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通语语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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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研究的意義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爲混亂的時期之一,也是漢語發展演變最爲劇烈的時期之一。社會動蕩,戰争頻仍,人民大規模遷徙,民族融合,使得東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對立平行發展273年(317—589),從而形成南北各自獨立又相互影響的南北通語。以北朝通語語音研究爲切入點,在深入考察北朝語音特點的同時,探討從三國、西晉到北朝時期的語音變化,南北各地方音的特點,以及它們與通語的關係,對於漢語語音史的研究非常重要。

漢語的發展包括共同語的發展和各地區方言的發展。一般而言,一個民族的共同語應該衹有一個,其餘的方言都是圍繞着共同語並且按着自身的規律在發展變化。南北朝時期則不然,南北長時期對立和平行發展,從而形成了各自獨立的通語。由於南朝通語與北朝通語同根,並且在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受到各自所處的地域人文環境影響,同時也有相互影響的因素,使得這一時期的漢語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爲複雜。從地域上看,現代漢語共同語又是在北朝通語基礎上經過一千多年的不斷演變而發展起來的,所以,北朝通語語音的研究,對於瞭解漢語共同語語音史格外重要。衹有弄清北朝通語語音的發展情况,纔算真正把握了漢語共同語語音的發展史。當然,受材料的限制,北朝語音研究的難度大一些,但衹要有較爲科學的理論指導,材料挖掘得深入,方法得當,這一研究還是會取得一定的成績的。本書希望能在這一方面作一些工作。

古往今來關於《切韻》音系性質的討論,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人們對南朝通語、北朝通語及南北通語和其他方言區的共同之處及各自特點的認識不足。這一方面有材料不足的因素,同時也存在人們對已有材料的處理不十分科學的問題,未能自覺而準確地把有關材料區分爲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域來考察。比如主張洛陽音系説的人,雖然從推理上頭頭是道,肯定《切韻》音系是以洛陽音爲主,但反對者則以“關於洛陽音文獻不足,我們知之甚少,多談無益”駁之;認爲《切韻》是以長安音爲音系基礎的,根據是《切韻》與以長安音爲音系基礎的玄應《一切經音義》的音系差不多(相同者占90%),反對者則以“不能做一個‘差不多’的音韻學家”譏之;綜合音系説認爲《切韻》音系是綜合了古今南北即“兼有古今方國之音”,但單一音系論者則以難以確定“古”到什麽時候,“方”在哪裏拒之。20世紀90年代初,著名的語言學家魯國堯正式提出南朝通語和北朝通語的概念,用以表示金陵、洛陽這既有聯繫又有區别的兩大標準音系。南朝通語和北朝通語的明確提出,爲漢語史研究,尤其是爲自魏晉至隋唐的漢語史研究指示了門徑,也爲研究解決《切韻》音系性質的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北朝通語語音爲切入點,深入而系統地探討南北朝時期北朝通語與南朝通語的關係以及通語與方言的關係,從南北朝不同時期、不同方言區的語音狀况來看《切韻》的語音特點,對於理解《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是非常重要的。本課題的研究不僅有助於弄清《切韻》是單一音系(如果是單一音系,其音系基礎到底是什麽)還是綜合音系(如果是綜合音系,到底是如何綜合古今南北語音的),同時對於探討《切韻》又音的依據也會有很大的幫助。再有,《切韻》及後來的《廣韻》都明確地標出中古的聲調是平、上、去、入四個,但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的聲調在調類上以及每個字在具體的歸類上與《切韻》是否完全一致,我們尚不能完全確定。本課題的研究對於解決這個問題會有一定參考價值。總之,以北朝通語語音爲切入點,自覺而深入系統地探討南北朝時期北朝通語與南朝通語的關係以及通語與方言的關係,對於認識《切韻》是非常重要的。

中古音的研究,除了《切韻》的性質及其音系基礎這個老大難的問題外,還有諸如重紐問題、泥娘是否合一的問題、舌頭舌上是否分化的問題、俟母是否獨立的問題。此外,還有顔之推在《顔氏家訓·音辭篇》提出的“南染吴越,北雜夷虜,各有深弊”的“千古謎題”。自從清代江永、陳澧提出重紐問題後,中外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許多討論,迄今還在争論之中。通過深入研究南北朝各地方音,可以考察出哪些方音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從而幫助我們判斷重紐的存在原因。其他的如泥娘是否合一、舌頭舌上是否分化、俟母是否獨立等問題,均可從方言的角度作出新的分析。並且,結合子史及其他材料,也可以尋求出“南染吴越、北雜夷虜”的蛛絲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