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美国进步时代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评析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垄断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兴起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通过大规模的购并运动，不仅大多数产业形成了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公司寡头间还通过托拉斯、卡特尔和其他联盟形式，试图共同决定产量、投资和价格，以赚取垄断利润，并加强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为了赚取更多的垄断利润，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利用其所控制的国家政权，通过战争和军备竞赛等手段，争夺对非资本主义国家资源和市场的控制权。垄断资本集团的统治和剥削引起了本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广泛的反抗运动。

随着反抗资本主义运动的发展，反抗力量在变革资本主义的目标和路线上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源于对垄断资本主义本质、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的不同认识。

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内在矛盾更加尖锐化，使社会两极分化程度进一步扩大，使其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体制所取代。

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反抗运动中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列宁（1916）指出，其同工人运动总的根本利益不可调和，并断言其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列宁主要从“帝国主义”这一“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的不稳固性角度，分析了改良主义最终必然失败的原因。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揭示了帝国主义阶级资本主义新的对立面和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并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预测，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会遇到非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有力的反抗，资本主义在吞没非资本主义世界之前就将寿终正寝。

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家和政治思想家则试图通过修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民众相信，垄断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理性化改良，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增进。这些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将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归结于大公司内外部的集权问题，即少数富有者组成的集团既掌握了许多公司内部决策的控制权，又通过公司间纵横交错的合作网络获得了对诸多产业乃至整体经济的控制权。这既维护了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竞争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又论证了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变革的必要性。

至于变革途径，改良主义者并不主张恢复竞争资本主义。他们为保留公司的大规模和公司间联合提供了辩护理由，即可以通过科学管理实现经济活动的可计划和预测性，并可提高生产率。至于为实现这些技术上的好处而必然伴生的大公司集权问题，则可通过建立赋予劳动者和小投资者分享（因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经济剩余权益的法律，使大公司的运营与公众利益的增进相一致。

这些20世纪初产生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推动和指导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前半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改革，也对这些国家社会反抗运动的立场和主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20世纪50—60年代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少数族群等发起的社会反抗运动，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反抗斗争的复兴，都典型地把批判和斗争的矛头指向大公司，似乎认为通过出台规范和约束大公司的法律，就可以实现平等、福利和环保等社会价值目标。

资本主义真的可以通过理性化改良克服其弊病，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阶级利益的调和吗？尤其是改良主义在一定时期获得成功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可持续吗？本章应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美国进步时代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揭示其实质和局限性，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深化对当前世界危机及困境根源和出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