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疯子狂欢节
福柯到尤里姆街时，乔治·古斯塔夫是哲学辅导老师。我们现在知道他发表过一系列关于西方思想史的著作。但在当时，可以说，他还没发表过任何论著。古斯塔夫对心理学极感兴趣，在1946年和1947年，他和他的朋友乔治·多梅丛一起给学生们传授心理病理学的基础知识：在圣-安娜医院进行临床示范，开办系列讲座等。来校讲课者除了多梅丛本人外，还有名叫拉康或阿儒利亚盖拉的精神病学家。古斯塔夫的授课远远超出了学生们所应接受实验的范围。由于他和多梅丛交往甚密——“我们两人都信奉新教”——，他可以依靠这份友谊，每年带一小批高师学生前往奥尔良附近的多梅丛主持的弗勒里-莱-奥伯莱精神病院实习。在一周的时间里，这些年轻人聆听医生和他们的助手的讲解示范。他们还可以在医院的围墙内散步。弗勒里-莱-奥伯莱精神病院没有一点监狱味道，医院院落宽敞，一栋栋楼房散落在树林中。
阿尔都塞接替古斯塔夫后，也常常带学生们去圣-安娜医院。在那里，学生们听另一位一流精神病学家亨利·埃[1]讲课。乔治·多梅丛和亨利·埃的课使米歇尔·福柯很早就接触到精神病学的改革浪潮，也结识了一些人。这些人以《精神病学的演变》杂志为核心形成团体，试图在某种更自由的意义上反思这门学科的知识和实践。而在当时，福柯从精神病学观察到的东西并不具有任何“压抑”或“惩罚”的性质。
米歇尔·福柯在高师头几年就开始密切关注心理学。1948年，他在索邦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后，便着手攻读心理学学士学位。为此，他去听达尼埃尔·拉卡什在文学院讲授的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同时，福柯还必须到科学院听心理生理学课以获得资格证书。但对这门课，福柯不太刻苦，他联络安德烈·韦尔热和路易·玛哲利克轮流听课做笔记。1949年，福柯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同年6日，又一次在达尼埃尔·拉卡什的帮助下获得巴黎心理学研究院的文凭。
拉卡什是战后心理学界最有名望的人物之一。他是高师1924年的学生。同年毕业的还有阿隆、康吉莱姆、尼赞和萨特。他曾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但他宁愿转向临床心理学。他曾在斯特拉斯堡任教多年，1947年到索邦大学，在那儿以《心理学的一致性》为题开始讲课，引起巨大反响。他力图把精神分析引入临床科学。这篇讲稿于1949年发表。与此同时，他开始在心理学研究院授课。
福柯对拉卡什的课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心理学是他选择的研究方向。他甚至考虑今后去学医。福柯特地去请教拉卡什：要成为心理学专家是否需先成为一名医生？为此，拉卡什并不感到惊奇。“当时，许多转向心理学、精神病学或精神分析学的哲学家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迪迪埃·昂泽解释说，他本人转向精神分析，可他并没有越过这一步。让·拉普朗什似乎是仅有的几个彻底改行的人之一。福柯进退维谷：拉卡什像他习惯于劝所有提出这一问题的人那样也劝他说：“如果我们在美国，那么我们必须这样做，但在法国则大可不必。”福柯常利用会面的机会向这位心理学大师提出其他问题：他想就自己的心理障碍进行咨询。但拉卡什不愿把事情混为一谈，不想既当学生的老师，又当学生的精神治疗医生。他只能为福柯推荐一位精神分析医生。可是这封推荐信并没有立刻派上用场。不久，福柯开始尝试“治疗”，但不到三周便告夭折。几年来，一直困扰他的问题之一就是应否接受精神分析治疗。
福柯在通过了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之后，并没有中断自己的科学追求。他在梯也尔基金会时便着手攻读心理学研究院的一个新学位。1952年，他终于获得精神病理学学位。他为此专修了普瓦耶和德莱两位教授的课，特别是在圣-安娜医院大阶梯教室进行的“患者示范”的“临床课”，以及贝纳塞教授的“精神分析理论”课，这门课也是在圣-安娜医院进行的，因为心理学研究院本身没有合适的场所。皮埃尔·皮肖负责该学位的“实际操作”部分，他并不欣赏福柯，但对他还有印象。他希望学生们熟练掌握试验的技术，不过，他认为福柯“高师”味儿太浓，太重理论，或者说对心理学的实验特性有恐惧感。1953年福柯在他早期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很刻薄地影射他同那些纯“科学”心理学的支持者之间的争执。他在文章中提到了他刚刚涉足实验心理学这一危险领域时人们向他提出的问题：您愿意从事科学心理学的研究，还是愿意从事像梅洛-庞蒂先生那样的心理学研究？福柯讥讽道：“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人们用以确定‘真正的心理学’的教条主义，还是混乱的基本怀疑论都不是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内容。一位能说出您愿意从事生理学研究还是愿意从事科学研究的生理学家必是不可思议的生理学家。”福柯又补充道：“应该重视对理性选择的研究；应该在并没有由科学构成的对象性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2]
然而，福柯长期以来热衷于心理学的技术和实验，甚至还购置了设备以进行罗尔沙赫[3]的试验。应该说他受到了良好的培养，因为达尼埃尔·拉卡什是将这一方法引进法国的人之一，也是这种方法最早的信徒之一。因此，当法国罗尔沙赫组织成立时，他当选为名誉主席。在高师期间，福柯乐于让同学们接受他的“试验”，即对在不同颜色底板上的墨水做出随心所欲的反应。他根据反应的结果对每个参加游戏的人的深层人格作出诠释，他对没有参加试验的莫里斯·班戈说：“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他们想什么了”。许多高师学生都记得当过福柯的“试验品”。福柯对罗尔沙赫试验的兴趣经久不衰，后来无论在克莱蒙-费朗，还是在突尼斯，他都要在课堂上用很多时间分析那些学生们看来只是做游戏的事情。
雅克琳娜·韦尔道也热衷于罗尔沙赫的试验。这位女子在米歇尔·福柯的成长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她很早就认识福柯一家。她的父母是福柯家的世交。战时，她父亲把她和她的弟弟送到普瓦捷避难。后来，雅克琳娜·韦尔道成为福柯大夫的麻醉助手。当德国入侵法国北部时，福柯大夫一面继续在普瓦捷当外科医生，一面帮助设在耶稣会高等学校中的临时医院接收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德国军队占领普瓦捷时，这位年轻妇人离城而去。几年后，战争结束，福柯夫人请雅克琳娜·韦尔道照顾在巴黎定居的儿子。福柯总是定期到维也塞克塞尔街6号乔治和雅克琳娜·韦尔道夫妇家吃晚饭。这条小街面对圣-日耳曼大街，靠近国会。雅克琳娜·韦尔道后改学心理学，同丈夫一起工作，在雅克·拉康那里完成了论文答辩。这对夫妇在圣-安娜医院建立了一个脑电波实验室。让·德莱为他们提供了几个医院阁楼房间，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乔治·杜马[4]从前的学生安德烈·翁布勒丹。翁布勒丹刚刚完成一部关于心理诊断的译作。他请精通德语的雅克琳娜·韦尔道把这部译稿交给著名的瑞士精神病学家罗朗·库恩审读。同时，他还借给雅克琳娜·韦尔道一本库恩写的《表情现象学》。雅克琳娜·韦尔道读完这本书后，动身去康斯坦次湖畔的图尔哥维和明斯特林根，将翁布勒丹的译文交给库恩，同时提出了个人请求：她打算亲自翻译《表情现象学》，因为她太喜爱这本书了。库恩接受了这一请求，同时又补充一项建议，为什么不同时翻译另一位精神病学家的书呢？他叫卢德维奇·宾斯万格尔[5]，他在克罗伊茨林根领导着美景诊疗所，距此只有三公里。他是奥托·宾斯万格尔的侄子，奥托又是尼采曾就诊过的耶拿诊所的负责人。雅克琳娜·韦尔道受到卢德维奇·宾斯万格尔的接待，并对这座“精神病院”的组织惊叹不已，它的建筑散落在玫瑰盛开的宽阔花园之中。在作出决定前，卢德维奇·宾斯万格尔向雅克琳娜·韦尔道提了许多问题，而后终于在他书柜的格子上找出了那篇他最希望译成法文的文章：这是一篇长文，题目就是《梦与存在》。
宾斯万格尔早就发展了由他命名的“存在分析”的观点。弗洛伊德、荣格、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都是他的朋友，特别是海德格尔对他的影响最深。因此，雅克琳娜·韦尔道返回巴黎后，请福柯协助翻译工作时，福柯没有推辞。因为，宾斯万格尔的著作中多用的是哲学术语。事实上，法文译文是他们共同确定的。雅克琳娜·韦尔道每天到高师找福柯，福柯在学校里有一间办公室，他应阿尔都塞之邀开始授课——那是1952年——，他们共同探讨，选择最准确的语言翻译原文中的某些概念。一天晚上，工作结束后，雅克琳娜·韦尔道带着她的这位年轻的合作者去拜访加斯东·巴什拉。巴什拉是宾斯万格尔的热情读者，以后又同他建立了书信往来。
雅克琳娜·韦尔道曾经几次和米歇尔·福柯一同去瑞士看望库恩和宾斯万格尔，向他们通报翻译的进度。他们着重讨论海德格尔的语汇，曾一连几个小时探讨“Dasein”一词的准确译法。最后，他们选定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术语：“在场”，以替代习惯用法“在那儿”。当宾斯万格尔的书的译文完成后，雅克琳娜·韦尔道对福柯说：“既然你喜欢这本书，就为它写篇序吧。”福柯知难而进，很快就动手写起来。
不久，正和丈夫在普罗旺斯省过复活节的雅克琳娜·韦尔道收到一个厚厚的邮件。“您的复活节彩蛋”，附在长篇文章之后，福柯加了这几个字。而这就是那篇序言。雅克琳娜·韦尔道先是吃了一惊，因为从页数上看，这篇序比正文还要长。事情就是如此。雅克琳娜·韦尔道随后读了起来。欣喜若狂：“太妙了！”
他们又一同去拜访宾斯万格尔，将译文和序一并呈交给他。精神病学家对两者都很满意。剩下的事是说服出版商，因为出版商对出版一部序言比正文还长的少见的译著迟疑不决，更何况序言的作者是个无名之辈，而如此短的原文的作者在法国也同样鲜为人知。雅克琳娜·韦尔道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了对方。1954年，该书由德克雷·德·布鲁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类学著作和研究”丛书。在书的卷首，福柯援引勒内·夏尔[6]《形式分配》中的一段话：“成年后，我看见一架越来越光滑的梯子在分隔生与死的墙上升高，变大，这架具有无与伦比推动力的梯子就是梦……现在黑暗已逝，生活以寓意的禁欲主义的形式变为对超凡力量的征服，我们都曾隐约感受到这些超凡的力量，但由于缺乏正直的品性，果断的判断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我们对它们的表述是不全面的。”如果说福柯的序言是以夏尔的诗开始的话，那么它的结束也引用了《形式分配》的一段长言，福柯认为这本书为解梦提供了最合适的钥匙。
福柯的文笔遒劲有力，光彩夺目。宾斯万格尔的著作吸引福柯之处是他用来调和并超越弗洛伊德和胡塞尔成就的那种方式。然而，福柯提出了对梦的独到见解：“不管怎么说，死是梦的绝对意义”，他这样写道，在死这种梦中，“存在得以获取有关自身的最根本的东西”。[7]由此得出“梦的优先地位对从人类学角度认识具体的人是必不可少”的观点。可是，福柯也得出超越这种优先地位的必要性——即“伦理学任务和历史的必要性”[8]。顺便提一下，福柯还引用了明科夫斯基[9]的研究成果、巴什拉的《空气和梦幻》、克莱因·梅拉妮[10]以及拉康教授的著作。从这时起，福柯成为拉康的读者。例如，他曾积极建议让-克洛德·帕斯龙读拉康在《法国百科全书》上发表的《家庭情结》一文，因为让-克洛德·帕斯龙正开始写有关“镜像”的论文。
雅克琳娜·韦尔道和米歇尔·福柯在1952至1953年间曾几次去瑞士会见罗朗·库恩和卢德维奇·宾斯万格尔。第一次去瑞士是在封斋前的星期二前夜，他们住在明斯特林根医院的库恩家。根据传统，在这一天，病人们需准备好服装和面具。医生、护士和病人都要化装聚集在节庆大厅里。晚会结束时，所有人都要把面具扔进奠祭狂欢节人物的熊熊烈火之中。这一奇特的仪式深深打动了福柯，他悄悄地对他的女朋友说：“这疯子的节日更像是死人的节日”。
福柯和他称为“我的老婆”的女人还曾在布里萨哥湖畔的泰森度假期间拜访正在那里度假的宾斯万格尔。这两位密友在威尼斯逗留数日后又来到佛罗伦萨。他们驱车前往精神病学家的避暑地。以前，他们总是抽空参观教堂和博物馆。“他酷爱绘画”，雅克琳娜·韦尔道说，“正是他使我了解了佛罗伦萨的马萨乔[11]的壁画。”然而，雅克琳娜·韦尔道清楚地记得福柯讨厌大自然，当她指给他看湖泊在阳光下闪光的奇丽景致时，他竟扭头向大路走去，并说：“我不要看它。”宾斯万格尔陪了他们几日，带他们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喝过几次茶，这位朋友叫斯吉拉齐，是研究海德格尔的哲学家。福柯曾在《序言》中引用过他的话。他们一同讨论海德格尔、现象学、精神分析，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精神分析是科学吗？这正是宾斯万格尔一生试图说明的问题。
同宾斯万格尔本人及其著作的接触，对福柯产生了重大影响。诚然，福柯摆脱了“现象学的精神病学”的形式，但是，宾斯万格尔的分析使他发现了精神病的某种内在的真实性。福柯后来说：“在读过那些被定义为‘存在分析’或‘现象学的精神病学’的著作之后，我无法否认它们对我的影响。那时，我正在精神病院工作，并从医学的角度寻找一些与传统的条条框框不同的东西，一种抗衡力量。当然，这些对精神病的出色描述作为基本的、唯一的和无法替代的经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另外，我认为莱恩也深受其影响，因为长期以来，他始终以存在分析为参照（他更接近萨特，而我更接近海德格尔）……我认为运用存在分析，我可以限定并勾勒学院式的精神病学知识中令人沉闷和压抑的东西。”[12]不管怎样，福柯写的长达120页的《序言》准确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倾向。更进一步讲，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通过它可以把握福柯本人之关心所在，他所提出的和将要提出的问题。也许还能从根本上掌握他思想的来源。1983年，福柯在为美国出版的《快感的享用》英译本第一版作的序言中追述了他所得益于宾斯万格尔的东西，以及是怎样与他分道扬镳的：“经验形式的历史是我很早就计划研究的主题，即在精神病学范围和精神病领域中使用存在分析的方法。鉴于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这一计划不尽我意：它在经验概念的确立上缺少理论依据，它与它并不清楚但已确立的精神病学实践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因此，我们可以试图通过参照某种人类的普遍理论解决第一个问题，并借助人们反复使用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处理第二个问题。这样，人们就可以接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历史的二难推理。但是，我不知道如下的做法是否可行：与其进行交替的游戏，不如去思考经验形式的历史性本身”。在长篇论述他用“经验形式的历史”的术语进行思考的过程后，他补充道：“我们可以想象50年代初，人们在阅读尼采的作品之后如何能够提出此类问题，并同时与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传统决裂。”[13]
米歇尔·福柯和雅克琳娜·韦尔道在圣·安娜医院从事心理学家的工作。不过，他的身份不很明确，只是“实习生”。如果说他没有正式职务而且没有薪水的话，这倒没什么关系。那时，他是梯也尔基金会的寄宿生，后来又当上了里尔大学的助教。所以，他来“脑电波”实验室“实习”，并不是为了赚钱谋生。他帮助雅克琳娜·韦尔道进行测定和实验。实验室的主要工作是测量脑电波、测量掌面皮肤耐力和呼吸节律。受试者需坐在椅子上，手捆脚缚，头、脚、手都通上电极……这些器具可以使心理学家记录每个器官的神经反应。福柯有时也充当“受试者”。但更多的是帮助准备实验和阅读实验报告。心理学家、音乐学家罗贝尔·弗朗塞斯也来实验室组织音乐听力方面的测验。当让·德普兰在实验员和技术助手中间发现福柯时，他并不感到惊奇，因为福柯曾请他充当受试者。
显然，实验室根本不是纯研究性机构，也不是进行儿童游戏实验的地方：因为实验室归让·德莱管，它是医院的一个科室。乔治和雅克琳娜·韦尔道首先被指派负责确定“发展方向”，并对住进圣-安娜医院的病人们进行诊断。
1982年，在一次采访中，福柯是这样谈及他的这份工作的：“在精神病院，心理学家没有明确的身份，所以作为一个学心理学的学生，我在医院的身份也非常特殊。科主任对我非常客气，让我做我愿意做的事〔……〕。我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中介人，这并非由于什么特殊贡献或什么非同一般的工作态度，而是由于我的身份不明确。这种身份迫使我同医生们保持一定距离。我知道这并不涉及我个人的成绩，因为那时候，我对这一切都感到不适。只是在几年后当我开始写一本关于精神病史的书时，我的这种不适，这种个人的经验形成了我的某种历史批评或某种结构分析的形式。”“在精神病学方面，圣-安娜医院是否给职员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呢？”对这个问题，福柯回答：“不，这是一所你们能想象到的典型的大医院，而且我应该说这所医院比起我后来见过的大部分外省大医院要好得多，它也是巴黎最好的医院之一。不，那里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在外省一家小医院里干这类工作，我可能会想，它的欠缺是由地理环境或其他的特殊问题所引起的。”[14]
福柯不仅在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学家的工作，还在一所监狱里做同样的事情。因为1950年，卫生部要求乔治和雅克琳娜·韦尔道在弗雷斯耐斯监狱设立一个脑电波实验室，法国监狱总医院就设在弗雷斯耐斯。实验室担负两项职能，一是应医生的要求，对有病的犯人进行检查，以探测可能的头颅外伤、非典型的癫狂、神经错乱等，二是进行一系列的测验，引导犯人参加监狱学校如默伦印刷厂的劳动。雅克琳娜·韦尔道每个星期都要去默伦印刷厂，与她同行的是她的朋友——福柯。两年间，她教他做简单的试验，和他一起分析实验结果，并让他当自己的助手……他们一起讨论病例，为每一个被检查对象建立病历卡……。
在这段时间里，福柯呼吸着实验心理学专业的空气。他的实践从此摆脱了大学的刻板作风。正像一位人种学家所说，他身处“现场”：他面对疾病的现实，面对病人的在场。他置身于两种监禁形式之间：对“疯病患者”的监禁和对“罪犯”的监禁。福柯本人就置身于这些被“察看”、“检查”、“验证”的人们之中。尽管他的身份模糊不清，难以确定，但这些使他同他要从事的心理学家的职业产生了一段距离。
[1] 亨利·埃（Henri Ey，1900—1977），法国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
[2]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心理学家研究》（La Recherche du psychologue），Privat-PUF出版社，1957年，第173—175页。
[3] 罗尔沙赫（Rorschach，1884—1922），瑞士精神病医生和神经科医生。
[4] 乔治·杜马（Georges Dumas，1866—1946），法国哲学家、医生和心理学家。
[5] 卢德维奇·宾斯万格尔（Ludwig Binswanger，1881—1966），瑞士精神病学家。
[6] 勒内·夏尔（René Char，1907—1934），法国诗人。
[7] 为卢德维奇·宾斯万格尔（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梦与存在》（Le Rêve et l'existence）写的序言（Introduction），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1954年，第74页。
[8] 为卢德维奇·宾斯万格尔（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梦与存在》（Le Rêve et l'existence）写的序言（Introduction），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1954年，第126页。
[9] 明科夫斯基（Oskar Minkowski，1858—1931），德国生理学家、病理学家。
[10] 克莱因·梅拉妮（Klein Mélanie，1882—1960），原籍奥地利的英国心理学家。
[11] 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画家。
[12] 杜修·特龙帕多里（Ducio Trombadori）著：《福柯访谈录》（Colloqui con Foucault）见上述引文，第41页。
[13] 《性经验史》（l'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第2卷序言的计划（没有发表法文版），见保罗·拉宾诺（Paul Rabinow）所著《福柯读本》（The Foucault Reader），Penguin Books出版社，第334—336页。
[14] 《访谈录》，载Ethos，见上述引文，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