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原创著作。本书内容基本来自社会心理学和其他科学领域研究人员的长期研究成果，以及全球各个公司或组织的几百名有识之士的经验。他们做出的一系列贡献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些改变，在将来也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我只是对他们的研究和经验进行了结构性梳理，并将其整理成一套流程，以便实践运用，这是我所尽的绵薄之力。

这本书的重点在于帮助你达成属于你自己的成就。记住，伟大的巨人毕竟是少数，普通人的行为迭代才让我们取得了今天的成绩。我认为改变行为的实践不应该局限于一小撮专业顾问。当每个人都善于实践行为改变时，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

2000年年末，我开始了我的产品开发职业生涯；我从研究生院毕业后，在一家做个人理财网站的金融初创公司Thriv工作，它最终被卖给了LendingTree公司。但是，本书介绍的干预设计过程（Intervention Design Process，简称IDP）的真正起源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出现了——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经过研究总结出了“场理论”（我把“场理论”直接称为竞争压力）。他的作品太古老了，我在上学的时候并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但是安德鲁·沃德（Andrew Ward）读过，他和巴里·施瓦茨是我在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本科生导师。安德鲁·沃德给了我一篇麦克唐纳所写的论文，这篇论文成为我继续研究行为改变的催化剂。正如许多优秀科学家那样，麦克唐纳团队的研究从一个问题开始：是否存在让醉酒的人比清醒的人更有可能发生安全的性行为的条件？

答案是在酒吧顾客的手上盖一个“艾滋病致死”的印章。酒精会影响大脑功能，醉酒者只会关注他们身边最显眼的事物。如果最显眼的是关于艾滋病的可怕信息，他们就会比清醒的人更渴望安全的性行为。印章是一种压力——它会增加或减少人们的特定行为。麦克唐纳的论文激发沃德和他的合作者特蕾西·曼（Traci Mann）提出了一个注意力“近视”模型。该模型表明，选择性地缩小注意力范围可以改变很多行为，比如让人多吃或少吃，增强或削弱人的攻击性。我们一起合作发表的一项类似的针对大学生吸烟的研究表明，在打火机上贴一张“吸烟致死”的贴纸，可以减少大学生的吸烟行为——就像麦克唐纳的印章会改变醉酒者的行为一样。该实验要求大学生在想抽烟的时候使用有警告贴纸的打火机，其中有一些人被要求从十倒数到一。结果表明，数数的大学生的吸烟量低于未数数的，因为数数让他们分神，使其将所有注意力都聚焦到贴纸上——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打火机上的警告贴纸的影响。

我的研究由此开始。如果缩小注意力范围能改变压力的强弱，从而改变行为，那应该还存在改变这些压力的其他方法。根据既定的意图和渴望达成的行为结果，压力就可以被设计出来，进而带来行为改变，从而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此乃成就这本书的那颗种子。

如果这本书是一家初创企业，以上就是关于它的创建故事。整本书里关于这类研究的引用注释最多，我尽量引用了公司的事实案例，而不是实验室里的研究。在这里，我很想感谢一些人。

如果没有安德鲁·沃德和巴里·施瓦茨，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他们把年轻人的傲慢看作好奇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中年时期的傲慢更严重，但斯特夫·休格（Stef Sugar）一直对我心怀包容。我的父母和哥哥也一直都很包容我。格雷厄姆·摩尔（Graham Moore）传授给了我一些写书的技巧。我在Thriv公司，以及后来在Churnless咨询公司工作时，阿维·卡纳尼（Avi Karnani）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我们将来会继续合作。斯蒂芬·韦茨（Stefan Weitz）和亚当·索恩（Adam Sohn）介绍我到微软工作，我在工作上随时乐意为安娜·罗思（Anna Roth）效劳。丹·斯托姆斯（Dan Storms）一直在和我探讨微软产品。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是第一个把我写进书里的人，他不断提醒我要注意自己对性别差异理解的不足，珍妮弗·库尔德拉（Jennifer Kurdyla）记录了这些进步。我还有很多需要感谢的人，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梅里·孙（Merry Sun）。梅里·孙是唯一一个说服我写下这本书的人。许多人曾努力劝我写书，但都失败了（另一个出版商建议我停止免费演讲，只有在演讲组织者保证售出一定数量的书后才同意演讲——欢迎来到现代出版界），而梅里·孙成功地说服了我。她直截了当、诚恳、清楚地告诉我，我只需要写我想写的书，其他什么都不用做。

我的儿子贝尔也促成了我的写作。我去世界各地开讲座，在谈论写作时总是一次次地提起他。这本书出版后，我便可以坦然地拒绝讲座的邀请，并回答说：“我在和我的儿子玩，你且去读一读这本书吧。”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令我备感欣喜的是，我知道贝尔和我一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