎么啦？怎么变了？惠尼中学以前是怎样的呢？”
“1977，我进学校的那一年，”雪莉老师说，不理会他们一脸“天啊！你真有点年纪了”的表情，这些学生全都出生在她毕业以后，越战、水门事件、尼克松、伊朗军售丑闻，对他们成长的过程毫无影响，只不过是课本上一个个枯燥的历史名词。她叹口气，“你们不会真的想知道，想起来就叫人伤心。”
可是他们吵着要听，于是她告诉他们，“今日的惠尼中学，从任何可以衡量的角度来看，都比过去任何时期要好——考试分数更高，学生毕业以后上好大学，之后则继续在职场表现出色，获得高薪。这里的每个人都令人不可思议的聪明，他们的成绩非常非常出众。可是……”她欲言又止，陷入思绪中。可是，一路走过来，总觉得丢掉了些什么东西。核心课程没有了，换成标准的高级选修课和荣誉课，大学院校固然比较容易理解这些课上的是什么，但是它们跟其他一千所中学开的课没什么两样。滑板斜坡和保龄球也早就没有了——这是个好打官司的时代，法律诉讼和连带责任的噩梦连连。郊游、画画派对、一起去同学家过夜，和老师有课外接触？想想当今社会对性骚扰、性侵犯如此关注，可能吗？学校董事会刚委托制作了一卷录像带，用来向教职员阐明，即使只是提议这样的行为，也会被开除。而家长的期望如此之高，学生老是活在枪口下，他们恐惧有任何一门成绩不够完美，或是大学申请名单上有任何一所落空。当然，这些事雪莉老师都没有跟学生说起，可是他们在等她回答，因此，她给了一个答复。
“可能我是这么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努力用功，是因为自己想待在这里，我们喜欢这里。我想现在的大部分学生，大多数时候仍然喜欢这里。可是，现在似乎有太多人，他们努力的动力源自于压力，甚至源自于恐惧。”
她料想大圆桌上的孩子会反驳，而且也真心希望他们反驳，可是他们没有。她看着他们，发现他们在点头。
没一会儿，另一通电话响起，电话那头是一个焦急的女人，讲话口音很重，“要怎样做，我的女儿才能读惠尼中学？”
“噢，她现在读哪一所学校？”
“她现在读六年级，在我们住的这里，”她答道，“在印度。”
雪莉老师挂掉电话以后说：“有些日子就是这样，今天算是中奖了。”
她挥手叫下一个孩子进来，拿起咖啡杯，仰头想喝一口，但是杯子是空的，“到了下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雪莉老师骨子里是个乐观主义者。
这个老师有点怪
在惠尼中学，惩处鸡毛蒜皮的小过错，这类事情数不胜数。插嘴、忘记做作业、迟到，还有其他各式各样轻微的犯规，对于自认为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又负担过重的孩子来讲，平常得很，他们总觉得有权受到宽容。公立学校难免都会遇到一些真正恶劣、破坏秩序的行为，不过在惠尼中学完全见不到，这儿只有一些芝麻绿豆的小错，大家历来都懒得管——但戴夫老师除外。
对学生绝不手软
“虽然我们叽叽咕咕地抱怨，”詹尼弗说，“可是，老实说，知道你不能在这儿耍那些老套，反而感觉很好。事情简单多了。你也能专心。大家知道在这里耍任何花样都没有好处。”因此，老是忘记带课本到教室的学生，将会得到这样的处置：戴夫老师准许他们去储物柜取出教科书，可是当他们回到座位，会发现桌上放着一张白纸，那是一份作业，他们要写一篇两百字的作文。在考试日迟到或缺席——相当于软性罢工的学生，最后必须补考，题目还难得近乎残酷。很少有人会犯两次同样的错误。戴夫老师很喜欢告诉学生，尽管学校在加州排名第一，但学生们自视甚高的学科能力也许是夸张了一点。多年前，他在一所贫困的西班牙语区学校教五年级，他给他们的考试，就是现在十一年级学生叫苦不迭、高喊太难的美国总统测验。“我的五年级学生考得更好。”他微笑地告诉他们。
戴夫老师告诉学生，他明白有些惠尼中学家长酷爱竞争，结果可能产生一连串的问题。他接过很多家长打来的电话，他们有各种理由反对任何低于A的成绩，他们会游说、埋怨，甚至威胁，软硬兼施，就为了说服他提高成绩——他说，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除非是计算上出了什么错，否则他绝不会更改。“不幸的是，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还有行政官僚，向这类压力低了头。要拒绝的确很难。可是，如果同意更改，就剥夺了制度的公正性，岂不更糟糕……假如我更改某个人的成绩，而他并不是该得到这样的分数，那么对所有凭实力得分的人都不公平。我们有些老师像分发糖果一样给学生A分。A应该有A的价值。”
戴夫老师让学生知道，他理解，学生和老师一样，也要面对家长压力，而这种不顾一切只为得A的态度，会引诱学生作弊。因此，为了让大家都好过，从第一天起，他就要大家明白，他会采取一切手段防范作弊。一旦有抄袭的证据，任何文章、测验、作业就会得F，而且他把所有规则以及所有其他的课堂要求，都写在黑纸白字上，成为铁定的制度。“过去很多年，我从来没有制定过行为守则。只需要向大家说一声，‘要守规矩’，每个人就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基于可能的法律诉讼，某些管理人员的做法，还有家长的紧逼盯人，我发现最好是写下来，以保障我的权益。所以，请看这个。”
他要求大家在这份课室行为合约上签字，而且要父母签字。“这点提醒了我，”他又用一贯的挖苦语气说道，“等我拿到你从家里带来的两份签名，你父母的还有你的，而笔迹相同，拜托至少用不同颜色的墨水……不过，你最好当心点。如果你父母来学校，抱怨你的成绩太低，抱怨我扣分却没有解释原因，我可以说，‘噢，这份合约你是签了名的’，随后，他们看着自己签了名的文件。我最好还是别继续待在那里，因为他们对我的攻击结束，现在要追着你们问了。”孩子们通常会微笑，脑海中浮现那个画面。戴夫老师相信，绝大多数的学生不会假造签名，不会作弊，但是他们仍然很乐意知道，自己会不会被那些作弊的人占便宜。
下课后，有些孩子走过蜂拥的走廊，谈论着为什么似乎每个人都喜欢戴夫老师，就连那个开学当天断定戴夫老师很可怕的同学梅根也不例外。“很奇怪，”詹尼弗说，摇摇扎着长辫子的头，“但在戴夫老师的课上，正是因为他那么严格，你可以放松。你会以为情形应该相反，因为，你知道，我们是青少年，任何事情只要能混就混。但是，当大家都知道混不了，就会放松下来，开始学习。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喜欢他的课的原因。”
与校长的拉锯战
纵然戴夫老师广受学生欢迎，却不能博得惠尼中学校长的亲近，他们两人几乎没有相同点，共同语言甚至更少。布洛克校长跟戴夫老师互相不喜欢，从前还隔着薄薄的一层膜，两人互相以礼相待，但现在差不多人尽皆知，连向来不清楚教师之间关系的学生都知道了。每当学生稍稍一鼓动戴夫老师，他就会十分乐意地开始批评起学校的管理，他从不指名道姓，但是意思很明显。而在学校的另一端，布洛克校长一星期召开数次领导会议，参加的教师人数有限，学校所有重大决定都先在会议上仔细研究，然后以充分公开、民主的方式定下方案：戴夫老师在这些关键会议上的缺席颇引人注目。
布洛克校长认为戴夫老师是“老一辈的”，他有成绩作为武器，使学生听话，用极难的补考惩罚学生，学生犯错就扣分数，把成绩拔高到课堂上最重要的层面。布洛克校长认为这不是鼓励学习的好方法，不过，他的看法在惠尼中学会受到严峻考验。这里许多学生认为，分数对他们来说——或者对他们父母来说，胜过其他一切因素。校长承认，的确，不能说戴夫老师只会推行成绩单恐怖主义，不管他的方法过时不过时，要不是他有教学才能，怎样解释他如此广受学生的欢迎？
另一方面，戴夫老师发现，传统方法有其清晰明白、目标明确的优点，他认为布洛克校长性格摇摆不定，老是做墙头草，不停地观察风向。他跟校长一向为工会的事情针锋相对。今年，由于他妻子在进行癌症治疗后疗养，他辞去了工会的职务，之前，他一直是ABC联合学区的教师工会总协调人。学区内恶劣的劳资关系直到最近才有缓和。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戴夫老师协助领导了一次教师罢课活动：当中有一次电视访问，他尖锐地批评了学区领导人的策略。他说，从那以后，他就被戴上了“麻烦制造者”的帽子，老是被分派去做带有惩罚性的工作，就是因为他“大嘴”。不过，工会的那次罢工行动出乎意料地获得大胜，赢得家长跟教师站在同一阵线，他们投票选举出的新任学校董事会，半数以上是工会支持的候选人。
上学年春天的时候，戴夫老师和布洛克校长本来就很糟的关系，跌入了深谷，当时，历史老师突然退出了设立六个辅导组长的计划。惠尼中学计划为每个年级安排一个辅导组长，他们既教书，也当顾问。这个新方案目的是解决惠尼中学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工作负担过重的辅导老师很少与他们的学生见面，甚至不认识。因为两位全职辅导老师每人要辅导五百名学生，跟学生完全没有教室里的接触，就像大多数公立学校的辅导老师一样，只有在危机发生时，他们才有机会跟学生建立联系。在惠尼中学高压锅般的环境里，情绪紧张与失眠日益常见，而且存在一种深刻的学校文化，大家都不承认自己不够完美，因而原有的辅导模式已不再能够应付现在的情况了。教课的老师跟学生很熟，由他们取代专职的辅导老师，似乎顺理成章，这个主意一经提出，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早想到这点。每位新组长只需管理一百七十名左右的学生，即使他们把时间平分在教学和辅导上，也会留有充裕的时间，让他们跟每个学生至少一个月谈一次话，若有需要，次数还可以增加。雪莉老师告诉其他老师：“我们希望由事后的危机处理，变为事前预防危机的发生。”当时行政单位正在全力准备向教职员推广这个计划。
戴夫老师绝对不是会为了改变而改变的人，竟然也热烈赞成这个想法——起码在开始的时候。他甚至同意加入委员会，参与聘任辅导组长并且决定职务内容，而且只要他开口，不论校长对他的私人看法如何，其中一个组长的位置就会是他的。布洛克校长知道，有这位难缠而影响力不小的历史老师支持，这一计划要获得工会和许多其他教员的通过，必定轻而易举。六个全职老师将会变为兼职，把剩下的半天时间花在繁重的辅导工作上，因而大多数老师必须承担新增的教学课时数。在仅有的四十一个全职教员的学校里，空下来的课时数相当可观，而许多老师已经在惠尼中学待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并不特别乐于看到自己一手帮助建立的学校出现剧烈的改变。在一所现代公立中学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图里，任何新事物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合作人物：布洛克校长需要戴夫老师。他们很顾全大局，为了这个两人都认为有助于孩子的计划，把相互间的敌意搁置一旁。
但是，当工会领导跟学校起了冲突时，他们的合作骤然停止。工会抱怨没有得到学校充分的知会，似乎问题在于程序，而非实质内容，不过这个障碍还是一样，必须解决。该计划需要学校做几项让步，原因是组长的职权混合了管理和教学两方面的任务。此举的连带影响，远远超过学区最小的一所中学里六个教师的命运，如果通过了，学区其他学校说不定会做同样的事。布洛克校长和几位工会领导人开会，希望消除误会，但没有成功。很快所有老师的信箱开始收到信件，通知他们，因为该计划侵犯了教师和学区的合约，工会正式反对这项计划。布洛克校长和戴夫老师为沟通破裂而互相怪罪对方，历史老师离开委员会，六名辅导组长的计划胎死腹中。
布洛克校长说得很清楚，即使这一计划可能因此而缩减，但无论如何他都会推行下去。他在学区里找到先例，必要时，校长可以指派老师从事特殊行政职务，他们的薪水从校长直接管理的行政经费中支出。只要相关的老师同意职务上的调动，工会无法干预。布洛克校长找到的钱数和老师人数，刚够腾挪出三名辅导老师的位置，只是最初计划的一半。于是一位辅导老师要带两个年级，大约三百多个学生。这仍旧要比目前重得不得了的辅导工作量好很多。同时，这还意味着，新的辅导老师因此不太可能保证按时教学，只有雪莉老师从一开始就坚持她可以身兼两职。布洛克校长找到了绕过工会反对意见的一条路，但是改革幅度大大降低，也导致他与历史老师的关系僵化。
后来，布洛克校长的另一创新之举，使戴夫老师跟他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没有人感到惊讶。布洛克校长打算向科技公司示意，希望建立一所“科技领先型学校”。
要说戴夫老师对科技毫不关心，这还不足以形容他的观点。他一直拒绝使用电脑，历来使学生觉得十分有趣，可是他的态度——不少同事跟他一样，也对学校引进新科技的行动制造了障碍。
戴夫老师并非没有道理。他认为，教科书、教师薪水及学校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应当优先于引进价值还没有得到证实的新机器。毕竟，建立扎实的教案和课程，以及弄清楚在实际教学中什么有用，什么没用，要花上好几年的工夫。在引进多媒体演示、电脑软件教材和其他科技产品以前，必须更多地重新思考、重新构建、重新设计老师的教学方法——这需要花上几十个小时，甚至有可能数百个小时。而老师在这方面所做的准备，等于是牺牲了自己业余的时间，完全没有报酬可言。因此，很难看出有什么诱因，能使一个成功的老师随意抛弃积累了二十年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可是，布洛克校长保证不会一定要老师把新科技生吞下去，他仍在积极找机会与科技公司建立伙伴关系。
睿智狡黠的老人
戴夫老师不用电子日程表，不用PDA。当他需要记得一件事时，便在纸上草草写下短句，塞进口袋。他规定的研究报告、参考资料必须是有实际纸张的真书，而不是一个网址。时事的口头报告，一定要引用真正的报纸，而非不入流的网站。下列作业迟交的借口，他一律不接受：“我的电脑瘫痪了”、“我的报告被电脑吃掉了”、“我的打印机没有油墨了”，或是任何其他科技怪兽主题的变奏曲。“只要你想，总有办法做好的。”他只说。他的桌上有台年久失修的电脑——学校坚持要给——但是，只有他的助教科莎，才会把它打开。
“有个学生花了三年时间，用尽所有他想得出来的论点，想说服我用那部电脑，”戴夫老师很自豪地告诉全班，“他失败了。”
戴夫老师的教室是史密森认为极为不幸的那种传统教室，要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 Franklin）见到了，也能轻易认出来：老师讲课、布置作业、带头讨论、鼓励发问和辩论、复习讲过的内容、出题考试。每个星期，戴夫老师的美国历史最新的一节课都在重复这个模式。
这是最基本、最简陋、最严谨，或是最纯粹的教育——用哪个形容词，取决于你的立场。没有多媒体展示，没有流畅的录像带放映。戴夫老师连黑板都不用，只拿来写考试日期和报告截止日期。他有意不在新电脑白板的申请名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学区发的一份备忘录，要求老师在课堂上容纳更多科技产品，他的处理方式一如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一切行政文件：不予理会。
然而，老古板的戴夫老师是学校里最受爱戴与欢迎的老师之一；他的学生AP测验考得很好；邀请他在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毕业班届数，已经多得数不清。不同的学生喜欢他的理由也不同，但是似乎可以一言以蔽之：跟他怎么教历史的方式分不开。在他眼里，历史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连续的故事、人物和高潮迭起的情节，这些全都带进了他的课堂。去听听他的课，就会知道原因很简单：他懂他的题目，不打一点折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解最新的研究，因而能以具有特别意义的细节、局内人的了解，以及对传统看法的驳斥，不断带给学生惊奇。没错，他同意学生所说的一点，“今天我们读《汤姆叔叔的小屋》，写得糟透了。很难想象怎么会那么轰动。但是，站在18世纪的立场去看，当时在整个美国南方都是禁书，那么它绝对具有革命性。它带来新的启示，成为畅销书。”
他沉吟了一会儿，“想想看，大家认为奴隶不是人的时候，你说这个看法有问题，那么，你是在跟整个制度、整个经济体系作对。一本小书，禁掉它没有用。大家再想想看，就连在英国，奴隶制度也受到了攻击，它也是畅销书。林肯在一个聚会上见到哈丽叶·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他对她说，你要为这一切负起责任。”
孩子听到这样的轶事，喜欢极了，这是戴夫老师的标准作风：大事件大场面，点缀一些恰到好处的细节。其实，细节本身也是个大事件。接着，课堂讨论延伸到当代的奴隶交易问题，强迫性的奴隶移民和自愿性的其他族群移民之间的差异，以及那些差异如何奠定日后不同族群在美国的历史发展和地位。比如说，惠尼中学的孩子知道，从韩国来到美国的自愿移民，整体来说倾向于在学校里表现优秀；而在日本的韩国人，他们在历史上是被迫迁徙来的，整体来说通常被视为较差的学生。在戴夫老师的班上，学生似乎很少感到历史跟自己的生活无关，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很聪慧、能够举一反三，但也因为他们的老师有意要在当代事件与往日事件中找到联系。戴夫老师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唱反调，学生尤其难以抗拒。
“八年级的时候，你们上一次学到这段历史，比较起来，是一种吸收固有价值观念的学习，”有一次他这么说，“现在你们是十一年级，我们要看实际情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要不要打破对亚伯拉罕·林肯的迷信？”他问全班。
“要。”答复异口同声。
“亚伯拉罕·林肯被认为是伟大的奴隶解放者，你们八年级都学到过，对不对？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奴隶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他让一个阻止黑人集会的法律通过？还有玛丽·托德（林肯之妻）来自于肯塔基州一个很有势力的蓄奴家族？她的三个兄弟都为南军战死。有人控告她为南方作间谍，林肯必须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为她作证。”
班上每人个看起来都很专心在听。他们这一辈子听到的都是林肯给了奴隶自由，这事大家都知道。而现在戴夫老师告诉他们，等一等，林肯是个伟大的总统，说不定是美国最伟大的战时总统，但是原因并不在于他最受称道的那件事。
“奴隶解放宣言给了几个奴隶的自由？零。”戴夫老师告诉他们，他们的教科书，他们以前上的课，从来没有提到这点，“宣言只影响到北方所控制的地区。不过他达到了最主要的目标：不让英国人加入战争。”
然后，他发下这星期的词汇——必须学习的关键课题，共二十五个，涵盖了他认为这一章美国历史最重要的主题和事件。这星期他们会在课上讨论每一个词，学生之前已经知道试题就在其中。考试偶尔会考选择题；更常见的是，学生必须就每个词汇写上一段解释。就考试而言，这门课没有什么意外惊奇之处：听讲、念书，分数就高；心不在焉、不读课本、忽略词汇，分数就低。这种教学方式稳定连续且符合学生的预期，加上生动的讲课和讨论，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很有效。他们如果表现差，几乎从来不会抱怨是老师不对，他们知道原因在于自己。
跟其他一些学生一样，塞西莉亚视戴夫老师为她最喜欢的惠尼中学老师之一，觉得他的“颠覆性”人格很可亲。
“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正在大声宣称，女性是个愚蠢的种族，”她带着好感回忆道，“因此，下一次他说女孩子不应该出现在教室里之类的话，我就说了像这样的话，‘唔，老人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可是你还在这里’……随着课堂讨论的进行了，我发现他故作沙文主义的姿态，目的是使大家站起来为自己说话，将来才不会被那种人踩在头上。他不受普通教条的约束，比如说，‘别跟学生打成一片，永远保持一段距离’之类的教条——他跟你讲话时，把你当平辈。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反应不如他那么快的话，就会被他机智狡黠的嘲弄搞得很惨很尴尬。他根本不把学校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虽然他每一条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遵守的是自己那套规章，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真的抗议过……就算有，他也不会在乎。”
谁最有权力
星期一早上第四节课，是乔安妮·查马克（JoAnne Charmack）老师教的公民高级选修课，紧接在十分钟的点心时间之后开始。也就是说，大部分十二年级学生走进教室时，手里都拿着他们认为能提神的食物：糖果条、薯片、甜甜圈，硬得像石头的百吉饼（begals）和千篇一律银色小包装的便携型奶油奶酪、熊掌面包，还有辣味奇多起司条（cheetos）。安娜穿着白金色相间的拉拉队吉祥物服装，一反潮流，手上拿的是一个剥皮橙子，用一双筷子夹出果肉，动作熟练、细腻，像做外科手术。她精巧的动作引发老师一脸的惊讶，“真不简单，安娜，我从来没看过有人能像你这样吃橙子。”
她听到赞美，脸微微红了红，露出她的招牌笑容——嘴、眼、鼻、手，全都绽放开来，晃了晃棕色的短发。“我只是不喜欢把手弄得黏黏的，”她很小口很小口地吃。她也很喜欢用同样的方法吃起司条：用筷子一条一条夹出袋子，手指完全不沾上面的起司粉，“不过我正在注意节食。”
乔安妮老师点点头，眼光巡视了一圈教室里的24名毕业班学生。每年九月，她都在想，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学生把心放在课堂上。这些孩子的注意力狭窄到几乎只沉溺于两个目标：一是进大学，二是好歹熬到毕业。虽然学生了解从七年级就进惠尼中学的优势，但当十二年级终于来到，六年的服役似乎漫长得叫人吃不消，要在这最后阶段唤醒他们对任何事情的热情，可是个挑战。孩子们称这叫毕业班倦怠症（Senioritis），“疫情”已经蔓延全国，惠尼中学也未能幸免。症状包括缺乏激情、不愿参与活动、对作业无休止地抱怨，在乔安妮老师班上体现得尤为严重。相对于其他高级选修课，公民课一向被视为相当容易，毕业班学生因而成群涌入，打着为升大学的简历锦上添花的如意算盘，然后，这群政治知识仅止于比尔·克林顿、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孩子才发现，课堂上很多内容的细致之处不见得容易。里根离开白宫时，他们还在学走路；尼克松对他们而言是历史书籍上的一张相片；卡特（Jimmy Carter）则是帮穷人盖房子的老先生，而且总是在厄瓜多尔这类国家举行选举时露面。迄今为止，他们还没见过战争、严重的国家危机、经济动乱，没受过躲避枪弹的训练，也没有亲身经历太空竞赛、军备竞赛那些历史事件。他们从未怀疑过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或者他们自己的地位，因此，来上乔安妮老师的公民课时所怀有的天真想法，是几个世代以来独一无二的，也是极其脆弱的。
当她站在教室前面不说一句话——教师普遍用来传达“静下来，听我说”的信号——一半的学生毫无知觉。有几个在交谈，有些只顾吃东西，还有人正在推销糖果，为年鉴或乐队筹钱。金姆（Kim）穿着耀眼的黄色长袜，用陆军剩余物资的弹药箱当午餐盒，此刻紧闭双眼，仰躺在塑胶海滩凉椅上面。每节课下课，她会叠起凉椅，提到下一节的教室去。乔安妮老师第一次看到金姆这么做的时候很惊讶，但没吭声。大多数公立中学应该都会采取行动阻止上课自备海滩椅的学生，以免集体仿效，导致混乱。但在这儿，担任校长的布洛克别有看法：“如果她按时听讲、交作业、不扰乱教室秩序，那她就是倒立着上课，我也不管。”他知道，如果说惠尼中学有任何问题的话，问题不在于过度地反抗权威，而在于过度地服从体制与传统。惠尼中学校园里看不到刺青、绿色头发或穿舌洞这种事；金姆多样化的打扮及反叛的躺椅大概是狂野的极限了，她的同学和气地予以接纳，但从来没人效仿。而老师当中，不少人对于惠尼中学建校初期制度化程度较弱的过去，仍抱有美好的回忆，他们不但接受，简直还感激金姆营造个人风格的努力。乔安妮老师唯一可以预见的问题是，这个十七岁的孩子躺着上课很容易睡着，事实上她已经睡着了。当乔安妮老师轻轻叫醒她时，金姆开始激昂地发表自己的言论，“抱歉，今天早上我太早起来上网交易股票，你不会相信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多少钱一股！达康（dot-com）泡沫的破灭真是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
“好的，各位同学，”乔安妮老师说，决定该抓住大家的注意力，“把你们的钱拿出来。”
学生静下来，两眼茫然地看着她。“快点，掏出你的钱来。别担心，我不会要你的钱，只是要看一看。”
学生顺从地搜寻出硬币和纸钞。乔安妮老师很自然地留意着，有多少五块、十块的钞票从他们的皮包和口袋里冒出来，不像她当年的同学只会拿出几个可怜的二十五分铜板或一块钱纸币。“这些钱上面都写了什么？”
“我们信赖神，”安娜说，在两口橙子之间她的嘴巴似乎有个空档。
“我们信赖神，”乔安妮老师重复一遍。她身材瘦削，五十多岁，举止从容不迫，有一个在上大学的女儿。雪莉老师还是学生的时候，乔安妮老师就在惠尼中学教书了。“我们的钱上面提到神，效忠誓言（Pledge of Allegiance）里面也提到神。你们对政教分离的原则知道多少？”
学生还在钱上面东摸西看，没有人回答。“拜托，我知道你们去年都上过美国历史，那是必修课。”她等待，可是他们仍然不回答，“好吧，你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没有法定的国教，宪法上说得相当明白。那么，你们要怎么解释我们的钱和效忠誓言？”
下面一片沉默，乔安妮老师锲而不舍，继续谈论她知道他们都心知肚明的东西，像拔牙一样要把他们的话从嘴里拔出来，不过他们依然顽固地保持安静。她了解毕业班倦怠症的起伏，而且比起其他公立学校，惠尼中学算是病情轻微的，有些学校毕业班的教室里，简直一片荒凉。毕业班倦怠症在惠尼中学顶多是一种姿态，孩子书还是没少看、作业也没少做。因此乔安妮老师告诉自己要有耐性：迟早，有人会关不住嘴，堤坝就决口了。
她再度打破沉默，“我们的宪法起草者并不是没有信仰，但是要称他们为基督徒，用我们今天对基督徒的定义去想的话，也很难。他们信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体，寻求神圣的赐福和启示，深信应该以自身行为作为美国人民的表率。他们自认是好人，无私为国，受到神圣的启示，而那个神圣的存在体是一切善的根源。可是他们并不参与有组织形式的崇拜，同时坚决主张国家不设国教，也不支持任何特殊的宗教。”
这间房间里有年轻的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徒、印度教徒、犹太教徒，以及其他教派的信徒，如果他们感到有谁对自己的信仰存有轻蔑之意，他们会相当敏感。他们确实可能不容易了解，宪法起草者为什么一边口诵神的名号，一边在教会和政府之间筑起高墙，却不觉得矛盾。
乔安妮老师知道这是个很富争议性的主题，以前曾经引发热烈的讨论，正可顺势为她的课揭开序幕。可今天不然——教室里仍旧没有一丝动静。“好吧，我们来谈谈别的：政治权力，权力是什么？”
金姆从躺椅上抬起头，突然集中了注意力。“权力是操纵信念的能力。”她回答。
校内得奖某社团的主席托尼，也是班上的首要保守派分子，立即提出反对意见：“不对，权力是金钱。”
“权力和权威有没有区别？”乔安妮老师想知道，“布什总统有其中一项，还是两者皆有？”
轮到丹尼斯（Dennis）发言。她是颇具天赋的钢琴手，父母要他走一条更“实际”的路。“他有权力。可是权威——2000年大选以后——他毫无权威可言。”
“根据宪法，他是有权威，难道不对？”乔安妮老师问道，“他有他的职位。你可以有权威，却没什么权力？”
现在大家开始感兴趣了。“他的选举结果是偷来的！”斯特拉（Stella）叫道，说到斯特拉，如果算不上是全校最吵的学生，她往往也是这间教室里最吵的人，“他不应该有权威，也不该有权力！”
“你宁可要戈尔（Al Gore）当总统？”托尼讥笑道。
斯特拉停顿了一下，想了想，然后迸出一句，“不要，我宁可要明星布拉德·皮特。”“呀，呀，布拉德·皮特当总统。”安娜很赞成，好几个女生纷纷加入支持的行列。
“我们来看看家庭中的情况，”乔安妮老师说，“在你家，谁最有权力？”
现在大家纷纷发言，“父母”，乔安妮老师要他们说得更明确一点。一半说妈妈，一半说爸爸有最后的决定权。安娜沉默下来，笑容不见了。“钱我向爸爸要，”一个女孩解释说，“做什么事，我得获得妈妈的准许。”
“权力是他们要我们听他们的。”斯特拉说。
讨论继续进行，现在充满活力，火花四射，更多的声音加入讨论，父母的权力和政治人物的权力之间架起了桥梁，两者都能够影响事件，能够界定他们所统领的人有哪些需要。
“父母知道小孩的欲望和需要是什么，这不难理解。可是政治人物怎么知道人民的需要和欲望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斯特拉要什么？除了她想要布拉德·皮特当总统之外？”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节课结束后，会持续回响很久。是的，有选举，有民意调查，你可以打电话给议员，跟他说个一清二楚，但到最后，学生以及乔安妮老师谈的最多的是美国人对国家和领袖的期望：那是一种共同的文化，里面表达了美国的希望、梦想和担忧。孩子们指出，我们期望享有全世界人民所艳羡的个人自由，可是我们也期望享有安全，能够安居乐业，没有暴力，没有战争。他们还说到对于财务安全的期望，包括国家财务以及个人财务。大学毕业后有一个好工作，一个谋求成功的机会。
“而且我们期望，在法庭上能享有公平正义，”乔安妮老师又说，“我们都期望美国梦的实现……你们听过霍雷修·阿尔杰（Horatio Alger）吧？”
看见台下茫然的眼神，她惊讶道：“没有？！你们没听过白手起家吗？哎，他写的故事主题是，在美国，你即使出身贫困，依然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要敬业，就可以成功。这是你们之中很多人的父母来到美国所抱的期望。”
孩子开始点头。不少父母正是阿尔杰笔下的人物，许多人告诉自己的子女，在他们的祖国，自由、安全、机会、正义并不容易得到。惠尼中学铸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结合体，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成员不断变换，从一开始的荷兰人，到葡萄牙人、菲律宾人、日本人、华人，再到韩国人。这些学生没有几个为将来的生活担心过，或是为自己的美国梦发过愁。塑造他们的成长岁月，是一段真实的和平、繁荣、经济稳定时期，即使在他们的求学环境中，某些文化彼此之间水火不相容的历史已深深根植于传统，那种环境仍然十分难得地毫无文化间的猜忌。
他改变了我一生
罗德老师花了几天时间，帮助一位他找来的、在惠尼中学教科学的年轻老师，趁开学前清理教室。第二十四号教室延续到今天才空出来，不能不说是个分水岭，画下一个时代的句点，而正式送一位深受众人喜爱的人物离开，用的却是一个毫无感伤意味，犹如轿车大小的大垃圾箱。在罗德老师的协助下，放置在教室门口的垃圾箱很快装满了如山的纸张、档案袋、旧教案、边角卷起的练习解答、教师用的课本、剪报、缺了角的显微镜载玻片、铅笔头、墨水干掉的圆珠笔、断裂的粉笔和蜡笔、一个复活节篮子——积累了二十五年的教学用品，对主人来说是无价之宝，对继任者却一无用处，即将填入垃圾坑。罗德老师发现自己瞪着这堆纷杂的收藏品：文章、海报和杂志，有些十几二十年来每天使用，有些从未见过天日，心想学校要怎么才能弥补这个损失，他扛着一撂又一撂，把普勒尔一辈子留下来的遗物扔进老旧的绿色垃圾箱。
所有学生提到普勒尔时都只喊姓，并非缺乏尊重，而是充满敬畏。七个月前她去世了，当时学年才刚过了一半。之后过了这么久，却一直没有人硬得起心肠，去拆毁她的王国，翻动她的柜子、抽屉、箱子。“没有人忍心跟她道别，”罗德老师告诉妮塔·宋（Nita Song），她是接手普勒尔职位的新老师，对眼前清理的规模之大，心中感到十分骇异，“没关系，我们会做完的。”
已经五年了，大家一直知道普勒尔得了癌症，在接受治疗。虽然最后几个月情况的恶化尤其明显，可是似乎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她会去世。孩子们，以及大多数教员，几乎没有一个真的相信她会对任何事情示弱。自从学校创办以来，她就在一直呆在那儿，没有跳过槽。每一个学生都会警告自己的弟弟、妹妹，老生也会告诉后辈，学校有这么一个老师：一个令人敬畏的教师，一个让他们爱戴的老师，一个多年后还无法忘记的老师。罗德老师听见他们在物理实验室外的储物柜旁谈论：“等到你上普勒尔的课，你就知道了，她会活活把你吃掉。”“等你看到她的幻灯片，你就知道了，她吊人胃口，不把话说完。”“等着瞧吧，老兄，到时候你会一辈子都不想吃菜花了。”惠尼中学有三个老师以前当过普勒尔的学生，他们谈她时说的话一模一样。就连戴夫老师也让她三分，如果她要他干什么，他拒绝不了。
普勒尔棱角分明，身高将近182厘米，笔挺、简洁有力，仪表几乎像是军人，很能配合她干脆、直爽的教书风格。“这个不能成为理由。”有一次，一个学生宣称没办法考试，因为她的笔写不出来。普勒尔一把抓起女孩一直在摸弄的笔，站在教室当中，划了一根火柴，态度严厉得让三排以外的学生都吸了口气，她用火烧了圆珠笔的笔头，然后把修复的文具还给惊讶地张着嘴巴的女孩。普勒尔说：“现在开始写。”教室里每一颗脑袋立即同时低下，专心无比，所有的借口立刻人间蒸发。至少，可以维持55分钟。普勒尔是独一无二的，是从另一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物。她十分固执地把礼仪和用餐规矩加进课程里，坚持学生亟需学习如何遵守生活中的各种规矩，而且她在校园的水泥荒漠中种了一些玫瑰，逼着学生去培育，说他们除了获取平均分数，还应该培育点别的东西。她为健康教育搜集一张又一张令人毛骨悚然图像的医学幻灯片（只因为是她，别人才不敢讲话），年复一年地把无防护性行为的危险后果灌输给低年级学生。只有普勒尔会在上课时间走出校门，追捕一个经常迟到、缺席的学生，如她所料，他正在家里睡大头觉，并没有生病。她摇醒他，吓唬他，然后命令他去上学。普勒尔在担任老师的同时，还担任学校的逃学纠察。
普勒尔的学生记得最牢的东西似乎跟科学没多大关系，反而跟生活有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反而觉得跟她有交情，也是为什么平常指甲里不沾一点灰土、从来不割家里草坪的学生，反而很乐意（至少勤快地）替普勒尔的花园浇水、除杂草。学生们都说，她一副老古板模样，很酷。他们需要忠告或安慰的时候，往往找的是普勒尔，有时候甚至是在走出她的教室多年以后。一个十一年级学生拼了老命要提前毕业，好早一年读大学，结果是他八年级的科学老师，发出跟朋友、跟其他老师都不一样的声音，说：“你急什么？”没有别人质疑过他的速成努力，或是质疑过这种努力背后的智慧，只有普勒尔一个人，很简单地问道，“你得到的会是什么？所以你会早一年毕业？然后，早一年开始一辈子的工作？”之前从没有哪个人把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放在这么清晰的框架里。于是，该学生决定放慢步调，跟同班同学一起毕业。“她改变了我的一生，”他说，这可是任何一个老师都不得不羡慕的一行墓志铭，“普勒尔自成一派。”
罗德老师把一堆旧文件丢进垃圾箱时，其中一份文件恰好翻了开来，上面以红笔标明了“礼节”两字。里面写的是正确的餐桌礼仪，包括在朋友家吃饭时发现一根头发要怎么做、初次见面的几条基本原则。附在里面的礼仪小考有三个问答题，两个选择题，以及一连串的判断题：你的面包奶油盘子，总是放在你的右手边；如果食物量很少，可以含着食物说话；如果你在做客，你绝对不应该帮忙洗碗，客人是不做事的。普勒尔的笔迹，红色签字笔的厚重笔画，写着答案。
没有人期望第二十四号教室新来的年轻老师会填补（或是能填补）普勒尔在惠尼中学留下的空白。罗德老师虽然对于自己跟学生建立关系的能力颇为自豪，他可不会在教案里加入礼仪或刀叉餐具的物理位置。但是，那天在清扫的时候，他有个感觉，这次人事更替，可能会威胁到一样更为基本的东西，一样学校无法像丢旧文件一般、轻易抛入垃圾堆的东西，那就是普勒尔的坚持：有些东西价值永存、不能遗忘，不论它是否跟正式课程相符，都必须教给学生。普勒尔所信仰的学习，不能用SAT或平均成绩来衡量，更不能用联邦政府、州政府规定的越来越多的标准化测验来测量，后者为的是满足官僚体系，可是顶多只能把教室里一小部分应该发生的事情予以数量化。我们可能失去了普勒尔，罗德老师发现自己陷入了沉思，可是我们不应该失去她全心拥抱的大理念，那也是学生记得她那么牢的原因：成绩好跟学习好不见得是一回事，就这么简单，而且学习应该优先。罗德老师想，伊琳娜这样的孩子需要记住这个理念，坚定地信仰这个理念。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在当前的教育系统里，考试成绩关系到学校的名誉及经费，是唯一的裁判标准。比如在惠尼中学，只要分数低于A，学生就可能陷入沮丧，期望值过高的家长就可能冲进校长室，要求解释以及更高的分数。他们当中很多人总是心怀恐惧，担心一旦摔了跤，一旦有一个学期表现不好，前往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的梦幻之旅就要中断了。在物理这一类课上可能尤其困难，重力、光、时间，像百慕大三角般神秘，尽管能使罗德老师无限着迷，每年却吸引不到五个孩子的想象力。其他人，绝大多数只管跟图表及数学公式角力一番，等他们得到想要的成绩，就不在乎了。这些孩子能力够强，但是没有热情，学到的东西没有多少会跟着他们一辈子。
因此他一直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他能不能从普勒尔那儿学一招，改变成绩与学习对立的等式，至少稍微改变一会儿？最近有个朋友告诉罗德老师她在大学里的一个经验，让他颇为震撼，有个教授第一次来上课，向大家自我介绍时宣布：“这间教室的空间只够容纳一个老师，这就是我。”据说这个教授相当杰出，但是罗德老师的朋友立刻退出了该选修课程。这个故事引起他的共鸣。照他的想法，这家伙根本不应该待在教育界。一间教室里应该能容纳很多老师，每个人，只要他愿意，都应当有个位置可以献出自己的知识面和见解，而不只是接受上面的教导。因为，如果孩子可以教别人，真的是可以教人的话，那么他们必须了解自己教的东西。
因此，循着这条思路，他一直在想办法设计一个计划，什么样的实验或研究题目或独立学习的课题，能让班上学生——包括都会它们的物理老师——不但学习，也能互相都会一些新东西。不只是物理的公式和原理，还有科学的好奇、独立的精神和自信。他还要下功夫考虑细节，但他大致决定把一整个学季的时间放在这个计划上。他的设想是，学生要从中学到怎么做一个科学家，而不仅仅是学到科学的内容。或许并不容易量化，但是更有意义，而且对学生将来在大学里，甚至以后的生活上，都会有用。他要一些留得住的东西。噢，对了，他也会让学生全心全意通过测验、拿到高分。罗德老师跟他的先驱普勒尔一样，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甚至是在打破游戏规则的同时，别忘了还是要给他们一点甜头，特别是在你将要打破游戏规则的时候。
罗德老师心想，说不定他们以后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些东西，也或许，结果凄惨得很，他们会一辈子都竭力想忘掉。他知道虽然大部分的惠尼中学学生都聪明到家，但还是喜欢一切井然有序，最好是所有事情都在掌控中。他们会说，罗德老师，告诉我们要读哪几章，你讲课我们听，考试一定高分过关。他们是办得到，差不多每次都能办到，一群考试机器。但是，罗德老师心目中另有一种新的挑战：结果无法预料，需要独立作业成绩，逃脱僵化模式的思考；常用的考试技术、熬夜死记硬背都将派不上用场。他知道有些学生——说不定还是最优秀的学生——可能会跟他争，对新方式裹足不前，不肯花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去做这个计划。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临时抱佛脚，不愿意面对不确定的结果，他们向来只朝底线看齐：学业平均成绩和常春藤盟校的入学标准。我们目前不是做得很不错吗？他们会说，干嘛改变？但是，对于有点失去目标的孩子，像伊琳娜那样的孩子，还有那些已经挣扎了一整年的孩子，这可能是个转折点。不论后果如何，罗德老师不是那种年复一年照本宣科的老师，他的教学方式每年都不同。
清理普勒尔的教室让他看清楚学校面临多大的威胁：今年有个前所未有的真空。罗德老师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填补这个真空。
“下学期，”他告诉班上学生，“我们要做完全不同的事情。你们要当我的老师，一定会很酷很酷。”
倔强的孩子
棕黑、暗红，一条条刷过画布——深浓的色彩和抽象的形状游进焦距，笔触厚重。到现在，安琪拉已经画了五个小时没歇气。她发泄着，黑杆的笔刷像一团影子。清晨三点，房子像墓穴般沉寂，只有貂毛笔在画布上发出空洞的沙沙声，仿佛是有人在呼吸。学校才刚开学——今年要毕业了——可是她已经像期末考试那个星期一样，感到无比巨大的压力。只有画画能解压，使她的手不抖，眼泪不掉下来。她已经在画第二幅。
安琪拉后退一步，凝神望向画架。再多点红，她想。她挤出一坨血色的丙烯酸涂料在调色盘上，掺进白色和一丝蓝色。然后闭上眼睛，一道深深的皱纹划过她苍白的额头，不听话的几绺深色头发罩在额上。母亲的话还在耳边萦绕，一句句刺痛着本已有的心灵伤口：“你不想上大学吗？上个好大学？”
主题总是一成不变。安琪拉听了好几年，都可以背了：她是在自毁一生。她做的选择很糟，追求的目标不正确。艺术应该是爱好，仅此而已。父母则认为这是走实际路线的时候，不是投身艺术的时候。你想当穷人吗？在街角、在以物易物的市集卖画？像那些白痴，拿着黑丝绒布的猫王画像，以乞讨为生？你这辈子必须做点东西，当个医生、律师、工程师，从事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那才有出息。就更别提那个男孩，少跟他在一起！
安琪拉想要大声回吼两句，这种时候她脑子里总是想着两句话：我居然这么让人看不起，我简直使自己作呕！但没那么做——她做不出来。
实际上，安琪拉历来是个好女孩，勤奋、有礼貌、听话，她不作弊、不喝酒，痛恨毒品，甚至连约会都不去，至少不去她许多朋友所定义的那种约会。而且，直到去年左右，她总是接受所有父母对她未来的安排，毫不犹豫，连眼都不眨一下，乖乖加入了从她四岁刚学会认字就开始了的升学的长途行军。
为了让她有资格进惠尼中学，父母举家搬来这个地区，然后在二年级时，把她转到一家私立小学，安琪拉从来没有透露自己多痛恨这些改变。八岁的时候，家人要送她去课后补习班，她说好。还有上了十二年的钢琴课、十年的小提琴（她最喜欢的乐器）、八年的中文学校——没有一点怨言。她以偏执的决心读书，大多数晚上要花四小时做功课（连周末也一样）。夏天，她眼看着朋友出门去海边晒太阳，而自己则缩在SAT补习班的日光灯下（一期1500块，保证增加60分，否则退费），要不然就围着计划、读书清单、数学营、科学营、志愿者服务转——却从来没有艺术、体育或其他非学科的活动。那些有什么用？爸妈早就决定了，她的梦中第一志愿应该是不亚于常春藤盟校的斯坦福大学，因为他们有个当医生的侄女是在那里读的大学，安琪拉也接受了，即使并没有人问过她的梦想学校。
而与此同时，恐惧悄悄在噬咬着安琪拉，或许她根本不是块读斯坦福或常春藤盟校的料，说不定她并不想成为那块料。即使私自承认这点，也觉得是亵渎神圣：告诉父母，那更是门儿都没有。但是迹象似乎很明显，至少在她的眼中如此：她认为自己得的许多B和偶尔几个C是平庸的成绩，特别是以惠尼中学的标准来说。几乎在当地任何其他学校，她都会名列前茅，但她一点也不会因此而觉得安慰；只有在惠尼中学，她才会不前不后陷在中游：那里的学生有半数在小学就被判定“天资聪颖”，而且她选的课难得超乎寻常。父母说她不够努力，她很少反驳这些论调。每一个负面评论，每一个批评，她都放在心里，默默沉思。她还记得九年级历史老师那次不经意的一句评语，那次测验她拿了个B-：“你到底想不想进大学？”安琪拉冷不防被猛打了一记，之前她心里一直在痛苦挣扎，到底要不要告诉老师，考最高分的同学里，有几个人就在她跟前作的弊。安琪拉完全可以加入他们，互换答案，可是她不那么做，而且，在老师说出那句伤人的话之前，她已经决定不提作弊的事。毫无疑问，五分钟过后，老师就会忘了那句话。可对于安琪拉，即使是四年以后，她一闭上眼睛，似乎还是可以听见那句话，一切仿佛昨天才发生，还可以看见老师穿一身紫色的衣服，配上相衬的靴子，足以影响她未来的一切。她知道这十分可笑，然而在某个令人沮丧的层面，她完全相信那是真的，而且被父母翻来覆去的老话不断强化：“你究竟想不想上大学？上个好大学？”在惠尼中学，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流逝，随着毕业和大学申请日益临近，她变得越来越退缩，话越来越少。
然后，十年级时，她上了第一堂美术课。一个逐渐变得局促不安、沉默寡言、将情绪深埋心底的女孩，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声音。一张张脸从她的画板里跃出，巨大的花朵绽开，仿佛不属于尘世。她画同学的画像跟真人没有两样，不只抓住了五官，还画出了神韵，戏谑的、嘲讽的、傲慢的和悲伤的。起初，美术课的黛比老师差点没有收她，因为等到她鼓足勇气询问的时候，每节美术基础班都额满了。可是这个女孩脆弱的决心中仿佛有点什么东西——还有遭到拒绝时那一脸的绝望伤心——说服了老师，黛比老师决定给她一个挑战这门课的机会，只要她能够通过一项震撼的考验，表现出足够的技巧和未经训练的天赋，就允许她直接上较高级的课程。安琪拉整晚没睡，精细地画了一幅牙膏管的铅笔素描，表现出挤扁的金属上每一个边、每一道压痕、每一条纹路，然后羞怯地交给黛比老师。她的天赋和潜力立刻在美术老师眼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黛比老师以前也有学生挑战成功过，但安琪拉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上过任何美术课而马上赢得她的赞许的学生。
那一年，安琪拉的进步让老师非常惊讶，她作画的速度给人的感觉，就好像那些彩画和铅笔画早就成形，一直在等待时机从她笔下蹦出。安琪拉的创作还延伸到工艺品上，她把从旧货店买来的人家不要的椅子，涂上油彩，加上针织，做成与众不同的样子，然后以几百美元的价格销售。她的朋友活着是为了逛商店、买衣服，可是安琪拉却宁可穿简单的牛仔裤，或是自己做的裙子、衬衣，省下钱去逛她心目中的购物圣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家艺术用品店转悠，手上提着装得满满的篮子。十一年级快结束时，黛比老师开始跟安琪拉讨论申请设有重点艺术科系的大学，或是申请艺术专门学校的可能性。“你有这个天分，”老师这么告诉她，“而且这是你所热爱的。”心情好的时候，安琪拉让自己相信她已经找到了定位，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只不过她父母亲根本不听这套。他们责怪安琪拉，责怪美术老师，责怪自己的精心筹划、自己的克勤克俭、自己的希望就要毁在一些灰笔和几管颜料上面。即使安琪拉在培养对艺术新兴趣的同时，把自己所有其他的课业成绩都提高了，他们仍难消心头之怒。黛比老师尝试过跟他们沟通，希望他们能为女儿的天资感到高兴。“才两年，她已经成为绝对最杰出的两三个学生之一，”老师兴奋地赞扬道，“几乎没有一家艺术学校会不收她。”可是没有用。最奇怪的是，安琪拉的父亲自己就是艺术家，是个石版画家，可是这点反而成了他反对安琪拉选择艺术道路的理由。石版画是一门行将消亡的艺术——石版画家好几天才能完成的工作，电脑软件几分钟便能模仿得惟妙惟肖，石版和油铅笔因此快要被人淡忘了。随着工作减少，他的怨气增加。“你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告诉女儿。
当安琪拉向父母宣布她要一架缝纫机做工艺品时，事情的发展跌到谷底。她存了几个月的钱，还把给五六年级学生教小提琴课赚来的报酬累积起来，四处寻找她要的款式，终于发现了一台噪声极小的瑞士造的缝纫机。她全凭一己之力办了这件事，颇感自豪。但是父母气得不得了：在美国出生、美国化的安琪拉完全没有想到，缝纫机这个主意，触动了父母心中根深蒂固的恐惧。她的父母双亲是来自台湾的移民，虽然两人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才，但他们周围一起长大的人却没那么幸运。缝纫机唤起了原始恐惧，这恐惧源自于对血汗工厂、成衣制造区以及老妇人千疮百孔、布满伤疤的手的回忆。“你何不干脆退学算了，”她的母亲绝望之下说道，“去当一个缝衣服的！”缝衣服的这个词像咀咒般从母亲口中吐出来。
因此安琪拉在这儿作画，熬了一整晚没睡，开学才第一个月，她已经在承受各方压力的煎熬。她选了很重的学科课程，以满足父母——四门高级选修课和荣誉课——而且她发誓今年一定要拿到那个遥远、缥缈的4.0平均成绩。同时，今年她是美术老师的助理，比以前花更多时间待在美术教室。而且，她在不惊动别人的状况下，悄悄搜集斯坦福以外、父母认可的候补名单以外的大学资料，包括芝加哥、帕萨迪纳的艺术学校、东海岸一家宗教学校、附近橘郡一家私立大学。现在，离寄出那些大学申请信的时间还有两个月。她有六到八个星期的时间，去说服父母放弃他们十八年的梦，反过来接受她的梦。对于即将来临的这一年，她本来就既期待又害怕，现在，觉得自己仿佛被丢进新兵训练营。
“我担心她，”第二天早上黛比老师说，她看着苍白的安琪拉扛着画布进教室，驼着背，一脸疲惫，“我担心她会觉得自己走投无路，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做，不知道她吃不吃得消。”
黛比老师记得以前有个学生，很有绘画天分，得到一家著名艺术学校的入学许可，但是父母坚持要他去读医学预科。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时间，几乎相当于这个学生的一生，他们的雄心壮志不容改变，非要儿子替他们实现不可。因此他顺从了，但是很不快乐，功课也很平庸，转而向酒精及其他药物寻求解脱，最后终于退了学，再也没拿到学位。还有一个帮派家庭出身的男孩，开着保时捷跑车上学，每到周末就消失在拉斯维加斯。他只希望能有学习艺术的自由，但是被迫去准备读法律，因为他是家业继承人。还有，就在去年，黛比老师的另一个优秀学生塞西莉亚，做梦都想着今后从事动画工作，结果她和家人为了学习方向大吵了一架，争吵以“哐当”一声结束——她的作品辑被扔到街上，摊了满地，任凭汽车辗过。五个小时以后，她才获准捡回来。还好塞西莉亚的作品没有什么大损害，然而她难过的是这个举动的象征意义。“这些孩子跟我说的故事，有些会听得你毛骨悚然，”黛比老师说，目光随着安琪拉移动，“这个房间是他们的避难所……但是一天只有一小时。”
当天早上的英文文学课，安娜老师发给大家一份模拟试卷，测验一个人的文学性格，看看大家的人生态度是受到浪漫主义还是古典主义的世界观支配。照理说，这是一些非正式的、有点娱乐性质的选择题，用来介绍两种极端不同的文学传统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可是第一题就不经意地触动了青少年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核心，正好说中了安琪拉目前面临的困境，仿佛题目就是为她出，专门考她一个人的：“当情况变糟，你感到生气、困惑，通常你的结论会是什么？”标准的浪漫主义答案是“该死的命运”！但是，安琪拉坐在那儿瞪着答案半天，然后选择了古典主义的回答：“大概是我的错。”
◆ 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
哪一样更重要，学习还是成绩？哇……很难说。我虽然很想表现得像个好学的人，回答说，“学习更重要，这还用说吗！”不过我要说真话。即使学习非常重要没错，而且随着生命的成长，学习终究会帮上你的忙，但在今天，没有成绩，你这辈子就寸步难行。因此，成绩也许更重要。假如爱因斯坦活在当代，凭着他成绩单上的一堆C和F，要找到一份工作，也会不容易。谁的平均分数高到不能再高，谁就有“才华”。一个人可以又聪明又有才华，像是……喔……例如是，嗳，一个真正聪明又有才华的人（嗄……脑子失灵了……对不起），要是一个外交家没有说明他有博士、硕士学位，他的谋生方式永远也出不了煎汉堡之类的工作，或者自己开公司，勇敢地当自己的老板。不幸的是，后者需要资本，我们再也不会听说，哪个快乐有钱的天才是没有高中文凭的。
我希望学到很多东西，也尽量努力确保除了考好考试，也能够做到这点。可是，如果一定要我在一门容易但却学不到什么东西的课程以及一门很难但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的课程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猜我宁可上前者，轻松拿A，而不愿意选择后者，费尽力气也会不及格，即使可以从中学到再多的东西……那种事会在成绩单上留下烙印。不管你其他科目表现多好，或者你因此学到很多东西……人家会坚持瞪着你的成绩单看，然后把你当一个序列号收进档案柜去。成绩单不会告诉你学习的过程有多艰难，也不会显示你流了多少血汗在作文和数学上，才会得到那样的成绩，它只显示出最后的结果，其实那也是今天所有的人都会在乎的。
这种想法在大学里大概也不会减弱，更有可能的是，会变本加厉……每个人都想得第一，可是他们必须（而且愿意）爬过高高叠起的书本，经历过许多次失败后才能得到第一。现在工作机会太少，我听说过找事有多难……而且因为很难，大家再也顾不了别人，只管顾好自己。伯克利的工程师就是好例子：我妈跟我说，她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她生病时，同学都不肯告诉她有什么作业，因为他们怕她超过他们，学习成绩赶到前面。如果课上有指定阅读的参考书，便会有几个人抢先借走，然后再也不还，他们宁可赔昂贵的罚金。我第一个反应是，老兄，真是不要命了，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时，会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是的，说来难过，我要选成绩不选学习。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塞西莉亚
那条“幸运裤”
“我正要过完我学习生涯中最忙乱的一天。”伊琳娜（Irene）说，听起来累得不行，她的头跌落在交叠的手臂里，伏在凉凉的实验室黑色桌面，第六节罗德老师的物理课就要开始了：还剩最后一节课。“这一天长得好像没有尽头。”伊琳娜说，声音蒙在手臂里，含糊不清。
昨晚她在做功课，可是写不出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时间还早，九点左右，可是她实在很累。我只要趴一会儿，她心想。只要睡十分钟，很快就能恢复精神，像我以前每次那样。
“接下来，”她告诉物理实验的同组伙伴，“我睁开眼睛，看到时钟指着六点半。我一门功课也没做，微积分、物理，还有一篇作文要交。”结果她在安娜老师的课上，写了那篇关于《哈姆雷特》的作文，下课时交上去。然后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写好微积分作业。天知道课上在讨论什么，她得看看别人的笔记。现在她直起身，挥动手里的物理作业，像面软软的旗子，画有蓝绿的作业纸上，布满整齐得惊人的一行行公式，计算正在运动或掉落的各种假设物体的速度及加速度。“我上节课写的，全写完了，不知道怎么写完的。”她趴回去，眼睛闭上，眼睛下面的圈圈让她的脸看起来有点青肿。
“这就是惠尼中学的生活，”同组实验伙伴阿尔伯特（Albert）说道，“这就是我们头发变白的原因。”他和几个同学开始热心讨论，惠尼中学哪些毕业班学生白头发最多。伊琳娜听着，但没说话：她最近一直在检查自己的头发，看有没有白发冒出，好在还没有。“目前为止还没。”她承认。
如果你问她，待在惠尼中学值不值得她这么努力，她会不假思索地给予肯定的答案。即使要那么用功，要克服那么多困难，她仍然无法想象离开惠尼中学，放弃在这里享受到的成就感、家庭气氛，而去上一所“真正”的中学。许多学生和老师在比较惠尼中学和其他学校的差异时，通常会这么定义：一所是真正的中学，另一所则不是，尽管随着上下文的改变，意思可褒可贬。如果说伊琳娜的答复有点像早就背好了的回答，并不是她不真诚。她说：“因为我必须反复告诉自己同样的答案，有时候你忍不住会想，如果我在别的学校，我可以在班上拿第一名，还不需要这么用功。可是接下来我会恢复理智。”然而，她话里隐藏不住一丝微微的渴望。伊琳娜是个好学生，但在惠尼中学，成绩属于班上的中等水平，离第一名差得很远。
等到上课恢复秩序，罗德老师来回巡视，在写好的作业上盖个红色橡皮章，他看见伊琳娜脸上的疲惫，问她怎么回事，问完后才继续走动。在这个十一、十二年级的混合班里，伊琳娜是让他担心的学生之一。她聪明、善良，可有时候他担心伊琳娜的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惠尼中学的最后一年让她又倦又提不起劲，却又很困惑自己该怎么办。“她真得好好提高成绩了，”后来，他摇头叹道，“她实际能力要强得多。”
伊琳娜在很多方面是典型的惠尼中学学生：聪颖、保守、有礼貌、有矛盾。父母是韩国移民，她在美国出生，父母带来的传统价值与她本身的美国青少年观念之间，出现了常见的文化冲突。她似乎觉得缺少了某种东西，却说不出来是什么。纷至沓来的活动——足球、学生会、负责学校大门上的标语（用一根长杆打出“欢迎尼尔·布什莅临我校访问”、“今晚有女子排球赛，欢迎观看”等字样）——只让她觉得乏力到极点。学校里大家都喜欢她言语机智和性情温和，可是她跟大部分十七八岁的同学一样，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或者说真正约会过，而且一提起这些事情，她似乎就非常难为情。“喔，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摇着头，“我还没准备好，我爸妈更没准备好。”学校里有几个年轻小伙子很欣赏她，可是，除了非常婉转含蓄的暗示，他们从来没有让她知道他们的感觉，而这也是惠尼中学学生典型的行为。这里的传统是，男生在毕业前最后一个星期才向女孩表达爱慕之情，此时大家即将各奔东西，而且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已经来不及了。这里的社交场面很有复古之风，让人耳目一新。为了不存在的关系而烦恼的学生，比例绝对大于一般中学更常见的朝思暮想，后者是为实际存在的关系而烦恼：惠尼中学的年轻人谈论道德标准与个人行为，确实可以两者并举，没有矛盾：做个“好孩子”或说至少保持这个表象，似乎是主流。在“真正”的美国中学，男孩、女孩在校园接吻的画面，并不罕见，学生走过嘴唇粘在一块儿的同学身边，熟视无睹，毫不动容。在惠尼中学，这个画面几乎从未出现过，如果真正发生的话，会让大家惊讶得嘴巴闭不起来。倒不是说没有对象反而酷，但是，在惠尼中学，没有对象并不会被当作不正常的标记。公开展示爱意，反而被认为绝对不够酷。
伊琳娜今年在每门课程上付出的艰苦努力，恰好对应她在未来选择上的摇摆不定：申请大学应该选择自己对生物的兴趣呢？还是选择医学？新闻？她的兴趣会决定最后读哪一所学校——假设她申请的每一所都收她，这恐怕不切实际（她的目标是一流的学校，可是成绩却并不拔尖）。大学申请个人小传的草稿里，她以略带玩世不恭的口气，把自己描绘为一个超人般的女孩，同时追求三个行业的事业——她很快就扔掉了这篇无趣的文章，改说一个能够展示自己特色的故事。在这一故事里，她的机智和写作能力显露无遗。她写自己那条给她带来幸运的裤子，她穿着出席过许多场合，都能凯旋：考试得满分，通过驾驶证测验，踢足球获胜，学生选举胜出，因此，她无论如何都要穿这条裤子去考SATⅡ。不幸的是，过于频繁地穿，使这条裤的口袋磨穿了很多洞，当她坐下来，准备考这个无比重要的大学入学测验时，铅笔芯的替芯和橡皮擦不见了，估计是从磨穿的洞里掉了。她慌忙向周围同学求助，监考官和同考场的学生只耸耸肩膀，摇摇头。后来终于有人同情她，传来一根多余的笔芯，让她能用自动铅笔作答，可是没有橡皮擦。她坐了一会儿，想到必须涂满几百个小圆圈，而没有机会擦掉任何一个，就四肢瘫软。然后，灵光一现，她探手到嘴里，取出牙套上两个橡皮圈当中的一个，绑在铅笔的末端，然后试擦一个记号。成功了，危机解除，此时计时器开始走动，孩子们翻开SAT的试题。“一条0.25英寸的橡皮圈，本来在嘴里使自己受罪，却变成了绝望之际的宝物，多么荒谬的反讽……可惜的是，我的牙套一两个礼拜以后就要拿掉了，我这样能熬过大学四年吗？”
伊琳娜写的小故事，充分展露她的个性与随机应变的能力，比起第一篇虚张声势的尝试要好多了。她的文章是那年秋天惠尼中学最好的几篇个人小传之一，兼具娱乐性和原则性，而且当中的自我嘲讽很吸引人，同时却能够提到多项成就和追求，丝毫不显得自命不凡。她的画龙点睛之举是，把一个小橡皮圈挂在文章上端的一角，一起拿去复印。
这篇文章凸显了伊琳娜的聪慧灵巧，但是近来很难在她身上看到这个特色，罗德老师之所以担心她的原因就在此。一如她的朋友，伊琳娜眼里变得只有分数，所有心思都不得不放在塑造一张申请大学用的成绩单上。尽管她已经努力获得了全国高中生都想要的一份成绩，但是她的好奇心、探索精神，以及她原先感到的学习带来的喜悦，都慢慢消失了。
罗德老师知道伊琳娜不是唯一的例子。惠尼中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都面临一个难题，需要设法在不时冲突的两件事上取得平衡。一方面给学生真实的学习与体验，另一方面让学生在考试分数、高级选修科目、平均成绩上表现优秀。当然，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我上瘾了，救救我
校园的风云人物查尔斯一早就遮遮掩掩地走进学校办公室。那时刚上完第一节课，他要找十二年级的辅导老师麦克哈顿。麦克哈顿看得出来，查尔斯的样子跟平常不同：平时爱插科打诨、逍遥自在的查尔斯，现在脸色苍白，心怀恐惧，坐立不安。他不肯正眼看辅导老师，虽然麦克哈顿教过他，并且多年来一直是他的教练、辅导老师和朋友，却没预料到会有这样一天。随着查尔斯吞吞吐吐地解释自己的问题，麦克哈顿开朗、红润的脸孔上的血色渐渐消退。他起身把门关上，然后拿起电话。很快，凯瑞·林（Carey Lin）也来到办公室，她是在学校见习辅导老师的大学生，跟查尔斯也很熟，她埋头与激动不安的查尔斯交谈，门依旧紧闭着。路过的人透过大玻璃窗，好奇地往这间位于角落的办公室张望；即使是不经意的一瞥，也能看得出事情很不对劲。
没多久，其他辅导老师和管理人员开始骚动不安。有人打电话到查尔斯家里，请他母亲来学校，越快越好。凯伊·科特雷尔（Kay Cottrell）不断尝试跟生病在家休息的布洛克校长联络。这种情况下，校长通常会关掉电话。凯伊在想，是不是该找人专程去他家一趟。她担心查尔斯的情况，必须有人看着他，说不定有自杀倾向，他太过激动了。
“他正在吸毒，”后来凯瑞出了麦克哈顿的办公室，重重跌在雪莉老师的办公室椅子上，她解释道，“冰毒。他来求助——他的心脏今天上课时开始狂跳不止，他说他觉得自己可能快死了。他说他上了瘾，不知道该怎么办，”凯瑞想了一下，然后说，“其实，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冰毒”这个词吓坏了雪莉老师和所有的人。他们历来了解到，跟几乎所有其他美国公立中学的学生没有两样，惠尼中学有些学生尝试过毒品。可是这种事情很容易被人淡忘——这里的孩子这么优秀，从来没有人在校园里显出飘飘欲仙或喝高了的样子或举止。如果他们在校外有这种行为，一定只限于偶尔抽一根大麻，在一些场合喝上一瓶啤酒，孩子毕竟是孩子——大家都这么想。但是冰毒就不同了，糖衣毒药，难以觉察。
“他说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停止，可他很想停止，”凯瑞继续说，“他来求助我们，实在好极了。一开始，他滥用药物只是为了帮助学习，可是现在完全控制不了。糟糕的是，供应毒品的人是这里从前的学生。所以，我们也在找他，想跟他谈谈。”
在麦克哈顿的办公室里，查尔斯的妈妈和妹妹已经站在他身旁。布洛克校长也到了。查尔斯趴在桌子上。他是学生领袖，新潮流的创立者，酷劲十足。同学崇拜他，跟随他。在办公室里，教职员看上去有些病恹恹地，事到临头，心里再怕也只能尽力做好准备。查尔斯，只不过捅破了那层薄膜罢了。
凯瑞叹道：“真糟糕。我们竟然做了那么久的睁眼瞎子，还有别的学生也在滥用药物。”
“今年的圣诞节不会好过，”雪莉老师深有同感，“有的忙了。”
毒品掀起的轩然大波
在前面的办公室里，布洛克校长担当起心理学家的昔日角色，召集了学校的辅导老师围坐在办公桌前，展开九十分钟的速成课程，教他们如何察觉、阻止、处理药物滥用事件。他尽力保持轻松，但是会谈的气氛颇为沉重。放假前那场危机——查尔斯的吸毒事件把大家吓坏了，事前毫无心理准备，布洛克校长下了决心要进行补救。
首先，有点好消息给大家：查尔斯似乎恢复得不错。他的家人已经通过了这场考验，十分不简单——他们支持而不指责，关切而不生气，坚决不打折扣地制定了要求查尔斯遵守的规则，但是愿意给他时间，慢慢重塑对他的信任。碰到这种事情，有些家庭会四分五裂，但他们却团结起来。他妹妹定期给麦克哈顿的报告显示，自从近三个星期前坐在麦克哈顿办公室发抖的那天起，他就没有再碰过毒品。父母决定不送他去戒毒中心，不过，他在看医生，而且在家里受到严密的监督。
供给查尔斯毒品的人，最近才从惠尼中学毕业，也被劝导去寻求帮助；惠尼中学的友人、教师、校友形成的网络，伸出援手，一起努力把他从悬崖边拉回。他妈妈第一次质问他的时候，这名大学新生很愤怒，刚开始什么都不承认。可是，母亲坚持追问，他心理崩溃，说他很怕自己再不寻求帮助的话，要不了多久就会一命呜呼。他暂时休学，加入了一个治疗计划。
现在，更大的问题仍然存在，雪莉老师对大家说：“我们要怎么回应？下一个查尔斯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布洛克校长及其他人一致认为，其中的一个步骤很明显：他们一定要让校园内没有毒品，没有吸毒的孩子。也许可以安排让老师接受一次培训，学会辨识学生染上毒瘾的征兆。可是，他们都认为这个问题其实不大。他们看不到任何迹象，显示校园里有吸食毒品的问题，因此，连一个小问题都算不上；问题在于孩子放学以后，出了老师的视线和管制以外，那才是他们担心的。
查尔斯的故事就是例子。他没有在惠尼中学吸毒，而且没有人看出他每况愈下，也许只除了最亲近的几个朋友和前任女友——他把秘密告诉了他们。这是一个就要拿奖学金的孩子，看起来快乐、无忧，成绩仅稍有退步，但是不足以敲响任何警钟——只不过是又一个毕业生症候群在十一年级的冲刺之后发作罢了。每个人都认识查尔斯，每个人都觉得他会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事后回想，他有时精力旺盛，有时疲惫不堪，两种状况反复交替，似乎是明显的征兆，可是，事实上，他的老师都把他想成是又一个经常熬夜不睡、灌了太多拿铁咖啡的孩子，他的行为跟班上一大堆同学没有两样。布洛克校长承认，课上总有人趴在桌子上睡着，尤其是毕业班——但这不等于他们吸食冰毒。
校长说得很明白，要是采取任何行动，结果却被学生误会成是要揪出坏分子的话，他会觉得很不安。这个学校不会开始检验学生的尿液，他也不会要辅导老师变成警察，到处搜寻吸毒者，那样做只会起反作用。“为什么，”布洛克校长发问道，以充分强调他的论点，“他会来找我们？”
麦克哈顿答道：“因为他信任我们。因为他告诉过一个朋友自己对上瘾和死亡恐惧不已，而那个朋友跟他说，告诉我们不会有问题。”
“这点让我很高兴，”布洛克校长说，“因为这等于说，我们要做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你们已经在做了……我们可不希望丢掉那份信任。”
布洛克校长说，其实，学校大概可以做到使校园没有毒品的影子，但是能够保证学生人人不吸毒吗？不可能。他还说道，老师们可以宣扬，也应该宣扬主动禁毒的精神，劝孩子不要吸毒、喝酒，告诉他们，这是保证身体健康、身心健全、远离是非的最佳方式。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这种劝诫有其局限。“实际情形是，这跟大多数青春期的行为格格不入。就好像在说，别做爱，你就不会怀孕。那是没用的。”
辅导老师们不安地动了动。怎么处理滥用毒品的问题，不论只是偶尔使用还是严重上瘾，都是一项挑战，学校和政府为此已经头疼了几十年。制订的预防计划，已经耗费了数十亿元纳税人的钱，从随处可见但在统计上无关痛痒、由警察局出资的“向毒品说不”教育计划，到一连串同样无效，而且有时候十分可笑的电视广告攻势，例如“只要说不”、“这是你上了瘾的大脑”等等一些短片，以及近来尝试把买毒品跟资助恐怖分子画上等号的广告。尽管有种种努力，在一项全国调查研究报告里，高达四分之一的八年级学生和超过半数以的十二年级学生承认自己服用过某种非法药物，喝醉过酒的比例更高。
惠尼中学学生和刚毕业的校友似乎认为，惠尼中学学生试用其他药物的可能性比全国平均更低，不过，尽管这属于知情的局内人猜测，但也只是猜测。他们说，很难了解确实情况，因为这里的学生太善于隐藏，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不让家长知道，而无一例外，所有父母都倾向于认为，惠尼中学这样一所表现出众、犯罪极少的学校，在药物问题上不会有什么事。查尔斯的家人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秘密生活。一直以来，学校当局从不认为惠尼中学在这点上完全免疫，但是，即使抱有这样的看法，谁也没太注意此事，直到后来，查尔斯逼得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在，想到像他那样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压力太大而吸食毒品以保持快节奏的学习生活，使得问题的评估增加了一个方面。在这个熬夜的国度里，兴奋剂的潜在引诱，开始让辅导老师担忧起来。
“我的疑问是，”麦克哈顿说，“我们怎么认出其他有问题的孩子？因为我不相信这是一个个案。虽然他说他没跟本校的朋友一起混，我不认为应该完全听信。”
雪莉老师也深有同感，“说不定他在保护别人。”
布洛克校长抽出一束纸，给房间内每人一张，内容像一个微型课程，教人如何评估可能滥用药物的孩子，列出滥用药物后出现的身体、社会、心理的危险因素。布洛克校长说，这些因素中，跟惠尼中学最为相关的是父母要求过高，再加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父母的保护过度。
“有些学生的父母从来不让他们犯错误或承担任何责任。”布洛克校长开始说。
“因此，当他们第一次参加一个大舞会，”洛根插话进来，“而舞会中如果有孩子吸食大麻，那就危险了！”
布洛克校长点头说道：“不知道已经有多少毕业生三个月以后回来告诉我们，他们觉得自己对大学生活完全没有准备。事情多得无暇应接，他们没有能力做选择。然后，还有另一个极端，我们有些孩子之所以属于高危人群，是因为父母对他们要求太多，要这样又要那样，而孩子们应付不来。”
“对我来讲，看到八九年级的学生喝咖啡、整夜不睡，最令我难以接受。”洛根一边说一边无奈地摇头。请完长假的她已经回到学校，在失去儿子之后，她全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凶杀案依然没有告破。“对我来讲，那就是一切的开端……我读中学时从来没喝过一口咖啡，所以，当这些孩子告诉我没有咖啡就撑不下去时，我真的很难接受。而且这很可能会是其他很多事情的导火索。”
雪莉老师说道：“我觉得，这种熬夜很大一部分是一种传统。他们认为必须这么做，这是惠尼中学的风格。熬夜不睡把东西做完，证明自己的能力——我说这全是胡说八道！”
然而，其他人可不那么肯定，布洛克校长提议，或许也可以跟别的老师谈谈，请他们确定功课分量是适当的，还有，在下面几期的校园简报和班级会议中，为学生以及家长提供如何进行时间管理的指导。他们也同意去找个人来跟教师讨论，如何及时察觉滥用药物的警示信号。雪莉老师说，觉得有几名学生好像有问题，会约他们的家长谈谈。
孩子到底怎么了
一天，雪莉老师跟吉尔的母亲和继父会谈。吉尔是那些整晚不回家的孩子之一，现在十年级，刚进惠尼中学的头几年表现不错，但是去年功课开始退步，到了留校察看的地步，九年级的所有课程差点都过不了关。雪莉老师向来觉得她脾气好，虽然性格有点走极端，但是还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每个人都认为她今年一定马上会恢复正常。
没想到，她的学业成绩跌到了谷底，总在外面待到天亮才回家，每次跟母亲谈话都以火爆争执收场。吉尔的父母担心她在吸毒，而雪莉老师也有同感。她发现吉尔的性格变了，一点小事就会惹翻她，情绪过分激动，喜欢支配人，而且撒起谎来似乎不受良心责备，一旦被拆穿，就会再编一个更有想象力的新故事。刚刚开始教书的新老师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是吉尔的生物老师，一开始因为吉尔不肯做功课而暴跳如雷；后来，她哭着告诉老师，由于家里太穷，买不起书，所以没有看书。老师这时心里充满了内疚，送给吉尔一本《白鲸记》，里面夹了一张很长的条子向她道歉并且予以鼓励。当克里斯承认自己因为对吉尔太凶而觉得糟糕透顶的时候，雪莉老师真不愿意告诉他实情，“克里斯，她家不是没钱。她只是在骗你。”当雪莉老师把这告诉吉尔，老师知道实情后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时，她只是耸了耸肩，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以前我觉得她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一个，”吉尔不在场时，她继父怀着美好的回忆对雪莉老师说，“我非常喜欢跟她在一起。”
“她否认在吸食任何毒品，可是我们不信，”吉尔的母亲说，“我们觉得她有可能在用摇头丸。”
雪莉老师点头说：“嗯，她的行为的确表现了一些这方面的信号。”
原来，吉尔的父母已经决定了要怎么做；他们要带她去验血——当天就去。“至少，之后我们会知道个究竟。”她继父说。雪莉老师祝他们好运，安排吉尔下课后来办公室，并且送这对父母和不高兴的女儿出门。她想，假如验血检测出任何东西，也许吉尔会和盘托出，开始跟爸妈说实话。
可测验结果是否定的，这样什么都没解决，因为这只证明吉尔过去几天之内没有摄入任何麻醉品或酒精。不但没达成什么目的，反而更加深了吉尔的愤怒和疏离，以及她父母对女儿、对学校的挫折感。验血有阳性反应至少还能给他们一点明确具体的东西可以努力，可以尝试改变。现在，他们只能空想，我们的小女孩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她要这样做？
与此同时，洛根一直在辅导一个八年级的男孩，他的行为和吉尔很像，不过，后来同样发现，麻醉药并非是起因。在当面询问之后，他承认自己故意让功课一落千丈，这是惠尼中学的独特现象：每年都有少数几个孩子走这条路，目的是逃离这个他们不想待的地方，而这也是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方法。这个男孩想要回去上离家不远的初中，他的朋友都在那里。他想轻松轻松学习，不希望老是惦记着下一个考试就要来临。一个九年级的女生，很想念她昔日的拉拉队，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两个孩子的父母不顾一切地要他们的孩子进惠尼中学，但孩子却不要。
在这两个例子里，父母都先问学校的辅导老师，孩子的学业成绩下滑，跟药物或心理疾病有没有关系。父母揣测，说不定他们需要疗养、心理治疗或改变情绪的药物。辅导老师温和地建议，说不定另一所学校对孩子比较好，但父母对此的反应是不信与愤怒，他们声称绝不会自愿让孩子退学。
因此，这两个学生当中有一个留了下来，继续过着在她看来凄惨的日子，至少还得待一学期。另一个本来就得走，即使家长不同意也无济于事，因为成绩没起色。父母气疯了，可是，孩子们是得到了特别许可才能不上家附近的学校而到惠尼中学就读的，那是特别待遇，不是一种权利；不论出于学业还是品德的理由，学校都可以视情况随时收回许可。在那个孩子离校那天，洛根把他拉到一旁，说他永远是惠尼中学的一员，惠尼中学永远欢迎他回来。她对他说：“你说不定会发现自己想念我们。”他几乎微笑了。但是，他走出门外时，笑得更加开怀。
查尔斯的康复
查尔斯回到学校那天，要比他离开那天的场面令人鼓舞得多，这使雪莉老师想到，自己应该更多地走出办公室，别只专注于溜进她门口的麻烦事上面。
她发现，查尔斯看起来体格结实，很健康，态度良好。他随身携带一大瓶水，上课时不断往嘴里灌，他解释这是在帮身体排清废物。几个星期后，消息传来，查尔斯获得几项奖学金。他可以读他的第一志愿，而且几乎完全不用花钱。
但是，雪莉老师最惊奇的是其他学生对他的态度，以及对他那场危机的反应。惠尼中学是个小地方，这种事不可能保守秘密，她相信许多认得查尔斯的同学，以及不少不认得他的人，都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孩子在惊慌中冲出教室，脸色苍白，汗湿一身，心脏狂跳得让他觉得自己快死了，这种事并不会天天发生。
然而，其他孩子似乎对查尔斯表现出无条件的善意和敬意。没有明显的说三道四，没有人公然瞪视，也没有人交头接耳。他朋友的态度似乎跟以往没有两样，尽管他们对那一大瓶水、对他的缺席、对几星期前麦克哈顿办公室那个奇怪的场景抱有任何疑问，但他们什么都没说。雪莉老师猛然醒悟，跟布洛克校长碰头讨论麻醉品危机的那次会面，他们忽略了拼图的一角：惠尼中学的孩子有困难时，会从同学那儿获得支持。
如果说考试、大学入学竞争、功课以及家长有时候压得学生们喘不过气来，甚至诱使他们滥用药物（或是更糟），至少还有一剂解药，那就是学校本身和全体学生。惠尼中学是个大家庭，这里大家会照顾自己人。每当你问孩子真正喜爱惠尼中学的哪个地方，他们谈的就是这点，答案几乎都一样。爱莎一边替办公室的职员做些电脑操作，一边说：“在这里我觉得很安全，在这里我觉得可以做我自己。学业成绩表现好不会是问题，不会有人笑你是书呆子。这会是我想念的地方。这里的孩子会说，‘噢，我们没有生活可言。’可是，等到他们离开以后，好多人会说他们想念这里的生活。”
爱莎和朋友都说，学校的课程、惠尼中学提供的机会，这一切都很有价值、很重要，但是，那些不是他们喜爱的，不是他们记得的，也不是将来离开以后会怀念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其他那么多中学，最后一节铃声响后，学校立刻变成一座沉寂的城堡，而惠尼中学在一天结束后（没有铃声）仍然满满的到处是人，要是没有这个特色，惠尼中学就成不了惠尼中学。辅导老师以这点互相安慰：如果说查尔斯的吸毒问题的确源于惠尼中学的弱点，那么他的恢复，至少有一部分得益于惠尼中学的优点。
避难所
黛比老师认为今年的美术课程显得特别有潜力，不论是那三个被暗称为“呆鹅”的男孩（他们在女孩面前，几乎所有人面前——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十分可爱），还是年纪大一点的十一二年级学生，他们拖到现在才发现在硬邦邦的学科课程里，也需要一门提神的艺术课程来平衡。每年九月都有一些学生突然领悟这个新环境，但今年更多，因为加州大学要未来的申请人至少上过一年的美术课或音乐课，而不再是任意选修。下一年起，加州也会改变规定，将艺术学习作为中学毕业的必要条件，这是前所未有的决定因素，黛比老师的教室因此会非常拥挤。黛比老师跟班上学生说：“早该这么做了，艺术应该是任何一种品学兼优教育的一部分。”
“开心果”妮思恩
美术课上，妮思恩正在单相思，刚满十三岁的那种单相思。趁黛比老师开始正式上课前几分钟，她害羞地给大家看她为一个男孩写的诗，从二年级起她就看上了他。“五年的煎熬，”她悲吟道，她的好感他始终茫然不知。她到底才十二岁，脸颊光滑，声音仍是教堂男童唱诗班里的那种女高音，她的短暂注意力只适合游戏，还不宜约会游戏。那首诗，总共一页，双倍间距，“我爱你”出现了十八次。她问大家，“你们觉得会不会太滥情了？”毫无反讽的意思，同时她开始做最新的课堂作业——制作一个作品展示夹，以剪贴拼图为封面，可以用来收集整理一年的作品。
妮思恩在惠尼中学正好是伊琳娜的相反对照。七年级，话说个不停，十分可爱，笔记本上涂满了心形图案。她还在适应六门课有六个大不相同的老师，这里不像小学，一个教师包下大部分的课。如果说，伊琳娜这些年来累积的多种成就，以及偶尔在精神、体力上的透支，彰显了在一流预科中学就读六年的优缺点，那么，妮思恩在这儿一开始的不顺利，也说明了这种文化震荡，就足以使许多刚入学的前青春期孩子在第一年就开始晕头转向。
对妮思恩而言，她的第一份成绩单就快寄到了，目前已知的分数表明了一切：数学是C，科学得B，英文还不知道，社会研究是D。这可不像是惠尼中学数理老师第二个孩子该有的表现。她十一年级的姐姐功课不错，六年级的弟弟每科拿A，迫不及待要进惠尼中学：这让她的处境更加不利。历史老师已经养成习惯，每天在教师休息室都要向妮思恩的妈妈报告她的差劲表现；而七年级的数学老师也屡次提及她在代数预备课上态度不佳，又不专心听讲。
“噢，我要疯掉了。除了我，没有一个人需要忍受自己妈妈知道所有的细节，每天如此。她总是在这里——我逃都逃不掉，”妮思恩夸张地悲叹道，不过，她是那种连抱怨时脸上都挂着笑容的人，所以别人搞不清楚她到底有多么不高兴，“当然啦，也有一个好处：我忘了带钱买午餐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她借一两块钱。”
到现在为止，妮思恩第一份成绩单上唯一稳拿A的课，除了体育之外，就是黛比老师提供的避难港：美术。“感谢老天，有美术课，”她耸耸肩说，“不过，我不会有问题的。这里的七年级学生没有不碰个一鼻子灰的，除了那些天才。天才我是沾不上边的。”
即使碰一鼻子灰并非真的是人人都绕不开躲不过的一道坎，但七年级学生对转型的不适应，却也不算稀罕。惠尼中学早就想到要帮助年幼的学校成员，使他们的日子好过些。只要有需要，任何人都可以找小老师寻求帮助。
跟雪莉老师读书的时代相比，校内校外的世界都已经改变了，学业的要求前所未有的高。新的测验、新的毕业规定，还有新的、更难的科目，都在考验新生。学校希望七年级学生马上选代数一，这样就有整整六年的时间读高中数学。大多数的惠尼中学学生至少会修一年，甚至两年的微积分。新生如果必须花时间上代数预备课，那么就要损失一年，把整个平衡给打乱了，课表上放得进代数和其他高等数学的学生人数会因此减少。但是，许多学生不能没有这段打基础的时间，特别是有些新生来自于ABC学区里问题较多的小学。
在学业要求提高的同时，新生似乎对现实世界的了解更为世故，社会接触更广。有些十二年级学生，公开表示羡慕低年级学生的社交技巧。后者年纪虽小，总的来说，却不那么害羞、内向。老大哥们在跟小弟小妹学习怎么认识女孩子。以妮思恩为例，她在美术课上，跟那些大孩子说话时，可以站稳自己的阵脚，没有一点问题。美术是惠尼中学少数几个同时段、同教室，有多个年级学生一同上课的科目。
然而，早熟也有坏处，妮思恩有几个十二岁的朋友，已经在偷喝啤酒、抽大麻了。而且这些令人揪心的举止，在进了惠尼中学以后更加频繁，因为放学后可以和年纪大的学生一起混。她至少有一个朋友已经有性行为了，妮思恩跟她的朋友圈里大部分的孩子都不赞成。不过，除非看到有什么即将发生的实际危险，否则他们绝对不会把那个朋友的身份透露给大人。妮思恩虽然在有些方面不太善于把握，但在重要问题上头脑清楚，不会盲从其他人，更不会让别人把自己踩在脚下。“喔，恶心。”她如此评价一个十一年级学生，那家伙一直缠着几个个子较高的七年级女生，直到一个观察敏锐的辅导老师警告他之后才罢手。妮思恩不觉得惠尼中学有任何压力，会逼得她去跟那一小群朋友们去喝酒、尝试吸毒。如果说真有任何同样压力的话，那压力是朝反向而行——别去碰性、毒品和酒精。“我大部分朋友想法跟我一样，那样做太蠢了。难道我的日子还不够累吗？足球、钢琴、排球、功课、爸妈、更多的功课。妈呀，我连上网的时间都快没有了，哪有时间去搞那些东西。”
妮思恩转身去做那个需要慢工出细活的手工艺，把彩色棉纸按照一个细致复杂的花样贴在两片厚纸板上。今天全班正在进行的作业是，用一星期时间完成一个自己的作品夹。大家十分投入，用一层层的棉纸和透明胶，制作出带有漆器光泽的镶嵌玻璃效果，选用的色彩必须反映刚刚学到的设计元素和用色原则。打分时根据的不仅仅是艺术性的高低和手工作品制作的精细程度，还要根据他们对黛比老师所讲的缘由了解多少。她教学时用的详细板书和严谨的理论说明，跟其他科学课程没有两样。自从开学那天示范以右脑绘画的例子，激发学生的兴趣之后，黛比老师把头几节课完全放在色彩理论和设计的基本原理上面，根本没开始画图。孩子们都迫不急待，但是她坚持慢慢带他们上路，逐步打牢技巧和知识的基础。黛比老师风格的美术课，先从教学生忘却他们自以为知道的几件事开始，那些旧知识只会是绘画的绊脚石。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一个难改的习惯，画我们认为而且记得的样子，而不去画我们真正看到的样子。
作品夹这个作业，成果相当丰硕：过去修这门课的孩子大多数都会把自己的成品保留很多年。妮思恩当然是一边做，一边连珠炮似的对爱情与生活发表评论。“我妈妈整个暑假着急得不得了，因为所有朋友都收到了惠尼中学的入学通知，就我没收到。我很担心我进不了，妈呀，那可就惨了，我们已经为别的事吵得够凶了……”直到黛比老师用她知道的最严厉声音叫她安静为止，“妮思恩，你要我把你跟同学隔开吗？还是你要保持安静？”
她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露出戴着银色牙套的微笑，“我马上把嘴封起来。”
黛比老师痛恨学生上课说话，但她听妮思恩讲话却饶有兴致，一方面因为这个七年级学生热爱美术，另一方面因为她的爱说话反而让人觉得放松——大部分的七年级学生除非是彼此说悄悄话，要不然，坚决只肯发出单音节的字句。
“我喜欢那些小小的七年级学生，”黛比老师说，“激素还没有在他们体内起作用，他们也不像八年级学生那样疯癫，不可理喻。他们真的想要学东西。”
分享秘密
惠尼中学的声誉主要来自于学业，然而黛比老师极力宣传的一人艺术教育计划，是大家不曾料到的一颗钻石，学生竟然创作出大学生水平的成品。大多数来上课的人并没有受过任何艺术训练，然而他们离开课堂时，绘画、雕刻、编织的技巧，熟练得让人刮目相看。她的教室是个乱糟糟的大杂烩，除了有正在创作的半成品，还有历年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她在每年一度的艺术展览兼募捐活动上买来的，活动由她和高水平学生主办，在惠尼中学开放参观日当天举行。黛比老师自己是最忠实的主顾，花几百元抢购喜欢的学生作品。
惠尼中学值得赞赏的艺术课程之所以存在，不是出于什么宏伟的设计，而是因为惠尼中学从职业学校演变为学科重点学校时，黛比老师已经在这儿了。课程能继续，也是因为她热切希望那些整日埋头学科课业的孩子，有一门艺术来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是她自己掏钱让课程继续存在。她老早以前就和丈夫协商好了财务问题，他也是老师，并不反对她把自己薪水中不少的部分捐赠给学校，提供陶器、颜料、陶轮和手工制版印刷机器的设备。十年前，全学区的老师罢工，学校主管和非工会的代课老师接管学校的时候，她没办法不去学校。虽然她支持工会的立场，却无法忍受别人乱弄她的器材，或是毁坏她细心搜集的成套画笔、水彩颜料、昂贵的粉彩条。如果没有她的仔细看管，这些宝贝会弄丢或者弄坏，那么她所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就完了。谁知道孩子们的作品会出什么事？他们的已经花了几个月的工夫在上面了。黛比老师心目中的优先顺序，不能因为合约的争执而改动。假使她一直遵从合约上关于加班和个人支出的规定，今天惠尼中学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美术课程。她向同事道歉，但她必须跨过罢工线，到现在她还担心有些同事始终没有原谅她。从那以后，她尽量不跟别人接触，很少和其他老师一起吃中饭。她非常想念老朋友普勒尔：几年前，普勒尔说服黛比老师和学校其他不少人，跟她一同回到加州州立大学去修硕士学位。没有她的劝说，黛比老师自己恐怕难以办到。
她知道，美术老师在以学业为主力的学校里，地位十分特别，并不是人人看重。她可以说已经放弃去说服有疑虑的家长相信自己的孩子有能力学习艺术：她跟目前几个艺术明星学生的家长碰过面，沟通十分困难。塞西莉亚告诉她作品辑被扔到马路车阵当中的时候，黛比老师哭了，母性本能驱使她要求和塞西莉亚的父母见面，希望能好好解决事情。
黛比老师现在满足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那些才华横溢的学生在高中之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追求自己对艺术的渴望，因此，他们值得她尽力提供一个最好的课程。她的教室连午餐时间都很挤，任何想工作、吃饭，或是聊天的人，她都欢迎他们待到下一节课上课之前。“对他们而言，这是个安全港。”她说，“对很多孩子来讲，学业就是一切。他们需要一些闲暇时间，因此他们留在这里或走廊里，放学了还不走。够讽刺了，不是吗？如果回家，他们得做功课。他们留在学校为了能有休息时间。”
积累了将近二十年的教学经验，黛比老师仍然在教室里蹦蹦跳跳，充满热情，对孩子的作品发出由衷赞叹，每天长途往返于学校和位于半乡下的家，但是只要有个学生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作品，那段乏味的车程便快乐地一闪即过。“噢，即使不是真的那么伟大，”她说，“可是对他们来说很伟大——我就兴奋不已。”
她记得若干年前的一个学生罗恩（Ron），她称他是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的翻版。他狂野得很，缺少管教，老惹麻烦。一到能开车的年纪，就会在周末和几个朋友跳进一辆车，开到拉斯维加斯，玩21点和掷骰子，设法想个数学模式，增进赢钱的几率。然后在星期一上课前赶回来，口袋里往往塞了几千块。
经过一学年的时间，黛比老师跟罗恩的关系已经十分亲近，他开始愿意告诉她秘密，为什么他能如此荒唐而不受罚：他父亲是华人帮派三合会一个堂口的首领，权力不小。罗恩想上艺术学校，可是知道自己不会得到准许。黛比老师仍留有几张他的铅笔画，很细致，明暗层次表现得很美。她收藏的学生作品，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就像照片簿一样，每一张都有一个故事。
她担心学生承受的压力，有些好孩子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大部分时间都行为端正，爱好学习。她们在美术教室的封闭世界里，受到这里的气氛感召，向她诉说。她的教室与学校其他地方的忙乱步调截然不同，一小时在眨眼之间就流逝了，不像在别的教室里那样乏味冗长，学生真的希望这节课永远不要结束。学生跟她分享的故事，有些黛比老师都觉得很可怕：两个学生偷偷告诉她，自己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被父母体罚。另一个又羞愧又困惑的孩子说，他父母告诉他，如果能得A，作弊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为了他们的前途着想。只要不被抓到就好，这是他得到的唯一警告。
“这种话，叫人怎么回应？”黛比老师说，“好在，这个孩子的骨气很足，他答复说，‘不要，我不干。’够酷了。我情愿这样想：我们学校，以及我们教给学生的价值，跟他坚决不作弊的想法有某种联系。”
学生的眼泪
黛比老师喜欢对孩子摆出凶巴巴的样子，以便维持教室秩序，可是很少有学生真的相信她很凶。他们上课听话，主要是因为喜欢她而不是怕她。当这招不管用时，黛比老师就烦恼了：即使有这么多年的教书经验，但只要有一个学生不喜欢她的课，她仍然觉得是晴天霹雳，在她心里，这等于是不喜欢她本人。她会忧心忡忡，心里总念叨着那样事，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无意中说错了话，伤了人，还是孩子需要帮助却没有得到，像琳达（Linda）那样。
琳达是一伙笑个不停的七年级女孩中的大姐。美术老师每说一句话，她就转动眼珠，一点也不掩饰地嘲弄黛比老师，从第一次上课就开始了。黛比老师已经屡次告诫她，但她反而变本加厉。
“琳达是怎么搞的？”黛比老师课后问另一个女孩。
“不知道，”女孩回答，“她说你在找她的麻烦。”
“是啊，我必须想办法叫她注意听讲。”
女孩看着老师，后者比大部分的七年级学生高不了多少，你看得很清楚，女孩的感觉就写在年轻的脸上，她心里正在犹豫，究竟要不要和老师分享十一二岁女孩的特殊智慧——她对七年级学生的人际关系，了解得既深且广，犹如百科全书。她喜欢黛比老师，而且她并不喜欢琳达的作风，这点具有决定性。“你应该要知道，她正在毒害班上其他的女孩，要她们相信你是个母……我是说，相信你有多差劲。别的女孩会听她的，因为她对朋友也不怎么好，所以那些女孩会希望目标最好是你，而不是她们。”
美术老师震惊不已。琳达十分巧妙地创造了一种情形，她既可以不守规矩，同时又能博得朋友的同情，而那些朋友还是她惯常的虐待对象。不管黛比老师现在要怎么做——让她为所欲为或是训斥她——琳达都立于不败之地。要是琳达肯把这些聪明用在美术上，那么，她一定会拿A。琳达走了以后，黛比老师有点沮丧地想。
过了几天，黛比老师给班上一个小考，考的是色彩学的原理。“哪一个色彩组合属于类比？”妮思恩在惊慌中吸了一口气，赶快在考试前两分钟拼命地背。黛比老师瞥见琳达考试时在作弊，她偷看了一眼笔记，然后匆忙写了答案。
美术老师要琳达下课后先别走，然后质问她。琳达的回应是，“我没作弊。”然后坐着不出声，摇头，眼睛低垂，回避老师犀利的直视。黛比老师继续说，“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琳达还是摇头，眼睛直盯桌面。
跟作弊其实关系不大——黛比老师会让琳达的这个小考不及格，这对她的成绩影响甚微……至少，单独一个分数的影响不大。老师真正担忧的是明天，是下星期，还有下下星期发生的事情。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没有关系——你用不着喜欢我，”黛比老师说道，她俯视琳达，两臂交叉横在胸前，“你年纪还这么小，态度就这么恶劣，一定是经历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因此才有这么坚硬的外壳，可是我想，或许在刚强的外表下，你其实非常柔和。这点从你的画里我就能看出来。”
女孩表现变僵硬，转过头去，不发一语，黛比老师正准备走开，却见到女孩脸上一滴无声的泪水滑下。
她不禁想起另一个学生雷蒙德（Raymond），最近她几乎无法和他交流。他今年毕业，尽管他作弊的恶名在外，而且傲慢自大，但他的目光放在一所名声响亮的大学，而这个目标就要实现了。他的父母似乎总是在替他找借口，让他从麻烦中脱身。这孩子有天分，但是考试从来不读书，就算他肯交作业，也极少准时交。
刚来惠尼中学没多久，雷蒙德就成为美术教室不受欢迎的人物，但是今年他信誓旦旦，说自己改过自新了。好几位老师替他说情，加上他答应了数次一定好好遵守规定，黛比老师勉强让他选了一门高级课程。
惠尼中学以学生的品德优良而扬名，不像其他中学常要面对难缠的问题行为。这个声誉是真的，但也造成一个现象，当学生不守规矩时，松散的处罚条例很容易被他们钻空子。黛比老师曾经以为，那些明星学生一心要进最好的大学，应该会顾虑到前途而不敢犯规，可是她从痛苦的教训中了解到，并非人人如此。一段短时间的假装有所收敛之后，雷蒙德故态复萌，屡次漠视警告，作业总是交不出来，或者迟交，然后开始撒谎，包括宣称是黛比老师搞错了，不是他的错。
当她威胁要让他这门课程不及格时，雷蒙德的父亲打电话来表示不满，黛比老师终于明白这孩子的态度是从哪儿来的。父亲的目的不是要知道孩子真实的表现——有众多证据说明雷蒙德的问题不是单一事件，但他父亲根本没有兴趣了解这些。他的傲慢态度和蛮横言语使黛比老师下了个结论，他纯粹是要恐吓她，或是任何人，以便提高孩子的成绩。他威胁要提出正式抗议，要找学区，要为雷蒙德可能受损的前途打官司。最后，黛比老师收下雷蒙德迟交的作业——他做得好极了——然后因为他晚交而扣分，让他得到本来拿不到的C，又给他一次冷笑的机会。
黛比老师不希望六年以后又一次在琳达的脸上看到同样的冷笑。
“请你看着我，”美术老师轻轻地说，“看着我。”
慢慢地，琳达棕色的眼睛对上黛比老师的眼睛。
“只是外壳坚硬，对不对？我说得没错，是不是？”黛比老师说，“曾经，某个地方，某个时刻，你受了委屈。”
更多的泪水滑落，依然无声。眼睛再度低垂，可是接下来，琳达轻轻地点了点头，发亮的黑色刘海几乎看不见一点波动。
黛比老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好了，”她静静地说，“也许我们明天可以重新开始。明天见。”
琳达看起来有点不信——她原以为要为作弊挨训，却没发生——她站起来离开，没说话，捂着书本紧靠胸前。用一只袖子悄悄擦干眼泪，走出教室。黛比老师听到外面爆起一阵女孩的笑声，是琳达的那群朋友。她不是十分肯定，但是隐隐觉得，琳达的笑声不在里面。
“是个开始。也许。再看看吧。”
考试周到了
季末周快要到了——惠尼中学每个学季的最后一个星期全是考试。在那之前的两个礼拜，所有的事情接踵而来，越积越多：工作、会议、大学申请截止日、好消息、坏消息。一大堆的麻烦事。
雪莉老师的办公桌似乎是麻烦事的中心地带，放着一堆便条留言、粉红色和蓝色的转交条、成绩单、档案。她一直在和川流不息的来客会面：有的是问题孩子跟他们的父母，这些孩子的问题最好立即纠正，以免堕落到来不及挽救的地步；有些则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得了一个B，就人心惶惶，需要她来抚平心中的恐惧感；还有的是留校察看的孩子要是能得到那个B，他们愿意交换一条手臂，他们自信心全无，等待她的一剂强心针。
约见家长
十月下旬一天，她在教员休息室坐下来，跟其他科学教师一起，准确开科学教学组的会议。她叹了口气，说道，“我见到了约翰（John）的父母。”
进驻普勒尔旧教室的新老师妮塔·宋，不自在地笑了一下，是她介绍那名九年级学生给雪莉老师的。他的父母打电话抱怨小孩的进步报告（Progress report）不够好。进步报告是个早期警告，由学校寄给某些学生的父母，让他们知道小孩的学期末成绩单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不如意”是这个报告的别名，有些孩子截取报告的技巧高超，在爸妈还没看到信件之前，先过滤一遍。每次雪莉老师发了一个不如意报告，但是没接到学生家长的询问，她一定打电话追踪，确定通知已经传达到了。约翰的报告平安抵达，结果一如预期：他的母亲第二天打电话来，非常不安。约翰人聪明，但在课堂上桀骜不驯，拒绝写完作业，分数因此不佳。他就是不肯听妮塔老师的话，他父母的态度似乎在不相信和绝望之间摇摆。“结果呢？”妮塔老师问道。
雪莉老师摇着头说，“很有意思。他妈妈问，‘你认为他需要寻求专业上的帮助吗？’我说，‘不需要，他需要开始做作业。’”
这一小群科学老师笑了起来。他们坐在休息室一块高背椅隔开的区域里。有些学生考得不错，但是逃课、不交作业，还认为自己应该过得了关，甚至分数应该更高，在惠尼中学他们通常能如愿以偿。他们人够聪明，能力够强，因此能够得逞：或者，他们有父母愿意写凭空捏造的假条；或者，老师在一波波的求情和电话攻势之下，心软了下来。雪莉老师说：“现在不会这样了，至少约翰的个案不会这样。他人是聪明，但是太懒，不肯做功课，我们更不能让他轻易脱身。他妈妈答应帮忙。”
你的作业就是去生活
雪莉老师似乎特别忙，寡言的青少年，以前从来没找过辅导老师，现在每天坐在她的房间里不走。他们难受的时候找她，生气的时候找她，担心某件事的时候也找她——他们知道雪莉老师会倾听，会欠过身把门关上，在这个以狭小、缺乏私密空间而出名的学校里，创造一小段静谧的时间；她会不顾自己的工作分量有多重，想尽一切办法帮忙；只要可能的话，她不会高高在上地评判他们；如果他们该受罚，她就会痛骂他们一顿。
已故的普勒尔既是她的恩师，也是亲近的朋友。不论在多年前，当她是个害羞的低年级学生时，还是后来，当她成为惠尼中学年轻的新老师时，普勒尔都给了她很大的帮助。雪莉老师记得几年前，普勒尔是怎么帮助一名学生的。那名学生被父母逼得极紧，没有时间交朋友，不能在书本和课业之外跟其他孩子交流，更没有时间玩。他要进哈耶普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痛苦不堪。因此，普勒尔给他的作业是看电视。他必须在当时青少年最流行的几个节目和几个毫无价值的电视剧之间任意转台，目的是要他能跟别的孩子有共同的话题，让他放轻松点。他的父母以为他在做一项特别的作业，一个健康教育老师想出来的点子，事实上也的确是一项特别作业。普勒尔告诉那名学生，“你的作业是去生活”。这个办法，雪莉老师喜欢极了。在这方面，雪莉老师以普勒尔作为自己的典范。
这类压力近年来不断升高。惠尼中学被诸多力量朝不同方向拉扯着。例如，大学入学的竞赛、经费充裕多年之后的紧缩；全国性的教育政策只注重出问题的公立学校，而忽视成功的个案。跟雪莉老师一起成长的中学早就消失了。当她刚进惠尼中学时，学校还在为生存而奋斗；老师和学生仍然需要向大家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做法有成效。现在，惠尼中学是学区里的一颗钻石，是全州的一颗闪亮明星，而孩子们自认（不无道理）是学业上的巨人，他们名列前茅已经司空见惯。赢得哈耶普青睐的分数和素质，是大家从未停歇的追求，同学和家长之间，都已经习惯性地比较考试成绩。今年，有两个惠尼中学学生SAT得了满分1600分，其中一人在学校以平易近人和运动能力广为人知，但他要求学校不要泄漏他的名字。然而，父母否决了他的谦虚，在社区报纸刊登广告恭喜自己的儿子，大肆宣传。
在惠尼中学和其他大学预科中学里，高级选修课（AP）逐渐取得优势，成为高年级学生优先级选择的课程，这正是此类紧张情绪的表征。高级选修课已经成为申请顶尖大学的试金石。AP课程围绕着一个测验运转，每年五月，教育测验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也负责SAT测验）举办的标准测验是AP的高潮，过不过关在此一举。高分过关，大学学分就到手；未获得高分，你就浪费了一年——这是许多学生的观点。因为修AP，不见得是为了学习，但绝对是为了考试。惠尼中学的AP成果，至少在书面上，令人大开眼界——包括了很高的分数、额外的大学学分以及惊人的全校及格率。
即使如此，对很多学生来说，学习的喜悦可能在经历AP课程考试时荡然无存。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考试而记忆的东西，往往不能在脑海中长期保留，以至于日后无法继续利用。孩子们学的是怎么考好法语或生物或公民，他们对那些科目的兴趣就停顿在那儿，甚至根本被紧崩的课业给扼杀了。雪莉老师明白自己的重大任务，那就是提醒孩子们愉快地去生活。
学生需要指引
现在，有一些十六岁的学生来找她，他们断言自己不正常，因为不知道未来的一生想做什么。这些学生要所有的事情都肯定下来，清清楚楚摆在眼前。尤其在学生们策划周详的学习生涯里，“不确定”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感觉。
“一点也不算不正常。”雪莉老师对内莉（Nellie）说。内莉是个特别容易紧张的十一年级学生，不知道自己这一生路在何方。“你不需要现在决定，很多孩子要上了一两年大学以后才决定。事实上，以前很多很多正常学生都是这样的。”
“可是，我有那么多朋友都已经决定好了。”女孩惴惴不安地说道。
“相信我，那些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前途与命运的小孩，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雪莉老师说，“你知道，不少父母常常很确定事情该怎么做。你应该感激自己有这个机会可以自行决定，仔细想想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需要时间，你有的是时间。”
然而，雪莉老师知道，实际上，很多孩子没有这个时间：在他们准备好之前，就必须决定主修什么。加州大学的顶尖分校——洛杉矶和伯克利——入学竞争如此激烈，学生经常在调查哪些科系最冷门，最能给他们录取增加一点助力。想进热门科系——例如工程学或影视——会使录取更加艰难，因此，尽管学生们对园艺毫无兴趣，但开始考虑选园艺作为主修科目的惠尼中学学生，不止一个。当然，大部分的紧张压力是学生和家长自找的。全美国一共有三千多家大学和学院，很多都各具特色，个别科系并不弱于甚至优于名气大的学校。其中不到一百家学校的入学需要激烈竞争；而在这一百家开外的学校，惠尼中学学生如果想读，绝大部分等于已经保证可以录取。可是，大多数学生将目光聚集在同样的十五所、二十所学校，以至于竞争激烈到疯狂的程度，就是因为它们是品牌学校，是大名鼎鼎的学校。这也是为什么，才十五六岁，内莉这样的孩子就在吞服胃片，镇定翻搅的胃酸，只因为他们无法决定读医学还是读法律。内莉离开了，刚刚稍微平静了一点，紧接着来了一个十二年级学生，穿着拉拉队制服，一进门就嚎啕大哭。十二年级的辅导老师盖瑞·麦克哈顿（Gary McHatton）不在，因此雪莉老师领着她进自己的办公室，预想会听到一件悲惨的伤心事，因为学生的模样确实悲痛欲绝。等到雪莉老师明白过来，该学生的伤心事不过是微积分考试不及格，她才松了口气。那学生哭诉，“可是我数学从来没有不及格过，我跟这节课的数学老师就是合不来。”
雪莉老师抚慰她，然后约好爱莎来替她补习几次，爱莎的微积分AP测验得到最高的5分。“今年才开始没多久，补习一下，不会有问题的。”雪莉老师向她保证，然后送平静下来的学生出门。
“但愿每个问题都这么容易解决，”她说。随后，电话铃响了。
◆ 做生活的吉祥物 ◆
“哇，安娜！我不敢相信你真的自己单独出场表演。我绝对办不到，要很有勇气耶。”
我无条件热爱当惠尼中学的吉祥物。过去三年以来，时不时有人会向我走来，说，“你就是那个吉祥物，对不对？”其中包括完全陌生的脸孔……我真的被他们温馨的话语所感动，例如，“表演得真好”或者“真酷”。
我是穿着毛茸茸的吊带长裤、戴着米老鼠手套的那个女孩；我是和裁判跳舞的那个女孩；我是在排球场跳到裁判位置上的那个女孩；我是在篮球比赛时，差点因为太吵闹而被逐出场外的那个女孩。今年是我第三年当吉祥物，我喜欢扮演吉祥物时的每一分钟。
拉拉队、歌队、吉祥物，目的都只有一个——我们的存在是为了支持运动校队，不管情况是好是坏。不过，吉祥物略有不同。当吉祥物不需要腿踢得很高，用身材吸引人。吉祥物有个特权，可以看起来古怪而不搭调，爱做什么都行。我学不了俄国人，我的身体无法弯腰让手指碰到脚趾——我很少有机会看到自己的脚趾。然而，吉祥物有自由创作的空间，可以现场即兴发挥。
我喜欢认识陌生人，喜欢跟不太知道我的人打交道，因为我从他们那儿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毕竟，我渴望能从事帮助别人的工作……我只不过单独表演表演，就能认识人；大家在走廊上认出我来，他们拥抱我，我也拥抱他们。
——安娜
琐碎而又糟糕的日子
早上点心时间，学校的扩音器传出通知，召集所有的老师到教员休息室开会，声音急促。“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联席校长芭迪·海格（Patty Hager）站在教员休息室，焦虑地扫视一个个走进来的老师，“有个很坏的消息，”当房间半满时，她说，“我们再等一分钟，大家到齐以后，只需要说一次。”
所有老师都到了，每张桌子和每个空隔位置都坐满了人，几乎要挤出人来，结果是雪莉老师站了起来，清了清喉咙，她看起来比平常更苍白，“今天早上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消息。洛根老师的儿子汤米（Tommy）昨天晚上被开车经过的人枪杀了。”
老师们倒抽一口气，摇着头，有几个人哭了起来。黛博拉·洛根（Debra Logan）是惠尼中学英语教学组长，今年没有教课，成为了三名年级辅导老师之一，是雪莉老师的同事。她爱开玩笑，工作却脚踏实地，很多孩子叫她洛根妈妈。每次有不幸的事发生，都是洛根妈妈负责主持的，忙这忙那，替别人打点。她儿子汤米即将大学毕业，快拿到会计学位。惠尼中学的老师从小看着他长大。
雪莉老师又清了一次喉咙，“我们知道的不多，连在哪个城市发生的都不知道。他站在走廊里，人在门外，那时一辆车开过来，有人开始射击。他其实并不是对方的枪击目标。汤米没有在帮派里混，他从来没加入过帮派。”她停了一下，继续说道，“学校送了花给她，不过，别打太多电话给她……她明白我们大家的感受。她很明白。”
老师们聚在一块儿，很少这么安静，此刻忽然听到这种消息，大家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同一天早上，一大批学生获准离开学校去参加一个丧礼。学生议会主席的父亲，不到一个星期前，被汽车撞死，肇事者属于酒后驾驶。现在又发生了这件事。汤米·洛根享年二十五岁，遗下四岁的女儿，她是黛博拉·洛根唯一的孙女。临时会议结束后，老师们鱼贯走出，回到教室，思索着要怎么告诉学生，这么可怕的打击，竟然发生在大家喜爱的老师身上。
“汤米交了些坏朋友，”雪莉老师对留在后面的几个人说，“黛博拉最担心的一直是这个问题，怕他被拖下水。可是他真的改过自新了。看来，他是很不巧地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
接下来，那天的一切仿佛都超脱现实。麦克哈顿被一堆待写的毕业生推荐信和待发的大学申请文件缠得脱不开身，因此雪莉老师在自己的两个年级之外，又接待了洛根的八九年级的学生。之后有好几个星期，她每天晚上都必须工作到六七点以后才能回家。
随后，新的几何老师突然辞职。学生在教学评估上给他的评语有好有坏（虽然他的教学能力十分可畏，但对于座次表这种日常东西，却完全没有概念）。他离职的时候太糟了，偏偏选在季末周之前，尽管学校多次恳求，他还是不肯等到考试结束再走。结果他的学生陷入了混乱，成绩没人计算，学校着急地四处寻找能够顶替他并且长期留下的老师。因为这件事，向辅导老师表达不满情绪的孩子和家长，犹如洪水般涌来。惠尼中学的家长对数学尤其重视。
然后，又发生了成绩单失踪事件——十几份学生的成绩单，大部分属于全国杰出学生或是其他优等生，从麦克哈顿的一叠文件中消失。文件放在他经常不上锁的办公室里，几乎谁都可能拿走。学校的行政区域非常开放，一排办公室装的是透明玻璃窗，秘书和接待人员坐在敞开的办公室，学生整天都来去自由，把那里当作走廊和集合地点。惠尼中学不是一所过分注重安全问题的学校。柜台上摆着一个没人看管的篮子，装着大家捐的零钱，是用来买咖啡之类的。校长布洛克喜欢夸海口说，三年之中，没有人拿走一毛钱。
麦克哈顿并不怎么担心。他可以拿到新的成绩单，而且他觉得失踪的成绩单不可能有什么不法用途。大学要的是学校邮寄的成绩，不要学生自己提供。“我看不出来谁能利用它们。”
雪莉老师不同意，决定展开调查。她跟麦克哈顿说：“我认为有人无法取得这样的成绩，于是想偷天换日，动手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假造的成绩单上。”
嫌疑很快落在两位办公室助理身上，他们今年的课业表现很差劲。其中一人可能会因为不及格的课程太多而毕不了业，但她一心想进一所顶尖大学。有人回忆起，大约一个星期前，看到她们当中的一人单独呆在麦克哈顿的办公室里。可是，当雪莉老师婉转地询问他们，并没有指控，只是问他们知不知道任何线索时，他们没有表情地直视着着她，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雪莉老师，我们不知道任何关于成绩单的事。”当然，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回答，反而使她深信他们知道。她列了一张单子，上面有她打算问话的学生，也有她准备招募提供“秘密情报”的学生，然后放在一旁，很快就埋入书桌上成堆的小山下面，变成一件悬案。
接下来，一位怒气冲冲的母亲来到雪莉老师跟前，要跟她谈论自己的女儿，那位女生伪造了一张病假条，不来上学。一开始，学校打电话去问的当天，母亲证实了女儿的缺席没有正当理由——只是不想去上课，并非生病在家。可是，等到母亲了解到，在惠尼中学新的严厉惩处政策下，女儿必须因为伪造假条而上“周六班”，而且会被禁止参加毕业舞会，她的说法改了。她来办公室发誓自己是写了那张字条，女儿那天的确生病在家。
雪莉老师只是有礼貌地聆听，没有表达任何意见，然后，指出那位母亲描述的不断变化的情节，前后互相矛盾。但是毫无用处，母亲决心已定。如果家长选择替孩子撒谎，学校是没有多少办法的。“这给孩子上了很糟糕的一课，真的，”雪莉老师说道，“但是，到头来，我们还是必须让学生参加舞会。”
接着，雪莉老师发现，自己教的生物课再也不能做一项重要的、研究果蝇基因的实验。实验课的一部分是要学生以显微镜观察活的果蝇，以前的做法是用乙醚麻醉果蝇。职业安全与卫生监管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认为，即使使用乙醚量很少，尽管其使用历史已经长达几十年，但它仍然太危险，不宜在学校出现。雪莉老师曾经采取另一种措施，用冰块冻昏果蝇，不过显微镜的光线有热量，总是会把它们弄醒。有一回，一整窝果蝇从冻昏状态苏醒过来并四处乱飞，之后四年，雪莉老师的房间都有果蝇出没。“我放弃了用活果蝇做实验，”她说，“我们就用电脑模拟吧。虽然不够理想，但是现在潮流如此。我们也不能做血型测验了。以前可以用消过毒的采血针互相取样，简单又好玩。可是州政府说不行，有法律责任问题。”
然后，她必须把大卫拖到办公室谈话，再次讨论他彻夜不归的问题。他妈妈又一次打电话来，着急得不得了。可是对学校而言，这个问题十分棘手，因为大卫还是来上了学，也做了功课，但已经三天没回家。
雪莉老师问他：“你整晚在外面呆到早上六点，究竟在做什么？你疯了不成？连续三天不回家？”
大卫开始了冗长的辩解，起先是为了一份小组作业做到很晚，跟霍桑的《红字》有关——他说，他们必须替清教徒的桥头堡，当时的波士顿，创办一份报纸。他倒在朋友家的地板上睡着了。“你没听过有样东西叫做电话吗？”雪莉老师大声说。第二晚，他在朋友家做学校的网站，做得太晚。昨天晚上，他只是把车停在喜瑞都购物中心庞大的停车场，一边跟朋友聊天，一边躲避警察及保全人员。最后大卫承认，在外面待得太晚，可能不是个好主意。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不想待在家里。”
“所以你和吉尔（Jill）一起待在外面？”雪莉老师问，提到另一个在外漂泊的孩子，因为父母的离婚，那个女孩充满愤怒。
大卫点了点头，说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接下来是不是也会接到她父母的电话？”
“不会，”大卫说，“她妈妈不会打电话的。”
雪莉老师难以置信，“她女儿整晚和你在外面待到早上六点，她会不打电话？”
“不是，吉尔在我家看录像带睡着了。”
雪莉老师搞糊涂了，“她整晚在你家，而你在外面？”
“不是，”大卫耐心地解释，“那只是吉尔告诉她妈妈的说法。”
这么多父母被蒙在鼓里，雪莉老师止不住自己的惊讶。那么多家长，尽管对成绩和大学申请的细枝末节一清二楚，却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朋友，在跟谁约会（或者，有没有在约会），甚至不清楚他们在哪里过夜。她摇了摇头，告诉大卫不能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我这么跟你说，不是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说，而是出于关心你的原因说，这样做不好。毫无疑问，你妈妈肯定会大发雷霆，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我晚上不会不回家了，”他疲倦地说。或许他已经达到了目的——例如他有目的——或许他只是太疲倦，无法继续下去，“这样根本没办法好好读书，我猜我上节课的历史测验是完蛋了。”
她让他回去，已经知道他母亲会罚他禁止出门一个月，而且宵禁时间提早。大卫接受惩罚，而且态度平静得出乎意料——好现象，雪莉老师心想。
看着男孩在眼前长大
多恩（Don）这天来看雪莉老师，不是因为有问题，而是来庆祝。他最近一次化学考试得了A。他微笑地告诉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雪莉老师知道，这非常不简单。两年前，多恩已经准备离开惠尼中学。他一直不守规矩，在课堂上十分叛逆，不肯读书。但是，等到雪莉老师认识他，了解他不幸的家庭史之后，情况逐渐改观。
几年前，多恩的父亲得癌症去世。然后母亲生命垂危，回到了家乡菲律宾，把他留给年迈的祖父母照顾。老人家们既严厉又传统，祖孙相处起来问题很大。他担负起一家之长的职责，照料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才上七年级。多恩很害怕，觉得自己需要负担的责任压力太大，对每个人都充满愤怒，功课表现退步。但在他对雪莉老师和另一位辅导老师黛博拉·洛根（Debra Logan）坦白相告以后，她们跟多恩的其他老师商量，大家联合起来，千方百计支持他，当他的亲人。在他成绩跌到谷底的时候给他以额外帮助，在他需要向人倾诉的时候听他说话。当多恩转身回去教室上课时，雪莉老师对他说道：“你今年的表现好极了。”
紧接着一番十分不同的对话又让雪莉老师感到非常欣慰。谈话对象是另一个年轻人和他母亲。他们来替这个十一年级学生办理转学，从惠尼中学转到学区另一所距他家较近的中学。
雪莉老师很意外，想知道原因。“为什么？他在这里表现不错。成绩好，人品好。上一所好大学的几率很大，说不定还可以获得奖学金。有什么问题吗？”
孩子直视着地板，他母亲看起来既难过又自豪。最后，母亲告诉雪莉老师，他们家在移民方面有问题。他们雇了律师处理，但是花光了仅有的钱，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她说，现在，他们很怕整个大学入学及学杂费补助的申请手续，会跟移民当局惹上麻烦。然后，她沉默下来。母亲不愿意儿子放弃上大学的梦，可是她心里又怕。
儿子开口了。他说，阿尔提夏高中（Artesia High School），也就是他将转去的那所较大的综合中学，有很多没有身份的移民就读。他可以融入那种环境。毕业以后，他想去工作，也许在工作之余的时间上社区学院。他应该开始分担一些家里的开支了，读书嘛，不急于一时。
“不行，”母亲说，“你应该上大学。我们已经穷了这么久，再穷一两年也没关系。”
儿子第一次抬起头来，说：“对我有关系。”
她暗想，此刻不是说服他的时候。只有祝福的话最合适，“祝你一切顺利，我们会尽力提供帮助。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惠尼中学绝对欢迎你回来。”
送走这对母子之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琐事都有了价值，看着一个个男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渐渐成长起来，尽管他们离应该成人的时间还早着呢。但她有足够的理由为他们自豪。
常春藤的诱惑
季末周结束了，感恩节来了又走了，十一月悄悄变成十二月，南加州的冬天已经来临。也就是说，大部分孩子，不过不是全部，都不再穿着短裤来学校。
考试相当顺利，一共三天，每天分为三部分：上午考试两小时，二十五分钟休息，再考试两小时。同样的过程继续重复两天，直到学生考完全部六科。学校在十二点半下课，让大家回家，星期三和星期四晚上可以苦读，然后星期五睡大觉。
一年四次的季末周，连顶尖的学生都感到害怕，因为考试分数对每科成绩的影响，比例可高达50%，因此这三天十分紧张。已经保持四年平均成绩4.0的孩子，都心知肚明：一天的表现不好，或是一次考试的表现不好，就能毁掉一切。一大群同学放学后约好一起喝咖啡，吃比萨，钻研笔记，互相提一些问题：作用力和物体运动的公式是什么，西班牙语的不规则动词如何变化。走廊里的脸孔多半是疲倦、阴沉，点心时间大家都埋头于课本、笔记，狂饮一两杯可乐，就算是吃过了。学生们竭力记清楚邦克山（Bunker Hill）之战和福奇谷（Valley Forge）之役的差别，或者伊莉莎白时代的存在巨链观点（Great Chain of Being）如何防止世界观的混乱。“是上帝、天使、国王，然后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在他们下面，对不对？”托尼问他的学习伙伴，后者正喝下最后一口汽水，思索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用“鱼贩子”（fishmonger）这个词的意思。在季末周，自动售卖机通常被抢购一空，只剩下最难喝的口味，连奇异果（kiwi）口味的饮料都卖光了。
“我痛恨季末周！”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斯特拉喃喃地抱怨。她的圆脸表情丰富，皱起罕见的愁眉。她的这种感受太普遍了，似乎没有必要说出口。斯特拉在学校表现相当不错，在分数上的不足，她用从不泄气的开朗性格和各种活动来弥补。她的活动非常多：替学生年鉴拉广告，速度创下纪录；开辆笨重的小货车，来回带孩子去吃韩式豆腐石头锅；放学后，斯特拉在父母的店里担任兼职记账员。可是季末周剥夺了斯特拉的幽默感，不是因为她真的痛恨考试，而是因为她说爸妈在这个时候特别爱挑她毛病，抱怨她分数太低、不努力。她说：“他们认为我很笨。至少，看起来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当斯特拉在一堂课上得到奖状时，她记得母亲不经意的反应是，“噢，这个奖一定是所有的人都能拿。”
“我不在乎。”斯特拉向最要好的朋友克莉丝汀保证。克莉丝汀与斯特拉仿佛是一对活生生的相反写照，克莉丝汀成绩一流，目标直指哈耶普。斯特拉想什么就说什么，克莉丝汀却总把事情藏在心里。不过，不论是这点性格上对比，或者是两人学业上的差异，都不能改变两人的友情。父母关于奖状的一句粗心评语给斯特拉的重创，让克莉丝汀也感同身受。斯特拉挥挥手，故作轻松，说了个两个都不信的谎言，“他们说什么都无所谓。”
对孩子而言，季末周结束，事情还没完。要等到下一个星期，学期成绩出来，学生才会松懈下来，这个过程自有其特殊的仪式性。大部分的教室里，老师坐在前面，开始一个个点名，被点到的学生战战兢兢走上前去，得到单独一瞥自己分数的机会。有些人面无表情，其他人只是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另一些人则欢呼、大吼，向空中挥舞着拳头，还有几个人垂头丧气或者喃喃自语。大卫一声不吭，心中暗自高兴，因为他慢步上前，从戴夫老师那儿得知自己的分数是78，尽管他曾半夜在外面东晃西摇，但这一成绩拿个B没问题。戴夫老师冷冷地评论道：“假如你偶尔读一读书，想一想你能得多少分数。”不等到这个仪式完毕，所有的课都做不了什么事情——紧张气氛太浓了。
“斯特拉！”乔安妮老师叫道，打断斯特拉高昂的辩论，她正在说《哈利波特》系列比托尔金的《魔戒》系列要好。
“喔，我不要看我的分数。”斯特拉叹了口气。然而慢慢走近老师，弯下腰，眯起眼睛看成绩簿——一道微笑跃上她的脸庞。她为高分拍手欢呼，还没来得及阻止自己，就冲口而出，“真想赶快告诉妈妈。”
从季末周到寒假之间，是惠尼中学忙碌的日子，尤其对十二年级学生来说，他们的全部精力都将花在准备即将截止的大学入学申请，或是等待提前录取的决定。为了符合提前录取的条件，很多人在11月1日之前，就已经手忙脚乱，急着要把申请书送出。
提前录取，也叫提前决定，曾经是为了方便小部分有决断力的学生而存在的，他们知道自己想读的学校；当然也是为了一些大学的方便，它们希望入学新生人数稳定而且可以预测。但是近年来，这个方式突变为高中毕业生的一场升学掷骰子游戏，整个申请过程的额外压力，丝毫不亚于坐过山车，申请不再是谋前程，而是计算各种几率。三十年前，提前录取的创始者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与如今完全相反：他们原本盼望学生就此答应就读某所学校，换来提早于十二月收到入学的决定，就不必等到春季，因而减轻压力。按理说是双赢：学校可以提早策划新生班级的人数以及主修科目的规模；而对于学生，如果他们获准入学，就不必漫长地等待数月的时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
但是，由于申请人数猛增，这一方式有弄巧成拙之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申请人数增加了68%。由于一流学校之间争取顶尖学生的竞争激烈，于是它们利用提前录取相互竞争。竞争十分激烈，以致于2002年，常春藤盟校之间爆发了一件丑闻，普林斯顿的招生人员私闯耶鲁内部的网站，想偷窥双方都极力想吸引的申请学生做了什么决定。至于学生，他们利用提前录取不是为了减轻压力，而是为了增大入学的几率。即使学生自己并不确定要读某所学校，甚至会因为已经答应了去一所学校，反而失去让两家学校互相竞争、使自己得到更多奖助学金的机会，但仍有很多人选择这条路。
惠尼中学的学生跟其他深陷于大学追逐赛的学生没有两样，他们利用大量网站，追踪和比较自己理想学校的入学人数，像股票代理商在管理自己经手的交易那样，盘算着入学的比例。比如，他们知道，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宾州大学2001年参加提前录取的申请人中，每三人录取一人——大一新生几乎有一半是通过这个方式招收的——而该校的总录取比例是1：5。耶鲁录取的学生约占申请人总数的13%，但是走提前录取那条路的人，录取的可能性翻了一倍。类似的胜算同样出现在斯坦福以及大多数其他常春藤盟校，还有很多公私立大学院校也不例外，因此造就了越来越多玩数字游戏的申请学生，他们提前决定，并且提前承受压力。当前流行的理论是，提前决定会让实力较弱的申请人增大进一流学校的机会；而成绩相当，或是更强的学生，尽管他们考虑的学校范围较广，但大学往往拒绝提前录取他们，或是把他们的申请延后，留到春季和一般的申请人一起考虑。这种说法造成学生的恐惧，以至于有更多的人提前申请，尽管他们本来更想等到春季再权衡其他可能，因为心里很明白，答应了一家学校，就等于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讲价条件。到了2003年，越来越多的大学针对这个现象而采取了应对措施：关闭提前录取的渠道；或是改变做法，虽然提前录取，但并不强迫学生提前答应入学。
当然，愿意走提前录取道路的结果可能很不错。当克莉丝汀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耶鲁大学入学通知，当天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被斯坦福提前录取后，科莎跑遍了惠尼中学的教室走廊，把好消息告诉自己所有的朋友。成功的时候，尤其当结果正如孩子所愿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提前录取，尽管这种方式的申请截止日期早得有点过头，准备起来要耗费非常多的精力。
其他人的经历就没那么愉快，因为胜算高也并不等于百分之百的把握。有几个孩子也一心指望提前录取，却收到了他们最怕的延后通知书：不是拒绝信，而是“咱们等到春季再说”的通知。几个女孩子手挽着手走过走廊，默默流泪：她们没有获得哈佛和普林斯顿的提前录取通知，至少目前为止没有。爱莎也接到普林斯顿的延后通知，很失望。不过，她生性比较乐观，往往把它想象成正面的结果，现在她的目光转移到斯坦福和位于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我喜欢它们的课程，”她赞美道，“这样也好。”
“我不怎么满意。”阿贾伊（Ajay）心情低沉地说，他决定上辅导老师的办公室来。他是工程和科技方面的神童，七年级就开了一家网络公司，自己想好了要提前申请宾州大学的工程系。几年前他就开始寻求宾州大学招生处的指导，然后据此安排选修课程、策划简历。现在，他不知道那些时间和努力是否都白费了。他还是可能进得去，那是当然，但是心情忐忑，什么都不确定——这是提前录取遭到延后决定的常见反应。“现在，一切都得重新考虑。本来我以为拿到入学许可没问题，现在说不定我不想再去那里了。也许我应该待在西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