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家门前的垃圾场
母亲出门工作时，就把我和两个弟弟锁在房间，每天早上我隔着窗户，看那些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腰缠着布书包去上学，我就觉得很羡慕。虽然我也很想上学，但是家里太穷，又没人照顾弟弟们，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不过我还是会找机会学习。
每天傍晚，母亲将我们从房间放出来，我就会跑去跟邻居的小孩学“国语”。这附近有一些眷村，很多小孩都会说“国语”，没多久我的“国语”就说得呱呱叫。可惜我只会说和认得少许的字，至于写字则完全不会。
现在的承德路，以前只是一条通往垃圾场的小路，至于三德饭店到明伦初中之间的那段承德路，经过1963年的“葛乐礼台风”之后，就变成了一片范围很大的水池。我小时候是没有承德路的，那时候要去士林、天母，只能走中山北路。从前的承德路，对我来说就是一座超大的垃圾场，它接收了整个大台北的废弃物，是繁华台北城最脏乱的一角，但是这座庞大的垃圾场却是我的天堂。
四妹出生，母亲到卫生纸工厂工作之后，就不再把我们锁在房间，这时候我已经十岁了，会背着四妹，带着大弟、二弟到垃圾场寻宝。我的活动范围大都在后来的大华晚报和大龙峒公车站之间。我们不愧来自“收破烂之家”，天生练就一身分辨破铜烂铁的本事，铜、铁、铝、玻璃、木屐的塑料耳朵……基本上，铜和铝就是拾荒者眼中的金和银，不过铜有分红铜和青铜，红铜比较贵，有时候价钱是青铜的两倍；铝也分软铝和硬铝，软铝比较贵，和硬铝的价钱可以差个五六元。而玻璃也分透明和有色两种，透明的比较贵，有色的比较便宜，因为有色玻璃通常是再制品。
除了上述的东西，我们姊弟在垃圾场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曾经捡到几枚手榴弹、一枚金戒指，那时候黄金一钱约一百五十元左右，米一斤要一块半，那枚金戒指大概可以换一百斤白米；至于手榴弹，很抱歉，真是人见人怕，只能丢回原处。
除此之外，我还捡过一颗很大的炸弹。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炸弹，以为发现了宝，本想一个人搬回去，但是这玩意儿实在太重，只好先找些垃圾将它盖上，再做个记号。我按捺着兴奋的情绪，飞快跑回家叫大弟来帮忙，两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抬回家。回家之后，我不敢像往常一样将它堆在家门口，因为它是那样“贵重”，我和大弟还特地将那颗大炸弹滚进床下，等父亲回家再拿出来献宝。
左等右等，好不容易等到天黑父亲回家，当我兴高采烈地和大弟将炸弹又从床下滚出来时，没想到一向严肃的父亲，看到那颗炸弹脸色都变了。在父亲的怒骂中，我和大弟赶紧将那颗炸弹搬回垃圾场。这件事还没完，回家后，我和大弟还被父亲痛打了一顿。
因为父亲爱赌博，家里的生活常常大起大落。若赢钱，家里可能会有鱼和猪肉可吃，也许还会买衣服给我们。小弟尚未出生之前，父亲曾经为我们四个小孩一人添购一件毛线衣，那时候毛线衣是很昂贵的衣服，都是花钱请人手工织的，一件要价一百多元，相当于一钱黄金。穷困时父亲曾经拿去典当，一件还可以当三十元。
我记得外婆过世的时候，母亲带我们坐那种上面有蒸汽的普通号火车，从台北到彰化大约七个多小时，因为秀水没有火车站，所以我们总是坐到花坛再走路到秀水。那次我们回秀水下仑村的母亲娘家时，包袱在火车上被偷了，里面最贵重的就是我们姊弟四人的毛线衣，为此母亲在火车上还哭了很久。
父亲当过的东西不少，除了毛线衣之外，家里那支顺风牌电扇和胜家牌缝纫机的车头都被当过，两样的价钱都在一百多元上下。印象最深的便是家里那两个铝制大水桶，许多回父亲赌输没钱，就直接把好好的水桶敲扁，当成废铁拿去卖，所以我家的水桶常常在换新。若遇到这种情形，家里就只能靠我了。我常常去住家附近的文进杂货店赊米，有一次我刚把十斤米拿回家，几个月没收到房租的房东立刻将米给拿走；没东西吃时，偶尔我也会去偷拔人家种在垃圾场的青菜。说来奇怪，人们随意在垃圾场撒上菜籽，也不去照顾它，那些蔬菜就会长得又肥又大。
说实在的，如果有破铜烂铁可卖，我也不想去做这种偷盗的事。通常我在垃圾场捡到的东西，可以让我卖个两三元至七八元，拿到钱之后，我会去菜市场买一些菜回家。那时猪肉一斤要五六元，海猪（海豚）肉一斤却只要两元，所以我卖完破铜烂铁后，若要买肉，一定是买海猪肉。不过海猪肉的味道很腥，它的颜色比牛肉还红，里面血水又多，我总是尽量用麻油、米酒、姜丝压住味道，但效果不佳。尽管海猪肉的汤汁总是又腥又浊，大家还是都吃得津津有味。可能当年吃太多海猪肉了，现在和弟妹们一提到海猪，大家就想吐。
以前是没有瓦斯炉这种东西的，有钱人煮饭都是用莲炭（煤炭的一种。圆柱状，上面有小孔，类似莲蓬）；穷人买不起燃料，不是用木屑就是枯树枝。幸好附近兵营煮饭后的煤渣，都会倒在我家门前的垃圾场，这样一来，就提供了很多穷人家燃料。
兵营将一整天煮饭后的煤渣，集中在凌晨两三点倒在垃圾场，这些煤渣里面夹杂着一些燃烧不完全的煤炭，不但自家可以用，还能拿去卖，一竹篮大约十斤可以卖两元。三更半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通常只有两三个像我一样年纪的女孩在捡，我们大都用手去触摸这些煤渣，块头大又硬的便是品质好的煤渣。不过，这么做也有危险，因为有些煤渣尚未熄灭，不小心摸到是会烫伤的。
早来才可以捡到又大又好的煤炭，如果等到天亮再来，那时候人多，煤炭不但较小，质量也比较差了。有时候，我也会带弟弟们一起去捡。有一次，二弟不小心踩到尚未熄灭的煤炭，我赶紧将他背回去冲水，冲完水后，他整双脚底肿得很大，偏偏那天父亲很早便回家了，知道后非常生气。母亲不在，我赶紧躲到床下，父亲就跑去门前拿晒衣服的竹竿，企图将我赶出来。五坪大的床底，大概有五六十公分高，每当父亲发酒疯，或是弟妹们出事，这里就是我最后的庇护之地。
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拿碗喂小弟喝药，小弟吐出来，父亲直接用那只碗砸向我。这一砸，不但把碗都砸破了，还砸到我的膝盖，流了很多血，后来才知道关节都碎了。我痛得不断尖叫，邻居听到后赶紧跑来阻止父亲。我则趁着这个机会，爬到巷口的工厂找母亲，血从我家一路滴到母亲面前，母亲看见我双脚都是血，赶紧跟别人借了十元，让我到西药房包扎。
有了二弟烫伤的事件后，我再也不敢带弟妹们去垃圾场捡煤渣了。时光匆匆，几十年过去。如今别说台北市，当时的台北县、现在的新北市也很难找到这种露天大型垃圾场。现在的我生活优渥，却没有从前快乐。我常常怀念起小时候的生活，虽然穷困，却不知道什么叫作烦恼。缺什么，只要去垃圾场走一遭，什么都有了，但这种日子，随着露天垃圾场的消失，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