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生产学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现在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什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是什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是什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那些阶段？这些问题有必要先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什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将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一种社会思想。它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兴流派，同时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从生态学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批判，并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危机问题、异化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等问题结合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生态危机，并对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单单立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指出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且还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当代资本主义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建构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对社会变革的现实途径和策略，以及未来社会主义的模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它主张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必然是绿色社会，同时绿色社会的实现必须借助于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20世纪9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联系起来，反对绿色运动中的生态中心主义主张，并提出了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这充分表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经超越了一般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理论视野和政治立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完美结合，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极速扩张、迅猛发展，给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人类并不能因此沾沾自喜，因为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更令人类揪心。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曾经发生过大量的严重环境污染事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水和大气污染、土地严重沙漠化、大量动植物种灭绝、温室效应加剧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危机，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不得不使原本沉浸在物质喜悦中的人类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方案，纠正过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非理性行为，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并构建起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在西方，无论是从政治家还是到普通民众都要求人类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生态利益诉求，各种与生态相关社会思潮就应运而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运动蓬勃发展

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生态运动发展的产物。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各种内部矛盾也日趋激化。此时，一些对资本主义社会强烈不满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小集团或派别，对当时社会进行道义的批判，并寻求改变现状的道路，由于他们与传统的左派有明显的区别，故他们自称“新左派”。“新左派”运动起源于英国，后在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相继爆发，但由于“新左派”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核心，思想来源又千差万别，组织逐渐分化，运动逐渐衰落。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资本主义发展“滞涨”阶段的来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危机此起彼伏，“新社会运动”应运而生。“新社会运动”作为“新左派”运动的继续，它具体包括反战反核运动、和平运动、绿色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等十分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其中绿色运动就是主张通过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绿色运动在其迅速发展过程中又分化为“绿绿派”和“红绿派”。“绿绿派”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原则，以无政府主义为特征，“红绿派”以德国绿党左派发起的“生态社会主义”和以北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他们希望能找到既能消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生态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

19世纪40至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并阐明了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及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尖锐化，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和建设，苏联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经济运行模式，权力高度集中是其基本特征。苏联这一模式后来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但其弊端逐渐得以显现。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改革之路，经过30多年的改革，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冲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最后偏离了方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随之处于低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契机，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了重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重点是对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原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与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的未来与出路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既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摆脱异化的水平，也没有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苏联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生态危机，比如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外泄事件、氰化物污染伊塞克湖事件以及中亚黑风暴（黑色沙尘暴）等，无一不反映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在这场反思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因其对人类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特别关注而引起人们重视，日益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派别。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资本主义不断追逐超额利润的动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拯救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主义。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资本主义批判、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首先，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是地球环境不断发展演化的产物，可以说，人是自然之子。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其次，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现实的、有形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一切自然力的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恩格斯还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再次，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前提。“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可以看出，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料，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既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自然，感性自然界”，又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然而，无论是能动性还是受动性的实现都必须要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要生存与发展就要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在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时，如果人类没有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人类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从而使社会发展受到阻碍甚至倒退。恩格斯早就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中介。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还认为，正是通过劳动人类才得以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才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通过劳动产生了一个不同于“自在自然”的“人化自然”，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劳动生产，自然界就无时无刻不处在被人化的过程。马克思还强调了人化自然与人的自然化之间的统一。一方面，马克思将自然看成社会的历史的自然；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将历史看作是自然的历史。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强调社会制度对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否可以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社会关系和谐，那么人与自然关系也会和谐。反之，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也同样会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社会发展与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紧密联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个时期的生产力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类只有依赖自然界甚至顺从自然界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依赖被物的依赖性所取代，自然界成了人类政府和开发的对象。此时的人类看重的不是自然界提供给自己的优美的生存环境，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获利的工具——能够生产出高额利润产品的工具。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资本家大肆开采自然资源，不仅破坏了大量物质财富，也使本来就有限的资源变得更加匮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更加严重，就这样，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劳动被异化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克服异化，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只有在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主要的学派当属法兰克福学派，这里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也主要指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一些学派理论相结合，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研究和批判，并形成一套以否定主义为特征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生态危机进行研究和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他们指出启蒙精神追求的是使人能够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这使科学变成了统治的工具。启蒙主义虽然提高了人统治自然的能力，但却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们想从自然界学到的东西，都是为了运用自然界，完全掌握自然界和人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目的。”“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人们以他们与行使权力的对象的异化，换来了自己权力的增大。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像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没有将科学技术对生态危机的作用加以直接论述，但从现代社会关于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逻辑角度来看，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表现出的是技术悲观主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运动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加速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分离，从而强化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此基础上也强化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甚至使人类文明产生了倒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文化对人和自然双重统治的思想也启发了莱易斯，最终为莱易斯和阿格尔创建生态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后，马尔库塞系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危机问题，他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人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的观点。马尔库塞认为资产阶级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更加有效地控制，便进一步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有效控制。马尔库塞也表现出对技术的悲观主义态度，但他更多地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在《单向度的人》和《反革命与造反》书中，马尔库塞揭露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加剧了人对人的统治，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的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膊。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另外，马尔库塞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关系。“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声，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的损害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在探寻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异化以及生态危机的问题，马尔库塞指出要把自然的解放同人的解放结合起来，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和前提，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异化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

（三）生态学和系统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把维护生态平衡和争取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思潮和实践活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与特定的科学研究成果紧密联系的，它的产生离不开生态学、系统论等科学理论支撑。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以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学不单单是一门学问，它还描绘了一个相互依存以及有着错综复杂关系的世界，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念：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能优越于其他物种，也不能受制于大自然。生态学最早于19世纪60年代由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提出，但是在当时生态学并没有引起生物学家们的重视。又经历了30多年，在达尔文思想的影响下，生物学家们才开始认识到生物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性。20世纪初，生态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然而，这个时候的人类仍然没有广泛认识到生态学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人们才开始普遍重视生态学。生态学的一系列研究原则引起了科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生态哲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美学等。1973年，挪威著名生态哲学家奈斯提出“深生态学”的概念，他强调从制度上和文化上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和“深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为人类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分析生态危机的成因以及探究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模式、性能和规律的一门科学。系统论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哲学家贝塔朗菲，他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理论生物学时提出了系统论思想。系统论的基本原则是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贝塔朗菲指出，系统中的各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个要素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和作用。要素是属于整体中的要素，如果把它从整体中分离出去，那么，它将失去其特定的作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就是将其所研究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最终使系统达到优化。系统论的产生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人类开始用新的方法和思路来研究现代的复杂问题。随着生态问题已经开始突破一国的范围成为全球问题，人们也开始结合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想来深入研究生态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走向生态马克思主义离不开这些科学理论的支撑。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和发展完善起来的。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期

20世纪60至70年代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期。法兰克福学派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做出决定性贡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揭示出人对支配自然的知识形式的追求，以及试图支配自然的野蛮态度是导致工业文明危机的总的根源，在法兰克福学派史上第一次对启蒙精神、工业文明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对文明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悲观的预测，并向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从而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史上悲观主义的文明批判之先河，也开创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之先河。马尔库塞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论证了解放自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来的所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多数都可以追溯到马尔库塞的观点。在这个时期，经过近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论述来思考和认识环境与生态问题。这个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但批判资本主义，还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理论上不够成熟，也没有从当时的生态运动中分化出来。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期

20世纪70至80年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进入蓬勃发展期，这一时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得到进一步发展，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加拿大学者莱易斯、阿格尔和法国学者高兹等。这一时期，生态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视角揭露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研究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工业化、控制自然的观念以及异化消费等。如莱易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控制自然的观念，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还有学者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如高兹就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在解决的途径上，莱易斯主张改变人类传统的控制自然的观念，阿格尔认为应该消除异化消费，高兹则认为应该变革现有的社会制度。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还重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强调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试图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探讨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分析了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试图用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科学技术批判到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转移，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在生态运动中影响也越来越大。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展，生态危机也快速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面对全球的生态危机，人们愈加关注具有独到见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奥康纳、福斯特、克沃尔和英国学者佩珀、格仑德曼等。伴随着生态运动的分化生态运动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相继进入生态学领域；另一方面，绿色运动的理论家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红色绿化和绿色红化的现象。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断总结和反思其理论，继续沿着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结合起来的思路，深化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批判的理论，产生了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福斯特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重构以及克沃尔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等理论形态。

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继续对生态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格仑德曼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强调生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二是实现了与生态中心主义相脱离，佩珀论证了环境保护主义、绿色政治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政治的相互关系，认为绿色政治总体上属于后现代政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与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政治相对立的，把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区别开来，从而使生态马克思主义摆脱了早期受生态中心主义影响的状态。三是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分析更加深刻。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了生态危机，而且谴责发达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提出解决生态危机必须与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加完善，在生态运动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强。

五、本书框架安排的说明

本书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和简要评价，由于北美和欧洲学者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在上篇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部分主要介绍的是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乔尔·克沃尔、保罗·柏格特等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篇欧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部分主要介绍的是法国学者安德烈·高兹和英国学者泰德·本顿、戴维·佩珀、乔纳森·休斯、瑞尼·格仑德曼以及德国学者萨拉·萨卡等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下篇日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部分主要介绍的是岩佐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