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基因与创新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和产业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创新路径，在过去40年里，大多数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都经历过引进创新、跟随创新、自主创新和超越创新。然而，如今，中国企业的创新在全球化4.0的语境下更显活力。我们看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共享商业、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企业异军突起，在正在到来的5G时代，智能感应、大数据、智能学习等领域企业最多、实力最强的也不乏中国企业的身影。

将目光转移到成都，大自然赋予成都山水画卷和丰富资源；蜀国文明激发出这座城市无限的内生力。古往今来，成都历经数次沉浮，却依然爆发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其中一大原因在于，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成都始终流动着创新的血液。自古蜀文明时期，成都的创新活力就初见端倪。从古城建立中使用的工程技术，到青铜器的锻造，都是古人的智慧结晶。南方丝绸之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开创以及后来的移民文化大融合，我们在不同阶段看到了不同形式的创新，每一次成果都会带来无限惊喜。

理念创新先行一步。2017年，成都提出“新经济”这个全新的概念，成为全国首创。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和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也相继成立。

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电子科技大学互联网中心主任周涛教授认为，成都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如果要成为一线城市，只有选择走科技创新之路，让经济高速发展。“‘选择’不是适不适合的事情，而是生死存亡的事，成都只有选择走科技强市这条道路，才能够发展得更好。”周涛说道。

2018年5月，在“成都市新经济企业梯度培育计划暨双百工程”启动会上，成都市市长罗强发表讲话：“发展新经济也是城市发展、城市竞争的需要。”他分析了成都GDP与财政收入数据——成都2017年GDP总量为1.39万亿，增幅8.1%，2019年一季度，增幅8.2%。尽管总量在全国城市排第八、省会城市第二，但是城市间的竞争却相当激烈。无论是排在前面的苏州，还是排在后面的武汉、杭州等城市，都在创造条件飞速发展。罗强总结这场城市竞赛时说道：“谁注重经济的转型发展，谁把新经济的蛋糕做大，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快人一步、抢占先机。”

政策、金融、人才三要素

2014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态。第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受李克强总理之邀参与外国专家座谈。在会上，菲尔普斯教授表示：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因为从事挑战性工作和创新事业获得成就感，而不是通过消费得到满足的话，结果一定会非常美好。在李克强总理的号召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口号顺势而出。

“双创”一经提出，各大地区积极响应，继大学生创业园之后，成都的创业氛围日趋浓厚，在这种势头下，成都市政府很快发布《成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2015—2025）》，提出将在未来10年致力打造“成都创业、创业都城”的城市品牌，并启动建设一批“众创空间”作为创业新载体。与此同时，成都市政府也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的工作。在一众二线城市中，成都的“双创”氛围最为浓厚。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奔走下，许多企业成功进驻，成为了“双创”时代的见证者。

洪泰就是这个时代最早进驻成都的实力机构之一，据其前成都总经理李强强回忆：

“2014年底，国家提出“双创”，省里市里都有相关的政策。那时候势头起来得很快，成都被称作双创第四城，在全国的二线城市里面是做得最好的。所以当时我们在选点拓展区域的时候，第一站就选择了成都。”

成都市锦江区政府为了引入洪泰，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当时锦江区主要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力度都非常大”，李强强仍记得锦江区政府到北京邀请洪泰时的情景。锦江区的主要领导带了七八个各部门的负责人来到北京总部，跟洪泰CEO乔会君博士交流，希望把洪泰引进成都。当时领导下午要开会，需先回成都，于是告诉其他人“你们一定要把洪泰引进过来，什么时候把合同拟好、签好字，什么时候再回成都。”这个细节李强强记忆犹新。

当天，在位于首都体育馆附近的洪泰总部，锦江区的政府领导和洪泰的团队，加班到临近半夜一点钟，终于敲定协议，次日，领导班子才回成都。“非常快”，李强强说：“我记得是2015年9月21日签约，国庆节之后，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2015年，洪泰顺“双创”大势而来，落地成都。

2016年，“双创”的氛围达到一个高峰。李强强回忆起自己刚来成都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说当时对成都不熟悉，自己心里没有多大底气，不确定洪泰智造的模式在成都能否成功。“但既然被派驻过来，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三年后，他对我们说：“成都的政府环境非常好，扶持力度很强。我们在2017年经历了一个蓄力过程，2018年又落地了洪泰智造中心。这其中其实包含着两条线，一条线是整个成都‘双创’和新经济的布局和发展；另一条线就是洪泰自己的布局。”

伯恩资本的褚浩表示，成都的创业环境和投资环境比起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老牌一线城市，还是较为薄弱。尽管如此，伯恩最终还是坚定地落户于此。“我们认为成都势头强劲，拥有厚积薄发的力量”，褚浩说道。虽然北上广这样的地方创业环境很好，但往往存在项目估值过高的情况。而成都在这一点上就凸显出成本优势，未来发展不容小觑。

在调研成都新经济企业的过程中，众多新经济人表示最看重政策、人才和金融三大环境要素，而这三者正是新经济的势头所在。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周涛评价“成都发展新经济的土壤很肥沃”。他认为，成都的人才优势和政策资源优势尤其显著。

“成都有电子科大等诸多电子信息方面的科研院所，在生物医药、大数据、5G、机器人等领域人才储备丰富；成都政府对创新创业企业十分包容和支持。从政策优惠到提供机会，支持是全方位的。”

如其所言，成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人才优势显著。很多企业创始人就是从成都高校毕业的，比如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在成都早期的“双创”环境中，许多优秀的创业者得益于成都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成功踏上了这艘大船。同时，高校为企业供给源源不断的优质人才血液，保证企业持续发展。

在政策方面，成都新经济人提出了许多特别的想法。比如奥北环保创始人汪剑超认为，相较于资金、场地、税务等硬支持，更希望得到政府的“理解”。“希望政府理解我们所做的事业，有了理解，其他的很多事就自然发生了。”

“政府要牵头把产业的核心产业链拉回来，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平台，在此基础上搭建多层次政策”，四川文投的杨涛表示，希望政府助力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产，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迅游科技创始人袁旭则表示，新经济企业与政府应该是合作关系。“政府层面更高，可以看到更多的需求，甚至是和国家战略发展结合起来。企业是承载需求的载体，需要更多的政府引导。”周涛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优先考虑，创新型企业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成都对初创企业和新生事物的敏锐、包容和接纳心态，是我感觉最温暖的地方。”

在金融环境方面，成都的投资环境虽然不是全国最活跃的，但一直备受政府重视。在发展新经济的进程中，政府的引导作用十分关键，这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新经济发展水平。周涛认为，如果资本的聚集性和活跃性能得到提高，就可以推动许多企业发展起来，成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成都需要打造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新经济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何为顺势而为？就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发展，利用现有资源去创造最大价值。我们在与成都新经济人对话时发现，他们从不抱怨环境，而是站在客观理性的角度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即便是面对环境条件的薄弱之处，他们也怀抱着“先接受，再努力改变”的心态，希望为优化环境贡献力量。极米科技创始人钟波就讲到，自己选择回成都，不仅是看中这里的潜力，更想为改善成都的创业环境做出努力。目前，极米科技已经积累了许多优质供应商，钟波希望能通过极米科技将他们聚集在成都落户建厂，进而形成硬件制造的完整产业生态。若要形成势力强大的新经济阵容，必定需要政府、企业、资本等多种势力聚合而成的坚实力量。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更多新经济体才能顺势而上。

首创精神催生路线图

成都是全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发展“新经济”的城市。

2017年11月，成都新经济发展大会隆重举行，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成立仪式启动。在会上，成都市政府就未来成都市新经济发展走向作出规划：重点发展智能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六大新经济形态，构建七大新经济应用场景。这份颇具特色的新经济发展路线图，让成都在众多城市中独树一帜。

事实上，“新经济”一词早在10余年前便诞生。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第一次使用了这一名词。当时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战后罕见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达到4%，失业率从6%下降到4%，通胀率到1999年只有1.9%，为34年来最小增幅。美国经济界便用“新经济”来形容那一段时间蒸蒸日上的经济形势。美国人将这个词定义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受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点是高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财政赤字。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新经济”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明确对新经济提出发展规划的中国城市，成都是第一个。

这一规划实际上是对2015年便开始的“双创”浪潮的总结与提升。“双创”如火如荼进行了四年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也亟需政府提出更务实的创新创业政策，来规范和指导相关产业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都的新经济发展规划便应运而生。

成都不仅第一个提出新经济路线规划图，还成立了国内首个新经济发展委员会。这一机构的设立不仅在政府的管理创新上有重要意义，更对成都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之前，成都新经济企业往往被多个部门交叉管辖，这意味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较高的沟通成本。另外，不少政府部门面对新经济企业的诉求仍然按照服务传统企业的方式进行管理，这必然造成需求和服务的不匹配，不仅浪费资源还难以促进新经济企业的发展。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好比让新经济企业有了“娘家”。洪泰在落户成都之后，经常面临不清楚该找哪个部门沟通的窘境。“看上去很多部门都可以管我们，但实际上每个部门的服务内容又和我们不太匹配。”一位创业者说道。而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成立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通过设立专门的行政部门，可以有效减少沟通成本提高办事效率，为新经济企业提供更“对胃口”的服务。

根据中国城市“双创”数据显示，2017年成都的“双创”指数为85.26，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位居全国第四，成为“双创第四城”。而新经济路线图的提出和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成立，让成都的“双创”更上一步台阶。

在成都首创新经济发展路线图后，2018年9月，李克强总理召开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打造“双创”升级版。当月底，国务院出台《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务院文件一经颁布，成都紧随其后，结合“双创”升级版部署，成都市政府正式出台《成都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双创”升级版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政策措施》）。该《政策措施》提出了人才发展、科技型企业培育、健全建强科技金融支撑、优化公共服务、促进校企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十项条款，与成都新经济发展规划遥相呼应。

不可否认，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偏居西南的成都和北上深杭存在差距。北京是首善之地，人才济济；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雄厚；深圳是改革窗口，创新活跃；杭州在阿里巴巴的带领下奋起直追。

不过作为第一个将新经济列为发展目标的国家中心城市，成都显示了它的勃勃野心。根据路线规划，到2022年，成都基本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成为新经济的话语引领者、场景培育地、要素集聚地和生态创新区，建成最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新型城市。新经济产值在5000亿元以上，新经济总量指数排名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成都的目标不是做“西南王”，而是能在全球竞技场上占得一席之地。

长远投资评估基础科学研究

2017年9月9日，全球神经系统疾病研究领域顶级期刊《分子精神病学》（Molecular Psychiatry）刊登了一篇题为“Tau-mediated iron export prevents ferroptotic damage after ischemic stroke”（Tau介导的铁转运阻止了缺血性脑卒中造成的神经细胞铁死亡）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成果有望在不远的将来投入临床应用，帮助脑卒中患者恢复部分运动功能。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青年科学家雷鹏正是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雷鹏，国家“千人计划”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高中毕业于成都七中，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基础科学班，其后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深造。2015年，通过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雷鹏回到成都并进入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

回到成都一年后，雷鹏就在《分子神经病学》上发表了另一篇论文。论文指出，患有抑郁狂躁双向症的患者在服用锂离子药物进行治疗时会呈现差异化效果。有些病人身体里的锂离子偏低，服药后可以使病情得到改善，但身体里本来就有足够锂离子的病人，服药后病情反而会加重。该发现有助于指导抑郁狂躁症患者更科学地用药。研究成果登上世界顶级学术刊物的背后，是长达八年的深耕细作。雷鹏及其研究团队自2008年起启动该研究项目，期间做了无数次动物试验和时间跨度较长的临床试验才获得了宝贵的研究成果。

生物医疗是一项研究生命和健康的事业，而其中总有诸多未解的谜题。作为一项基础科学，生物治疗研究贯穿了人类的进步历程。从发现问题、验证假说，再到临床试验、新药上市，几十年时间对生物医疗产业而言，不过弹指一挥间，其中还伴随着极高的风险。雷鹏举例说，比如“大家用了几十年时间研究，最后发现某个靶点是错误的，这条路走不通”。在生物医疗研究中，类似的事情并不罕见。但雷鹏认为，失败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周期长、投资大、失败率高，生物治疗研究的融资问题也长期存在。以脑科学、神经科学为例，中美两国在该领域的专家数量相差无几，但两国在该领域的企业数量却差异巨大，中国企业数量远远低于美国。数据表明，我国在该领域的专家人数多，在世界上属于第一梯队国家，但在市场价值转化方面还有待提升。

基础科学的探索之路曲折又漫长。与生物医疗技术一样，基础通信技术的研究历程同样荆棘密布。就在雷鹏着手启动锂制剂研究的前一年，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通信抗干扰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另一位青年学者和他的课题组下定决心，启动了“十年磨一剑”的5G预先研究项目。

这位青年学者名叫胡苏，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导，2017年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他主持过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多年来一直聚焦于无线通信基础研究领域。胡苏指出，通信产业具有两大基本特性，一是技术复杂，变现难度大；二是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可见，基础科研领域的问题是相似的，雷鹏和胡苏有着同样的困扰。

在5G产业链中，基础的技术研发很难实现直接的技术落地变现，胡苏解释说，“不像射频天线等可以做出来直接卖产品，我们能在无线通信系统里面做的东西只是物理层传输环节中基础技术的一部分，没办法直接转换成产品。我们的核心技术也没法造手机。”其次，基础通信技术具有“一代十年”的特性，也就是说，5G和我们熟知的3G、4G一样，从基础研发到商用换代要经历长达十年的时间周期。通常来说，超前的预先基础研究工作要持续四到五年，然后设备厂商才启动技术方案优化和样机工程化，优化三年左右才会选择城市开始试商用，试商用后还要不断修正完善，才能正式投入商用。更令人沮丧的是，基础通信技术的研发风险极高，一旦前期选定的技术方向后续无法进入国际标准，那前期的研发成本就无效了。

因此，基础科学研究必须解决一个关键悖论：在研究者看来，没有早期的资金投入，研究工作很难开展下去；但在投资者看来，高风险、获益周期超长的项目并非好的投资选项。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发展中，基础科学对产业的持续发展和企业的进步又具有重要意义。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小说《三体》中曾生动地描述过三体文明最怕的就是人类的基础科学。其中虽有虚构的成分，却也从侧面体现了基础科学之于人类整体发展的重要性。

能否看穿悖论，用更长远的投资回报眼光来评估基础研究的意义？成都市正在用行动回答这一命题。我们看到，政府对基础学科的重视正在加强。据成都市2018《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成都将深入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实施蓉城科技聚变计划，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无资金、长周期和高风险问题也正通过不同方式得以改善。

譬如，生物医疗方面，成都有望借鉴发达国家以“接力投资”的方式完成新药研制，即将研发分为多个环节（比如小鼠试验、大鼠试验、临床试验一期、二期、三期），在每个环节完成后，投资者都可以通过股权转让、并购等方式退出套现，由新投资者接手。这样的方式实现了双赢，既为研发者提供了资金，也为投资者分担了风险、缩短了盈利周期。今后，随着国内医疗投资市场逐渐成熟，也可采用此类方式解决投融资难题。

在生物医疗领域，成都拥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优势，这里不仅有四川大学、电子科大等高校研究团队，在临床医学、人工智能、脑机融合等领域走在前沿，还吸引了诸多国内外优秀药企入驻。2016年，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建成，推动了成都生物医疗产业的快速发展。在三年时间里，天府国际生物城引进了113个项目、超1000亿元的总投资、13个创新药品种，产学研用一体化成果显著。

在通信技术领域，成都的优势同样显著。工信部同意全国四个城市率先开展在5G无线产业上的商用布局，包括上海、深圳、北京、成都。成都对5G有大规模、前瞻性研究，即将以“5G之都”的身份走在新信息时代的潮头。在矗立潮头的背后，高校基础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电子科技大学通信抗干扰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在通信领域排名前列，并为行业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助推产业健康发展。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四川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截至2018年，四川全省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4个，另有百余个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其中，绝大部分位于成都市。2012年到2017年，在川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组织科研人员5万余人次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8090余项。据官方人士表示，四川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四川主持和参与完成的32个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涵盖了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三大种类。获奖项目涉及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数量超过全国获奖总数的十分之一，位列西部第一，全国第六。由此可见，四川的科技创新能力走在全国前列。未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工作将得到更大支持，也将有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在成都发生。

四维度构建产业生态体系

在良好的基础条件下，完整产业链对于经济的带动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只有研发，没有生产，那么产业链的不完整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阻碍。而在新经济发展路线图中，成都就明确提出了“六大经济形态”和“七大应用场景”，为新经济的产业发展路径提供了思考和样本。

在评述成都的提法之前，我们可以先考察全球范围内各区域在新经济领域的尝试。从全球看，除中国外，新经济以美国、德国、以色列和新加坡等地最为活跃。美国以“原创产业”作为支点，推进新经济发展，德国以“智能制造”为主推动新经济，以色列以“创新创业”为主推动新经济发展，新加坡以“政府主导”为主推动新经济发展。这四个国家结合自身优势，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在国内，北上深杭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北京是以创业为驱动力，促进新经济发展，上海以“四新”为引领发展新经济，深圳则依靠电子信息产业优势，杭州以“互联网+”为战略依托。

伴随着新经济的实践，在理论界也出现了四种主流观点：新经济增长理论，主张科技和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新经济周期理论，主张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使得经济本身的波动越来越平缓；新经济增长源泉论，主张随着新经济的发展更多的陈旧经济准则行将失效；S曲线理论，主张新动能带动新经济引领新常态。

这四种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为成都的战略构想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考。谋定后动，成都在提出路线方案时，第一步便是量体裁衣——摸清自身的产业优势。按照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周涛的观点，成都的产业优势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以及现代金融。医疗健康产业主要依托于华西医院，电子信息凭借多年的积累已经是优势产业，而在金融方面，成都正在打造西部国际金融中心。这三大领域在人才的储备也十分充裕。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为这三大领域输送着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成都提出的“六大经济形态”则是在这三大产业的基础上，基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提出的整体规划。其落脚点在产业培育和场景应用上，并将构建新经济产业体系放在了核心地位。

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对六大经济形态进行考察。

第一个维度是技术领域的突破，特别是颠覆性的技术突破。首先是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利用互联网融合提升经济效率、催化新技术新业态，既包括以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增量市场，也包括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盘活的生产消费存量市场。数字经济裂变的新动能新业态，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次，从欧美发达国家实践看，智能制造是新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智能经济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着力发展智能经济，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为成都破局新经济的重要路径之一。

第二个维度是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流量经济和共享经济。成都提出提升流量承载力、提升流量控制力、提升流量运作力，高度重视流量经济发展，旨在通过流量盘活存量，逐步提升成都对高端生产要素的吸附力和整合力。是为新经济持续发展蓄积动能、输送养分、信息融通的有效保障。而共享经济是一种“不求拥有、但求所用”的新型经济形态，旨在盘活经济剩余的新经济模式。它既符合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又激发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大力发展生产性、生活性、公共性服务共享经济，重视激活城市经济剩余，既能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和生产服务供给能力，又能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最大化。

第三个维度则是国家重大战略的变化，这里特指绿色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成都推动绿色资源的转化利用、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绿色生活，既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也是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绿色经济有两大拳头，其一是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着力发展生物材料、石墨及碳素材料等关键性、战略性新材料，打造国家级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其二便是聚焦节能环保领域，大力培育绿色消费文化，建设绿色消费体系，在城市建设中加大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产品开发利用，改造提升垃圾收集处理及利用产业，积极发展绿色交通、绿色餐饮、绿色住宅等绿色业态，加快建设宜居生活城市。

第四个维度则是消费升级，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才催生出了创意经济。成都提出要着重培育具有“蜀”味的原创IP经济。大力促进知识创造、大力推动创意设计、大力发展创意体验。

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维度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共同构建出新经济产业体系。成都市所提出的新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不完全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一种由技术到经济的演进范式、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的生成连接、资本与技术深度黏合、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的经济形态。而成都的提出的“七大应用场景”，则分别从服务实体经济、建设智慧城市、推进科技创新、推进人力资本协同、消费升级提档、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供应链创新七个角度促进新经济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