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1958年10月27日）
肖涧 译
首先，请允许我向Herman Pritchett致谢，他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挚友。在他说过这番话后，我感到格外欣慰，因为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单一人。否则的话，我必须为我所做的一系列公开讲座负完全责任，现在我很高兴有人愿意和我共同承担这一责任。我也很高兴他把我介绍为“真正的”政治科学家，因为有人或许认为，从政治科学角度来看，我这一系列讲座的不少篇幅都非常边缘，这一点我不能苟同。
政治科学使我们明白，这一研究政治事物的学问并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它也不只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或只是政治活动的附庸。政治科学最初等同于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划分是科学与哲学划分的结果，这一划分晚近才出现。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最初是对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这一探求包括对所有政体的研究。
政治哲人最初指并不参加政治活动，但试图描述最好政体的人。因此，如果我们要追溯政治科学的起源，我们只需确认第一个试图描述最好政体、又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正是亚里士多德本人告诉我们这个人。他的名字是米利都的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 from Miletus）。希波丹姆斯的最好政体有三个主要特征。他的民人主体由三部分组成：艺术家、农民和武士；属于城邦的土地由三部分组成：神圣的、普通的和属于每个人的；法律也由三部分组成：关于暴行的法律、关于损害的法律、关于杀人的法律。这个方案以表面上的简单清晰见长。但是，就像亚里士多德观察到的那样，如果仔细考虑这个方案，就会发现它有很多含混不清之处。这些含混是由设计最清晰、最简单方案的欲望引起的。希波丹姆斯诸多含混的具体建议中最为明显的一条是：因创造发明造福城邦的人，应从城邦中获得荣誉。亚里士多德在审视这项建议时认为，希波丹姆斯没有考虑到政治稳定与技术革新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一些观察的基础之上，我们怀疑希波丹姆斯对清晰简单的极度关注与他对技术进步的极度关注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他的建议总的来看不仅导致含混不清，而且是永远的含混不清或永远的变化。这个不同寻常的奇思异想促使亚里士多德在描述构想它的人时，不同寻常地不惜笔墨。我引用如下：
他还创立了对城市的规划：把城市划分为设计好的各个部分，对雅典的港口也如法炮制。受远大抱负的驱使，他在其他活动中依然显得离经叛道，因此有人认为他的生活方式过于偏激。他靠过多的头发和昂贵的头饰吸引众人的目光，此外还有他那廉价但保暖的衣服，这些衣服他不仅在寒冬腊月穿，在炎炎夏日也穿。在把自然作为一个整体而描述的方面，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公认的博学之士。
似乎是一个特殊的把自然作为整体的描述，一个把数字“3”视作对所有事物关键的描述，促使或迫使希波丹姆斯把这一描述作为他最好城邦“三合一”方案的基础。希波丹姆斯似乎把数理科学中精心设计的公式应用到政治事物中，以期获得最大程度的简单清晰。然而他实际上获得的却是含混不清，因为他没有注意到政治事物的特殊性，他没有发现政治事物是自成一家的。我们对政治科学的探求导致令人不快和失望的结果。希波丹姆斯或许是第一位政治科学家，但他的思想绝不是政治科学或政治哲学的起源。我们不禁会怀疑这一结果是否是我们咎由自取？因为我们提出政治科学起源的问题，却没有提出它之前的问题——为何探询我们科学的起源是恰当和必要的？
对于过去的每一次关注（如果不只是出于无所事事的好奇心），根植于对当前时代的不满。在最好情况下，不满的原因是：在任何时代，需要都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这是由于某种智慧是极度稀缺的——这种智慧对于任何当前时代的聪明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支持过去时代聪明人的智慧。但是，对当前时代的不满除了这个一般原因，可能还有更为具体或更令人苦恼的原因。让我们扫视一下政治科学的当前状况，我接下来要说的较少关注大多数政治科学家的实际行为，更多关注流行的或最肆无忌惮的方法论告知他们应该如何行事。大部分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家，至少在芝大的政治科学家，所从事的研究从每个方法论角度来看都意义重大、颇为有用。政治哲学已经被一种非哲学的政治科学，被一种实证的政治科学所取代。这种政治科学“科学”到可以预测的程度，而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政治哲学不可能预测。然而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生命力，因为它保留了与生俱来的依据。我们不妨提醒自己注意这个依据。
所有政治活动都与保存或变化有关。保存意味着阻止变化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变化意味着带来某些改进。因此，政治活动的指导理念是考虑更好或更坏的情况。但是人们在权衡更好或更坏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的问题，所有政治活动因此受到某种好或坏的观念的指导。由于这些观念最初带有意见的特征，它们总是把自己表现为不容置疑，而仔细考虑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有问题的。如上所述，作为意见，它们指出关于好或坏的思想不再有问题。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如果所有政治行为都指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又因此保留它最初的依据，那么对于思想者来说，政治哲学是一个永恒的诱惑。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确信不能理性地回答这个基本问题，对它的回答只能是情绪化的，也就是说根本无法回答。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常常受到政治哲学提出的基本问题的威胁，因为这一基本问题既是亟待回答的，又是显而易见的。政治科学因此时常被迫关注政治哲学，尽管这种关注带有争议或批判色彩。这种关注在所有形式中所能采取的最精心形式是：把政治哲学的历史视作对政治哲学不可能的详尽证明。[1]这段历史履行了它的职责：表明政治哲学不可能，或更为准确地说，表明政治哲学已过时。在非哲学的政治科学出现之前，人们曾无可厚非地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在人类心灵达到它目前的成熟状态之前，政治哲学曾不可避免。那么，政治哲学目前仍然致力于所有的实际目的，这些目的与政治哲学史的形式密不可分。或者换句话说，政治哲学被政治哲学史所取代。政治哲学史自然应该以政治哲学的开端为自己的开端，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如何确认第一个政治哲人？如果政治哲学史编撰得较为出色，它将以米利都的希波丹姆斯开场，并且满足于这个开场。但是，我们不禁会怀疑这样的政治哲学史是否还有任何价值。如果我们事前知道政治哲学的历史是一个有着重大错误的历史，我们将会丧失潜心钻研的必要动力。我们没有理由在思考过去时还带着同情、热望或尊敬，也没有理由严肃认真地对待过去。
尤为重要的是，关于政治哲学之不可能的必要和充分证据并不是由政治哲学史，而是由当前时代的逻辑提供。因此人们开始怀疑政治科学的最新训练是否还需要对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不管这项研究如何敷衍塞责）。他们的理由如下：政治科学家是在前所未有的条件下，关注当前时代的政治景象。这种前所未有的条件促使我们探索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法，甚至一种全新的政治（或许是政治与心理分析的合理组合）。只有与这个前所未有的条件同时代的人，才能明智地考虑它。所有过去的思想家都未能明智地说出政治科学家关注的重心，即当前的政治条件。尤其因为所有早期的政治思想基本上都是非科学的；它的地位与民间传说相差无几；我们知道得越少越好；所以让我们来个彻底清洗。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条件。我们的政治条件，除了它是政治条件这一点，与任何早期的政治条件并无相同之处。人类依旧被划分为许多独立的政治社会，这些社会被确实无误但不免有时让人感到恐惧的边界分割开。不仅社会和政府多种多样，政府的类型也多种多样。不同的政治社会具有不同的、并不必然和谐一致的利益。政府类型的差异、由此产生的弥漫在不同社会的精神差异，以及这些社会的未来形象，都使和谐一致变得不可能。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来看，我们所能希冀的最好结果不过是稳定的共存，而这种共存也只不过是我们的希冀。在决定性方面，我们对未来完全一无所知。无论我们现在的政治条件是如何的前所未有，在这一点上它与过去所有的政治条件都是相同的。在最为重要的方面，政治行为不知其后果。我们“科学的”政治科学在预测后果的可靠性上，与最原始的神话并无二致。在以往时代，人们认为冲突的后果是无法预期的，因为人们不可能提前知道这位或那位杰出人物还会活多久，或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如何。现在，我们已经相信，偶然性是可以被控制的，或者并不会严重影响社会的主要问题。然而，据称可以控制偶然性的科学自身复又成为偶然性的集中地。现在，人类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科学技术，因而更加依赖创造发明，更加依赖本质上不可预期的偶发事件。一个简单的，史无前例的政治条件即为：人们可以百分之百地准确预测其结果和一系列后续事件的重要政治冲突。换句话说，政治科学的成功预测必然要求重要政治冲突的消失，即政治利益条件的消失。
不过，让我们假定，政治科学的实证观点完全合理。现在我们已经发现，这门科学还在襁褓期时，政治科学家和城邦民众对政治事物的理解就已经出现分歧。严格地说，他们不使用相同的语言。政治科学变得越“科学”，城邦民众和政治哲人视角的差异就越明显。因此，就越有必要了解这种视角的差异，同时从最初的视角——普通民众的视角，并非专断和随意，而是有序和负责地转化为第二位的或派生的视角——政治科学家的视角。出于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清楚了解城邦民众的视角。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从城邦民众的角度，了解政治科学家视角的本质起源。探求这一起源最安全的经验基础是研究政治科学的历史起源，或研究政治科学的由来。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亲自发现政治科学如何从前科学所理解的政治事物中首次出现（当然以仍然原始的形式）。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并不直接从民众对政治事物的理解中产生，它产生于现代政治哲学的复杂转型，而现代哲学反之又产生于古典政治哲学的转型。如果不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们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以和仅仅使用这门科学相区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关于政治科学从前科学对政治事务的理解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文献。他们的著作对于理解政治科学的起源至关重要。
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区分事实与价值。这种区分意味着科学或人类理性只能解决关于事实的问题，不能解决关于价值的问题。在理性的法庭上，人们追逐的任何目的与其他目的一样好。或者，在人类理性的法庭上，所有目的都是等价的。理性只在为预设目的选择方法时发挥作用。最重要的问题——关于目的的问题，根本不在理性的考虑范围之内。一个没有亲友子嗣的鳏夫，一辈子都在尽可能地积聚最大数额的金钱（假定他通过最有效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追求），那他的生活方式与他国家中最伟大慈善家或人类最伟大慈善家的生活方式是同样合理的。否认理性区分合法与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必然导致否认“共同的善”（a common good）的可能性。其后果是，不可能把社会构想为一个能够行动的真正整体。社会被理解为一个容器或水池，个体和群体在其中行动，或社会成为个体和群体行动的结果。换句话说，政治社会作为行动的社会，即通过政府或作为政府行动的社会，似乎是社会的派生物。因此政治科学成为社会学的附庸。由于对目的的选择不是或不可能是理性的，从严格意义上讲，所有的行动都是非理性的。政治科学，与其他科学一样，是研究非理性行为的科学。但同时又与其他科学相同，政治科学是对非理性的理性研究。
让我们审视政治科学研究的合理性。关于政治事物的科学知识被（不严格地称之为）关于政治事物的常识性知识所取代。实证政治科学怀疑，关于政治事物的常识性知识是先于检验的事物，即转型为科学知识之前的事物，其地位与民间传说相同。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必须花费在建构（每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完全熟悉的）事实上。但这一点既非全部，也非最为重要的观点。根据最为极端（但也绝不是最无特色）的观点，任何形式的科学发现都不是决定性的。我引用如下：“经验的命题全为假说；没有最终命题。”根据常识，“希特勒政权于1945年灭亡”是一个最终命题，它绝不需要进一步修正，也绝不是一个假说。如果这种类型和性质的命题都必须被理解为需要一再验证的假说，政治科学将被迫变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远离城邦民众认为的诸多重要问题。但是科学不能因满足于建构它所观察到的事实而止步不前；科学的存在基于归纳的推理，与预测或发现原因有关。至于因果关系，当今的实证主义宣扬：归纳推理的正当性应由它在实践中的胜利证明。换句话说，因果法则充其量不过是概率法则。概率陈述来源于观察到的事件发生的频率，并包含这样的假设：同样的频率将在未来近似地出现。但是这个假设没有合理的基础。它并不是建立在任何必要的依据之上；它仅仅是一个假设。如果假设：宇宙将在任何时刻消失，不仅消失为稀薄的空气，而且消失为绝对的虚空。这一事件不仅指消失为虚无，而且指通过虚无成为虚无。对这个假设我们找不出合理的反对意见。关于这个世界可能结局的真相必须适用于它的开端。由于因果关系的原则没有依据，所以没有任何事务能够阻止我们假定：这个世界从虚空中生成，并通过虚空生成。不仅政治科学的研究习惯导致合理性的消失，政治科学的合理性本身就是非常成问题的。所有的连贯性都被消解。人们可以认为，合理性的幸存是由于矛盾原则作为必要和普遍有效性的原则被保留。但是这一原则的身份变得全然模糊，因为它既不是经验的，又不依靠任何协约、惯例或逻辑的建构。因此，我们有权利说，普通的实证科学和具体的实证政治科学都具有抛弃理性或逃避理性的特征。逃避科学理性（在某些地方是略带悔意的逃避），是对科学从理性处逃逸的绝好理性回应。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对理性的抛弃，只是对一个更加宽广和深入进程虚弱、迂阔、更不用说是苍白无力的反思，然而这一反思又并非毫无吸引力和无关紧要，我们必须设法指出这个进程的基本特征。
当前的实证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把其起源追溯到休谟，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它在两个决定性方面偏离了休谟。第一个方面：它偏离了休谟的学说。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逻辑学说，也就是说它不是心理学学说。在逻辑实证主义中，对理性的批判被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和概率理论代替。在休谟学说中，代替物是信仰和自然本能。逻辑实证主义唯一关注的是对科学的逻辑分析。它师法康德——休谟最大的批评者，认为科学的有效性问题与科学心理起源的问题根本不同。然而，康德却无法超越心理学，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称之为先验（a priori）的东西，通过纯粹理性起作用。因此，科学对他来讲即为人类天生潜力的实现。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先验，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心理学，因为它无法回避这一问题：为何需要科学？根据实证前提的基础，科学必须被理解为某种有机体的活动——一种实现这种有机体生命重要功能的活动。简而言之，人是一种有机体，如果无法预测未来，人就不能生活或很好地生活，而预测未来最有效的形式就是科学。这种解释科学的方式变得极为可疑。在热核武器的时代，科学与人类生存的实证关系已经丧失曾经可能拥有的明显依据。此外，科学的高度发展促使工业社会的产生；工业社会的霸主地位使不发达社会或前工业社会的生存处境更为艰难。谁还敢说这些社会的发展，这些社会的转型，这些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是处身其中的人们生活或生活得更好的前提？这些人不需要任何科学仍然生存，有时还幸福地生活。因此，尽管把科学溯源到某种有机体的需要是必要的，却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就科学所能表现出的对人类生命发挥的必要作用而言，我们实际上已对科学采取了理性的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又被同一思想学派斥之为不可能。
通过上面的评论，我们触及到当前实证主义偏离休谟的第二个决定性方面。休谟仍然是政治哲人。他仍然认为，存在普世的、有效的正义规则，而且这些规则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自然法则。这意味着，在他的同时代追随者看来，他的思想先于对文化多样性或历史变化重要性的发现。众所周知，证明理性或普遍有效的价值判断不可能的最流行论调来源于这样的多样性和变化。所有的当代思想，通过有时被称之为“历史发现”的事物，与休谟的思想分庭抗礼。这一决定性变化的通俗表达是一个陈旧的命题：人不在真空中思考。据说所有的思想本质上都依靠自身出现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这不仅适用于思想的内容，也适用于思想的特点。人文科学自身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历史现象。它不是所有人不可或缺的事物，而是某一特定历史类型的人不可或缺的事物。因此，对科学的完整理解不能由对科学的逻辑分析替代，或者由心理学替代。（由对科学的逻辑分析提出的）科学的前提，或科学的本质特征，把它们的依据或意义归因于历史，因为可能成为思想对象的每个事物都如此依赖思想的结构或逻辑建构的结构。最基础的科学将是历史心理学（historical psychology） 。但是，这一科学不能在历史之外拥有地盘。它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必须被构想为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原则上是没有尽头的，它的道路也是无法预期的。历史过程没有终结，也不是理性的。普通科学和基础科学（尤其历史心理学）在这一过程的范围之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普通科学和基础科学依赖的前提，这些前提只被特殊的人群（特殊历史类型的人群）通过历史来接受。
第一个从历史发现中得出上述结论的人是尼采。因此，他必然面临下述基本难题：这门基础科学（历史心理学）作为科学应该是客观的，但是由于它带有明显的历史特征，它只能是主观的。我们很容易知道，尼采从未解决这个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他和他同时代人的区别在于：在别人看到惟有自豪之处，他看到的却是深渊。他以无与伦比的明晰透彻洞见到二十世纪的问题，因为，他比（至少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任何人，都更为清楚地诊断了现代性的危机。同时，他意识到克服这一危机或为了人类未来的必要（尽管不是最充分的）理由，是对起源的回归。尼采把现代性视为朝向一个目标（或目标设计方案）的运动，我们很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却必须付出沉重代价——人最极端的堕落。在扎拉图斯特拉关于末人的演讲中，尼采最为有力地描述了这一目标。末人是已经获得幸福的人。他的生命中不再有苦难、不幸、不可解之谜、冲突和不平等，因此他远离所有的重大使命、所有的英雄主义、所有的献身精神。他的生命最具特色的近似条件是获得我们有权称之为心理分析和镇定剂的东西。尼采确信这样的生命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意或无意的目标，而民主与自由不过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半途搭建的房屋。他认为，人类可能的“仁慈”与“伟大”，要求冲突或苦难的永恒；因此，我们必须放弃从此世生命的“恶”之中获得救赎的欲望，遑论从来世的生命中获得救赎。
现代方案在科学、在认为科学能够从原则上解决所有谜团和释放所有禁锢的信念下，沉浮起伏。科学成为最典型的理性活动，现代方案似乎是理性主义的最后形式，是下述信仰的最后形式：理性拥有无限权力，它的本质特征是造福人类。理性主义是乐观的。乐观主义最初源自这样的学说：现实世界是可能存在的最好世界，因为，没有充足理由说明其存在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乐观主义最后演变为：现实世界能够而且将要通过人类，转型为可能想象的最好世界，它是自由的国度，远离任何压迫、匮乏、无知和自我主义，是“人间天国”。对这种学说的反动是把自己称之为悲观主义，即认为这个世界本质上来讲是“恶”，生命的本质是盲目的意志，救赎存在于否定世界或生命。从政治上讲，这意味着对左派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回应是一种右派的无神论，是带有政治意味的非政治无神论，是叔本华（尼采的老师）的悲观主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没能让尼采感到满足，因为叔本华受制于自己的前提，被迫把对生命或世界的否定，或他称之为成圣（saintliness）的东西，理解为关于生命和世界的作品或产品。如果世界和生命是成圣和救赎的原因，就不能被合法地否定。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不能让尼采满足的深层原因是：二十世纪正在迫近的危机要求一种反向立场（counter position）：这种立场一样爱诉诸武力，一样为了光明的未来不惜牺牲一切。叔本华消极的悲观主义应该让位于尼采积极的悲观主义。这种积极的悲观主义正是在尼采攻击理性的思想中（逃避理性在其中只是一种苍白反映），完成了它极端不妥协的形式。
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首次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这本书基于这样的前提：古希腊文化是所有文化的最高形式，而古希腊悲剧，尤其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是这座高山之巅峰。悲剧的衰落始于欧里庇得斯。此处，我们在对古希腊遗产的倾慕中，面临一个奇怪的悖论。古希腊传统把对索福克勒斯的高度推崇，与对苏格拉底的高度推崇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一传统信仰真、善、美的和谐。但根据最清楚的证据（德尔斐神喻为其中之一），苏格拉底并非与索福克勒斯，而是与欧里庇得斯相契。在最高的古典悲剧和苏格拉底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苏格拉底并不了解古典悲剧。苏格拉底通过他对欧里庇得斯和其他人的影响，摧毁了古典悲剧。为了实现这一最高的毁灭行为，苏格拉底必须拥有一种真正的魔力，他必须成为半神（demi-god）。不是他的知识，而是他的本能促使他把知识（而非本能）视作最高之物，让他喜爱知识和洞见的清晰、批判的觉醒、辩证法的严密，胜过本能、占卜和创造力。作为一位天才，乃至批判思想的化身，苏格拉底是非神秘（non-mystic）与非艺术（ non-artistic）的典型。苏格拉底对知识的赞扬意味着，整全是可以被理解的，关于整全的知识是治疗所有“恶”的药方，美德即知识，作为知识的美德即幸福。这种乐观主义导致悲剧的死亡。苏格拉底是理论者（theoretical man）的原型和始祖。对理论者而言，科学（对真理的追求）不是某种工作或某项职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能够让理论者直面生存与死亡。因此，苏格拉底不仅是古代最令人不解的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和旋涡”。
尼采用他那尖利、年轻的嗓音，宣告苏格拉底为理性主义（或信仰理性）的创始人，并且在理性主义中看到人类历史上最为致命的困境。尼采的说法有点难以自圆其说，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我们不见得会被他驳倒。这个假设尼采从未做过，甚至也从未提及，但苏格拉底做了，他假定整全的可理解性（the intelligibility of the whole）的主题如下：理解某事物意味着根据目的来理解。如果理性主义意味着假定“好”是最初或最终的至高无上，那么，理性主义确实是乐观主义。如果理性主义要求目的论地理解整全，那么理性主义确实是乐观主义。有大量证据表明，苏格拉底开创了哲学目的论。
根据这一传统，并不是米利都的希波丹姆斯，而是苏格拉底创立了政治哲学。用西塞罗的话说（他的这段话被常常引用）：
由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关注数字和运动，探究事物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唤到尘世之人，他甚至把哲学引入寻常人家，迫使哲学追问生命与风俗习惯，追问好与坏。
换句话说，苏格拉底最早将哲学的中心主题定义为人类活动——有目的的活动，并因此把目的理解为通向整全的关键。
我已试图说明，为何我们研究政治科学的起源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如当前所示），我们研究苏格拉底问题是必要的。我以几句简短的话作结。苏格拉底问题最终关系到苏格拉底地位的价值问题。但它首先是一个更为技术化的问题，一个纯粹的历史问题。苏格拉底不着一字，我们仅从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四个人身上了解到他。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云》、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柏拉图的对话录以及一些亚里士多的评论，是最为主要和重要的来源。在这四种来源中，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初看最为重要，因为，色诺芬是四人中唯一与苏格拉底同时生活的人，而且他确实显示出撰写历史的才华和意愿——他写出了修昔底德的《历史》的著名续篇。但我的讨论并不以对色诺芬的分析开始，而是遵从时间顺序。我们所完全掌握的最早关于苏格拉底的言论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下次讲座我将主要讨论阿里斯托芬的《云》。
[1]参阅萨拜因，【中译编者按】此人为政治思想史名家，肖公权的老师，其名作《西方政治学说史》有中译本，北京商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