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缩省思想

承继民国北京政府以来的乱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完成国家初步的统一工作，但是因内忧外患迭起，如何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最重视的工作；其次，南京国民政府宣称秉持已故总理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建国、治国，因此如何在建立中央权威之余，将孙中山的发展民权与地方自治等制度设计在施政中落实，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另一施政考量。

学者指出，保留省级行政建制，同时缩小省的行政区域，是国民党在省制问题上的一贯主张。⁽⁴⁰⁾在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演说《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时，指出：“中国今日宜缩小省域，实行二级制，省下即直承以县，省县皆设地方官，掌官制行政，并同时设为自治团体，置议会、参议会，掌自治行政。”⁽⁴¹⁾这其中便有缩省的具体主张。

20世纪40年代左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缩省思想，有以陈铭枢、张其昀、胡焕庸等人为主的“析省派”，他们的主张，是以现有的道的区域为基础，将一省分为数省；另一派是以黄国璋、洪绂等人为主的“调整派”，他们主张打破原来的省道府州界线，完全以自然区域为根据，重新划分省区。⁽⁴²⁾

被归类为“析省派”的地理学家张其昀早在1931年时，曾在《时事月报》发表名为《改革省区之基本原理》的长文，说明缩省的地理、历史、行政、国防等的理论基础，为其缩省论的力作，也可视为此一时期缩省论的代表思想。他指出，现行省区之流弊不外二种：一曰省区过大，治理不便；一曰省区与地理上之天然形势不合。⁽⁴³⁾他同时也提出“人文疆界”与“天然疆界”的概念，主张“边疆各省，其省界问题即为国界问题。划分省界，以天然疆界为主，而与人文疆界相辅而行。若论及国界，其情形完全不同，即当以人文疆界为主要，天然疆界反居次要”。⁽⁴⁴⁾他认为，改革省区乃出于人民之愿望，并应着眼于中国将来实业之发展，且“将来中国之新省区，当与地理上民生区域合二为一，举风土人情素相融洽之各县，结为一地方自治团体”。⁽⁴⁵⁾至于中国理想的省份数，张氏认为应为60省。其产生方式为：本部18省中，有可以南北分省者，如河北、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西、贵州等9省是；有可以东西分省者，如山东、河南、甘肃、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等9省是，各分为二，计有36省。台湾、海南二岛孤悬海上，形势重要，均宜设为行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西康6省成立未久，可以照旧。东北业已分为9省。新疆原分天山南北二路，鄙意南疆过于辽阔，天山南麓不属于塔里木河流域者可自成一省，共为3（省）即实现。再加上冀东、广南、西昌、西藏，共60省。⁽⁴⁶⁾

抗战末期，缩省论趋活跃。1944年，中央设计局成立区域计划组，任黄国璋为组长，聘国内地理学界专家，研究设计调整省区，草成甲、乙两案。甲案系就现行省区中之少数面积过大、财力富厚者，划分为二三省不等，此案为迁就现实，作一时权宜之计；乙案乃系通盘筹划者，计分全国为56省、1地方、11特别市、3要塞区。区域计划组属意的是其中的乙案。⁽⁴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百废待举，学界对缩省论又兴致勃勃，张其昀谓：“近年学者所发表之具体计划，至少已有五种，即前中央设计局《缩小省区计划草案》（北平师范学院地理学教授黄国璋实主其事，民国35年油印本）、中央大学地理学教授胡焕庸《缩小省区辖境与命名之商榷》（民国32年单行本）、前政治大学地理学教授洪绂《重划省区刍议》（民国36年中国地理学会年会论文）、中央研究院史学研究员劳干《论缩小省区》（曾载民国31年《新经济半月刊》）、拙著《缩小省区刍议》（曾载民国35年2月7日《大公报》［按：应为《中央日报》］）。”⁽⁴⁸⁾可见缩省议题颇受相关学者注意，也反映出此课题的确有其亟待面对与解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