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观：能救人也能杀人
——茨威格《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的启示
教育有两面性，可悄然助人成长，亦可慢性害人生命，乃至毁灭世界。趋向哪一面，取决于教育导向。
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一种中学历史教育，就曾“搅得世界惶惶不可终日”，把世界引向毁灭之途。历史教科书有这么大能耐？历史教育有这么大作用？有。有凿凿事实在，绝非故作危言。听听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茨威格在美国的演讲《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已选登于本期
《海外文摘》栏目），就不难明白个中究竟：史观可以救人，但史观也能杀人。
茨威格深知史观的重要性，认为“形成年轻人对生活的看法——政治的、道德的和个人特有的看法，有决定意义的，莫过于他们学习历史和理解历史的方式”。茨威格说，恰恰是他在奥地利上高中时的历史教科书，恰恰是在中学教育中形成的错误史观，“教会我们这一代人走向世界大战的”。因为在这种历史教科书里，“能促使年轻人向往崇高、遵循人道的东西，我一丝一毫也找不到；找到的只是一些恶劣的例证，证明我们总是在退回到古代的野蛮中去”。
可怕的是，中学历史教科书是“启蒙读本”，面对的是不谙世事、心灵“还像蜡一样可塑”的年轻人，其心灵的“白纸”上无论被画上什么，或许都自以为不错，甚至很美好。然而，这“启蒙读本”究竟启蒙（或诱发）了一些什么呢？正如茨威格所说，是“诱发一切危险恶劣、毒害时代的本能”。而且，这种启蒙借用了“别有用心”且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史观。懵懂孩儿们的灵魂，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毒害的。
更可怕的是，这种作为“启蒙读本”的历史教科书，还以大张旗鼓的“爱国”名义，行狭隘民族主义之实，把历史变成了纯粹的民族史和战争史，把历史教育变作战争恶魔的帮凶，成为“一种可怕的学问，也就是所谓的宣传”，有组织地“抓住扩音器”向世界喧嚣仇视、谋杀、发疯。那些懵懂的孩儿们，就被这样的“历史”生动地，同时又是不动声色地引向了歧途，竟至长大后用实际行动把“爱国主义”变成了“害国主义”，还浑然不知有什么错。
何以见得？茨威格根据中学所受历史教育经历说，“还在正确地认识世界之前，我们就已经被戴上有色眼镜了……从一开头起，对世界，我们就只能从民族利益的视角去看，而不能用自由的、合情合理的眼光去看”。本来，“只有完全客观才有意义的历史，被勺子乱搅着，剩下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造成爱国公民，造成未来的士兵，造成没有意志的奴才”。于是“自己的民族一向都是对的”，对其他一切国家、民族和种族，“则应当鄙视，同时不信任”，这一切就成了“爱国”史观的主要内涵，颇富煽动性，也很有欺骗性，因为“不管怎么说，祖国总是祖国”嘛。
其实，祖国可以爱，却不可以狭隘。狭隘视野和导向中的“爱国”史观，极有可能变为“害国”史观。历史在在表明，致命的导向性错误就深藏在种种恶性的狭隘民族史观和狭隘“爱国”史观里，恰恰是这些史观误导和毁灭了茨威格们，也误导和毁灭了自己的国家，进而毁灭了整个世界。无疑，视野和导向，是史观的第一要务，也是历史教育的首务。由此审视人们热议的历史有效教学，故事和细节固然是重要的，方法固然是重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视野和导向更为重要。视野偏狭，导向错误，故事愈生动，细节愈诱人，方法愈有效，历史教学的结果可能愈有害。视野偏狭，导向错误，教学无效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此中深意，不可不察！
茨威格用血的教训现身说法，就视野和导向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所要求的历史书，再不会是为赞美个别民族，而是为友好地赞誉全人类服务的。如果想准确地观察世界的全貌，我们就必须变换视角，必须更上一层楼，这样做，就像看风景一样，有的细部漏了，看到的却是重要的全景。”这样做了，就不致陷人于偏狭，而是知道自己活、他人也得活。茨威格还举《互助论》《宽容》等书为例，从动物本能的互助，到人类有意识的互助，阐发人性中的另一面即良心、友善、互助等精神方面的文明进步。他说，我们需要的历史教科书，恰恰要重点关注文明、进步，重点关注文化史。因为文化史与战争史相反，文化史要说的“不是一个民族归咎另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民族感谢另一个民族。它会说明，几乎所有的一切，我们发明的、设计的、发现的、创作的、信仰的，都是共同的成就”。由此，茨威格充满期待地总结说：“明天的历史必须用这种精神编写，写成人类进步的历史，好推动我们自己前进。”
史观能救人，史观也能杀人。这或许就是茨威格的演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记得尼采说，“伟大”的含义：指明方向。茨威格是伟大的，他洞察了他中学时代历史教育的错误导向后，给历史教育指明了一个方向。他指明的历史教育方向，无疑是引人深省的，当然是不容忽视的。恰如茨威格自己所言：“如果说历史应当有点儿什么意义，其意义就应当在于使我们认识错误，克服错误。”说穿了，个人的内在和谐需要良好的历史教育，整个人类的和平、进步，也无疑要指望良好的历史教育。
何况，历史本身一再表明，一个没有正确史观导向的世界，休想有安宁日子过。人类吃够了这个苦头，究竟伊于胡底？
（任鹏杰，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主编。原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