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习近平治国使命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之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经历30多年后的“二次改革”中确立上述治国使命，同样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笔者以为，这应该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息息相关。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是：一方面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风险和挑战。从前者看，两个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第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那一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三分之一，那时候中国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然而，35年后，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700美元，中国整体上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剧变。第二，1978年至2013年的35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平均达到9.8%的增长速度。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经济连续高增长35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创造了历史。

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积累的问题也同样严重。而习近平治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问题导向，不管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依法治国战略的推出，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四大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

从经济风险来看，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要转方式还是要保增长，这两者内在是有冲突的。大家看到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新12字方针。但实施中的情况是：当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就突出稳增长，调结构肯定会受到影响；当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可能突出调结构，但调结构可能对稳增长造成潜在影响。这说明协调两者并不容易。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我们面临“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说明中国经济转方式非常紧迫。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再把稳增长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究竟是中国经济高增长35年以后的理性回归，还是中国经济真的出现了大问题，看法不一。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没有大问题，但至少有四种隐忧：一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二是地方债务风险，其中显性的约有20万亿，隐性更多；三是金融体系改革滞后导致影子银行作祟：一方面流动性泛滥，一方面银行缺钱，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四是产能过剩。因此，转方式、稳增长，这两者内在如何协调、克服冲突，对我们驾驭经济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从社会风险上来看，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扭曲的原因很多，但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兴风作浪。从分配制度不合理来看，中国35年的改革开放，城乡、贫富、行业、地区四大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都被放大了。这说明中国的分配制度肯定是出问题了。从机会不均等看，企业和企业发展不在同一竞争的起跑线上，国有企业很强势，但很难解决腐败问题，民营企业相对弱势。另外人和人的发展不处在同一发展起跑线上，有权有势的子女游刃有余，草根小孩、农民小孩即使考到清华、北大一流大学，毕业以后也未必能找到体面工作。有人说中国全面进入“拼爹时代”，这可能使社会阶层固化，底层的人往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就可能会诱发暴力。从既得利益兴风作浪看，既得利益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三者叠加，控制相当多的中国财富，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从信任风险上来看，正如笔者前面所讲，中国问题说到底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和信任风险。现在是网络时代，中国有6.3亿网民、有12亿手机用户，超过60%的网民都利用手机上网。这些年来出现的如此多的网络事件，多数都是冲着党政机构和官员去的，搞得不好，可能引发党政公信力的下降。

从政治风险上来看，我们能不能通过反腐遏制腐败的蔓延，不仅关系到反腐败本身，甚至关系到老百姓能不能再次起来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改变策略，先打虎，后改革，通过打老虎，特别是打大老虎，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有了信心，这样才有可能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治国使命、治国策略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