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陈布雷回到上海时，差不多成了一个无业人员。虽然从理论上说，陈布雷这个时候还挂着一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的头衔，但由于约定并不到任，只在需要时去帮帮忙，好像朋友之间有事，喊一下就来了，什么也不图，帮完了就走，最多管一顿饭，说到工钱，那真是骂人了。因此，这个工作不能算是正式职业。史料上没有说到陈布雷是否从这个头衔下支过薪水，如果支过薪水，这应该看作是一个兼差，如果没有支过薪水，那么就连兼差也算不上，确实算是“朋友”之间的义务帮忙。
但是，从陈布雷的角度说，无业并不等同于失业，与一般人所说的“失业青年”，更是两个概念了。事实上，陈布雷刚刚回到上海，就有两家报馆闻讯找上门来，一家是老东主《商报》，一家是《时事新报》，两家开出的都是一个价码：担任主笔，掌握报馆的方向路线。在当时，这是一个新闻记者在报馆里所能捧到的最好饭碗了。颇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邀约都被陈布雷一口回绝。在南昌，陈布雷亲口对蒋介石说，他的志向仍是回沪当记者，办报纸。到了上海，忽然又不想进报馆了，岂非咄咄怪事？
我们现在清楚，在南昌，陈布雷对蒋总司令其实是说了假话的。当时，陈布雷婉辞入幕，真正的目的，并不在回沪办报，而在于还要看一看。看什么？比较合理的解释，自然是要看一看形势的发展，看一看蒋介石的真正实力，看一看南昌与武汉的力量对比，也就是所谓看一看“风向”了。所以，陈布雷离开南昌时，并没有直接回沪，而是从九江拐到汉口，暗中对汉口的形势及武汉国民政府的实力进行了一番摸底的工作。离开汉口，陈布雷心中也就有底了，特别是汉口的那种闹哄哄的政治气氛，颇不对自己的口味。等到陈布雷返回上海，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北伐军相继进入上海，攻克南京。蒋介石开始掩有东南财赋之地，武汉国民政府已经成了一个空心大萝卜，不足为虑了。
陈布雷去南昌时，在南方革命力量中，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尚未破裂；汪蒋争斗，谁胜谁负？还不明朗，像陈布雷这样的大笔杆子如何站队？的确是个大问题。历史上在改朝换代时期，许多大知识分子都是因为择主不慎，站队站错了，结果脑袋搬家，甚至株连九族，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陈布雷不会不记取。事涉史家评价，且关系身家性命，不可不三思而后行。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登”，在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这个初春，谁是真正的“高材疾足者”？陈布雷在站队之前，是一定要弄弄清楚的。在南昌期间，陈布雷有心附蒋，但是，觉得还需要再看一看风向，这正是陈布雷在政治上的“成熟”与“谨慎”之处。
果然，到了4月间，形势为之一变。先是蒋介石的枪口一调，发动四一二血腥屠杀，妄图赶尽杀绝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接着是蒋介石凭借其雄厚的军事、经济实力，在南京开府，江浙财团鼎力相助，英美等国表示支持。如此，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与财政实力，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及政府的“正统”地位，开始确立并巩固。值得深思的是：两年前，因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陈布雷曾有“人间何世？痛！痛！！痛！！！”之叹。可是，到了上海四一二事变期间，上海可以说是血流成河了，而陈布雷竟然取“沉默是金，沉默是银”的态度，对此不置一词。这就足以说明，自南昌之行后，陈布雷的反专制、反军阀的民主精神，差不多已经丧失殆尽。
宁汉对立，国共分裂，陈布雷作出了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这是陈布雷从国民党南京政府手中接受的第一个正式官职。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是张静江。3月份在南昌，陈布雷尚不肯做“草头蒋”的入幕之宾；4月份，陈布雷就到了杭州，倒成了“跷脚张”的入幕之宾，这又是一个多少让人费解的抉择。据陈布雷解释，这是邵元冲、张静江再三敦劝的缘故，这显然不能自圆其说，但又没有更好的遁词，只好这样搪塞了。不过，陈布雷到了杭州，住在西湖贝庄，并没有表现出通常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官场热情，对省政府的日常公务毫无兴趣，终日显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陈布雷素以恪尽厥职、安常履顺著称，出现这种现象，这在过去，似乎是从未有过的。
事实上，陈布雷之出任浙省秘书长，它的重要性不在于职务本身，而在于一种政治姿态。表明在国共两党的斗争和蒋介石与汪精卫的争斗中，他已经坚定地站在蒋一边。果然，浙省秘书长的板凳还没有坐热，陈布雷于5月下旬又很快作出了第二个引人注目的决定，辞去省府秘书长职，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职。这一决定，与陈布雷在南昌婉辞入幕，在时间上仅仅隔了两个月。陈布雷的这个思想弯子转得这么快，这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一职，是陈布雷在其一生中，从南京国民党中央手中所接受的第一个职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书记长一职，是个“空前绝后”的设置。遍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构，都看不到有“书记长”这样一个名称。此前，国民党一大、二大成立的中央党部组织，均设有秘书处，共产党的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及国民党的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等大人物，都担任过秘书职务。秘书之下设“书记”，但“书记”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纯粹是个下手，大抵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书之类，不起什么重要作用。此后，国民党三大、四大成立的中央党部组织，仍然设有秘书处，但负责人改叫秘书长，陈立夫初期出任的就是这样一个职务，中央党部里同样没有“书记长”一职。可见陈布雷这个书记长一职，是国民党处于宁汉分裂时期，蒋介石专为安置陈布雷而临时创设的，在宁汉合流之后，很快就取消了。因此，很难说这个书记长相当于国民党内的什么要职，但从它所负的责任范围来看，也就是抄抄写写罢了，大致相当于原先的中央党部秘书的角色。
新职上任伊始，陈布雷仍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激情与忙碌，反而有心绪恍惚，茫然若失之感。其原因，一方面，新职将陈布雷终日关在办公室里，抄抄写写，上传下达，生活显得异常陌生、枯燥、刻板，远不如当新闻记者那样自由自在，潇洒飘逸，富于创造，容易激发情感。陈布雷回顾自己这一阶段的感受是：“去旧业而改入公务生活，常常个性与任务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种种黑幕，也使陈布雷对新职大为苦恼。作为中央党部书记长，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参加中央党部会议，做好会议记录。这是陈布雷平生第一次进入国民党中央核心圈，近距离地观察到高层各派系之间的相互攻讦与咬斗。过去，陈布雷在上海办报，远离国民党权力中心，对国民党的了解，大都停留在各种浮面的声明、决议、谈话上，那里面充满革命的词句和口号，充溢着革命党人的大义凛然与正大光明。这使青年陈布雷为之充满敬意，从而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目光看待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等到陈布雷进入国民党里层，耳闻目睹平日里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们，为了能将对手打翻在地，竟然使出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时，开始目瞪口呆了，在他的脑海中，这些大人先生的道德形象和人格力量，倏然间如大厦倾倒，变得一文不值。陈布雷第一次领会：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宫廷斗争，什么叫尔虞我诈。这使陈布雷大为气馁和泄气。陈布雷后来回忆：“平昔期待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以至常常“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忽忽不乐”。陈布雷说这个话的时候，自己也成了国民党要人，所以表达得十分委婉客气。
陈布雷倒也不是杞人忧天，两个多月以后，形势再一次发生逆转。因桂系联合实力派人物何应钦共同发难，蒋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被逼下野。于是，蒋把陈布雷找来，嘱他代自己起草一份《辞职宣言》，准备对外发表。
陈布雷原先以为：所谓为蒋“佐理文字”，无非是来往信函、公文起草、对外谈话、通告布告、重要文章之类，诸如《告黄埔同学书》那样的名文，何曾想到赴南京任职，写的第一篇重要文告，即是一个倒霉的《辞职宣言》。古人固然有《乞骸骨表》、《上书告退》等酸文章，可以借鉴，然蒋的辞职并非是“乞骸骨”，告老还乡，而是企图以屈求伸，东山再起。所以，陈在“捉刀”过程中，不得不埋下一个伏笔，先替蒋来一通臭摆功，述其反共、北伐经历；继而贡献了宁汉合作、继续北伐、彻底清共三点大计，并谓虽自劾归去，仍以国民党员资格，努力党务云云。很有点“人还在，心不死”的味道。这一篇“捉刀”之作，在14日的上海报纸上发表。
8月13日下午2时，蒋介石从南京乘京沪特别快车，经上海转杭州。表示与蒋同进同退的陈布雷，也于18日离开南京，返回慈溪。这一次回官桥小住，陈布雷祭扫了父母墓地，又与贤妻王允默一起游览了浙东名胜大霖山。大霖山面对姚江，背依三湖（杜湖、白洋湖、上林湖），自然环境清奇险要，素有“江南小水泊”之誉。陈布雷与王允默登上绝顶，南望：只见姚江宛若一条银白练带，自西而东飘然而下；北观：三北平原浩浩无垠，与杭州湾海天相接；远眺：千岩竞秀，万壑争鸣，松涛拍天，岭脉逶迤。置身在这一片神奇景色之中，陈布雷不觉心旷神怡，顿有飘飘若仙之感，多少天以来的郁闷心绪亦一扫而空。
9月下旬，蒋东渡日本，曾派张群约陈布雷同行，陈以“我不谙日语，恐不能于蒋先生此行有补”而婉辞。10月，陈应潘公弼之约，重返新闻界，赴沪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每十天交社论三篇，月薪50元。陈布雷借此机会，极力宣传国民党及蒋氏的“光荣历史”，为蒋重新上台制造舆论。
12月，蒋打回政坛，复职视事。次年1月，陈布雷随蒋返回南京。
经历了第一次下野风波，蒋对陈的忠心耿耿深为赏识，有意延请陈布雷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并要陈立夫去探询陈布雷的意见，陈再一次婉谢不受。蒋见陈还是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度，有点不解了。一天，蒋道遇陈布雷，单刀直入地问：“布雷先生，你自己选择，愿任何种职务？”这就有点摊牌的意思了。陈布雷从容回答：“我的初愿是以新闻工作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对公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非我所能胜也。”这是陈布雷第一次当面向蒋表示，只接受蒋的私人秘书的职务，且不计较职务的高低与薪水的厚薄。都说“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难矣哉！然陈布雷做到了。蒋介石碰上陈布雷这样的呆子，真可谓捡到一个大便宜。
蒋原以为陈布雷是不愿屈就秘书长一职，现在才知道他是淡泊名利，心中自是大为受用，故一边谦词：“何能以君为私人之秘书！”一边询问陈是否愿意出任《中央日报》主笔？陈认为：《中央日报》已有主笔，且成绩甚佳，无意鸠占鹊巢。最后，陈表示：有意回沪，先办一段时期报纸，再作打算。蒋一时无计可施，表示首肯。数日后，陈布雷行色匆匆地回到上海。
这一次，陈布雷总计在南京勾留了一个月左右，也帮蒋写了几篇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但都算不上什么名篇大作。进一步奠定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地位的，是这次重返上海新闻界期间的几篇“杰作”。
回沪之始，陈布雷接受了《时事新报》总经理张竹平的邀约，出任该报总主笔，主持社论。此间，陈同时兼办“戊辰通讯社”，以安插《商报》旧人。另与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周佛海等国民党要人一起，创办《新生命》月刊。
大凡看过《新生命》发刊词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该刊是国民党御用的一个理论刊物。“发刊词”是陈布雷亲手炮制的，文中开宗明义地声明：“阐明三民主义的理论，发扬三民主义的精神，便是本刊的第一个使命。”然而，国民党这个时候所鼓噪的三民主义，早成了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块遮羞布，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是南辕北辙了。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这样一个重要刊物，交陈布雷等人来办，实际上已经是把陈布雷看作国民党的代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