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御用”
陈布雷真正把御用文人作为“生意”来做的，应当说是自《新生命》月刊与《时事新报》始。在此期间，陈发表了大量文章，无不是两副面孔，对上一副面孔，妙解“圣”意，阿顺取容，以报私恩；对下一副面孔，冷言冷语，声色俱厉，横加指责。
陈布雷在青少年时期，可以看作是一位很有叛逆精神的“造反派”。可是，到了《新生命》发刊词中，陈布雷口气立变，不准别人革命，也不准别人造反了。并以青年导师的口吻，老气横秋地教训青年：“一个是不要‘乱做’，一个是不要‘不做’”。“一部分青年，犯了乱做的毛病；一部分的青年犯了不做的毛病，要救第一个毛病，就要阐明三民主义的理论，要救第二个毛病，就要发扬三民主义的精神。”要是倒回去20年，陈布雷自己也不敢相信这种话会从他口里说出来。可见一个人，一旦地位变化了，言与行都立刻判若两人，真让人感到可怕。
1928年2月2日至7日，蒋在南京主持召开了自清党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即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确立了国民党反共反革命的理论纲领；并在通过《中央党部改组案》、《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等文件的基础上，选举蒋介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政治会议主席，重新确认和巩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会议之后，陈布雷迫不及待地写出长篇表态文章：《对于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应有的认识》，刊登在《新生命》月刊第四期上，吹嘘1927年4月的清党挽救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族的生命，“是本党伟大的生命力量的表现”。从《新生命》发刊词到《对于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应有的认识》，作为国民党御用文人来说，陈布雷第一次表现出那种政治上见风使舵与亦步亦趋；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来说，陈布雷第一次表现出那种文化人格的倒退与异化。
《时事新报》时期的陈布雷，无论是立论，还是文风，都与《天铎报》及《商报》时期的陈布雷，有了本质性的变异，既无那种“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与追求，也无那种桀骜不驯、横扫千军的气魄与风骨，有的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与一味顺上邀宠的捧场。陈布雷自己也听到了这些议论，指斥他的文章远不如《商报》时期猛锐。对此，陈怡然自得地辩解说：“余所撰者，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人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一般人不满意不要紧，只要“中央诸公”满意就行了。这就是一个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行动纲领。
陈布雷所谓让“中央诸公”满意，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其中，以“济南惨案”时的言论，表现得最为明显。1928年4月，为阻止南军继续北伐，日军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济南。5月1日，南军攻入济南，日军开枪寻衅。蒋严禁中国军队还击，并命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京津。3日，日军乘机在济南进行血腥屠杀，中国军民死伤万人，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先生被割耳挖鼻，与其他16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
素有反帝反军阀传统的陈布雷，闻讯惨案经过，初时怒极恨极，连夜赶写出《暴日膺惩》一文，大声疾呼：“此而不抵抗，是非人情也。”“国民革命之目的，本为解放民众与求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天赋任务，两俱不容诿卸。艰难运命，虽欲辞亦无可得而辞。左手对付军阀，右手对付外来之暴力。两重责任，一肩承当。以悲壮之精神，卫鳞伤之国族，多难兴邦或者正为鞭策砥砺之资也。”这篇文章刊登在5月4日的《时事新报》上，读来颇令人回肠荡气，让人觉得又看到了《天铎报》及《商报》时期的那个“布雷”与“畏垒”的影子。
然而，几天一过，陈布雷听说，“蒋公”的国民革命军并没有“膺惩”“暴日”，而是绕道北上了。陈想了一想，认为“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为了让“中央诸公”满意，当即话锋一转，振臂呼出“统一第一”的口号，敦请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教导国民要“忍辱负重，彻底图强”。提出“八音齐奏”，必须“遵从共同之乐谱”等等。陈布雷的这一妥协论调，当时就遭到《民众日报》的痛击，沪上其他各报也都群起而攻之，后因国民党报纸接到密令，均不得违背对日妥协的宣传方针，这场论战才逐渐平息下去。
无论在《天铎报》时期，还是在《商报》时期，陈布雷的言论几乎都是民营报纸的一面旗帜，而现在竟为之一变，成为民营报纸的对立面。由此可以看出，《时事新报》时期的陈布雷，其民主精神与革命性差不多丧失殆尽了。陈布雷所鼓吹的“统一论”，后来被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发展成为臭名昭著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理论纲领。
为了让“中央诸公”满意，陈布雷对共产党的态度，也由大革命前的温和立场，一变而为猛烈的口诛笔伐。对四一二事变期间的血腥屠杀，陈不但持肯定态度，而且曾以“消弭共祸为题”，一再发表文章，向当局贡献消灭共产党的大计。从《暴日膺惩》一文中的抗日御侮精神，到“统一论”中的拥蒋忠蒋立场，再到“消弭共祸”中的反共仇共言论，奠定了陈布雷此后的文章基调及三大主题：抗日、拥蒋、反共，有进步也有倒退，这与他在大革命前所坚持的反帝、反军阀的主题与基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陈布雷是以国民党代言人的身份主持《时事新报》的笔政，可以说是以在野之身，放在朝之言，故这一时期的《时事新报》几成国民党官报。从社论到时评，无不是一副官腔官调，大有君临天下、驾驭万民的味道。从《天铎报》时期的反封建，到《商报》时期的反帝、反军阀，再到《时事新报》的拥蒋反共，陈布雷终于走完了他的新闻报人的三部曲，也完成了他在政治理想上趋于保守反动的三步曲。
这一时期的陈布雷，一方面以总主笔的身份主持《时事新报》笔政；一方面以蒋总司令私人秘书的身份为蒋代撰各种应景文章。一时在沪，一时在京；一时在野，一时在朝，仆仆奔走于京沪道上，构成了陈布雷这一时期的生活基调，亦颇为时人所瞩目。当时，接近蒋、陈的人都知道，只要看见陈布雷挟着一只包裹，匆匆赴京，必定要有重大事件发生。此言固非次次灵验，亦大体不虚。这中间的“捉刀”之作，因大都属玩弄政治权谋的游戏文章，时过境迁，即烟消云散，蒋、陈都不足道了，只有一篇《祭告总理文》，尚引为得意之作。
1928年6月26日，蒋偕同吴稚晖、张静江、邵力子、陈立夫等一班亲信幕僚，从南京出发，乘军舰逆流西上，经武汉转车，北上北平，为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举行祭灵盛典。举行这次祭典活动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以蒋总司令名义，宣读一篇“祭告总理文”。不消说，这样一篇皇皇大作，非陈布雷这样的大手笔不能代撰。故此次陈布雷亦奉召随行。
在北上途中，蒋总司令再三向陈布雷面授机宜：这一篇祭文非同一般，一定要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文。要使人动心，特别要把中正这几年的苦心表达出来。什么是中正的“苦心”呢？“中正”不便深说，但陈布雷领会到了，无非是要将蒋中正标榜为孙中山先生的嫡派传人，写出蒋中正这些年来为继承孙总理的遗志，与背叛孙总理遗教的“叛徒”进行斗争的一番“苦心”，这才是本祭文的关键所在。
于是，陈布雷提笔疾书了。
“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弟子”这两个字用得好，非“弟子”不能确立中正作为中山先生嫡派传人之形象。陈布雷颇感自许。
“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感情渐渐出来了，而且文笔不错，读起来琅琅上口。“方总理哀耗抵京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兴宁之日”。陈逆自然是指陈炯明了。陈布雷自忖：陈炯明是孙先生最为痛恨的叛徒，铲除陈逆，既是孙先生的最大遗愿，也是蒋先生的最大功绩，不可不浓墨重彩地大树一笔，非此不能显出总理嫡派传人的伟绩。“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视殡殓”。陈布雷清楚，中山先生弥留之时，蒋正在东征前线，没有能成为顾命大臣，结果被汪精卫这个娘希匹捞了个先，这是蒋深为遗憾的。果然，蒋读到这一段时，连连称许，大概是暗合“朕意”了。
开始一段，陈布雷写来信马由缰，得心应手，下面就有点为难了。原因是孙总理亲手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解释为是新三民主义。可是，先总理尸骨未寒，蒋就驱俄、清共、屠杀劳工，以至中共及党内的左派人士，皆目蒋为背叛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叛徒。现在，到了孙总理的灵前，这一点自然不能不辩清楚。只是，事实昭彰，铁证如山，如何才能指鹿为马，这是让陈布雷大伤脑筋的。
陈布雷开始绞尽脑汁了。“总理昔日为集中革命势力而容共，为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联俄。乃自总理逝世，中国共产党竟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前言，压迫本党，恣行捣乱，破坏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为保持国民革命之目的，于是有去年四月清共之举”。这样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但陈布雷感到，清共之举，本就没有多少道理，不以强词夺理，如之奈何？姑且先这样写了。于是，陈布雷笔锋一转：“凡兹政策之变更，皆经同志反复考虑，认为无背于总理之遗教”。这样写法，颇有点自欺欺人了。
再接下去，就是裁兵问题，目的固然是“削藩”，以维护中央集权的力量，但此举毕竟有利于休养民生，陈布雷写起来也就挥洒自如了。“军事既终，若于军队问题，无适当之解决，不独国家财政，不胜巨额军费之负担，人民膏血不能再应无量之供求，而以二百万少壮同胞之劳力，悉令弃置于不生产之军队生活，尤为社会经济之损失。”
一篇祭文，洋洋洒洒写了2500余字，陈布雷按期交稿，蒋颇感满意，算得是自一年前代撰《告黄埔同学书》以来的又一篇“捉刀杰作”。
7月6日下午2时，陈布雷以一袭布衣，夹在一群黄呢戎装、长袍马褂的大佬中间，颇惹人注意。祭灵大典开始，脱帽肃立，奏哀乐，敬献花圈，行三鞠躬礼等等。接下来就是宣读祭文了。出人意料的是，祭文由阎系集团的高干商震代蒋宣读。蒋有此举，可能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商震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地方父母官，不得不借重一下；二是商震的祖籍为浙江绍兴，蒋的阿拉不大不小的同乡，不得不照拂一下；三是商震生于河北保定，一口北方话，字正腔圆，比起蒋的那些缠夹不清的宁波官话，效果自然要好得多了。
果然，商震读到祭文中情文并茂处，很有些感情奔涌，不能自已。蒋是不用说的，泪水蒙眬，暗自饮泣，只差大放悲声了。许多大佬陪着频频拭泪，颇感悲切。自然，也有人无动于衷，不过，这说明他们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另作他论。只是，这篇由蒋中正署名的祭文，既不是蒋中正亲拟，也不是蒋中正亲读，处处都由别人代劳了，若中山先生九泉之下有灵，看到这位自称是“嫡派传人”的弟子，竟如此巧取豪夺他人劳动成果，真不知作何感想？
陈布雷站在祭灵队伍后边，听着商震抑扬顿挫地读完祭文，心中大感欣慰。可是，接下来的仪式，简直就是演戏了。祭文读完，便是瞻仰中山先生遗容。蒋以主祭人的资格，不容分说，抢上一步，抚棺大哭起来，且越哭越伤心，大有不肯离棺的意思。蒋不让位，别人也就不好上前，场面就有点复杂了。先是站在蒋身后的冯玉祥上前劝解。谁知不劝还好，一劝，蒋更是“泪飞化作倾盆雨”了。蒋这一哭，身后的冯玉祥、李宗仁也不好干站着。只好陪着流泪。
所谓“忠不忠，看行动”，蒋、冯、李三巨头这一恸哭，场面热闹了，一般等而下之的，谁敢不哭！于此，大殿里竟是一片哭声。至于戴季陶、吴稚晖等一干党国要人，原就有些神经质，感情丰富，眼泪亦多，平时没事，往往还要出人意料地来一个恶作剧，唯恐天下不惊，现在受到这个气氛的感染，更是大发人疯了。不用说，戴季陶是放声大哭，声动屋宇；吴稚晖更是大声嚎啕，状若泪人。祭奠仪式简直没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便有人在后面大骂：“看，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了。”也真是灵验，蒋好像听到“圣音”一样，顿时收声止泪，极知趣地闪过一旁，让其他“嫡系”上前，也抚棺痛哭一会儿，以示公平。陈布雷看到庄严肃穆的祭灵大典，竟闹得如此不堪，心里或许对国民党政坛多了一份畏惧与戒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