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与治国使命
如果从更理性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习近平上任后，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体现出鲜明的“三整”特征，即：整体思维、整体谋划和整体战略。在上述思维框架下，集中反映出习近平的四个特色鲜明的执政理念，这就是铁腕治国、俯首为民、公平正义和独行独立。
从铁腕治国来看，十八大后中央相继出台的一系列铁腕反腐举措，不到两年拿下60位部级及以上官员，包括周永康这样的正国家级“大老虎”、徐才厚这样的“军老虎”，使人们看到“零容忍”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辞；从俯首为民来看，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标准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的以民为本的理念和价值导向，诸如“只要人民追求的，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其思想深处的亲民为民的情怀溢于言表，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公平正义看，不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中，都把制度公平、机会公平以及规则公平放在突出位置，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从独行独立看，他反复强调“不照抄、不照办”，决心要走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中国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治国理念隐含着宏大的治国使命，这种治国使命可以高度概括为“五个重塑、重建或重构”：重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
第一，重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重塑形象最核心的莫过于要提升老百姓对党的领导地位的认知度，提升公众对党的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心理支持度。而这两者，并不等于党有了领导权、有了程序上的合法就能自然而然得到。这一点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执政和领导都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大大提高党的执政和领导的社会认同度和心理上的支持度，让民众心悦诚服，进一步改善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
第二，重建中国的官场。无须讳言，近年来中国的官场确实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对社会风气起到了非常坏的影响。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社会风气败坏，首先是因为中国官场风气败坏以后带坏的，要改变中国社会风气，首先必须矫正中国的官场风气。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许是最好的重塑官场的“猛药”。换句话说，只有我们的710多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个人能够清正，才可能有政府清廉；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无疑又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条件。记得笔者早在2004年就曾提出过未来中国公共治理的“十四字方针”，即：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稳定银根。没想到在十年后的习近平重塑官场的新政上似乎得到了验证。
第三，重构中国的秩序。应该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为重构中国秩序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路线图。其内在逻辑是：通过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构建中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笔者看来，习近平在重构秩序中把维护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权威放在了首位，这充分说明他对宪法的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党可以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但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要得到追究。
第四，重构中国的价值。即重新构建中国的价值体系，不是说对过去的都要推翻重来，而是要解决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价值荒漠化以及价值紊乱的问题。这也许是中国真正的风险和危机，即信仰危机。习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个大判断是“腐败亡党亡国”，所以他强力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后来他又做了第二个大判断，即“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这也许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而党的十八大后提出了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想以此为引领，重构中国的价值。如果取得实质性进展，意义深远。
第五，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中国的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大家也心知肚明。在上一届政府执政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的大框架下，新一届政府不断完善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使其尽快取得成效。其中最令人鼓舞的，就是提出“市场决定论”，并按照这一思路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与习近平治国理念和治国使命相对应的是他的治国策略：一是“严党、严军，反贪、治吏”并重。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不断采取重大举措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对贪腐采取高压举措绝不手软，重拳出击治理官场，在党内、军内、官场掀起巨浪。二是“法治、德治并行”。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破天荒地专门研究依法治国的问题，并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路线图。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十分重视以德治国的实施。在选拔人才时，强调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三是“传统和现代融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里，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二次改革的大目标，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现代治理的价值和理念。但同时，他又不断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精华，使之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融合，如中国历史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信、智等，都被他高度推崇，并将之运用于治国的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