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南海维权的新战场

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对国际战略最大的影响是改变了国际格局中不同国家战略博弈过程中力量要素的作用结构。随着信息平台的无限延展以及信息对国际社会价值判断影响力的增强，影响国际话语方向的国际舆论便成为新时代各国博弈，甚至国家间军事对抗的新战场。

从2009年美国“重返”东南亚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再到如今对东亚太平洋地区直接部署和使用军事威慑力量，并非仅仅是从安全层面构建对潜在战略假想敌中国的遏制阵线。在众人瞩目的中美战略竞争、中日钓鱼岛之争、中菲南海对抗，以及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过程中，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略线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条战略线就是国际舆论的软实力和巧实力竞争。

严格意义上讲，当今世界除了美国之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在实施国际战略的过程中妥善、有效地运用国际舆论的能量。从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到敦促各方尽快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再到将中国岛礁建设和南海地区军事化问题结合起来炒作，美国几乎将自己的主张与区域各国的认同以及“国际普世价值”完全联系在一起，并且充分赢得了历次针对南海问题的国际话语优势。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成功吸引了国际媒体对南海问题的关注，有效传播了自己对南海问题的主张，通过频繁的权威性的信息发布直接主导了国际媒体和国际政治传播平台有关南海问题的话语内容，而且通过国际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的操作，将中国塑造为国际法等国际规则和价值的对立面。

面对近来的国际舆论战，中国在应对方面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过程。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不但发展了常态化的外交和国防部门发言机制，借助国际学术期刊和媒体表达了中国南海主张的依据，而且充分利用外交影响力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政治传播平台与相关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辩论。

2015年东盟峰会上，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表示“必须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包括在处理海洋主权声索重叠时不会让紧张局势升温”；⁽³⁹⁾同年东亚峰会期间，东盟大多数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表达了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态度；⁽⁴⁰⁾柬埔寨首相洪森认为南海主权问题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交由当事国自行解决；⁽⁴¹⁾2015年5—6月间几十个国家先后表示支持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以及菲律宾新当选总统杜特尔特对未来中菲关系发表的公开言论，这些都表明中国在国际舆论战方面的进步和成绩。

然而，从当今国际舆论战的总体格局角度考察，中国当前的优势并不非常明显。不仅如此，中国南海问题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南海主张的国际正向传播能力仍然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官方言论、学者观点并不是当今南海问题国际舆论的主流，在国际媒体的扩散也有所局限。在国际政治传播平台上，中国的主张具有丰富的历史依据，也符合众多国际法的精神与原则，然而，中国相关主张却并没有那些貌似公允的、打着国际普世原则和价值，却又逻辑简单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更容易被国际舆论所吸收和传播。

面向未来，中国南海维权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尽管依旧是一个本质上体现着丛林原则的世界，然而，由于这一世界不仅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正在，或者已经形成了共同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而且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已经初具规模。作为一个崛起中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国际行为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国际社会的环境，也不可能完全不顾及现实世界已经形成的游戏规则。尽管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更多地体现着西方殖民主义国际体系的痕迹和西方普遍的社会价值文化。

实现中国南海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是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不可或缺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面临着一个与当今世界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国崛起所在的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是美国主导的战略要地。在过去大半个世纪当中，美国在这里不仅建立了自己的盟友体系，而且建立了符合自己战略利益的各种秩序与规则。中国的崛起无疑是这一地区既有规则和秩序的变革性力量。

从这个角度考虑，美国对中国的国际舆论战一方面体现着中、美两国在同一地区力量此消彼长的碰撞，另一方面也体现着美国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对待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国际秩序和规则认同程度的关心。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过程中，前者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战略矛盾，然而后者却未尝不能是一种相互适应、共同发展的过程。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在现有的、共同认可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中找到共同的道路。这也是中国能否在国际舆论这个南海维权的战场上赢得更多支持，避免更多矛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