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尤里姆街
这一次，他一帆风顺：笔试只是一种形式。保罗-米歇尔·福柯顺利过关。1946年7月里的一天，风和日丽，他来到尤里姆街的二层校刊室，出现在两位哲学口试考官面前：图卢兹文学院的教授皮埃尔-马克西姆·舒勒和享誉法国大学哲学界的斯特拉斯堡文学院科学史教授乔治·康吉莱姆。这是福柯第一次面对这位身材矮小的人。他那粗暴的动作与他那让人感到和蔼可亲的口气和热情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第一次，但绝非最后一次。因为福柯这一天不只是与尤里姆街相会，实现这所令人敬仰的学府对它接收的学生所做出的允诺，还可以说，他是来寻找自己的未来。因为他在这里认识的这个人是在他的征途和历史中注定产生关键作用的人之一。几年后，福柯在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口试中再次遇到康吉莱姆。不过，福柯对前两次见面的印象极为不佳。后来，当他需要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找一名导师时，他又一次遇上康吉莱姆。正是最后这一次见面才成为两人深厚友谊和相互敬佩的起点。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说的是1946年，康吉莱姆对福柯来说不过是两位控制考试结果的考官中的一位。这位教授具有令人难忘的独特风格，“眼睛大得近乎圆形，好像能看透一切”，他的一位学生这样形容[1]。他素以对考生苛刻而闻名。福柯当时还不满20岁，可他只有不到一小时的时间说服考官让自己当上高师学生。
几天后，一群考生在家长或朋友的陪伴下来到尤里姆街学校门口查看录取结果。人人神色异常紧张。对于这些在两三年间疯狂投身于学习，把一切都赌在这一天的19至20岁的男孩子们来说，这一天不只是去留的问题，简直是生死关头。饶勒斯[2]、勃鲁姆[3]、赫里欧[4]的形象，于勒·罗曼[5]和让-保罗·萨特的身影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之中，他们每个人都觉得从这一天起将开始自己的社会和知识生涯：成，则名成利就；败，则一无所有。几张长方形自纸贴在门房的窗户上：第一名：雷蒙·韦伊，第二名：居·帕勒玛德，第三名：让-克洛德·理查，第四名：保罗-福柯……下面的名字，福柯已无法看清。他欣喜若狂，好在有的是时间了解其他的同届同学，像莫里斯·阿古龙，保罗·维亚拉内克斯，罗贝尔·莫兹，让·克纳波等等，福柯与他们共同生活了几年，其中一些人后来对福柯人生道路产生了或大或小的作用。
秋天，总共38人住进了高等师范学校的旧楼，它很像法国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女子修道院。六位来自亨利四世学校的“入伍者”把“营房”选在一楼。这是一间长方形屋子，一侧是让·帕蓬，居·德让，居·韦雷，他们从门至窗依次排开；另一侧是罗贝尔·斯特雷，莫里斯·沃兹诺，米歇尔·福柯。
对米歇尔·福柯来说，新的生活开始了。但也是难以忍受的生活开始了。这个男孩孤独、古怪，与其他人的关系很紧张，常常发生争吵。他活得很累，甚至有些病态。很明显，他极不适应学校这种混杂的环境。另外，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思想或政治而言，尤里姆街本身就是一个病发区，是所有最荒谬、最古怪的行为的发源地。因为高师首先要求学生出类拔萃，不同凡响；正因为此，凡是以独树一帜为目的和为了锦绣前程而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无可厚非的。许多人在三十或四十年后回忆他们的高师生活时不无怨恨和厌恶之感。“在学校里，大家都以最丑恶的方式来自我表现”，现任索邦大学教授的让·德普兰说。曾与米歇尔·福柯同宿舍几年的居·德让补充道：“每个人都有神经官能症”。福柯难以适应这种集体生活，也难以屈从这种寄宿学校的群居方式。一次，他曾对班戈说，在尤里姆街度过的那几年“有时是难以忍受的”。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有在嘲笑别人时才走出孤独。他无情地讥讽别人，并很快以此闻名。他总是嘲弄和挖苦那些他讨厌的同学，给他们起侮辱性的绰号，在大庭广众面前攻击他们，尤其是在大家吃午饭和晚饭的“食堂”里。他与所有人争吵，迁怒于人，全方位地展开猛烈的攻击，这更强化了他那明显的狂妄自大的本性。他喜欢施展自己特有的才能。因此，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他被视为半疯。许多关于他古怪行为的轶事不胫而走：一天，一位老师发现他躺在大厅的地上，刚刚用剃须刀划破自己的胸脯。还有一次，人们看见他在半夜手持匕首追赶一名同学。当他1948年试图自杀时，大部分同学都从这一举动中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他的心理极为脆弱。一位当时十分了解他的人认为他的“一生都伴随着癫狂”。入学两年后，福柯便来到圣-安娜医院的法国精神病权威让·德莱[6]教授的诊室。这一次是他父亲福柯大夫带他去的。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精神病机构，也是他第一次接近这条他反复逾越的界线，这条划分“正常人”与“癫狂”、心理健全与精神病的界限或许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准确。但这难以启齿的经历却给福柯提供了一个令众人羡慕不已的优越条件：在学校医务室，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使他与学校隔绝，给他提供了学习所需的宁静。后来，在1950年至1951年间，他为了准备第二次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再次回到这间医务室。以后，他因讲课的关系也回来过，但只是为了居住方便，与病无关。在这期间，他曾几次有过自杀企图或自杀未遂的事情。他的一个朋友证实：“福柯一直被自杀念头所困扰”。一次，他问福柯：“你去哪儿？”另一位高师同学吃惊地听到他这样回答：“我去巴黎市政厅百货公司买根绳子上吊。”校医一方面以医学秘密为托辞，拒绝披露真相，另一方面暗示说：“这些心理障碍来自同性恋的某种失败体验和压力”。事实上，每当福柯夜晚从常常光顾的吸毒场所或同性恋酒吧回来时，总是一连几个小时处于消沉、不适和羞于见人的状态。以致艾蒂安大夫不得不经常关照他，以防不测。
在那个时期，同性恋者的日子很不好过。1950年进入高师的多米尼克·费尔南戴曾叙述过那个年代同性恋者的悲惨境遇。“那时，同性恋是耻辱，只能秘密活动”，在那个时代，每个同性恋者都应该在夜生活的阴影中推动白昼所不允许的令人感到缺憾的快感。下面是费尔南戴概括他告别童年时代时的感受：“我猜想：1.我不依赖任何人而独自成长，我所感兴趣的是那些不能对任何人说的事情；2.告别童年是精神无限痛苦的根源；3.但也是一个神秘且奇特的选择信号。我怀着既自豪又恐惧的心理加入这层千夫所指的神秘关系之中，我的青年时代就这样开始了。”[7]当回想起他在自己的独特“条件”下不惜代价所收集起来的藏书时，他写道：“从1950年起和在以后的十至十五年间，我所搜集的书籍对我仅仅意味着外伤、神经官能症、天生自卑、命运的不幸。根据本文所列举的无数病例，我能为自己勾画的形象是一个注定要受苦的下等人。”[8]有多少人是这种压抑狂症的牺牲品？又有多少人不是在欺人，或者自欺？而米歇尔·福柯正是其中之一。许多高师学生只是事后才知道福柯是同性恋者，他们说他们只是对他有所怀疑，偶尔也碰到过。或者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同性恋，才知道福柯是同性恋。但是所有知道或不知道他的性错乱深层原因的人都清楚地记得一个情绪不稳、介乎精神病边缘的福柯。所有人也都因这一点对福柯对于心理学、精神分析、精神病学所具有的难以驱散的兴趣心领神会。有人说：“他想弄清那些同私生活和否定发生关系的东西”，也有人说：“他对心理学异乎寻常的关注无疑与他个人身世的因素有关”。还有人说：“当《古典时代疯狂史》出版时，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与他个人身世分不开。”福柯那时的一位至交说：“我始终认为总有一天他会写性。鉴于性在他的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他也定会在著作中给性以中心地位”；他还说：“他的后期著作多少体现了他的伦理观，它的产生经历了一番自我较量。萨特从未写过自己的伦理观，但福柯写了”；他还说：“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追溯古希腊文化，从而打下了自己特有的考古学基础……”。简言之，大家都一致认为福柯的著作及其研究本身都扎根于他在高师期间的如此痛苦的经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福柯的同性恋来解释福柯全部著作，像美国大学某些代表认为所能做到的那样，他们还认为这样就足以使福柯的著作名誉扫地。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萨特在回敬庸俗马克思主义时所说的话：当然，保罗·瓦莱里[9]是个小资产者，但并非所有的小资产者都是保罗·瓦莱里。我们只是可以发现一个知识设想如何在某种经验中产生，或许我们应该把这种经验看作是原始的；一段知识历程是怎样在个体与社会生活的斗争中被制造出来，而它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存留在个体或社会生活的斗争中，而是为了以对那些提出以下问题的人们做出讽刺答复的形式，对个体和社会生活进行思考、超越和判断：你们是否确实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否肯定你们的理性、科学观念和你们的感知范畴？福柯读过精神病学专家的著作。他同心理学专家们共过事。他本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可能是他的同性恋阻碍他走这条路？正如多米尼克·费尔南戴所说：“这是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时代。医生们继牧师和警察之后，对同性恋的条件作出了判决，由于这一判决来自某种貌似‘科学’的权威，体现出某种慈父般的和蔼，它显得更加准确。每当精神分析学家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幸福的同性恋者’时，我便将这种断言看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愈发退缩到我的不幸的意识中。”[10]直至“贱民们”奋起反抗或拒绝的呐喊声响起的那一天。这拒绝的呐喊对福柯来说意味着文学和理论的双重转向，一方面，他对那些描写“叛逆”、“经验限制”、剩余和支出的作家们情有独钟，在阅读巴塔耶、布朗肖[11]、克洛索夫斯基的作品时，在发现“疯狂哲学家的可能性”时，他都会感到心灵的骚动，书中火热的话语锤炼了辩证法和实证性，他曾在《叛逆者序言》中做过描述[12]。另一方面，他热衷于从医学的角度对心理学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整体状态进行历史考察。他不是在1981年就说过：“每当我试图进行理论研究时，我总是将它建立在我亲身经历的素材上，即同我所见到的、发生在我周围的过程有关的素材。因为我认为在我看到的事物中，在我接触到的机构中，在我同其他人的关系中，我可以了解某些裂痕、某些暗中的骚动和某些机能的障碍，所以我才从事编写——自传的某一片断——工作。”[13]
福柯的苦恼还可以解释他要出走以逃避让他窒息的绝境的原因：1955年，他出走瑞典便是上述理由的佐证。只是在60年代来临的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之后，福柯才逐渐摆脱了压抑心情的约束。但在多米尼克·费尔南戴看来，这也许还不够，他曾严厉指责巴特和福柯对他们的同性恋总是闭口不谈，因为在当时，他们并不是非缄默不可。甚至像罗歇·马丹·杜加尔[14]这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曾想过躲藏起来，羞于出版一部以同性恋者为主人翁的小说。当然，这种做法是出于一种“合乎情理的谨慎”。巴特却不然。1975年，在《巴特自述》中，他在一个段落中用极其暧昧的口吻谈及了《女神H》：“潜在的倒错欢乐（这里指两个‘H’，即同性恋（Homosexualité）和吸大麻（Haschisch））一直遭到轻蔑”。地道的懦夫！费尔南戴评论道，他对福柯也同样刻薄：“他也从来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毛病。”[15]事实远非如此。不过，老实讲，对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来说，要他们接受68年后的那代人发动的“文化革命”往往是不现实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1981年，安德烈·博德里面对轰动一时的“同性恋运动”的战斗精神不知所措，只得停办《阿卡迪亚》杂志，并中止他在1954年发起的同名运动。可《阿卡迪亚》杂志和阿卡迪亚运动曾以其审慎态度、责任心和它称为“尊严感”的东西在三十年间传达着“接纳”同性恋的愿望。这一切都是通过使用假名进行的。我们看到不止一人由于被迫公开向外界说出他们多年严守的秘密而感到惶恐不安。当让-保罗·阿隆在弥留之际要求在《新观察家》周刊的头版宣布他患有艾滋病，甚至向公众“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时，我们听到了对这些意识障碍产生的感人反响。[16]当他批评福柯掩饰自己的病症时，同时也是在指责福柯企图拒绝“获得承认”的行为。不过，“这种获得承认”的想法不正是福柯所深恶痛绝的吗？人们可以在福柯后期著作中找到这种“深恶痛绝”的痕迹，尽管他在努力反对说、谈论和让人谈论这些指令，或者拒绝做和少做这样的事，如同人们可以从某一历史视野中和某一理论研究中发现一些日常生活的意外经验一样。
如果说福柯的同届同学们众口一词，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怪僻和难以相处的福柯的话，那么，他们同样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学习勤奋的福柯。他整天埋头读书，读书之余还做卡片，并把它们有条不紊、精心细致地排列在卡片盒里。更有甚者，他想方设法寻找学生们在听柏格森的哲学课时所作的已装订成册的听课笔记。福柯的文化素养、工作能力、广博的兴趣使他在同学们眼里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博览古典哲学著作，当然这是必需的，如柏拉图、康德……还有黑格尔。1949年6月，他以黑格尔为题进行了高师的毕业论文答辩，题目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历史先验性的构成》。他攻读马克思的著作，这并不奇怪，因为所有人都在读。而后，他又研读胡塞尔，特别是海德格尔的著作。1942年，阿尔方斯·德·瓦朗斯的书出版，通过他的评介，年轻的哲学家们才开始接触到海德格尔的思想。福柯随即潜心学习德语，以期能够阅读原著。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对他至关重要：“我首先阅读黑格尔的书，然后是马克思的，同时也开始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临终前回忆起学生时代，他说：“我至今还保存着读海德格尔时所作的笔记——数量很大——甚至比读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作的笔记还要多。海德格尔的著作对我的整个哲学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我承认尼采的影响超过了他〔……〕我对尼采的了解远比对海德格尔的多。说读他们俩的书于我是极重要的经验毫不夸张。若没有读海德格尔，我可能就不会读尼采。”[17]实际上，对尼采的激情是稍后才开始的。而那时，他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和心理学。他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弗氏是他偏爱的作者之一，是他喜爱谈论的话题之一，也是他最主要的兴趣之一。此外，还有克拉夫特·埃宾[18]、玛丽·波拿巴特[19]。福柯格外重视乔治·波利泽[20]的《心理学基础批判》，它影响了整整这一代人。这本书1938年出版，已经绝版，因而高师学生不得不争相传阅唯一一本可供借阅的书。还有一些书对福柯也非常重要，如艾布拉姆·卡丁纳[21]的《个人及其社会》和《社会的心理界限》，书中“基本人格”的概念和关于个人行为与所处文化之间关系的论点启发了福柯后来的思考。福柯同样对玛格丽特·米德[22]和她的原始社会中两性的分化学说感兴趣，对金西[23]有关性行为的报告也给予关注。当然，他还读加斯东·巴什拉[24]的著作，后者对福柯的影响非同寻常。福柯还酷爱文学作品，卡夫卡是他那代人狂热崇拜的作家。福柯读卡夫卡德文原版小说以便磨炼自己的德语。他还读福克纳[25]、安德烈·纪
德[26]、儒昂多[27]和热内[28]的作品。然而，我们应该想象得出热内的小说所掀起的轩然大波和50年代初萨特的长篇评论所带来的猛烈冲击。在萨特看来，人们已经从普鲁斯特[29]过渡到热内，从作为注定不幸的经历的同性恋过渡到作为某种抗议世俗的选择的同性恋。福柯对萨德[30]的小说推崇备至，以致发展到蔑视那些对萨德不恭的人的程度。
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很少去索邦大学上课，福柯也不例外。诚然，他们必须到这所邻近的古老学院参加学士学位考试，但一般来说，他们不去那里听课，只是在期末考试时才光顾一次。然而，福柯为获得达尼埃尔·拉卡什[31]和朱利昂·阿儒利亚盖拉精神病学知识的研究成果曾去过那里。福柯还听过由亨利·古叶开设的关于17世纪哲学的讲座。当然，从1949年起，他又去听依波利特的课，因为在这一年，依波利特转到巴黎大学文学院执教。
福柯对尤里姆街设置的一些课程尤为关注。他按时听让·博福雷的课，马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一封信》就是写给他的。他评述过《判断力批判》，但也经常谈及海德格尔，他是海德格尔最忠实的弟子之一，也是向法国介绍海德格尔的学者之一。福柯从博福雷那里获益匪浅，常向他的朋友们谈起博福雷，此外还有让·瓦尔，他为加尔第、克纳波和福柯三人讲解《巴门尼德篇》。他还听过让·图森·德桑弟的课，那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当时，他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融合起来。这也是战后法国哲学的重大问题之一。唐·杜克·陶后来出版的一本书也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在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德桑弟是位出色的教师，对高师学生影响很大，他不遗余力要把学生们引向共产党。
毋庸置疑，对年轻学生们影响最深的还是梅洛-庞蒂的课。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处于光辉的巅峰。尽管高师学生像当时所有人一样为声名显赫的萨特着迷，但他们更欣赏梅洛-庞蒂，相比之下，梅洛-庞蒂更加学院化，更加严谨，较少“世俗”，特别是他在人文科学中拓展哲学领地的追求显得更加大胆。在1947年至1948年和1948年至1949年这两年中，福柯从未错过梅洛-庞蒂在高师作的任何讲座：既有关于《马勒伯朗士[32]、梅纳·德·比朗[33]和柏格森著作中的灵魂和肉体的统一》[34]，也有涉及语言学的讲座。梅洛-庞蒂热衷研究语言学问题，并试图给高师学生们讲解索绪尔[35]的著作。听课的人很多，因为他当时在里昂教书，而这里是巴黎唯一可以听到这位《知觉现象学》的作者讲课的地方。1949年开学时，梅洛-庞蒂才到索邦大学教授儿童心理学。于是，他的忠实听众又迫不及待地涌入阶梯教室听他的课。梅洛-庞蒂谈论“语言的意识和获得”，或论述“人文科学和现象学”之间的关系，他的课总是刚讲完，讲稿就被发表在《心理学简报》上。[36]可以肯定福柯从中颇有所得。例如，梅洛-庞蒂在1951年至1952年间教授的“人的科学”课，详尽阐述胡塞尔、考夫卡[37]和戈尔德施泰因[38]的理论。这对福柯无疑具有极大吸引力。后来福柯在初登讲台时所教授的内容与之相类似。
对于尤里姆高师学生来说，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是他们的校友，1948年被任命为哲学“辅导教师”，意即帮助考生们通过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的教师。在这之前，一直是乔治·古斯塔夫担当此任，他因去索邦大学任教而改由别人接替。这人就是路易·阿尔都塞，那时——就像在60年代中期——他的名字在拉丁区以外无人知晓。但在他的学生这个小圈子里，他的影响却不可低估。路易·阿尔都塞在1948年获得大中学教师资格，那年他30岁。他早在1939年就考入高等师范学校。但后来他应征入伍，被俘，在集中营被关了五年。战后，他又回到高等师范学校，参加了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名列第二，第一名是让·德普兰。在通过者名单上还有吉尔·德勒兹、弗朗索瓦·夏特莱等人。1948年开学后，阿尔都塞走马上任，当上辅导教师，他的教学质量有口皆碑。第一年，他让学生们攻读柏拉图。实际上，他很少讲课。严重的心理障碍使他的授课很不规律。一连离校几周不露面的事经常发生。但他与他所负责的学生们一直保持私人联系。他把很多时间用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学生，听他们讲话，给他们提出建议，并教授一些行之有效的对付会考考官团的技巧，因为会考与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一样，墨守成规，一板一眼。
米歇尔·福柯与路易·阿尔都塞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情。福柯患病时，阿尔都塞劝他不要去精神病院。当然，福柯加入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阿尔都塞的影响。阿尔都塞任辅导教师时还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还参加了学校天主教小组的会议，实际上，他曾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此时已不太虔诚了。他是让·拉克鲁瓦和让·吉东[39]的学生，并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几乎整个高师和大部分知识界人士都投身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时，阿尔都塞也卷入其中。马克思主义和加入共产党成了萦绕在法国教育界人士心头的两件大事。人们经常注意到在法国，涉及哲学和知识的问题总是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过去，只是在解放最初的几年里才达到过这种程度。当然，高等师范学校也不能例外，它只能减弱这种现象，或将这种现象推上极端。从1945年起，特别是1948年以后，共产党便在尤里姆街扎下了根。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援引战争结束时刚从学校毕业的让·弗朗索瓦·勒韦勒的话，指出共产主义的影响在1945年时还微乎其微。但是当冷战达到高潮，当1947年爆发了暴动性罢工时，每个人都不得不“选择自己的阵营”，学校也随之全面政治化，就是说学校选择了“劳动者阵营”，从而也就选择了共产党的阵营。[40]保罗·维亚拉内克斯说，他看到了一些“真正改变政治信仰的现象”：一些他所认识的在预备班期间并不过问政治的人狂热地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雅克·勒·高夫曾在捷克呆过一段时间，他的警告没能冷却他的同志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以致历史学家们可以在今天对高师的“这一代共产主义者”进行质疑。[41]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共产党？很难说出确切的数字，因为“入党”可以归结为表达出某种朦胧和模糊的同情，也可以归结为表现出狂热、最富宗教色彩的战斗精神。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1949年入校，不久便担任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他说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高师学生，也就是在“总数200人的学生中有40或50人”是共产党员。但他又补充说只有20来人参加支部会议。著名的极端共产主义者有米歇尔·克鲁塞、皮埃尔·朱坎、莫里斯·卡维英……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首先，应该承认在当时的全民选举中有五百万法国人投共产党的票，这个数字占投票总数的25%以上。另外，正如莫里斯·阿古龙所说，“没有经历过‘抵抗’时代的人难以想象共产主义的宣传规模、态度、力量，冒昧一点说，疯狂的热情。她说：‘在爱国主义斗争中，我们的人数最多、最活跃，只有我们最有力量，最忠诚。我们的烈士名单最长，我们佩得上被枪杀者的党的英名……’。共产党是纯洁的爱国主义的强有力的捍卫者。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批评精神已经被淹没了。事实上，我们的批评精神远不如18或20岁时那样敏锐，特别是我们因没能参加抵抗运动而朦胧地感到懊悔，由此希望参加政治运动弥补这一缺憾”。[42]
高师的年轻学生大批入党，但这仍不能达到党所要求的数量，不过，这个党长期以来以“知识党”的面目出现，被看成是凝聚知识分子的团体，它强调它的目的是控制、支配和搜集所有研究和思想领域中的成果。事实远非如此。但不管怎么说，在近十年间，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高师学生入党，这个数目已相当可观。
政治充斥了高师整个生活，争论更是异常激烈。共产党员制造“精神恐怖”，异常沉重的气氛笼罩着高师。谁不加入这条战线，谁就会被开除，或是被告发。支部书记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是最凶残的一位。他是十足的判官，发号施令，无时不在四处监视，特别监视高师学生们有没有越轨行为。
诚然，还存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小团体，但因过于陈腐，没形成什么气候。他们中有现任黑奥姆市市长的让·埃拉尔，有马塞尔·尤卡约罗，居·帕勒玛德……剩下的学生参加了由让-保罗·萨特和大卫·卢塞特1948年创办的短命的革命民主联盟。当时，这个组织很快被看作是“高师的学生党”。但实际上，真正依附这个党的人并不多。应该说，除了几位高师学生外，革命民主联盟没能找到更多的盟友。信仰基督教的学生集中在“塔拉小组”（意即所有做弥撒的人），他们又分为左翼和右翼，右翼人数寥寥无几。左翼的“进步基督徒”组织人数众多，对共产党有好感。他们支持传道教派应接近最贫穷的人们的思想。弗朗索瓦·贝塔里达是“塔拉王子”，他在1947年上二年级时，就开始领导这个基督教小组。他与福柯同届，参加抵抗运动时年纪尚轻。他拥护《基督教证明》（Témoignage Chrétien）杂志。他是“进步分子”，倾向共产主义，他说：“进步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空中楼阁。”罗杰·福鲁也是一个亲共产主义的基督教徒，现任工业部长，曾当过法国国立行政学校校长。
当然，学校里还有“一伙”学生属于另一派，即倍受轻视的右翼，他们在“左翼潮流”统治下的尤里姆街感到压抑。他们被视为“怪兽”，人们总是把他们视为“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是让·道迈尔松，后来成为戴高乐将军的部长的让·夏尔保内，现任第戎市市长的罗贝尔·普雅德……这一小伙人积极参加“保卫共和联盟”的活动，并且“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杂志《精神的解放》尤感兴趣，克洛德·莫里亚克和莫里斯·克拉维尔都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43]
1948年，路易·阿尔都塞加入法国共产党，他在致玛丽亚·昂托涅塔·玛西奥基的信中解释了他“入”党的原因：“我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曾是《天主教行动》的积极分子，教会在30年代创建了自己的青年组织以便抵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它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我们的指导神甫同我们谈论过‘社会纠纷’。这使我们更快地了解了社会，那个时期信仰天主教的同学大多成为了共产党员，这真是‘历史的玩笑’！人民阵线、西班牙战争、反法西斯战争、抵抗运动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社会纠纷’的含义，并且使我们得知它真正的名字：阶级斗争。1948年，我任哲学教授，并且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从这时起，我就在高等师范学校教哲学。1949年复活节，我去了意大利〔……〕。我一直教哲学，并努力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哲学上的共产主义者意味着成为马列主义哲学家，而要成为马列主义哲学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44]
路易·阿尔都塞成为马列主义哲学家是很久以后的事，他“重读”《资本论》，并在1968年和1968年以后把对革新过“革命理论”进行研究的人们团结在他的周围。他的影响大得足以使一些高师学生随他一起加入法共。1950年，福柯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
1950年对福柯来说，只意味着在高师度过第四个年头，不像许多同学那样有惊人之举。但应说明，福柯早在1947年春，即他上一年级时就有入党的念头。莫里斯·阿古龙还记得，福柯有加入共产主义者行列的要求，但却碰到了一个难题：福柯所盼望的是加入党支部，而不是学生工会。但这个要求对于负责审查他的入党申请的共产党员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结果他被拒之门外。因此，在整个学生时期，福柯不问政治，置身于任何组织之外。雅克·普鲁斯特强调说福柯是亲共产党的，那时，他与福柯过往甚密。福柯虽然亲近共产党，但对党的知识分子领导人物如罗杰·加罗第却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另外，那时的福柯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是黑格尔主义者。为了撰写毕业论文，他努力攻读《精神现象学》，在这方面，他与阿尔都塞兴趣相投。阿尔都塞在几年前也曾作过关于黑格尔的论文答辩。他的朋友雅克·马丁，还有让·拉普朗什也是一样，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一书就是献给雅克·马丁的。
1950年，福柯不仅加入了共产党，还参加了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但没有通过。他没有像大多数高师学生那样在高师第三年赴考，而是在四年级赴考。1950年春，他考笔试，在论述奥古斯都·孔德的著作之前，要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吗？”他答得不错，获准参加口试。通过笔试的还有另外73名考生，而参加笔试的考生共有219名。但他不知道他只是第29名，而最后只录取前15名，这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时口试分两步进行：先是“小口试”，根据抽签得到的题目讲一堂课，然后是“大口试”，考四项内容：讲一堂课，然后分别用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解释课文。小口试是淘汰制，福柯正是在这一阶段被淘汰的。他抽到的题目是《论假设》，这是他最反感的题目。因为作为传统题目，早有固定的论证格式，而他却就《巴门尼德篇》中的假设进行长篇大论，完全忽略各门科学中的假设概念。结果福柯不再属于20名参加第二轮口试的考生。由索邦大学校长乔治·达维，皮埃尔-马克西姆·舒勒和总学监布里杜组成的评委会责怪福柯没有谈到克洛德·贝尔纳[45]。福柯后来嘲讽地说：“我忘了提及兔子尿尿的事”。即参考克洛德·贝尔纳的一次著名实验——而这正是评委会所期待的。评委会主席关于这位未被录取的考生的报告很有说服力。有达维校长的亲笔报告为证：“该考生博学多识，不同凡响。此次失败可被视为一次事故。该生笔试平平，口试中在论述传统课题时，不该过多地炫耀博学而偏离试题。”这年录取的考生中有皮埃尔·奥邦克，让·皮埃尔·法耶，让·弗朗索瓦·里约达，让·拉普朗什……未被录取的有：米歇尔·图尔涅、米歇尔·比托尔[46]……
不管怎样，福柯的这次失败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大家都曾确信福柯定会名列前茅。在他们眼里，福柯是高师尖子学生之一，可谁也弄不懂他为什么会“一败涂地”。有些人甚至认为他可能因政治原因未被录取。不过，一些当事人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的确，在这个时期，流传着许多解释。例如1951年，《新批评》援引了一位哲学评委会成员的话：“今年不会录取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但有一件事确凿无误，即这次失败对福柯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以致路易·阿尔都塞让拉普朗什和他年轻的夫人去照顾福柯，陪伴他，以防他干出什么“蠢事”。福柯必须度过这一危机，好在危机时间没持续太久。福柯很快又投入复习，准备来年再考。他与让-保罗·阿隆结成学习小组，后者虽然不是高师学生，但来校旁听，两人由此建立了友谊。福柯设想出所有可能的试题，并为此准备了几十套方案。他明白口试是他的弱项。1951年6月，他准备再次冲击教师资格考试笔试。他需用7个小时写出《经验和理论：确定并设想它们之间关系的方式能产生什么样的哲学结果》，然后要用7小时论述《知觉活动和理智》。最后一门考试用了6小时，他按要求假设柏格森和斯宾诺莎在“一个纯回忆的沉睡着的国度”相遇，并“就时间和永恒展开对话，以确定哲学应给予这两个概念思考的类型”。他考得很好，再次取得口试资格，接受评委会面试。这次评委会的成员不都是原班人马。主席仍是乔治·达维，但加上了让·依波利特和作为副主席的康吉莱姆，后者当时已是中等教育的总督学。康吉莱姆打算给考生出更具现代味道的题目。他据理力争，终于把“性”作为题目定了下来。“他们全都在读弗洛伊德，而且这是他们的唯一话题”，他向那位稍显固执的主席解释说。恰恰是这个题目使福柯如虎添翼。让·德普兰曾听过他的讲演，因为福柯在高师学生中小有名气，德普兰还能回想起那是一个十分老套的讲演，分为三点：作为本性的性，作为文化的性和作为历史的性。历史在此意味着个人身世。这都与福柯研读有关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方面的书时所受到的深刻影响有很大关系。
这次，福柯成功了。他与另一名校友让-保罗·米罗并列第三。第一名是同届学生伊冯·布雷斯，他曾找到福柯对他超过福柯表示歉意，他也认为这不太公平。评委会的报告则注意福柯表现出来的不适：“该考生学识过人，出类拔萃，但他似乎对第二次参考怀有恐惧，可能还报有成见”，达维校长写道。成绩公布后，福柯因没能荣登榜首愤恨不平。他向康吉莱姆抱怨他论述的主题，他大概说，不知是谁出的点子，向考生提出有关性的问题云云。
有了教师资格就应该去教书。鉴于会考从理论上讲是针对中等教育的，所以，至少在那个时代，高师学生需在中学呆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进入高等教育的大门，他们把这段日子看作是必入的炼狱。由于健康状况很不稳定，福柯免服兵役，但他却面临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新获教师资格的人需申请到某一中学任教，所以他们都要被总督学召见。福柯要见康吉莱姆，他要提出不想去教书。因为他名列前茅，他希望去梯也尔基金会工作。这个机构很特别，是阿尔道夫·梯也尔的小姨兼继承人在1893年创建的。每年基金会都要接收一些年轻的学生——只要男生——按月支付奖学金，以使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中撰写论文。战后，基金会的情况有所转变：维持基金会生存的遗金大幅度贬值，改由全国科学研究中心托管。于是全国科学研究中心这一国家机构向寄宿生支付月薪，再由寄宿生将其月薪的一半付给基金会，用以支付基金会提供的膳宿。寄宿生进入该机构后享有研究员的头衔，但这一头衔只在基金会范围内有效。长期以来，基金会每年只招5人，有文学家、法学家或医生等。1950年秋，招收6人，其中有罗贝尔·莫兹，保罗·维亚拉内克斯，让·路易·加尔第。1951年增至10人。除米歇尔·福柯外，还有让·夏尔保内、皮埃尔·奥邦克、居·德让、让-贝尔纳·雷蒙等人。
那么，怎样才能进入这所神秘机构呢？这是一座19世纪的大型建筑物，位于巴黎十六区现在的尚斯列-阿德努尔广场，紧靠着道费纳门。首先，应该有毕业生所在的大学校长的推荐。然后接受基金会主席的面试。当时，基金会主席是古希腊语学者保罗·玛宗。最后，因为基金会虽然由全国科学研究中心托管，但还是像过去那样由组成法兰西研究院的几个学院管理，所以还要拜见参加董事会的各学院代表。法兰西学院的代表是乔治·杜拉梅尔[47]。与福柯同年进入基金会的让·夏尔保内讲述了他拜会这位作家时的情景：“当我严格按照传统去见他时，他用莫里亚克式的低声对我说：‘听着，年轻人，我不知道您是否有功成名就的一天。但我可以对您说，当我孙子一边喊：我有一个帮我做听写的爷爷，一边跑进屋的时候，那就是我真正体验成功的时刻。”[48]所有求职者都会有像这位小说家一样的经历。
经过上述一系列程序和拜访后，幸运的入选者终于可以进驻这座“神圣殿堂”，正如让·夏尔保内所描绘的，“它虽破旧不堪，但受到知识界的崇拜，总之，极富魅力。这里有一位打扫房间的工人，有漂亮的陈设，一个台球桌，一架钢琴和一座大花园。环境装饰富丽，但财源拮据。人们献身现代科学如同献身宗教，应该经受贫穷和独身的考验。”[49]米歇尔·福柯拜访保罗·玛宗时，曾对他谈到两个研究课题，一是“后笛卡尔主义中的人文科学问题”，一是“当代心理学中的文化概念”。“我对第一个课题尤感兴趣”，保罗·玛宗在为福柯离开基金会时所写的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问题是要知道笛卡尔主义怎样在外国、在意大利和荷兰的影响下演变的，以及马勒伯朗士和贝勒[50]掀起的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什么。”[51]实际上，福柯曾拜见过亨利·古叶，请求他指导其关于马勒伯朗士的补充论点。正如保罗·玛宗所指出的，主要论点应放在文化问题上，就像当代心理学分析所做的那样。于是，福柯又一展平时的刻苦精神，开始写这篇论文。正是从这时起，他养成了每天去国家图书馆的习惯，几年中，直到去瑞典之前，他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再回法国后，这个习惯又随之恢复。毫无疑问，国家图书馆是福柯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地方之一。
但是，福柯在梯也尔基金会只呆了一年，没有达到规定的三年时间。因为他难以忍受在尤里姆街就厌烦了的集体生活。诚然，在这里每人都有单独的房间，可以相对独立地生活。但尽管如此，这毕竟是寄宿制，必须与20多个人共同生活。除了1951年招收的10人外，还有前几届的寄宿生。一日三餐都要在一起。在这里，福柯又成为众矢之的。他攻击所有人，惹是生非，挑起事端。他同其他寄宿生的关系总是一触即发。而导致最后悲剧的发生是他与一名寄宿生的一段失败的恋爱经历。福柯还被怀疑从邮箱中偷窃信件。福柯丝毫没有再呆下去的兴趣，而这地方也全然不想再挽留他。
1952年开学时，福柯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里尔大学的助教职位。
[1] 贝尔特朗·德·圣-塞尔南（Bertrand de Saint-Sernin）著：《乔治·康吉莱姆在索邦大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Georges Canguilhem à la Sorbonne，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1985年1—3月，第84页。
[2] 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3] 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国作家和政治家。
[4] 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1872—1957），法国政治家、评论家、传记作家。
[5] 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1885—1972），法国诗人、评论家、小说家、戏剧作家。
[6] 让·德莱（Jean Delay，1907—1987），法国医学家和心理学家。
[7] 多米尼克·费尔南戴（Dominique Fernandez）著：《绑架加尼梅德》（Le Rapt de Ganymède），Grasset出版社，1989，第291—292页。
[8] 多米尼克·费尔南戴（Dominique Fernandez）著：《绑架加尼梅德》（Le Rapt de Ganymède），Grasset出版社，1989，第82页。
[9] 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评论家、戏剧作家。
[10] 多米尼克·费尔南戴（Dominique Fernandez）著：《绑架加尼梅德》（Le Rapt de Ganymède），Grasset出版社，1989，第82页。
[11]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法国散文作家、小说家。
[12]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违逆者序言》（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载《文学评论》（Critique），第195—196页，1963年8—9月，第762页。
[13]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那么思考重要吗？》（Est-il donc important de penser？），载《解放报》（Libération），1981年5月30日。
[14] 罗歇·马丹·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1881—1958），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15] 多米尼克·费尔南戴（Dominique Fernandez），见上述引文，第132—133页。
[16] 让-保罗·阿隆（Jean-Paul Aron）著：《我患上艾滋病》（Mon sida），载《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1987年10月30日。
[17] 米歇尔·福柯访谈录：《回归道德》（Le Retour de la morale），载《文学消息》（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1984年6月28日。
[18] 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1840—1902），德国医生。
[19] 玛丽·波拿巴特（Marie Bonaparte，1882—1962），法国精神分析学家。
[20] 乔治·波利泽（Georges Politzer，1903—1942），原籍匈牙利的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21] 艾布拉姆·卡丁纳（Abram Kardiner，1891—1981），美国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和人种学家。
[22]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人种学家和心理学家。
[23] 阿尔弗雷德·查尔斯·金西（Alfred Charles Kinsey，1894—1956），美国生物学家。
[24]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法国哲学家、法国新认识论杰出代表，心理学家、诗人。
[25]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kner 1897—1962），美国小说家。
[26]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
[27] 马塞尔·儒昂多（Marcel Jouhandeau，1888—1979），法国小说家、评论家。
[28] 让·热内（Jean Genet，1910—1986），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29]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诗人、专栏作家、评论家。
[30] 萨德（Sade，1740—1814），法国作家。
[31] 达尼埃尔·拉卡什（Daniel Lagache，1903—1972），法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
[32]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哲学家和学者。
[33] 梅纳·德·比朗（Maine de Biran，1766—1824），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34] 这些课程讲义在让·德普兰（Jean Deprun）的关照下出版，Vrin出版社，1968年。
[35]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
[36] 所有这些课程讲义近期再版，载入《梅洛-庞蒂在索邦大学》（Merleau-Ponty à la Sorbonne），Cynara出版社，1988年。
[37] 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德裔美国心理学家。
[38] 戈尔德施泰因（Kurt Goldstein，1878—1965），原籍德国的美国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他专门研究失语症，晚年反对行为主义和反射学理论，支持机体统一论。
[39] 让·吉东（Jean Guitton，1901—1999），法国哲学家、神学家。
[40] 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见上述引文，第44页。
[41] 让-弗朗索瓦·西利内里（Jean-François Sirinelli）著：《1945年后尤里姆街的高师学生：是共产主义的一代吗？》（Les Normaliens de la rue d'Ulm après 1945：une génération communiste？），载《世界观代史杂志》（Revue d'histoire du monde moderne），第ⅩⅩⅫ册，1986年10—12月，第569—588页。
[42] 莫里斯·阿古龙（Maurice Agulhon）著：《幕后一瞥》（Vu des coulisses），载《自我历史文集》（Essais d'ego-histoire），Gallimard出版社，1987年，第21—22页。
[43] 让·夏尔保内（Jean Charbonnel）著：《忠诚的冒险》（L'Aventure de la fidélité），Seuil出版社，1976年，第56—57页。
[44] Maria-Antonietta Macciochi从《二千年的幸福》（Deux mille ans de bonheur）书中摘引此信，Grasset出版社，1983年，第379—380页。
[45] 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
[46] 米歇尔·比托尔（Michel Butor，1926—2016），法国小说家、诗人。
[47] 乔治·杜拉梅尔（Georges Duhamel，1884—1966），法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
[48] 让·夏尔保内（Jean Charbonnel），见上述引文，第39页。
[49] 让·夏尔保内（Jean Charbonnel），见上述引文，第39页。
[50] 贝勒（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评论家、哲学家。
[51] 见保罗·玛宗（Paul Mazon）的报告：《梯也尔基金会年鉴，1947—1952》（Annuaire de la fondation Thiers，1947—1952），新版，ⅩLⅠ分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