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第一章 威廉·莱易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

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 1939—）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成长与宾夕法尼亚的乡村。他曾就读于新泽西州的费尔雷迪肯森大学（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主修历史学，兼修会计学并获学士学位。在马萨请塞州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学习历史，于1963年获历史学硕土学位。后又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mia at San Diego）学习，于1969年获哲学博土学位。此后，莱易斯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科学系、加拿大多伦多市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政治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所和艺术系、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社会学系、加拿大的不列顺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安大略省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等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79年，莱易斯加入加拿大国籍。现为加拿大太华麦克劳伦人口健康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并曾于1999—2001年担任皇家学会的主席。

莱易斯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赛的学生，他的控制自然理论继承了霍克海默的相关观点，它的异化消费理论发展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相关学说。可以说，莱易斯是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联系的桥梁。莱易斯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环境学、交往理论、风险理论、公共政策等领域。他的《自然的控制》（1972）和《满足的极限》（1976）两本书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然而，当时这两本书出版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直到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正式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并把莱易斯的著作当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时，莱易斯及他的著作才广为人知。莱易斯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从哲学世界观和资本主义现实两个方面分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莱易斯认为马克思的控制自然和劳动异化理论需要发展，控制自然的观念应当理解为对人的欲望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已经从劳动异化转为消费异化。莱易斯预言社会革命的导火线将出现在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未来的社会应是一个不求财富只求人与自然和谐、人们知足常乐的“易于生存的社会”。

一、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

（一）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莱易斯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千百年来积淀在人们头脑中控制自然的观念，而科学技术只是人类控制自然的手段，真正推动科学发展的是试图控制自然的人类，人类不能诅咒科学技术，真正应该诅咒的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莱易斯批判了舍勒把科学当作控制学的观点，舍勒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控制的知识，科学知识必然排除价值判断，贬低所有无助于支配物质的东西，只保留那些有助于“支配自然”的部分。莱易斯认为，舍勒只是从操作的层面来讨论科学对自然的控制，没有考虑其特殊的背景，也没有对人的目标和目标的范围进行分析，因此，无法找到控制自然的真正的历史动因。舍勒认为，现代科学的目的是构造理论和实践的计划，使人能够榨取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莱易斯反问舍勒“如果实行这项计划产生了明显的不良后果，诸如生态的和生物的破坏以及核毁灭的威胁，那这些也被看作是控制的含义吗？或者我们应该只明显地承认它的有益的后果？”从表面上看，现代科学技术是对自然更高程度的控制，但如果考虑其不良的后果，科学技术控制自然的性质就变得十分模糊。所以，舍勒关于科学和控制之间的关系的说明具有启发性，但理论本身没有自洽性。

莱易斯认为，科学不应该为自然环境的破坏承担责任，真正应该负责的是人类试图控制自然的观念。正是控制自然观念的作祟，人类才发明出各项技术。当人们发明了各项技术后，却往往不知使用各项技术后可能带来的后果，没有预想到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要真正扭转自然环境的恶化，就必须在根本上消除控制自然的观念，莱易斯认为，作为生态危机最深层次根源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自然被当作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被占有和控制，而无限扩张的生产最终会引起人类的自我毁灭。“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或是作为整体考虑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基本意识形态，这种社会自觉与过去做彻底的决裂，奋力追求推翻一切自然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把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控制自然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它会越来越牢固，以至于造成了对大自然的越来越深的伤害？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深深扎根于西方社会文化传统之中，它已经成为一种牢固的思维方式，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控制自然的历史。莱易斯对文化传统中控制自然的观念的分析是从神话故事开始的。在神话故事中，对金属工具和武器威力的描述，体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初始阶段。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为讲述了世代流传于非洲东南部祖鲁人的传说：一位母亲不听双头鸟的警告：没有杀死自己畸形的新生儿，而是躲进森林的洞穴养育他。长到少年的孩子用熔铁制作了一个牙口尖利、能够飞行的金属机器人，杀死了乞求他毁掉其创造物的母亲，建立了一支由这种机器人组成的军队。他率领这支军队与双头鸟作战并最终消灭了它们，征服了世界，自封为最高统治者。由于无数的机器人像奴隶一样地干活，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得非常轻松。渐渐地，男人和女人们完全失去了各种能力，甚至生育的能力。于是，机器人又用动物的身体创造出能够繁殖半机半兽的怪物。生命之树和大地之神被机器人的力量所惊骇，决心消灭它们，为此制造了一场巨大的洪水。统治者命令机器人建造一个巨大的木筏，幸存者可以在上面永久地生活。他在宫廷设宴求欢甚至比以前更为奢侈。太阳总是被阴云所遮挡，这位机器人的统帅就指令重新制造一个太阳。最后，大地女神和生命之树施展了神力才消灭了这邪恶的势力。莱易斯用这个神话说明了金属工具的出现是人类控制自然的一次胜利，但古代人还不知道如何控制这种发明，因此，产生了对工具的恐惧。这个神话描绘了人们对工具，尤其是对金属工具既渴求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反映了分散的古代文化所共有的统一特点，那就是尊崇金属的神圣至上以及矛盾情绪、偏执心理和神秘的感觉始终伴随着采矿和冶金等操作过程。比如，在某些文化中，冶金活动的祭献、各地主持的清洁仪式、性禁忌仪式都与采矿相连。直到中世纪末，欧洲开采新矿也还是伴有宗教仪式。

莱易斯对基督教中关于控制自然的观念也进行了总结。首先，基督教认为人因有灵魂而高于其他生物。基督教反对万物有灵论和东方的灵魂轮回说，它认为所有地上事物只有人才有灵魂，有灵魂的人类然会优越于无灵魂的生物，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乃至掠夺不必畏惧也不受阻挠。正如怀特指出的那样：“通过消灭异教徒的泛灵论，基督教徒便可以以一种不关心自然对象的心情去开发自然。”其次，基督教还认为人类从上帝那里获得对地球的统治权。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世界至高无上的主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是仅次于上帝的地球主人。在《创世纪》中这样说道：神把大地赐予你们，你们要治理好这地，要管理好海里的鱼和地上的动物，你们不必惧怕地上的走兽和飞鸟，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从这里可以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尽管要求人要敬畏上帝，却不要求人敬畏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大地以及附着于大地的生物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强调对地球的统治权并没有因人的罪孽而丧失。阿奎那认为，人类在偷吃禁果之前，是通过“命令”动物来实施权威的，而对植物和非生命对象的控制则是无阻碍地利用它们。但亚当和夏娃吃禁果后，人们便不能无阻碍地接近它们了，而必须付出劳动，比如通过驯养动物。尽管人类控制和利用地球上的生命方式变化了，但并没有改变人与动物界以及非生命世界的关系。在阿奎那看来，人尽管做错了，但毕竟被上帝赋予精神的东西，拥有了对动物的统治权，人优于动物的原因不是靠力量而是靠理性和知识。

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类控制与利用自然的能力迅速发展，以及先进的科技在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控制自然的观念在西方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如何被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并使科学技术成了控制自然的工具的。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的思想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弗朗西斯·培根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培根比以往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阐明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在人的心目中确立了突出的地位。在培根之前，西方人认识到了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技术具有改造自然的巨大作用，同时对于技术运用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又充满恐惧。培根打消了这一恐惧，建立起了人对自然进行控制与斗争的希望和信心。培根提出，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自然是人类主体意识成熟和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在培根眼里，宗教和科学共同努力去补偿被逐出伊甸园园所受到的伤害。在培根那里，不再有对人类技艺的魔法性的恐惧，恢复人类对地球的统治权不具有道德的善于恶的含义，科学只会增进我们对上帝计划的认识，而不会动摇信仰的基础。

在莱易斯看来，培根建立了一种信心和希望，在培根的时代，“一个人与自然斗争的重要的新阶段开始了。”当然这种斗争不是粗暴的，而是充分发挥了人的机智的，通过仔细观察自然的行为，推演其包含的一个个特殊阶段来为自然设下陷阱的。由于发现了引起结果的过程，我们就能够随意地重现这一过程。培根以生动的语言勾勒出了这种方法的轮廓“当她在漫步的时候，你不是跟随而仿佛是在追逼着她（自然），那么如果你愿意，你就能够指引和驱使她再次来到同一个地方。”在培根看来，通过技艺和人的手，自然的本性将被强迫、被挤压出来。莱易斯虽然对培根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行了批判，但他对培根将自然看作人的贤妻而不是人的奴隶的思想赞赏有加，莱易斯认可培根对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知识重要的强调，“伦理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是完全对立的。每一方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另一方的成就。科学合理性的发展，正像我们前面提出的，是任何进步的一个重要前提，它防止人的一种倾向，即把不合理的结构投射到外部的自然并受那些投射物的压制”。培根还指出拥有新的科学哲学的人同时也具有对其工作的道德责任感和为更大的推动社会制度发展的任务而奋斗的精神。在莱易斯看来，这表明培根已敏锐地认识到错误地应用科技发明的内在危险，但是那个时代多数人还不懂得伦理的进步与科学的进步同样重要，“伦理进步作为影响一切个人的普遍现象，是科学和技术革新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没有前者，后者就会自我毁灭的”。

17世纪欧洲精神生活的写照是对自然的迷恋，到18世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承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本质、唯一与必然的。莱易斯在其研究过程中，对笛卡尔、马克思等人的自然观进行了考察。莱易斯认为，笛卡尔及其同时代哲学家的思想历程说明了上述过程的复杂性，实现对自然的科学技术征服的观念在17世纪之后逐渐不证自明。笛卡尔看到了新科学与一种实践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认为这些科学概念会催生无数技术发明，使我们能够成为自然的主人，零阻碍享受地球上所有优秀成果。

莱易斯对马克思的自然观也做了详细的阐述。莱易斯考察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在有关控制自然的复杂问题上得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在马克思所有时期的著作中自然概念都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经过劳动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马克思认识历史的关键。莱易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人的一种对象化的存在，是全部人类活动的场所，是人类劳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人是自然的存在，劳动能力仅是自然力的一种形式，人努力去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求。人在劳动中改变了自然界也改变了自身，这是人与自然的辩证法。在莱易斯那里，马克思相信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器将逐渐把人从无尽的劳苦中解放出来，不断更新的机械化生产将产生新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马克思理论的这个方面，就其本身来说可以视为是对圣西门观点的深化和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要使人从自然中解放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莱易斯指出，马克思认为任何特定历史时期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相同的，但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从控制自然中获得的物质利益却是不尽相同的。人类社会由于阶级分化而导致的内部冲突使得人们的生产系统不可能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只有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才可能成为“自然的真正主人”和“自己社会化过程的主人”。莱易斯认为，如今将马克思的这些点作为讨论生态问题的起点是不合适的，马克思的观点具有历史局限性，历史的发展并未与马克思的设想一致，在马克思的思想旗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使自然处于解放了的人的控制之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没有得到解决，莱易斯说：“这样讲并非贬低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成就，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法预料在理性的控制下引起人与自然物质相互转换的某种全球统一社会秩序形成的可能结构。他们无法预见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残酷斗争的重要工具，或者说社会主义内部的社会化过程会因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军队和意识形态压力的影响而扭曲。”莱易斯认为，马克思主张控制自然，只要控制自然的观念依旧流行，生态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对马克思的理论“不得不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重新评价控制自然。”可以看出，莱易斯肯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控制自然”观点的理解是最为深刻的，他通过论述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正确揭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学意蕴，为其生态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控制自然的实质是控制人

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成为在关于生态危机的讨论中最有影响的观念之一，但是这个观念具有的内在隐蔽性和欺骗性，它往往被看成是维护整个人类的利益。实际上，控制自然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抽象的和虚伪的。控制自然的背后是人控制人的问题，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密不可分。

霍克海默认为，控制自然或扩张人在世界中的力量是人类理性的普遍特征而不只是现代的标记，因为理性产生于人控制自然的冲动，这种弥漫整个世界的集体式的疯狂，“在第一个人把世界作为被捕食的动物而做期待默祷的时候就已经有其萌芽了。”霍克海默在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概念中找到了清楚表达这种权力意志的最初概念，这些概念本身特别是“物”的概念作为一种工具把混沌无序的感知材料融会贯通，构成可以产生精确知识的经验形式。思维的演绎形式体现了等级和强制，也清楚地揭示出现实的控制是对概念领域的控制的基础。霍克海默进而将理性区分为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虽然一切逻辑知识的结构形式源于控制的意志，但客观理性超越了它，力求成为自然中一切沉默者的代言人。而主观理性却对支配万物孜孜以求，并不考虑人之外的其他事物本身是什么，只把合理性规定为能为人的利益服务，主观理性在实证主义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发展。

莱易斯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内在关系角度对霍克海默的思想展开了分析。他认为，霍克海默的理论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将控制外部自然与内部自然同社会冲突紧密联系起来，是因为主观理性对世界的控制有一个预设前提，即理性是自己的主人，控制内部自然是控制外部自然的前提，而对人的劳动进行盘剥的可能程度又直接取决于控制外部自然的程度。控制外部自然表现为技术进步，而控制内部自然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中必需的个体的克己和本能克制，这是支持外部自然控制所必需的。控制自然的动力源于追逐目标的特殊的社会过程，技术手段是联系外部自然控制和内部自然控制的中介。并且，全部自然被转化为生产资料以实现生产的无限扩张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为了使生产增长继续下去，许多人被误导以为市场上的新产品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消费的强制性破坏了人的自由，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内化为个人的心理过程，人的最关键的需要被持续不断的社会控制所扭曲，意欲征服自然的人类本身被自己的心理素质所奴役。控制人是控制自然的无意识后果，它们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可以说，控制自然的实质就是控制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关系密不可分。

莱易斯通过对控制外部自然和人的内部自然能承受的限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控制自然的最终结果会使人类无法逃脱被控制的锁链。超过外部自然和人的内部自然能承受的限度，必然会引起自然的反抗和人的反抗。外部自然的反抗表现出来就是生态灾难。自然承受人类的所谓控制是有限的，超出这个限度就会产生异常现象。莱易斯指出，当今的世界各种生态系统的自然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对全球生态系统某些部分永久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可能已经发生。事实说明了自然环境不能宽容目前不合理的技术应用水平，是无法承受对其自我循环机制的破坏的。试图控制外部自然最终的结果受到自然更多的控制，自然的反抗说明了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的内部自然反抗通常会表现为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的暴力反抗。莱易斯指出，对支配外部自然和支配他人的权力追求实际上是寻求安全，这种权力似乎可能建立在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和非凡成就的基础上，然而在社会关系的不合理结构中不断产生的对安全的渴求却从未平息过。“针对控制结构及其合理性的人性的反抗，在激烈的程度上是和流行的控制本身的程度成正比的。”更大的压力相应地产生出更猛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容易被社会统治力量篡改，成为社会政治统治斗争的一个要素。法西斯主义就是利用现代社会中潜在的非理性因素，通过理性的技术（比如说宣传、集会等）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这样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就转化成了“自然的解放”的反意识形态，这种反意识形态是种扭曲的观念，它不仅不能带来人类的真正解放，反而给人类带来灾难。既是说，控制内部自然的结果往往表现为非理性的反抗或者被非理性的力量所驱使，这使人重新被拖入被控制的陷阱无法自拔。

莱易斯还指出，科学技术在控制自然的观念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目的是为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然而，从实质上看，科学技术不过是人类实现权力扩张、满足自我欲望的工具。这种欲望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控制外部自然不可避免地转变为控制人以及加剧社会冲突，科学和技术因此被限囿于人类日益增长的控制和由此引发的冲突所构成的恶性循环之中。控制自然的美好前景是和平的社会环境以及充裕的物质条件，但是却迟迟不能实现，而控制导致的破坏性将转嫁给控制工具本身（科学和技术）的错误观念却时刻潜伏且不能低估。科学技术作为控制自然的主要因素，其地位不断上升的原因在于非理性动力的支配。如果不对此加以约束，人类借助科学技术业已建立的合理性文明成果终将会被这种非理性支配力量摧毁。因此，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自然的反抗是人类非理性的动机和非理性的利用科学技术的结果。倘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理性的力量，那么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往往又是非理性的。因此，莱易斯说：“人类理性的这种胜利是从一些不可控制的根源于非理性社会行为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吸取动力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浪费性的消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可怕的军事竞赛，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和它们之间关于通向未来的正确道路的斗争，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为充分实现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许诺所受到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激励这些行为的激情中，人们锻造了把技术和目前政治控制联结在一起的难以逃脱的锁链。”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强劳动工人的企图和控制人的能力是科学技术作用的一个方面。但事实上，科学技术的作用还有另一方面使人获得更多的解放。新的科技发明使人摆脱了繁重和冗长的劳动，提高了效率，比如，手工工具节省了人的体力，工业化的机器延伸了人的手脚，计算机延伸了人的脑力等等。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使人对人的奴役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了。既然科学技术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那种增加劳动力的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就显得越来越没有必要了。因此，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莱易斯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批判的延续，尽管他不再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当成意识形态，但他对科学技术功用的分析的偏颇与霍克海默不无二样。

因此，莱易斯指出，现代人应该通过伦理与科技的双重进步来制约克制欲望，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努力实现从“控制自然”向“解放自然”的转变。莱易斯认为，要解决环境问题首先就要从观念上入手，树立一种解放自然的观念，放弃对自然的控制，学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莱易斯认为，要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因为这是非常狭险的，我们要寻求一个适合人类以及其他生命物质的共同需求的具体方案。但是同时莱易斯还强调，实现从“控制自然”向“解放自然”的意识转变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完全拒斥科学技术或盲目地顺从自然本身、听从自然的安排；伦理道德的进步也不是要求人们停止运用科技手段来干预自然，而是要人们就必须改变目前的科学技术观，纠正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合理地使用科学技术，要警惕人类同科技对自然的过度干预。

二、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理论

马尔库塞是率先对需求进行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对虚假需求进行了极具有启发性的分析。莱易斯作为马尔库塞的弟子，追随马尔库塞继续对需求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莱易斯将马尔库塞有关虚假需求的思想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并从异化的视角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从而深刻揭示了异化消费对人的控制与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莱易斯试图理顺人的需求、需求的满足和商品之间的关系，最终建立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新社会。

（一）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的成因

莱易斯对需求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将需求放在特定历史条件加以分析，莱易斯指出，将需求的满足等同于商品的消费是高集约度市场布局的产物。高集约度市场布局（the high-intensity market setting）其实就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莱易斯指出，这种市场布局是广泛的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在那里，构成需要和商品互动关系的产品和服务交换，在范围和变化的频率上稳步提高。是什么原因使得高集约度市场布局可以导致将需求的满足等同于商品的消费？莱易斯做了以下分析：莱易斯认为，商品可以给人带来多层次、多方面的满足。商品满足人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人们不但可以从商品中获得满足，也可以从非商品中获得满足，还可以从物质产品中获得满足，又可以从非物质产品中获得满足。那么又是为什么人心无旁骛只在商品世界中满足自己的需求？莱易斯指出，这就在于商品交换的发展以及商品能给予人的多重满足。莱易斯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主要是通过批判需求等级论而展开的，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不同的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认为，这些层次从最直接到较为不直接发展着，它们连续出现的情况只有在前一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出现。前三种需要是基本的或不充足的需要，其追求的满足只是释放紧张，后两种需要是派生的，应该成为人追求的最高目标。马斯洛认为，以占有商品来衡量自我实现的程度是低级的，并导致精神的不安和无止境的竞争，超越商品的自我实现将使个人进入非抗争、非自我为中心的境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的境界是一种创造、洞见、神秘的直觉的高峰体验。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最突出的特征是不受世俗利益的支配，精神的追求远远超越了物质的追求。然而，莱易斯却不赞同马斯洛的观点。他认为马斯洛的观点既不适合早期的社会，也不适合工业化社会。莱易斯指出，在高集约度市场布局的社会中，物质交换领域不但不能被跨越，相反，还会延伸到更深层次的心理领域。就是说，没有出现如马斯洛所预想的那样，随着物质的丰裕、新商品的涌现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将超越物质需要，去追求一种与商品无关的精神价值。

莱易斯认为，高集约度市场布局崇尚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将需求的满足导向对商品的消费与占有，其结果不仅没有使人类因极大丰富的商品和财富的累加感到幸福，反而对需求的本质和满足形式愈加困惑，从而坠入更大的精神空虚。虚假需求就是这种困惑的现实产物。莱易斯认为，理解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下的需求满意度问题需要构造一个有关人类需要的假说，也就是需求的表达式或存在状态同时具有物质和文化的或符号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换句话说就是需求在本质上是一个多维的活动。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需求，都必须经由一个恒定的物质交换，由性质相关联的有机物和无机物构成。

莱易斯指出，在商品经济时代，商品被当作满足在于人类欲望的手段，然而，从相对的不充足和缓慢变化的商品种类到产品极大丰富和快速变化，需求与商品的关系往往是不一样的。在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中，需要被碎片化的个人面对复杂多样的商品，往往不知道自己到底真的需要什么。根本无法确切地说明欲望和欲望对象之间的联系，欲望和满足的种类之间的联系趋于模糊。可以举例，尽管食物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但这些商品的质是非常不同的，每种商品与其他商品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熟悉程度必然地减少，对某种商品是否符合了他的需要的判断力也在减弱。这样就存在人错误解释他的需要和满足其需要手段之间的关系的危险。肥胖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莱易斯认为，肥胖来源于食品的过量消费，这种现象与人的焦虑和抑郁有关，而这些不良的情绪可能是由于缺乏成就感、不被他人认同所导致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扭曲而造成的过度食品消费意味着肥胖的个人对食品需要的内部生理的限定性反应迟钝。肥胖者错误解释了他的需要并损害了自己。通着这个例子，莱易斯的目的为了说明，在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中，人难以确切知道自己的需要以及人与商品的关系。在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中，个人的欲求和商品的多层面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需要和商品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在这个背景中，随着个人不断地重新解释与扩大的市场经济相关的需求，欲望变得越来越没有连贯性，满足的对象更加不清晰和更加难以识别。随着需要被碎片化为越来越小的部分和不断地把这些碎片组合成短暂的欲望和情感状态，要确定欲望的满足程度，变成一个难题。不断推陈出新的新产品，在兑现某种欲望的满足，同时也在创造新的不满足。

在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中，难填的欲壑就在于商品太多，也变化得太快。提供更多的商品以满足更多的消费，不仅不能使人获得更多的满足甚至还可能带来更多的不满足感。莱易斯反对用资源有限性而人的欲望无限的基本观点来解释稀缺，他认为，应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在生产能力低下的时代，过着稀缺生活的人是不满足的和不幸的。莱易斯对此却表示怀疑，他认为稀缺仅仅用于评估在特定社会安排中成功和失败程度的一种可靠指标，是市场创造了稀缺。莱易斯指出，假如人们把稀缺看成人的欲望和人能力的不一致，人们就能够理，随着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提高，稀缺也随着提高。如果这样理解，稀缺就不是资源和欲望的简单关系，而是人类对需求的理解和周围的物质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满足这些需求的复杂关系。简单地说，工业社会的稀缺就在于在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中，人们试图用消费特定的商品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和获得尊重，而商品是不断更新的，人们总是在不满足中。这种稀缺是心理上的，不是真的商品少了，而是与作为需求满足手段的商品的大量增加相关。它产生于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相信不能购买某种产品将使他们不能获得某种满足，当多数人参与到追求某种商品的过程，满足特定需要的东西就可能比较稀缺。

（二）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的消极后果

莱易斯指出，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在本质上是对自然和人的双重控制，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会导致一系列的消极后果。

首先，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量的生产和消费必然会产生人对自然的依赖，依赖自然获得生存和生产资料，依赖自然循环能力化解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这些对人体有害的废弃物，需要通过自然的净化来消解。这意味着人类面临着双重的无法弥补的稀缺，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物圈的吸收能力的有限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生产能够利用大量的新物质生产大量的满足人类需要的一系列新产品，但是，工业生产也导致大量的废物：废气、废水、碳氢化合物、磷酸盐等。这些没有被自然免费和安全处理的且对人体有害的废弃物，莱易斯将它们称之为负商品（discommodities）。莱易斯指出，所有这些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我们关于对商品和负商品的关系的知识远远不够。现代工业过程的复杂性和新的化学合成品投入使用的快速性意味着科学知识无法及时地认识到其潜在的危险性。近些年来人们发现，在制作塑料所使用的乙烯基氯、氯乙烯是相当危险的，生产该产品的劳动工人的身体健康会直接受到影响。莱易斯认为，这种消费者得益而让直接生产者受害是很不公平的。为了应对发达国家更严格的排放制度，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不发达国家，最终产品则几乎完全在发达国家中被消费掉。享受这些产品好处的人可以不用，受到其制造的废弃物的影响，而生产国的人们则遭受严重的生态危害，在莱易斯眼里这也是很不公平的。当代工业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对全球的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需求的生态量是整个地球的生物圈，作为活生生的实体生物圈和它的构成要素构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系统。这种自我平衡机制正是有机体生存的生态条件。全球生态圈的动态平衡的波动范围是足够灵活的，适应了直到现在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但我们可以假定这个过程存在着某些理论的限制，尽管现有的科学知识还无法确定它们。莱易斯认为，人类作为受益者必须认识到这些结果，并有意识地寻求管理自身，以免人类这个巨大物种的数量和需求超出生态圈的容纳力。但是，人类的理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在各种需求理论中，只是对人类的需求进行罗列，或者对其等级的排序，但对人的需求的自然环境背景却总是被忽视，或者说只考虑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则被忽视了。人类的科学技术提供了更全面的利用自然和生产更多产品的能力，但研究废物危害的科学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处理这些废物的发明还远远不够。人类的生活实践也落后于现实的要求，追求高消费且随意处置其剩余物。莱易斯指出，如果人类不能处理自己产生的废物，生态圈的动态平衡机制将被打破，到那时，生态危机也将来临。

其次，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蒙蔽了人类自身所受的控制。莱易斯指出，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根本不是出自人类自身的真实意愿，而是被操纵的。马尔库塞指出，在商品消费过程中，很多人是被引导到相信他们自身真的需要市场上供应的新商品。马尔库塞指出，“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面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马尔库塞认为，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他自己和别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和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在马尔库塞看来，现行的大多数需要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莱易斯接受了马尔库塞的这些思想，并进一步的深化。他认为，被诱导的消费实际上就是一种控制。正是工业社会为了达到控人的目的，才不惜使人的一切方面都依附于集中的官僚体系，异想天开地让人通过消费来消除痛苦，麻痹在劳动中受到的挫折。莱易斯指出，人们的一切愿望和追求都引向消费领域，这就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使基础设施越来越不堪忍受，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无法缓解这样的压力。因此。莱易斯认为，被引导的“虚假的需求”强化了现代不合理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三、建立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

莱易斯认为，建立在控制自然和虚假需求基础之上的社会是无法给人类带来可持续的幸福的，他提出，必须对人类的生态观念进行变革，消除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而建立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The conserver society）。

从前述可以得知，莱易斯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人的控制自然的观念与意识形态，他认为“易于生存的社会”的本质是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重新探讨人类和生物圈的关系，建立生物伦理。莱易斯指出，人类现在必须抛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寻求使人类需求适合于生物圈其他生命形式的共同需求的具体途径的一个全面计划。在莱易斯眼里，“易于生存的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在伦理和道德上相对于现实社会的巨大进步。“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莱易斯把控制自然重新理解为控制人的本能欲望与非理性因素，使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相协调，“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后者和前者一样，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合理的观念、概念、成就。因此，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系是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调节。解放作为合理的观念只能应用于意识的活动，应用于作为自然的一个方面的人类意识，而不是作用于全体的自然，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置于控制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也即是人性的解放，人类在和平中、自由中享受它的丰富智慧的成果。”莱易斯还提出将控制自然重新解读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不再把全部自然当成满足人的欲望的材料来占有，改变当下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新的理想和价值观。莱易斯本人主张把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功能转向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控制，提出科学技术的运用要承认非人类自然界的需求和利益，尊重自然的本性，考虑自然的权利，为生态、人类生活服务。莱易斯指出，未来社会并不是许多人会横加指责的所谓原始的、反动的社会或所谓的黄金时代，也不是西方生态主义的排斥技术和生产，而是一个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积极方面得到更充分发挥的“易于生存的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是，随着人类伦理的进步，原有的控制自然观念将不复存在，科学技术将不再被用来控制自然，相反通过科学技术，人均使用能源和其他物质的数量降到最低限度，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莱易斯认为，“易于生存的社会”还应该促进经济分散化，在全面的计划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找到一种中间的组织形式，改变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被扭曲的、不适合生存的生产和消费关系，通过改变社会政策，以中、小规模的技术代替大规模的技术，并要拆散与大规模技术相关的庞大官僚制度结构，把生产和消费的控制权从大企业与大资本家手中直接交还给各个民众小团体，让民众小团体重新控制环境、工作场所和地方群体。莱易斯提出，用分散化使用科学技术的思路来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认为改变村民的生活不是把农村变为城市，而是要把技术以及资本分散到农村，使农村成为理想的生活环境。现行社会政策推动的是生活方式的集中化，集中的生活环境依靠密集的能源，城市住宅的供暖和空调、交通、商品的制造以及废物处理都离不开能源。为了支撑这种能源需求，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继续提供矿物燃料和用于建核电站。这些投资可以用于发展理想的替代技术、用于建设依靠太阳能和风能小型住宅以及废物的回收再利用，这样就可以使人均使用能源和其他物质的数量降到最低限度。

莱易斯认为，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虽然不是让人们回到穷乡僻壤，但同时也绝对不是追求物质财富日益增长。莱易斯对英国经济学家穆勒提出的“稳态经济”赞赏有加，穆勒认为，“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在所谓进步状态的尽头便是静止状态，财富的增长只不过是延缓了静止状态的到来。我们每向前进一步，使向静止状态更加逼近一步。”为什么一直没有到达终点，只是终点总在后移？如果生产技术不进一步改良，如果资本停止从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流向尚未开发或很少开发的地区，那么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很快就会达到静止状态。然而，历史最终就是要达到这种静止状态。在穆勒看来，流行的关于资本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以及生产技术改进的经济进步概念，未必能够使人更加幸福。穆勒认为，即使经济能够随看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在一个人挤人的世界中，即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充足的粮食和衣物供应，人们也未必是感觉自己是幸福的。“一想到世界将丧失其生机盎然的景象，变得一片光秃，每一寸能为人类种粮食的土地都将被耕种，每一块长满花木或青草的荒地都将被耕种，所有野生动物都将因为与人争食而被灭绝，人工栽种的每一棵灌木或多余的树木都将被砍伐，野生灌木和野花都将在农业改良的名义下被当作野草予以铲除，想到这样的世界，就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穆勒倾心于一种资本和人口的静止状态，当然，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也处于静止状态，科学减轻了人类的繁重劳动，并缩短了人类的劳动时间，分配将更加公正，穷人的生活将获得改善，这种比现在好得多的社会状态，不仅与静止状态是完全相容的，而且似乎可以和静止的状态最为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莱易斯对穆勒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实行穆勒的稳态经济不应该是解决紧迫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有效途径。

四、简评

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也就是下一位要介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早关注了莱易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阿格尔认为，莱易斯的理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表述得十分清楚和系统，莱易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弟子，成功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自然观相结合，奠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莱易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

首先，莱易斯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主题。莱易斯认为，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其直接原因是虚假需求操控下的异化消费现象，即于消费领域满足人类无止境需求的表达方式。在莱易斯看来，控制自然和需求满足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前者是后者的手段。通过分析莱易斯对这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着生态危机的人性根源，也就是人类不可满足的欲望。这也成功解释了在科技不发达的原始与农业社会同样存在区域性生态危机的原因所在，只要人类发展的欲求存在，就必然地意味着对非人类自然利益的侵害，或多或少会引发生态危机。而到了近代工业社会，生态危机的燎原之势拜控制自然观念的滥觞所赐，人类在培根精神的鼓舞下，借助科学技术对非人类自然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活动，使生态危机不期而至。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和人性根源，在莱易斯看来，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中控制与服从的辩证法，以技术控制自然的人类不得不受制于自己的内部自然。同时，莱易斯还指出，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也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到现在，人们都知道科学技术是双刃剑，有消极作用但更有积极作用，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莱易斯认为，导致生态危机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资本家采取大规模集中化的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并通过各种手段刺激商品消费需求以实现资本的利润回收，这种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下高增长的生产模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加剧了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莱易斯由此提出只有改变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的来说，莱易斯第一次揭示了控制自然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并对其进行系统而深刻反思，他对生态危机多重根源的分析为其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莱易斯深化对控制自然观念的理解，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莱易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揭示出控制与服从自然的辩证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之一。他通过对非理性的分析揭示控制自然的实质是控制人。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蕴涵在科学技术和工业、社会的共同变化中，控制自然由群体理性推动。然而，社会发展总是忽视理性控制的要求，而被非理性所支配。技术控制自然加剧的冲突又迫使人类继续追求新技术开发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控制。如此，周而复始，人类陷入自身非理性的泥淖之中难以自拔。控制自然的实质就是控制人。莱易斯指出，控制自然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说法，控制自然的事业恰恰被控制观念本身所控制。莱易斯认为，自然对控制的反抗必然要求控制自然向解放自然转化，这就是说，由控制自然的观念向尊重自然的观念转变。因此，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首先需要的是一场观念的变革：控制自然向尊重自然转化。莱易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深入分析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也为其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次，莱易斯对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进行了合理批判。莱易斯批判了将商品需求的满足完全等同于商品消费的异化消费现象，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领域的活动而非消费领域的活动。莱易斯认为，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推崇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将需要的满足完全等同于商品消费和占有，其结果是人类不仅没有因商品的日益丰富和财富的累加而感到幸福，相反却对需求的本质及其满足方式感到困惑。莱易斯认为，人有多种基本需要，其满足的方式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完成，不必仅仅依靠购买商品和提供服务来实现，应该创造一种能促使人们深入其中直接参与需求满足的活动环境，这是一种从追求满足的量向追求满足的质转变的健康的消费模式，是从物质需求满足转向适度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这种满足将会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莱易斯关于虚假需求、异化消费现象批判，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本质，构建绿色的生活方式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莱易斯提出构建“易于生存的社会”，对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打下了基础。莱易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高增长的生产模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提出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的实践构想。莱易斯主张在稳态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人类满足需求的替代环境，也就是“易于生存的社会”。“易于生存社会”的基本目标是降低商品作为人的需求满足要素的重要地位，并将人均能源使用量和其他物质的消费量降至最低，以调节人的需求和非人类自然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莱易斯关于“易于生存社会”的构想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否定，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指明出路。同时这一构想对后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莱易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局限

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瑕的，莱易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不例外。虽然莱易斯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但其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论的局限性。

首先，莱易斯对生态危机的根源的研究不够深入。尽管莱易斯指出控制自然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并对此做了极其深入的分析，但由于生态危机的产生原因非常复杂，如果抛开对其社会基础等方面的分析，而只是简单地将“控制自然观念”归结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必然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某一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一定是由这一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即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莱易斯没有溯源而上进一步分析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致使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稍显肤浅，不得要害。

其次，莱易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的认识有失偏颇。莱易斯对马克思的自然观以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的正确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分析揭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莱易斯认为历史并未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重大转变，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趋于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胜利，相反，资本主义制度在福利国家的包装下彰显顽强的生命力，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化过程”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压力的影响下偏离航线。莱易斯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生态危机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经济危机，得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没有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仍是经济危机，而生态危机不过是经济危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而已。

最后，莱易斯对“易于生存的社会”的构想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莱易斯通过分析控制自然的观念、揭露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现象，揭示用技术控制自然以满足人类不可满足的欲望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并提出建立满足人类需求的一种替代环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构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莱易斯关于“易于生存的社会”阐述仅是抽象的观点，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措施。莱易斯提出控制自然观念的改变在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主张通过伦理道德的进步调整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把解决生态危机的着眼点归于道德教化，没有提及如何建构这一社会框架，使得解决方案成为乌托邦式空想。总的来说，莱易斯关于“易于生存的社会”的实质性内容不多，呈现浓重的乌托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