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对俘获的科学认识与研究

16世纪西班牙著名的圣女德肋撒（St. Teresa of Avila）曾说过，因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人们经受了多么可怕的审判，对许多人来说，这就是痛苦的根源。

数千年来，祭司和哲学家都曾被视为人类心灵的医生。为了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希腊人用在神话中发现的一套解释来解读那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如果痛苦或神经错乱确实是邪恶的诸神导致的结果，那么通过祭司的干预，人们就能驯服它们。同样，情绪爆发也可归因于报复心重或变幻无常的神，而诸神的愤怒也可通过献祭或祷告得以平息。通过把导致个体疯狂的力量置于个体之外，希腊人创造了一个诊断、治疗和了解精神疾病，以及各种怪异行为的庞大体系，而这也是一个为某些不可言喻的东西命名的过程。

在古希腊，宗教信仰大多数时候都和解剖学搅和在一起。希腊诸神的可视性以及他们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模糊了神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界限。当诸神受到冒犯时，他们会将不可见的流体注入冒犯者的灵魂中，从而掌控人类的心灵（这么说很直白）。

事实上，恶魔的残余势力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很多人仍相信外部力量能占据人类的心灵。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认为，现代心理治疗都是骗人的，所有的动机最终不是会归因于“恶魔”，就是会归因于爱欲、愤怒或权力欲。然而，这个恶魔并不一定会带来破坏，它也可以带来一种深刻的创造力。它最容易出现在不可抗拒的性诱惑中，以及诗人、艺术家和宗教领域貌似超人的创造过程中。按照罗洛·梅的说法，这个恶魔甚至已经潜入了我们最深处的思想和行动中，它构成了我们关系的基础，也构成了许多创造性尝试的基础。对于歌德而言，它是“自然的力量”；对于叶芝来说，它是“在我心中……恶魔与诸神之间”发生的“永恒的斗争”。

到了18世纪，以前被人们接受的权威解释开始遭到自然哲学的挑战。一种研究心灵的新学派诞生了，它蹒跚起步，试图通过逻辑思辨和科学推理的方式找到精神痛苦的原因。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人是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他宣称，我们的理智永远在为激情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纯粹是无足轻重的。因此，道德的条例并不完全是理性的产物。推理和论辩的冷静其实仅仅是一种不带感情的冷静：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的理智能激发促使我们行动的热情。

在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史上，启蒙运动是一道分水岭，因为当时的科学家第一次明确提出基于认知的人类行为模型。然而，情感还是作为一个早期现代科学脆弱基础的代表，因为根据定义，情感只是短暂而弥散的心理状态，没有任何已知的解剖和构造基础。即便如此，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克赖顿（Alexander Crichton）仍坚持认为，在不断科学认知人类心理的过程中，激情应该得到适当的关注：

从医学角度来看，激情被认为是我们性格的一部分，但这还需要博物学家的眼光和哲学家不偏不倚的精神来加以检验。认定激情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并不重要。激情只不过是一种能对我们的肉体不断产生影响，并改变我们健康状态的现象罢了，而真正导致它们产生的生理原因还需要探讨。

对克赖顿医生来说，所有的精神痛苦都可以追溯到神经系统的某种“过敏性”。焦虑、悲痛、愤怒和快乐，都有相应的生理基础，即便这些基础的确切性质还不清楚。

对克赖顿而言，所有情绪都以个体对某一客体的心理印象为开端，比如看到一棵开花的树、一张人脸、一个抽象的概念后所产生的感受。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些客体都能点燃我们的激情，指引我们的行为。随着科学界慢慢接受了这些观念，意识也逐渐丧失了其曾拥有的神圣且神秘的光环：一旦那些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力量运作起来，我们的情感生活就会变成生理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