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黑格尔的声音
在巴黎先贤祠后面，圣-艾蒂安-杜·蒙教堂旁边，有一所亨利四世中学，它是法国最有名的学校之一。它历来招收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中的佼佼者。福柯夫人遇到一位普瓦捷大学的教授，曾直言不讳地对她说：“难道你见到过本城中学出来的人考上高师吗？”决心已下：保罗-米歇尔要再碰一次运气，不过，这次他把全部的王牌都押上了。
1945年秋，他到达巴黎，来到这所学校。学校的塔楼在拉丁区高高耸立，而高师会考的成功率之高也使这所学校声名大振。这位“外省”青年——至少他的同学是这样感觉的——穿着怪异，活像扑克牌中的黑桃A，脚上永远是一双木底皮面套鞋。战争一结束，他就来到巴黎，当时巴黎生活还很艰难，物质匮乏，食品短缺。年轻的福柯对迁居首都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艰难的生活使福柯期待的巴黎新生活并非那样诱人。福柯夫人没有买到房子，甚至连出租的房屋也没找到。福柯只得先在他家的世交莫里斯·拉家住了几天。莫里斯·拉是旺德佛尔人，让森-德-萨利中学的文学教师。后来，保罗·福柯搬进了女校长租给他的拉斯帕伊大街上的房子，这使其他同学对福柯另眼相看。那时，正如勒·鲁瓦·拉杜里所回忆的，巴黎预科班的学生分为两个“主要类别”，一类是走读生，多为巴黎资产阶级子弟，每天晚上回家；而另一类是寄宿生，来自外省，他们甚至连在巴黎租房都不敢想。[1]保罗-米歇尔的父母有条件为他租房，希望这个孱弱，情绪不稳的青年免受他所痛恨的集体生活的折磨，保罗-米歇尔应享有这样的特权。诚然，他那几平方米的房间有时不够暖和，但至少他可单独住。这进一步印证了他在人们回忆中的形象：一个孤僻，让人捉摸不透、内向的男孩。此外，应该特别提到他在巴黎一年来的生活相当单调，至多是陪刚到巴黎的姐姐看几次电影。他们酷爱由于战争而漏看的美国电影。除此以外的所有时间，福柯都像一个疯子似地为通过会考而学习。
参加这次会考的“亨利四世中学”的“预1班”的学生就有50人。50人！这个数字已超出了录取名额。尤里姆街只录取38名文科学生。此外，“预2班”也有同样多的考生。进入高师的竞争之激烈便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另一所巴黎名校，既是邻居又是对手的路易大帝学校也想保持历来很高的入学率。它的49名学生年初将在克洛维斯小街同福柯一起进入考场。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在夏天出现在最后的录取名单上呢？一批优秀的教师确保预备期教学的质量。同时进入准预科班的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是这样描述他的历史老师——他后来又成为福柯的历史教师：安德烈·阿尔巴标榜他的“忠诚的共和主义，资产阶级式的反教权者”，他吸引了左派和极左派的学生，即吸引了大多数学生。他好像“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中负过重伤，一道可怕的凹陷伤疤将额头一分为二”。实际上，“这道伤疤是青年时代留下的”。[2]“若非亲眼看见他头上的青筋跳动”，这些或许都是真的，他昔日的学生这样说。
福柯还听古代史教师迪尼先生的课。正是通过他，年轻的听众们才第一次得知有一个叫乔治·杜梅泽尔[3]的人。那时，他的名声已渐渐超出了专家的圈子。还有一个文学教师让·布杜，他广博的学识使弟子们受益匪浅。他讲中世纪文学，也讲20世纪文学，总之，他能一直讲到阿波利奈尔[4]的诗歌，可在当时，人们根本不讲授当代作家的作品。
然而，给这些考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帮助他们准备哲学考试的教师，他叫让·依波利特[5]，我们在以后讲述福柯如何踏上哲学之路时还会多次见到这个名字。让·道迈尔松比福柯早两年进入这所学校，他描述过这位先生的形象：“胖乎乎地站在讲台后”，说起话来“面带微笑，结结巴巴，神态凝重、腼腆，用动人的送气拖长每一个句子，时常迸发出难以压抑的智慧的火花”，[6]这位有威信的先生喜欢通过《年轻帕尔卡[7]》和《一次机运永远不能排除偶然》[8]来讲解黑格尔。道迈尔松说：“我当时一点也听不懂。”像他这样的考生肯定不少。然而，依波利特还是迷住了他的学生们。在经受了普瓦捷学校那平淡无味的教学后，从这位老师的双唇中吐出的近乎夸张、玄奥而又富于启迪的滔滔话语在福柯看来简直是妙语连珠、至理名言。哲学之所以富于诱惑，是时代的要求。不应忘记，这是在1945年，正如道迈尔松所说：“在战争和以后的数年中，哲学的魅力无与伦比，哲学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超脱和冷静地谈论这个问题。19世纪或许是历史的时代，而20世纪中叶似乎就是奉献给哲学的……文学、绘画、历史研究、政治、戏剧、电影都进入了哲学。”[9]
依波利特给学生们讲解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笛卡尔的《几何学》。但，正是黑格尔的课震动了学生们，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中。福柯也不例外。他这个迷恋历史的人，可能第一次因哲学的诱惑而受煎熬。依波利特向他展示的正是一种记载历史并讲述理性探索其未来进程的哲学。整个历史被包容在内，而它又可能是具有某种意义的历史。依波利特无疑是福柯命运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启蒙者。福柯本人一再表示过他有负于依波利特。几年后，他在高等师范学校再次遇到他，以后又接替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职位。1968年，让·依波利特去世时，福柯表示：“战争刚结束时在巴黎高师文科预备班学习的人都会记得依波利特先生讲解《精神现象学》的课：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仿佛来自自身运动深层的思考的声音，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位教师的声音：我们听到的是黑格尔的声音，或者说听到了哲学本身的声音。我不相信人们会忘记这种声音的力量和他所耐心论证的各种关系。”[10]
黑格尔的声音，哲学的声音！由此，这位富于灵感的天才教师引发了他的年轻学生的激情，这是不难想象的。此外，他被列入高师文科预备班优秀教师之列。阿兰[11]，是这伟大传统最典型的象征：“启蒙者”，让-弗朗索瓦·西利内里在《两次大战期间高师文科预备班的学生和高师学生》的论著中用了这个词，他正确地指出这些特殊类型的教师们在这个纯法国式的机构即“高等学校预备班”[12]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同福柯后来宣称欠他的先师的东西相比，福柯对先师启蒙所表示的朴素的感激之情便显得微不足道。1960年，福柯完成博士论文，他将此书献给几位导师。这本书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古典时期疯狂史》。他向这几位启蒙教师致谢：乔治·杜梅泽尔、乔治·康吉莱姆和让·依波利特[13]。当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宣讲第一课时，也就是这本书完成十年之后，他再一次向这位预科班的老师致以更加深切的谢意。人们本来是要在福柯正式演讲的结束语中看到他遵从法兰西学院的传统：福柯接替依波利特之位，依照传统，新来者要在演讲中赞颂已故的或已退休的前辈。福柯怎么能够满足于仅仅说几个词、几句话，结果，他的演讲的后半部分全部用于歌颂依波利特。更有甚者，福柯还断言“依波利特的影响”[14]将指导他未来的工作。1975年，依波利特辞世七年之后，福柯给依波利特夫人寄去《规训与惩罚》一书，题词为：“敬赠依波利特夫人，并怀念我的老师——我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他。”
今天，我们或许会对福柯始终强调他以前的老师的重要性感到迷惑不解。事实上，依波利特当他老师的时间很短，他只在1945年至1946这一学年的头两个月在亨利四世中学任教。的确，依波利特是萨特和梅洛-庞蒂同代人和朋友。他生于1907年，萨特生于1905年，而梅洛-庞蒂生于1908年。他们都是尤里姆街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友，萨特于1924年入校（还有阿隆[15]、尼赞[16]、康吉莱姆等），依波利特1925年，梅洛-庞蒂1926年入校。但是，我们却不能将这三人相提并论，因为依波利特不是萨特和梅洛-庞蒂那种意义上的“哲学家”，也就是说，他不是思想领域中的创造者和生产者。但若进行更深入地考察，应该承认，他的影响远比表面上的要大得多。原因很简单：当黑格尔的名字在法国哲学课中还很少被提到的时代，依波利特就已经开始翻译《精神现象学》，并讲授给学生们；从此，他便成为德国的海德堡、或更确切地说，耶拿的这位思想家的评论者和代言人，因为他对这位德国哲学家的早期著作有着浓厚兴趣。他翻译的《精神现象学》1939年和1941年由奥比耶出版社出版，共两卷。这部译著为对此书毫无所知的读者打开了方便之门，并很快成为法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他的《〈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博士论文1947年通过并出版，引起轰动。1948年，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他对论文的说明，罗兰·卡伊瓦对这部著作极为推崇：“黑格尔学说很重要：这就是哲学的生或死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的思想家不乏其人。这是哲学本身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让·依波利特的论文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它不仅意味着历史学家的审慎工作……，而且还意味着一个关键问题，即哲学研究是否正当？”[17]的确，大战结束以来。“不少思想家”，正如卡伊瓦所说，“纷纷给黑格尔树碑立传。因为在这十年间，黑格尔学说在法国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30年时，凡桑·德贡伯概括道，“黑格尔只是位浪漫主义哲学家，长期遭到科学进步的驳斥（这是布兰舒维克[18]的看法），可到了1945年，黑格尔学说便成为古典主义哲学的顶峰和更为现代的哲学的根源。”[19]
当然，这种根本的翻转并非依波利特一人所为。早在1929年，让·瓦尔[20]就出版了《黑格尔哲学中的不幸意识》一书，引起人们对黑格尔的注意。在这部著作中，用罗兰·卡伊瓦的话讲，他描述了一位“神秘的黑格尔”。接着，在1938年，亨利·勒斐伏尔[21]出版了列宁有关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笔记》。在将黑格尔传入法国和将精神分析传入法国进行比较后，伊莉莎白·卢狄耐斯科说，精神分析在传入法国时所经历的那种赞成与反对的缓慢的“反刍过程”，黑格尔学说在传入法国时也没能幸免[22]。当亚历山大·科耶夫的研讨会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举办时，这两种努力才在这一重要时刻各自打开彼此的缺口。人们经常提到一些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而这些人在1933年至1939年间都曾是黑格尔学说的门徒，如：亚历山大·科伊雷、乔治·巴塔耶[23]、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24]雅克·拉康[25]、雷蒙·阿隆、莫里斯·梅洛-庞蒂、艾里克·韦伊、安德烈·布勒东[26][27]。1947年，依波利特论文答辩，雷蒙·格诺[28]以《黑格尔著作导读》为题出版了他在听科耶夫课时所做的笔记，他也属于这一群中的一员。黑格尔复兴运动来势之猛，使乔治·康吉莱姆在1948年写下这样的话：“在世界革命、世界大战的时代，法国在纯粹意义上发现了一种法国革命的当代哲学，这种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革命的意识觉醒。”[29]
让·依波利特是战后几年促进黑格尔学说在法国复兴的运动中的一员，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存在主义浪潮加强了该运动的力量。1955年12月，在瑞典乌柏沙拉大学的法国之家举办的一次讲座上，依波利特再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当时法国之家的负责人是米歇尔·福柯。讲座的题目是：《法国当代思想中的黑格尔和基尔凯廓尔[30]》[31]。因为这正是黑格尔思想复兴的关键之所在：人们不再把黑格尔当作“教授的教授”、“体系的制订者”来看待，而是把他当作人们用以同其后继者进行对照的著作的作者：费尔巴哈、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简言之，人们把黑格尔当作哲学现代性的奠基者。针对依波利特1945年2月的有关黑格尔思想中的存在主义的讲座，梅洛-庞蒂曾明确指出：“黑格尔是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伟大思想的来源：比如马克思主义、尼采、德国现象学、精神分析学；他诱发了人们探索非理性，并将其纳入扩展的理性之中的尝试，而这正是本世纪的任务。”[32]他接着说：“黑格尔的后继者们特别强调的不是他们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东西，而是他们拒绝继承的黑格尔的东西”；梅洛-庞蒂总结道，“没有比如下工作更为迫切的了：即把那些试图忘其根本、走下坡路的学说从黑格尔根源上再次联系起来。”[33]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发现”黑格尔的重要意义，还需将它同黑氏后继者分支中的一支依照它们当时在演变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衔接起来考察。这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让·依波利特本人1955年12月在乌柏沙拉大学的法国之家举办的另一讲座上宣布了这一双重过程：“我们很晚才接触到黑格尔学说，而它早已侵入了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我们是通过《精神现象学》这部黑格尔早期最不著名的作品以及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可能的关联来认识黑格尔的。法国确实有过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还没有进入法国哲学。今天，这项事业已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学说的讨论被列入议事日程。”[34]
哲学领域的这一根本性变革将导致严重后果：马克思主义，正如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所说的那样，需要闪电般地成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领域”，总之，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三十年间大批知识分子的领域之前，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因此，依波利特标志着通向所有对福柯一代人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的开始：马克思，还有尼采、弗洛伊德……从本质上看，米歇尔·福柯距梅洛-庞蒂并不那么遥远，1970年他在法兰西学院作的首次演讲中悼念了他的老师：“我们的整个时代，无论是通过逻辑学，还是认识论，无论是通过马克思，还是通过尼采，都在试图摆脱黑格尔……然而，真正摆脱黑格尔则要求准确评价那些难以从他那里摆脱的东西，要求弄清黑格尔可能从什么地方阴险地接近我们。意味着弄清在我们借以反对黑格尔的东西中，哪些仍然属于黑格尔，意味着察觉我们反对他的方式，在哪些方面或许是他用以抗拒我们的方式和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设下的圈套。不过，如果说我们不止一人都认为有欠于让·依波利特的话，这是因为他为了我们并在我们之前曾不知疲倦地在这条道路上跋涉，通过这条路，人们会离开黑格尔，与他保持距离；通过这条路，人们会又被带到他那里，但是以另外的方式，然后又不得不再一次离开他。”[35]从梅洛-庞蒂为哲学确定的将那些忘恩负义的思想牵回到它们的黑格尔本源上来的任务距今已过去二十多年，在1970年，福柯又追忆了这项在依波利特精心培养的一代哲学子弟眼下实实在在进行的工作。
1968年10月，依波利特去世不久，路易·阿尔都塞在尤里姆街为他举行仪式，福柯在仪式上宣读悼词，他的发言在1969年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上发表。他说：“我们的所有问题，我们这些过去的学生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他设立，由他阐述的。他在《逻辑与存在》一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详尽的说明。这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战后，他曾教我们思考暴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昨天，他又教我们思考逻辑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就在不久以前，他还建议我们思考知识的内涵和形式的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最后，他告诫我们说：思维是某种持续的实践，是开发非哲学的某种手段。但存在总是离它最近，那就是存在构成的地方。”[36]
米歇尔·福柯还在由他主编的一本集子中，写了另一篇悼念依波利特的文章，其中还有马夏尔·凯卢尔[37]、米歇尔·塞尔[38]、乔治·康吉莱姆、让·拉布朗什、苏珊娜·巴什拉、让-克洛德·帕里昂特等人的文章[39]……依波利特在尼采学说、系谱学和历史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已为世人所共知，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1945年的秋季，在亨利四世中学的50名男生耳畔突然响起的“黑格尔的声音”在他们身上产生了精神上的——应该说是存在的——冲击。然而，这个福柯后来总喜欢称作“伊帕”、“伊帕老师”的人却奉调去了乔治·康吉莱姆任教的斯特拉斯堡文学院。学生们听这位老师的课还不足两个月，而他就要离开他们，在学生们的赞叹声中离开了学校。福柯大概在数年后才在索邦大学和法国高等师范学校与他的老师重逢。接替依波利特的是一位平庸、才疏学浅的人。他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忍受这种人们把他和一个曾使学生感受到哲学史诗震撼的出色人物相比较的状况。50名学生从对一个人的敬佩转向对另一个人的轻蔑，甚至公开嘲笑他是“矮子”、“丑鬼”。许多当事人都曾这样描述过他。他除了照本宣科，读那些冗长、令人生厌的东西外，便一无所能。他总是喜爱布特鲁和拉舍利埃[40]的话。而这距离正在学习处于变革的现代哲学的学生们十分遥远。因此，学生们总是扰乱课堂秩序。“有一次”，这位德雷菲斯·勒富瓦叶先生彻底崩溃了，“我知道我比不上依波利特”，他大叫起来，声音由于激动和狂怒而变得嘶哑，“但我在尽我所能让你们通过会考。”
至于福柯本人，他已爱上了哲学，狂热地投身其中。他的成绩出现了一个飞跃：第一学期期末，他只考了9.5分，居全班第22位（评语是这样的：“他的严谨思维比他的成绩要好得多，应克服晦涩的倾向，作文成绩为14分和14.5分”）。直至第二学期期末，他仍然是第22名，考试分数大体相同；但到毕业时，他以15分的成绩一跃而为全班第一。老师的评语是：“优秀生”。
他不仅是哲学课的“优等生”，还是历史课的优等生。第一学期他是第七名，成绩为13分，评语是：“学习努力，成绩不错”。学年末，他以16分荣获第一名。评语为“成绩出色”。所有老师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福柯。“思维活跃”，法语老师布杜先生在成绩册上写道，“具有文学修养。”在拉丁语翻译方面，福柯从第31名“成绩合格”跃居第10名，进入“优秀学生”行列。希腊语获第4名。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出现在成绩册上的评语，校长才能作出最后的定论：“前途无量。”
[1] 埃曼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著：《巴黎—蒙彼利埃，1945—1963》（Paris-Mont pellier，1945—1963），Gallimard出版社，1982年，第29页。
[2] 同上书，第27—29页。
[3] G.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1898—1986），法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
[4] 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1880—1918），法国诗人、评论家、专栏作家、剧作家。
[5] 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1907—1968），法国哲学家、法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6] 让·道迈尔松（Jean d'Ormesson）著：《再见和感谢》（Au revoir et merci）第二版，Gallimard出版社，1976年。
[7] 帕尔卡：罗马、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
[8] 让·道迈尔松（Jean d'Ormesson）著：《再见和感谢》（Au revoir et merci）第二版，Gallimard出版社，1976年。
[9] 让·道迈尔松（Jean d'Ormesson）著：《再见和感谢》（Au revoir et merci）第二版，Gallimard出版社，1976年，第76页。
[10]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让·依波利特，1907—1968）（Jean Hyppolite，1907—1968），载《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第14册，第2号，1969年4月至6月，第131页。
[11] 阿兰（Alain，1865—1951），法国哲学家、评论家，曾在巴黎亨利四世中学教书。
[12] 让-弗朗索瓦·西利内里（Jean-François Sirinelli）著：《有知识的一代：两次大战期间高师文科预备班的学生和高师学生》（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Khâgneux et normaliens dans l'entre-deux-guerres），Fayard出版社，1988年。
[13] 《精神病和精神失常——古典时期疯狂史》（Folie et déraison，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文学博士答辩的主论文。Plon出版社，1961年。序言，第Ⅹ页和Ⅺ页。
[14]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Gallimard出版社，1971年，第80—81页。
[15]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记者。
[16] 尼赞（Nizan，1915—1940），法国哲学家、随笔家和小说家。
[17] 载《现代》（Les Temps modernes）第31号，1948年4月。
[18] 布兰舒维克（Brunswhwicg，1869—1944），法国哲学家。
[19] 凡桑·德贡伯（Vincent Descombes）著：《相同的和另一个，法国哲学四十五年（1933—1978）》（Le Mâme et l'autre，Quarante-cinq ans de philosophie française（1933—1978）），Minuit出版社，1979年，第24页。
[20] 让·瓦尔（Jean Wahl，1888—1974），法国哲学家。
[21] 亨利·勒斐伏尔（Henri Lefèbvre，1910—1991），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评论家。
[22] 伊丽莎白·卢狄耐斯科（Elisabeth Roudinesco）著：《百年战争。法国精神分析史》（La Bataille de cent ans，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第二卷，Seuil出版社，1986年，第150页。
[23]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国诗人、评论家、小说家。
[24] 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1903—2001），法国小说家。
[25]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医学家。
[26] 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散文家、记者。
[27]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著：《回忆录》（Mémoires），Julliard出版社，1983年，第94页。
[28] 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法国小说家、诗人。
[29] 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著：《黑格尔在法国，宗教史和宗教哲学杂志》（Hegel en France，Revue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religions），Strasbourg，1948—1949年。
[30] 基尔凯廓尔（Kierkegaared，Slren Aabye，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的奠基人。
[31] 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著：《哲学思想面面观》（Figures de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PUF出版社，1971年，第一卷，第196页。
[32]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著：《感觉和非感觉》（Sens et nonsens），Nagel出版社，1948年，第109页。
[33]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著：《感觉和非感觉》（Sens et nonsens），Nagel出版社，1948年，第10页。
[34] 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著：《……面面观》（Figures…）第二卷，第976页。
[35]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第74—75页。
[36] 载《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见上述引文，第136页。
[37] 马夏尔·凯卢尔（Martial Gueroult，1891—1976），法国哲学家。
[38] 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1930— ），法国科学哲学家。
[39] 《悼念让·依波利特》（Hommage à Jean Hyppolit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撰写，PUF出版社，1969年。
[40] 拉舍利埃（Lachelier，1832—1918），法国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