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四六八年）至十六年（公元前四五三年）

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四六八年）

秦厉共公九年，晋出公七年，齐平公十三年，楚惠王二十一年，越句践二十九年，鲁哀公二十七年。

　　案：《史记·周本纪》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索隐》云：“如《史记》，则元王为定王父，定王即贞王也。依《世本》，则元王为贞王子，必有一乖误。”《左传》哀公十九年《正义》引《世本》，既云：“鲁哀公二十年贞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又云：“敬王崩，贞王介立，贞王崩，元王赤立。”据此可知，介有贞、定二谥。《周本纪·集解》又引皇甫谧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晋灭智伯，二十八年崩，三子争立，立应为贞定王。”考《世本》以元王为贞定王之子，而《史记》则以贞定王为元王之子。《帝王世纪》从《史记》之说，但《史记》谓元王八年崩，定王二十八年崩，而《帝王世纪》又谓元王二十八年崩，贞定王十年崩，与《史记》不合。今从《史记》。

[鲁哀公]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来聘（“舌”原误作“后”，今从唐《石经》宋本、《金泽文库》本及《国语·吴语》改正），且言邾田，封于骀上。二月，盟于平阳，三子皆从，康子病之，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子。”文子曰：“他日请念。”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吊焉，降礼。（《左传》）

　　案：子赣即子贡，端木氏，名赐，卫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岁，时年五十四，善于外交辞令，又善经商致富。鲁哀公六年孔子绝粮于陈，使子贡至楚营救。次年吴向鲁征百牢，吴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哀公十一年吴王夫差赐叔孙甲、剑铍，叔孙不能应对，由子贡代对。次年卫侯会吴于郧，为吴所执，经子贡进言太宰嚭而得释。是年越以霸主而遣使至鲁，约定以骀上为鲁、邾之间疆界（盖鲁尝侵取邾地），欲迫使三桓从鲁哀公听命于平阳之盟，季康子为越使所困，因而欲召子贡前来救解。此后不见有关子贡之记载。《史记·儒林列传》云：“子贡终于齐”，不知在何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对曰：“臣无由知之。”三问，卒辞不对。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左传》，杜注：“有陉氏即有山氏。”）

[鲁哀公]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街，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子宁立，是为悼公。（《鲁世家》）

　　案：《左传·正义》据《左传》以驳《史记》，云：“《传》称国人施罪于有山氏，不得复归而卒于其家也，马迁妄耳。”其说非是。有山氏当为由鲁出国之通道，哀公由此往越，又经此归来，未及回国都而卒。

[周]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琅邪。（今本《竹书纪年》）

　　案：《越世家》云：“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　命为伯。”又云：“当是时，越兵横行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越绝书·外传本事》云：“越伐强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越绝书·记吴地传》亦云：“越王句践徙瑯邪。”《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又谓句践二十五年，“霸于关东，从瑯琊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又云：“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当作“允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当作“允常”）之墓，中生熛风，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句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句践乃使使号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此虽杂有神话，其徙都琅邪当为事实。《汉书·地理志》云：“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水经·潍水注》亦云：“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诸书未言句践于何年徙都琅邪，惟今本《竹书纪年》列于周贞定王元年，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以为即据《吴越春秋》，不确。《吴越春秋》谓句践于琅邪起观台在句践二十五年，即平吴之次年。今本《竹书纪年》不知何据。钱穆《越徙琅邪考》肯定今本《竹书纪年》之说，云：“是岁越使舌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盟平阳，盖即越北徙时矣。”并举《墨子·非攻中》“东方有莒之国……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为证：“盖越都琅邪，莒正在其西，地望正符。”（增订本《先秦诸子系年》第一一〇至一一三页）据《左传》及《史记》，此年鲁哀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三桓攻公，八月公出奔，经有陉氏、卫、邹而如越，旋又为国人迎归而卒于有陉氏，前后不过四五阅月。蒙文通《史记越世家补正》于“越都琅邪”条下，论之曰：“哀公七年《传》载：邾子益曰：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邾、吴之间，较鲁、越之间为犹近，已是不三月不至。而哀公之辗转如越，又自越返鲁，前后不过四五月，亦证哀公之所往者，是琅邪之越而非会稽之越也。”其说甚卓。蒙氏又谓：“《越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言：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郯。《战国策·魏策四》云：“缯恃齐以捍越，齐和子之乱而越人亡缯。皆明越人之活动多在北方。惟徙都琅邪始克灭滕、灭郯、亡缯、削莒，于时遂大显于中原，而与齐、楚、晋相提并论。”（《越史丛考》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蒙氏此说亦足证越王句践徙都琅邪，至迟在此年。《越绝书》言句践徙都琅邪，并“行霸琅邪”，确为事实。

晋荀瑶帅师伐郑，次于桐丘，郑驷弘请救于齐。齐师将兴，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设乘车两马，系五邑焉（“邑”通“裛”。《说文》云：“裛，书囊也”）。召颜涿聚之子晋曰：“隰之役，而父死焉（“而”通“尔”）。以国之多难，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车而朝，毋废前劳。”乃救郑。及留舒，违谷七里，谷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杜注：“子思，国参”）：“大国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师不行，恐无及也。”成子衣制，杖戈，立于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闻之，乃还，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使谓成子曰：“大夫陈子，陈之自出。陈之不祀，郑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陈衷焉，谓大夫其恤陈乎：若利本之颠，瑶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厌齐师之门（“厌”通“压”），则可尽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无及寡，无畏众。’虽过千乘，敢辟之乎？将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案：颜涿聚即颜庚，庚其名，涿聚其字。前四年荀瑶伐齐，战于犁丘，颜庚为荀瑶所擒。颜涿聚，《孔子世家》作颜浊邹，《晏子春秋·外篇》、《汉书·古今人表》作颜烛邹，《淮南子·氾论训》作颜喙聚（“喙”当为“啄”之讹），并声同通用。《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吕氏春秋·尊师》篇云：“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南宫敬子问颜涿聚曰：“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而遇贼，何也？”《淮南子·氾论训》云：“颜啄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

又案：此后四年，知伯再伐郑，攻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见于《左传》末尾“悼之四年”。《六国表》混淆知伯两次伐郑事迹，谓周定王五年“知伯伐郑，驷桓子如齐求救”。齐平公十七年“救郑，晋师去，中行文子谓田常乃今知所以亡”。此以首次知伯伐郑之事，误以为知伯再次伐郑之事。

晋智伯伐郑，齐田恒救之。有登盖必身立焉，车徒有不进者，必令助之。垒合而后敢处，井灶成而后敢食。智伯曰：“吾闻田恒新得国而爱其民，内同其财，外同其勤劳，治军若此，其得众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说苑·指武》第九章）

【附编】

东方有莒之国，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墨子·非攻中》）

　　案：莒在今山东莒县，琅邪在今山东胶南县琅邪台，正当莒县之东，因而“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楚世家》载楚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墨子》所述，当为楚灭莒以前之实情。《墨子》常以越与齐、晋、楚并提。《节葬下》云：“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非攻下》又云：“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非攻中》亦云：“此四国者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数千里，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墨子生当越强盛之时，所言越人削莒壤地之事，当为目睹之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