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魯國堯教授2002年、2003年在《中國語文》發表題爲《顔之推謎題及其半解》的長篇論文，以擬“哥德巴赫猜想”之類，十分引人注目。此亦可謂宗德國哲人提出的“問題意識”，但“謎題、難題”顯然要比“問題”重大得多，解決起來困難得多。魯著把《顔氏家訓·音辭篇》“南染吴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四句話命名爲“顔之推謎題”，並簡化爲“南北語深弊論”。文中結合方言史和移民史重點對其中的“南染吴越”進行破解，北語暫付闕如，故謂之“半解”。文章借助梅耶的歷史比較法的語彙，提出公元4世紀的“語言入侵”是造成“南染吴越”的根本原因。問題是時代的聲音，魯著提出問題，在高層次上“半解”問題，對在特定的時代研究語音史上的重大課題是有引領作用的。要是着意另“半解”的“北朝通語”，或者説要把劉君新著《北朝通語語音研究》納入一個預設的形上性的邏輯系統，以更好地把握全書，我願推劉著是“顔之推謎題”另“半解”研究的學理邏輯式。本來，原子事實從根本説是邏輯事實（維特根斯坦），故集大量考據個别形態的原子經驗事實應是邏輯事實，現在從已成之著論返回到語音史實的觀照，意欲“處處扶向路”，今以揭示其内在邏輯爲途轍，當是一法門。
其一，關於北朝通語的聲母系統。書中以《顔氏家訓》《魏書》等北朝史書、《齊民要術》中的語音材料爲基礎語料展開對象研究。原始語料總是以散見的個别形態呈現，收集、整理、辨析、分類，爬羅剔抉，汰盡雜色，理據與史實對應等，即所謂考據學的工夫是不可少的。《音辭篇》圍繞《切韻》音系性質的研究，歷來引人注目，但往往因先入之見“單一音系”還是“綜合音系”影響了對材料的判斷和使用，而對於反映南北朝時期南北聲母的差異，則因課題的缺位幾乎從未引起重視。文中舉出《音辭篇》中8條，以窺見南北朝後期南北聲母特點。第1條是“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第3條是“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至於《書證篇》中的語音材料也有8條，更爲學界失察。如第3條：“《漢書》云：‘中外禔福。’”對材料分析的方法是共同的：列出《切韻》的反切，輔以《唐韻》的反切，並見聲紐、等、韻部，在此基礎上作出比較，最後得出結論，如説：“就聲母方面而論，以‘錢’爲‘涎’和以‘賤’爲‘羨’反映的是南人齒音從邪不分，以‘石’爲‘射’和以‘是’爲‘舐’反映的是南人舌音船禪不分。换個角度説，北人在聲母方面齒音從邪能分，舌音船禪能分。”由反切還可發現問題本身的綜合及其多彩、複雜和矛盾交織，如上舉《音辭篇》第3條材料，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左傳音義》“璠，又方煩反”不好斷定江南“璠”字有幫母（非母）音，而顧野王的《玉篇》“璠，音甫園反”則可證明江南“璠”字亦有幫母（非母）一讀。顧野王和稍後的陸德明都是吴人，或者可以解釋爲南朝通語“璠”讀幫母（非母）字，正是顔之推表述的“璠”江南皆音“藩屏”之“藩”的依據，而陸德明的又音和顧野王之音，則表明“璠”在當時的吴方言中確與《切韻》音一致。從前有人認爲《切韻》是據吴音所作，或認爲《切韻》中有吴音，此處即是多彩、交雜的一例。如果統歸於北朝通語的研究，此例與顔之推認定的北音又是一致的，而與江南通語並不一致，可見公元4世紀“語言入侵”也十分複雜，需具體情况具體分析。語音史中的反切，有類於達爾文學説中的細胞、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商品，借此原初性構成，會發現各自的整個世界。反切所攜帶的多方面文化資訊之豐富幾乎是無以倫比的，全書狠抓反切不放，看似平淡無奇，實質把握真諦，恰好中的。不僅爲對象研究所必須，實際上也是問題本身的科學邏輯所決定。常見材料可能習焉不察，經爲我所用後迭顯價值，難得的材料經“采銅”作業而得，就愈發珍貴。例如，作者發現：在《齊民要術》的音注材料中，與聲母有關的146條，其中與唇音有關的18條，與舌音有關的51條，與齒音有關的38條，與喉牙音有關的36條。另有特殊的音注材料3條。衹與唇音並母奉母有關的音注4條，其中之一是用輕唇音奉母字爲重唇音並母字注音：卷七《笨麴并酒》第六六，標目“笨”字下小注“符本切”（並／奉混合一上）；衹與唇音明母微母有關的音注5條，其中用明母字爲明母字注音的3條，用微母字爲明母字注音的1條，用明母字爲微母字注音的1條；衹與滂母敷母有關的音注材料2條。綜此，作者認爲，在《齊民要術》音注中，儘管有不少以重唇音爲重唇音注音的情况，但也有不少是以輕唇音爲重唇音注音的情况，甚至還有以重唇音爲輕唇音注音的情况。説明《齊民要術》小注是比較早的，甚至早於《切韻》，很可能就是賈思勰的自注。此外，文中對《齊民要術》音注材料所反映的北朝通語的聲母特點作了專題研究，在三個層次上分别對其唇音、舌音、齒音、喉牙音等作了系統剖析，得出相關結論。凡此種種，正如程千帆先生生前在一次講課中所説：“學術研究就是要搬走那些前進路上的一塊又一塊大石頭。”
其二，北朝通語陰聲韻韻母系統。下分北朝時期歌戈麻魚虞模尤侯幽九韻、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九韻以及蕭宵肴豪四韻、祭泰夬廢四韻的分合關係。亞里斯多德有云：學術是關係詞，“相等、相似”都能成爲學術中的關係名詞。揭櫫這四大塊的内在關係，正是在千方百計深入到研究對象中去。其程序和方法在於從該時期的詩文用韻入手，如北周時期，歌戈獨用引王褒《飲馬長城窟》《高句麗》《渡河北詩》、庾信《哀江南賦》《對燭賦》《擬連珠》等詩文韻脚，故呈現出與“其一”不同的内在結構面貌，但其底層仍然是反切分析求解。
其三，北朝通語陽聲韻韻母系統。下分北朝時期東冬鍾江陽唐六韻的關係等四種關係研究之，内在構造同其二。其餘如北朝通語入聲韻韻母系統研究，子史材料反映的北朝時期韻部的一些情况，例皆仿此。
其四，北朝時期詩文用韻異調通押的情况。從《顔氏家訓》、史書材料、《齊民要術》入手，大例仿“其一”。
此外，爲了不使豐碩的考據材料湮没論題，陷於殘碎之事，劉君在討論南北朝韻部發展變化時，於每節末尾均有總結性文字，以便綱舉名目，挈領語料，使讀者一目瞭然。
綜上，拙文試圖尋繹劉著的内在學理邏輯，並由此捫索書中語音史真諦，撮述全書内容大要，脞録成果見聞，指抉閃亮之處，顧拂研究目標的進場路徑，等等。王陽明心學以“良知”須致之於事事物物，唯此方可成聖人之“全”，否則衹能是“偏”。全書考據，悉心於聲、等、韻、調，致力於事事物物，以求北朝通語之“全”，誠可寶貴。
本書也試圖引用相關活方言的成果據證課題，如書中提到北朝史書多有把“沙門”説成“桑門”的，沙，山紐歌部；桑，心紐陽部。此例正説明北朝時莊組與精組甚近，今洛陽方言還把“沙、桑”二字的聲母都讀成s-，可參證。這樣的努力是可貴的，但還做得不够。誠然，以活方言證古有多重難處，它涉及到歷史音韻的層次問題，劉君或於此持謹慎態度，但衹要音理、文獻、當下方音三合一，一般就能説明問題。而這方面的研究餘地甚大，尚祈劉君能做到以活激古，以使古今全盤皆活。應該説，北朝通語的基礎研究是漢語語音史，但它並不就衹是語音範疇，它是社會歷史文化範疇内的課題。它是語音史發展的結果，更是社會歷史文化多種合力作用的結果，甚至可以説它是操不同方言的語言共同體、有着不同利益的社會共同體之間長期博弈的結果。爲此，在將對象研究指向語音史的同時，不可不考慮相關的方方面面，方言就是最靠近的一個方面，也無妨歷史文化的其他方面。
還是陽明説得對：小學須有“‘收放心’一段工夫”。冠才進入南京師範大學教學科研崗以後，仍孜孜於黌門舊學，且能安營紮寨打陣地戰。在五彩繽紛的商機年代下“收放心”工夫，成就顯著，余讀其文，想其人，由學品而人品，何感欣慰哉！何樂其成務哉！
李開敘於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