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海舆论的国际政治传播平台

南海问题成为国际舆论热点的重要标志不仅表现在国际媒体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表现为各国政要频繁就此问题发表看法，而且表现在南海问题相关的香格里拉会议、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等官方论坛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讨论、主要观点等方面。相对于媒体和官员的单一言行，这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国际舞台因其聚焦了各国政要对南海问题的关注、不同观点的表达与论争，所以更容易引起国际媒体对相关热点话题的报道，也更容易引起国际舆论的持续关注。

2009年起南海地区安全形势开始成为“香格里拉对话会”关注的重点并且一直持续至今。“香格里拉对话会”对南海议题的讨论多元而复杂，其中“航行自由”、《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南海地区行为准则”、南海问题的司法解决、中国岛礁建设等最为突出。东盟主导的系列会议对南海问题的高度关注始于2010年越南担任轮值主席国后。其后，无论南海议题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相关话题几乎都能成为每一年国际媒体对相关会议报道的焦点。

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炒作是美国以公海航行自由的普世价值为外衣，以美国军舰、军机全海域自由航行为内容，以混淆商业航行自由与军事航行自由为手段，以所谓“国际水域”为说辞，以回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合法权益为立场，在南海地区，尤其是中国南海断续线范围内实施海洋霸权的一种国际舆论策略。然而，这一策略在美国及其盟友的炒作下先后得到了“香格里拉会议”和东盟系列会议的认同。

2010年第九届“香格里拉会议”上，美国防长以美国关注南海航行自由原则的执行为内容，抛出南海的航行自由议题。⁽¹⁸⁾2012年的“香格里拉会议”，美国代表表达了航行自由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观点。⁽¹⁹⁾日本防卫副大臣渡边周（Shu Watanabe）在演讲中表示：“任何对航行自由的挑战都相当于拒绝海洋秩序以及基于海洋安全的繁荣。任何妨碍航行自由的行为不仅对那些直接涉及的国家造成担忧，也对更广泛的国际社会造成担忧。”⁽²⁰⁾2014年美国发表鼓励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维护航行自由的主张，再次引发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讨论。⁽²¹⁾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大卫·约翰斯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演讲中表示，“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中不持立场，但是对维护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不受阻碍的商业和航行自由等方面存在合理的利益”。⁽²²⁾菲律宾防长加斯明（Voltaire Gazmin）则公开呼吁让美国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他宣称：“期望美国在本地区运用它具有说服力的权力处理在南海的问题，特别是通过强大的军事存在和外交技巧确保航行自由。”⁽²³⁾2015年，美国基于中国岛礁建设而提出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越、航行和行动，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原则，⁽²⁴⁾将南海航行自由炒作成为最具国际传播效应的国际热点话题。

与“香格里拉会议”相呼应，东盟外长会议在2010年和2011年的联合声明先后两度“呼吁各方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²⁵⁾在2014年和2015年两度“重申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公报》在2010年和2014年分别用“重申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维护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航行与飞越自由”等强调了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²⁶⁾东盟峰会则在2014年5月的主席声明中强调“维护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并在2015年11月的主席声明中“重申维护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重要性”。⁽²⁷⁾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是“香格里拉会议”、东盟主导的系列会议关注点重复最多的内容之一。尽管菲律宾、越南等国在2002年以来从未将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作为自己对待南海问题的行为规范，但这并不妨碍有关国家将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作为舆论宣传的主要话题。

2011年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表示，在南海确实发生了中越割缆、渔民被抓、正常经济活动被骚扰等事件，中国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造成了越南以及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担忧。⁽²⁸⁾2012年，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演讲中表示：“我们花费了十年才完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盟与中国工作组不应该再花费十年才能完成‘南海行为准则’。我们期望中国能够快速地完成工作。”⁽²⁹⁾东盟国家对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期待为美国所利用，成为其标榜以国际法原则解决南海争端的话语方向。2012年，美国防长帕内塔（Leon Panetta）表示，我们支持东盟与中国发展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的努力，这会产生一个管理南海各方行为的规则性框架，包括阻止和管理争端。⁽³⁰⁾同年，日本防卫副大臣渡边周宣称，日本一直呼吁按照国际法规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而且日本支持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³¹⁾

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从2012年开始关注南海问题，其关注的焦点就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当年《东亚峰会外长会议公报》“强调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性，欢迎按照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的要求实施后续工作”，“呼吁有关各方按照国际法原则，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和平解决南海争端”。⁽³²⁾

菲律宾前政府把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后，南海问题司法解决的主张同样成为“香格里拉对话会”关注的焦点。菲律宾防长加斯明宣称：“菲律宾认为把争端提交仲裁是和平地证明海洋权利的方式。希望仲裁庭会依据国际法发表一份声明以让中国尊重菲律宾在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区域拥有的主权和管辖权，让中国避免采取非法的侵犯菲国领土权利的活动。仲裁是一个友好、和平的机制，希望这对菲律宾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不会造成不利影响。菲律宾会继续寻求加强双方在所有领域的合作。”⁽³³⁾

2015年，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受到美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刻意炒作。美防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细数了当前越南、菲律宾等国所占领的南沙岛屿的数量，以担忧地区军事化为由，向与会成员传达了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的速度和规模。⁽³⁴⁾尽管2009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越南南海填岛扩建行为被质疑，越南防长冯光青称，“那只是对南海存在的过去建设的军事哨所的维护行为。这些哨所的目的在于照料岛上的士兵和民众的生活”。⁽³⁵⁾冯光青的答复音犹在耳，但美国和不少与会国家却近乎偏执地将对中国的指责视为一种完全的正义。

2014年开始，东盟外长会议同样关注了中国的岛礁建设，并在当年5月单独发表了一份对南海局势表示严重担忧的声明。⁽³⁶⁾8月，《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声明》又再次重申了对南海局势的严重担忧。⁽³⁷⁾2015年4月的《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声明》再次就中国的南沙岛礁建设表达严重担忧，并称岛礁建设损害了信任和信心，加剧了紧张局势，可能破坏南海的和平、安全与稳定。⁽³⁸⁾由于《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声明》对南海地区形势的关注与南海热点问题直接相关，因此，此类关注不仅是某种程度上对国际热点事件的一种机制性回应，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区域内某些相关国家对相关热点问题的共同态度。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地区内各国政治力量作为一个整体对特定事物发表国际舆论的一种引导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