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传道者教师”：公立学校运动与美国教职女性化
1815年，宗教复兴席卷了康涅狄格州一个安静、古朴的市镇上的私立学校——里奇菲尔德女子学院（Litchfield Female Academy）。
在那个年月，美国没有几家真正的“公立”学校。[21]美国宪法未曾提及教育是一种权利（至今依然并未提及），上学也不是义务。学校一般都是由市议会、当地教堂、城市慈善团体，或者——在国内更加偏远的地区——由临时组成的邻里互助团体组织起来的。各种学费支付方式和当地税款为学校提供援助。美国学生中有2/3的学生要在只有一个房间的校舍内上课，70个5到16岁的孩子都在一起受教育，教导他们的通常是一个忙得晕头转向的教师，而且基本上都是男教师。学校每年只开12周，夏季6周、冬季6周。师生手头上几乎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最经常布置的作业是记忆并背诵《圣经》中的段落。教师会鞭打调皮的孩子，或者让他们戴上“傻瓜帽”坐到角落里去。
相比而言，里奇菲尔德是特权地区。那里的女孩们一个接一个明确、公开地声明自己已经达到了“皈依”加尔文教的境界。那是所有虔诚的加尔文教徒都被要求达到的境界，是一段超越物质世界的、近乎癫狂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一个人会得到启示，了解上帝对她的生命做出的安排，并让她朝着命中注定的路径走向天堂。皈依往往会像流感一样具有传染性。但是，14岁的凯瑟琳·比彻（Catherine Beecher）拒绝皈依，这令她成了众人的焦点，因为她是一位著名传教士的女儿。
她的父亲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在180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命丧阿龙·伯尔（Aaron Burr）之手后，进行了一次反对争斗的布道。在这次慷慨激昂的布道之后，他走入了公众的视线。他把自己当作宗教和世俗事务的指南针。在布道和文章中，他抵制天主教外来移民和开明派的“上帝一位”论，支持逐渐废除奴隶制，并视美国黑人为在非洲大陆的“重新殖民”，歌颂美国向西部扩张，认为这是上帝有意让信奉新教的美国作为“万国之光”——这种说法是他借用先知以赛亚的——统领四方。1830年，他公然反对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将美国原住民家庭从东南部强制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野蛮举措。
那些观点在他们的时代是相当开明的。但是莱曼·比彻的信仰却并非如此。他宣扬宿命论，这种信条认为，一个婴儿从出生开始就被注定是会得到救赎还是会下地狱；而且，人在世上的作为基本上无法改变其结果。在他引人入胜的布道中，比彻绘声绘色地描述死亡和罪人的末路：他们的眉毛会出汗，四肢渐渐冰冷，然后沉入地狱。[22]
凯瑟琳·比彻和父亲很亲密，她很不愿意令父亲失望。他甚至曾夸口，凯瑟琳是“他最好的孩子”[23]——这话从一个有7个儿子的男人口中说出，那是相当地有分量！但是她觉得研习《圣经》“很烦人，令人生厌”[24]，“原罪”的说法也令她觉得恼火。全人类过往堕落的罪愆怎么能怪到一个尚未成形的孩子头上呢？她对诗歌的热爱远胜于宗教；在少女时代，她就已经有几首诗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她曾获得所有的学术荣誉，然后从事着所在阶级的年轻女性所能担任的唯一一份受到社会尊重的工作：担任女子精修学校中的“家政”教师，教授刺绣、编织、弹琴和绘画。实际上，凯瑟琳非常讨厌那些女性化的消遣方式，她后来哀叹自己曾“悲伤绝望地”[25]把时间花在这样的活动中，它们曾被认为是提高女子在婚姻市场中身价的砝码。但是对于凯瑟琳来说，挣钱是一个重要目标，至少在婚前是如此。母亲在她16岁的时候去世，莱曼·比彻很快再婚了。这位牧师有十几个年纪更小的孩子要养活，其中包括《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哈里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
1822年的一次派对上，21岁的凯瑟琳·比彻与贺拉斯·曼（Horace Mann）相遇了。他在波士顿西南面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的一个农场长大，当时26岁的他是在里奇菲尔德读书的一名法学学生。传闻称他很有政治野心。曼已经听说过比彻的大名：她是名牧师的女儿，但是反对传统信仰，而且还是曾发表作品的诗人。此时的曼虽然高大英俊，但几乎从未对女性表现出兴趣，即使面对美女他也未曾动心。（他在布朗大学的室友曾回忆，曼是很自重的人，他“丝毫”[26]未曾有过年轻人常有的不端行为。）而比彻则不同，她紧紧卷起的头发裹在方方正正的脸上，看起来有几分严肃，那是她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这位年轻的教师之所以迷人，并非因为她外表美丽，而是因为她才智过人。
当晚，比彻和曼就沃尔特·史考特（Walter Scott）爵士的浪漫小说交流了看法；后来曼曾遗憾地表示，在那场对话中，他说的不过是“老生常谈”，完全没有任何“高论”，无法体现他的思想深度。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了，因为比彻已经与一个学问远在他之上的男人订了婚：此人就是亚历山大·梅特卡夫·费雪（Alexander Metcalf Fisher），24岁的数学奇才，他是耶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而且已经写了几本颇受好评的教科书。费雪长大的地方和曼生活过的富兰克林中间只隔了几个农场。曼曾在写给他姐姐的一封家书中闲聊了几句关于比彻的话，他说比彻“才智超群，有才女之名”，而且“应该会是这位教授的贤内助”[27]。
虽然曼对比彻印象很好，但是他还是低估了她。她注定不是要当家庭主妇的人，而是要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首屈一指的公众知识分子的人。她和贺拉斯·曼将并肩携手，将公共教育变成更加温和的美国新教派，并将女教师变成宣扬美国道德的牧师。
在比彻与曼相遇不到两周后，她的未婚夫在爱尔兰海岸边发生的一场海难中溺水身亡。费雪本要去往欧洲大陆，旅程为期一年，他要去和当时的顶尖科学家们一起学习。他们已经计划在来年春天结婚。现在，比彻的未来成了未知之数。“我在悲伤中睡去，带着沉重的心情醒来，终日哀痛。”[28]她写道。在把自己关在父亲家中几个月后，她偷偷去了位于富兰克林的费雪家的农场。亚历山大的父母问比彻能否教导他们年幼的孩子，一个少年和两个小女孩不仅失去了他们敬爱的兄长，还失去了指导他们学业的人。
刚到那里，情绪消沉的比彻就躲到了费雪的阁楼上。在那里，她像着了迷一样地研究着她死去的未婚夫的日记和信件。所看到的内容令她很吃惊。这对未婚夫妇的相爱过程很不自然，而且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几乎全程都有旁人在。看来她并不怎么了解自己的未婚夫。亚历山大·费雪的日记让她看到了一个饱受折磨的灵魂。19岁的时候，他忍受着“谵妄症”的折磨，他在宗教义务和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数学和科学——之间左右为难。在这段时期里，费雪沉溺于宏大的幻想中，他相信自己能用解决数学问题的方式令宇宙免于遭受突然的灭顶之灾。当这段狂热期过去之后，费雪回到耶鲁继续他的科学研究，但是他责怪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他对此的描述是“无力……长时间静心沉思、悟出道德真理”。和比彻一样，多年来费雪的礼拜日都在灵修中度过。但是1819年，身为一名教授的他遗憾地总结道，他的精神生活是“一片空白”[29]，他永远也不可能诚心皈依。在这个时间前后，他的日记停止了。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备课、写教材和指导耶鲁的学生们。
费雪在传统宗教方面的挫败感令比彻深受触动——这和她自己的感受如出一辙——同样令她感同身受的是他最终决定完全献身于学术和教师事业的举动。在她年轻的生命里，她头一次确信，宿命论是错误的。费雪是一个义人——一个被救赎了的人——不是因为他皈依了，而是因为他在生活中的义行。比彻给她的父亲写信：“心灵必须有所依归，如果心之归属并非上帝，那么尘世便是心之归属。”[30]
比彻相信公共事业和个人信仰一样都能服务社会，在这个新的信仰的指引下，她开始了教育事业。身为一名女子，她失去了和费雪一样研究古典语言、掌握高阶数学知识和沉浸在近代政治思想中的学术机会。里奇菲尔德女子学院是围绕宗教虔诚、群体耻辱观和社会角色定位而成立的。[31]每天早晨，学生们都要排着队接受居高临下的女校长抛出的一连串诱导性问题：“你上课时耐心吗？你说了什么不检点的话或者发现自己有女性的微妙渴望吗？你每天早上用细齿梳梳头并清洗牙齿吗？你本周吃了什么未成熟的果实吗？”每个女孩都被要求每天将自己精神上的过错记在日记上，任何关于她们值得注意的正确或堕落的行为的记录都会在周六早上全体集合的时候被当众宣读出来——还要加上名字。学校的教学技巧机械、单调、乏味，完全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典型情况。在课堂上，女校长只是对着学生们大声地照本宣科；至于作业，女孩们只是在日记中机械地引用她们能记起来的琐碎片段：各个国家的经纬度、重大战役的日期、英国国王的族谱。数学方面的指导到代数或三角函数就止步了，化学和物理则被完全忽视。
在仔细阅读费雪的笔记和教案时，比彻第一次接触到了哲学和逻辑。她的弟弟爱德华在安德沃和耶鲁受过教育，在爱德华的指引下，她迅速掌握了这些艰深的材料并将之传授给她的学生们。所有的女孩不是都应该获得比彻现在提供给费雪的妹妹们的机会——去追求更广泛的知识吗？如果比彻能学会并教授严肃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家政”——那么其他聪明的年轻女性难道就不能吗？
对于美国教育史来说，最重要的是，比彻开始认为女性教师的教学效果最好，不仅对女孩子们是如此，对男孩子们也是如此。在她本人这样婚姻前途渺茫的中产阶级女性面前的机会极其有限。她无法上大学[直到19世纪30年代，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和欧柏林（Oberlin）音乐学院才成为首批接收女性入学的美国大学]，不能通过学习成为牧师（这一职位当时不对女性开放），不能通过训练成为医生或律师（医学院和法学院只接收男性），也不能自己白手起家做生意（银行基本上不会把贷款批给女性）。比彻想得越多，就越觉得教师是唯一一种能够让女性获得“影响力、尊重和独立”的职业，同时又无需越出“女性端庄行为规范的雷池”[32]，她写道。比彻一生都反对给予女性投票权，她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游戏，它会腐蚀上帝赋予女性的美德。但是她认为，这种美德会令女性成为理想的教育者。比彻认为家庭和学校是相辅相成的，女性天生就适合在这两个领域中培育下一代。“女性无论在生活中处于什么关系，她都必然是育儿室的守护者、童年的伴侣和永远的榜样，”她在她的“论女性教师教育”中写道，“是她的手在不朽的灵魂上留下了最初的印记，这些印记将永不消逝。”[33]史学家雷丁·萨格（Redding Sugg）称之为“母亲式教师”理想——这个概念指的是教学和育儿基本上是一样的工作，只不过环境不同。
未婚夫去世不过一年，比彻就开始将她的新理念付诸实践了。1823年，她利用父亲的社会关系建立了哈特福德女子学院（Hartford Female Seminary）。一年之内，这所学校吸收了来自美国东部各地和遥远的加拿大的100名学生，她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希望成为教师。比彻的学校在学术方面的严格程度在当时精英女子院校中是闻所未闻的：学生们要上拉丁语、希腊语、代数、化学、现代语言、道德和政治哲学课。比彻反对死记硬背和学术方面的过度竞争；她的学校没有给予学生奖励，因为她认为学生们学习的动机应该是她们对上帝、父母和国家的纯洁的爱，而奖励会令她们的虚荣心膨胀。比彻主张通过实地考察旅行和科学实验，在实践中学习。她的教育哲学远远领先于她所处的时代。再过70年，约翰·杜威才提出与此相似的、著名的“全人”（whole child）教育概念。该校的一些毕业生在比彻的理念基础之上开立了新学校。
人们对哈特福德女子学院的看法是有争议的。当地的有些父母反对将经典作品作为教学内容，因为他们认为那会令他们的女儿期望过高，使这些女孩在成为妻子和母亲居家过日子时可能会感觉很单调。“我宁可我的女儿们上学时坐着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她们学什么哲学。”一位父亲在给《康涅狄格报》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分科会让年轻小姐们虚荣心膨胀，令她们不屑于学习教育中更有用的部分。”[34]
在她于1827年写就的论文《女性教育》中，比彻直接回应了这些批评。她驳斥了关于女孩上学的唯一理由就是学习如何举止文雅、好钓个金龟婿的传统观点。“女士学习不是为了夸耀，而是为了做事，”她写道，“她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高谈阔论，而是要带来改变……学习的最大作用是令她能约束自己的头脑并为他人做有用的事情。”[35]这首先就体现在成为一名教师上。
比彻和她的学校十分引人注目，到了19世纪20年代，她基本上已无暇教学，而是要游走于全国各地，对女性教会组织和在图书馆与社会团体中进行巡回演讲。她已然变成了美国第一位学校改革方面的媒体宠儿。此时，比彻已经宣布自己将终身不嫁。她正处在一个人们对于单身女性应该扮演的角色高度敏感的文化时期——人们通常会认为没有丈夫和孩子的“老处女”是无法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在演讲中，她会引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说明美国东北部的单身女性比单身男性多1.4万人。[36]比彻猜测，这些单身女性中有1/4的人可能会想成为“传道者教师”，搬到西部去教育国境边陲200万“无知而又为世人所忽视的美国孩子们”；这些孩子的父母应该不会像新英格兰地区的精英阶层一样热衷于教育事业，需要有人敦促他们建立乡村学校。
远在大部分州或准州[37]开始为资助教育而征税之前，比彻就鼓起了法国大革命式的勇气，提出了普及教育的观点。这份勇气令人敬畏。在题为“美国女性的国家使命”的演讲中，她将女教师提供的教育描述为防止下层民众暴力起义的最佳堡垒。她警告世人，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普通人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阶级发动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富人、受过教育的人和贵族被推翻”，“贫民、无知的人和底层民众掌握了政府、财富和力量。一切都失去了控制。一切都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38]比彻想到的办法是让年轻的精英女性们到西部去，但不是以妻子或母亲的身份到那里，而是肩负着对她们年轻的、正在扩张的国家的爱国使命去那里——教育大众追求民主。这些女教师将从天主教修女身上借鉴到“活力、判断力和克己忘我的仁爱精神”[39]，她说道，而这些将成为她们的驱动力。比彻认为，有了教职一途，女性可以只为了爱情而结婚，而并非为了成为社会认可的角色而结婚。
过去，让女性在男女合校中任教是激进的提法。在19世纪初，只有10%的美国女性在家庭之外工作。[40]因为人们认为，中产阶级女性从事任何类型的公共工作都是丢脸的事情，所以比彻不得不解释向女性开放教职将对学生和社会——而不仅仅是女性自身——大有好处。她断定，女性当教师会比当时管理大部分课堂的男性要做得好。实际上，她引发了关于男性教师的道德恐慌。在她于1846年发表的题为“美国女性与美国儿童遭受的恶行”的著名演讲中，她以慷慨激昂的语气引用了纽约州关于当地学校的报告；该报告称男性教师是“不称职”且“无节制……粗俗、冷酷、无情的男人，他们太懒惰、太愚蠢”，难堪照看儿童的重任。华盛顿·欧文写于1820年的经典短篇小说《沉睡谷传说》中的主人公伊卡博德·克兰恩（Ichabod Crane）就是这一类人的化身。克兰恩被刻画为一个好心但是心胸狭隘且专横的人，他在摇摇欲坠的单间校舍中对孩子们发号施令，动辄用桦条教训学生。他以为自己是在“等待”这些年轻人向前开启更加辉煌的事业。他幻想自己是一名知识分子，但是实际上，这位校长只不过是个迷信的傻瓜。
虔诚尽责的年轻女性似乎比运气不佳的伊卡博德·克兰恩更得人心。“我就问一句，”比彻说，“让成千上万开办少儿学校的男性到工厂里去，请女性来培养孩子们，这不是更好吗？”[41]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女性工人更廉价。比彻首次公开力荐时，将雇用女性教师作为州政府和当地政府开设义务教育的省钱策略。“女人需要供养的只有自己”，而“男人需要供养自己和一家人”，[42]她写道。这对于抱有成见、认为有家庭的女人不能赚钱养家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即使是在19世纪初，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许多工薪阶层的妻子和母亲在家庭农场中劳作、洗衣、缝缝补补、贴补家用。黑人女性几乎全部都要工作，不是在南方当奴隶，就是在北方当家庭佣人或洗衣女工。比彻教学观的真正新意在于它将女性，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家庭之外的工作者推入了公众视野。
与其说这一时期的男性教师残暴、愚蠢，倒不如说他们饱受挫折。他们正在与学年过短、缺乏资金、无法提供像样的教室和学校设备等等因忽视教育而产生的问题作斗争。在比彻所处的时代，许多有前途的年轻人都曾尝试学校教学工作，但是很快他们便对自己不得不面临的工作条件感到不满——这种条件是曾在精英私立学校中上学而后教书的比彻所未曾亲身体验过的。18岁那年，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马萨诸塞州乡村的偏远地区当了一个冬天的教师。他和30个表现很差、年龄和个头各异的学生争吵不休，所有的学生都挤在只有一个房间、没有日常用品、窗户狭小、通风极差的校舍中。他住在当地的一户人家里，每个月能挣11美元，相当于农场工人一个月或者熟练技工半个月的薪水。这些条件令麦尔维尔“急欲另谋差事”[43]，他承认道。亨利·大卫·梭罗觉得自己在马萨诸塞州坎顿的公立学校教书的那两周过得非常单调乏味，因此他总结道，课堂教育——相对于“现实”教育——基本上永远不会有成果。孩子们只能“按部就班，思想得不到启发，反而一片混乱”。[44]
虽然男性在学校的工作条件下饱受挫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这一职业从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身上转移到凯瑟琳·比彻设想的年轻的女性道德教育者身上的真正原因。反课税观点、政治演变和贺拉斯·曼的影响力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贺拉斯·曼离开里奇菲尔德之后的几年，在法律行业取得了成功。1827年，他当选为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众议院议员。这是推动“辉格党”——社会自由主义党人与在财政方面持审慎态度的东北部商界的联姻——成立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曼支持建立精神病院和聋哑学校。他是死刑的批评者，而且希望能停止售卖彩票，因为他认为这不符合基督教的信条。1834年8月11日和12日，反对天主教的暴徒将马萨诸塞州查尔斯顿的一家乌尔苏拉修道院和学校付之一炬。曼受命领导市民委员会调查这场被他称为“可怕的暴行”[45]的纵火案。在执行这次广受关注的任务几个月后，曼当选为州参议员。他在铁路行业有支持者，又有波士顿知识分子们提供政治支持，因此他着眼于这两批选民都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教育问题。
曼成了颅相学的爱好者，这门学说会分析人的体貌特征，尤其是他们的头的大小和形状，以确定他们的道德和智力禀赋。像苏格兰哲学家乔治·康布（George Combe，曼给自己的一个儿子也起了同样的名字）这样的颅相学家将地中海人的特征总结为急躁、懒惰、粗野，而北欧人则勤奋、聪慧。[46]在19世纪，颅相学被认为是一种先进的理念。它的倡议者们认为人们可以判断每个人的缺陷，然后通过学校教育改进这些缺陷；他们认为，这些办法将在几代之后根除贫穷和犯罪。
曼觉得颅相学很吸引人，它在某种程度上能成为宗教教义的替代品。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哥哥史蒂芬在当地一个池塘边玩耍时溺水而亡。[47]哥哥当时本应该待在教堂里，但是他却偷偷跑到了这个池塘边。下一周的礼拜日，镇上的传道士，一个严苛的加尔文教徒就这一事件进行说教。他警告富兰克林的孩子们，如果他们像史蒂芬·曼一样犯了过错，那么他们也会死去，永坠地狱、受尽折磨。那天坐在教堂长椅上的就有贺拉斯、他的两个还在世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母亲。在整个布道过程中，他的母亲都在发出旁人都能听到的呜咽声。贺拉斯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传道士对他沉浸在悲痛中的家庭的残酷之举，和凯瑟琳·比彻一样，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接受清教徒关于宿命和原罪的概念，它们都暗示着人无法改善自我。
和严格的清教主义不同，颅相学认为个人——即使是穷人、酒鬼或者那些导致修道院纵火案的罪犯——也可以通过教育改善自我。如果这是真的，作为政客的曼就可以将学校教育当成改良社会的首要方式并提供资助，同时把更加具有争议性的家庭教育放到一边去。传记作家乔纳森·梅瑟里（Jonathan Messerli）写道，曼对学校改革越来越着迷，他在州议会中的同事们要求阻止工业家攫取公共土地、建立垄断企业和支付低薪，从而以更激进的手段规范自由市场，他对这些几乎置之不理。当然，19世纪的贫困苦难与糟糕的工作条件和低薪，以及学校教育匮乏的状况都是分不开的。史学家亚瑟·舒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将曼的冲动行为称为“道德改良”[48]。舒勒辛格称“辉格党”“把事情简单化了。他们忽略了道德行为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而且相信社会改良是“个人的问题”而非经济或结构方面的问题。
1837年，曼推动辉格党成立了一个州教育委员会，监督当地学校并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入学。这是全国公立学校运动——各州资助全民初等教育的事业——的兴盛时期。曼提出，通过教育，“我们当中那些带着低人一等烙印的人们的生活秩序和生活条件能够提升至一般水平并随着这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他据此在州众议院要求他的立法委员同事们调拨200万美元来实现这些目标。他抗议波士顿人把50000美元都花在买票去看欧洲芭蕾舞女演员范妮·艾尔斯勒（Fanny Elssler）的表演上，人人都知道这位女演员“衣柜里总是缺新衣服”[49]。每年付给马萨诸塞州教师的钱总共也就这么多。社会更看重的是什么——艳情舞蹈还是学校教育？
州立法会为新教育委员会拨款100万美元，这只是曼要求金额的一半。这是公立学校运动中教育委员会吁请资助的早期典范。曼从州立法会离任，成为马萨诸塞州教育部长，这是美国首次设立此类职位。满怀着对这一新职位的热情，他自行研究了那些最重要的教育理论，然后周游西方各国。和许多美国改革者一样，他被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于1831年写的关于普鲁士公立学校的报告迷住了。带着造就统一标准、受过良好教育和——最重要的——道德高尚的公民的目标，普鲁士君主已经将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作为第一要务。1811年，普鲁士王国出台了一项法令，禁止教师担任其他工作，包括在当地家庭中担任家庭教师，因为当局认为这有失教师的尊严。（直到20世纪，这些现象在美国依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了1819年，普鲁士法律开始保障教师的最低生活工资，并且会在他们去世之后向他们的家人支付抚恤金。校舍要“布局恰当、维护得宜、暖和”，而且当地政府必须提供“家具、书本、图画、设备和上课及练习所需的所有东西”。[50]为了培训教师，普鲁士王国建立了师范学校，兼招16至18岁的男女学生，也就是师范生。[51]他们会用两年的时间学习教学法和他们要教的科目，然后在第三年到真正的学校中当实习教师。
考虑到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的经费有限，曼决定将注意力集中在两大工程上：第一，确保每间乡村学校都至少配备一间简易图书馆；第二，开办普鲁士式的师范学校来培训教师。对这些新教师培训院校的希望令他欣喜若狂：“我相信师范学校将成为推动我们种族进步的新工具。”[52]截至1840年，曼已经开办了三所师范学校。[53]截至1870年，22个州纷纷效仿。最好的早期师范学校应该是第一家师范学校，它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现已成为弗雷明汉州立学院）。和普鲁士示范学校不同，这家学校只对女性申请者开放，因为该州雇用女性教师的成本低于雇用男性教师的成本。这些师范生要用3年的时间学习代数、道德哲学和“教学艺术”。她们在模拟课堂中面对30名年龄在6岁到10岁之间的真正学生来练习技能。一位名叫塞罗斯·皮尔斯（Cyrus Peirce）的著名老教师是该项目的负责人。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如何帮助实习教师学习技艺：
“师范学校”的校长每天会到模拟教室中进行两次视察和指导，每次时间从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54]在这些过程中，我会坐下来观察学校的整体运行情况，或者专心听取某位教师讲课，或者亲自“教授”课程，让这位教师听课并观察。在这些练习结束之后，我会在这些教师面前就我的所见所闻发表评论，告诉她们我认为在她们的实践中，理论或者仪态方面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通过这几种方式，我希望能尽我所能地将理论与实践、说教与以身作则结合起来。
这一程序描述的由一位考虑周到的辅导教师担任指导教练的做法正是今天已经受到普遍认可的教师培训和职业发展的最佳做法，其准确程度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可惜的是，美国各地大部分的师范学校都没有列克星敦师范学校这么严谨的课程，而且这些学校特别欠缺在实际条件下进行教学实践的机会。直到20世纪初，人们依然将师范院校视为学术型中学或大学的替代品，但是其声望远在这二者之下。它们招收了许多刚刚走出小学的年轻姑娘，她们的教育程度只达到了6年级或7年级的水平。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高中学历越来越普及，各州通过了要求教师必须获得学士学位而且通常是教育专业学士学位的法律，于是许多师范学校变成了录取标准比一流州立大学低一些的地区州立大学。[55]大部分的美国教师在非选拔性的大学里学完教育专业本科课程之后就走进了课堂。[56]我们在很多方面采用的依然是公立学校运动创立的教师培训体制。
截至19世纪40年代早期，马萨诸塞州新教师中的女性是男性的4倍。这种转变并非人人喜闻乐见。“波士顿男教师会”（Boston Masters），一个由大学学历的高中男教师组成的协会抗议称，让师范学校中的女毕业生走进课堂会有损学术标准和学校纪律，而且青春期的男孩子们会到处撒野。曼做出了回应。他采用了他的老熟人凯瑟琳·比彻的理念，从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两方面解释了雇用女教师的理由。在他担任教育部长期间的第11份年度报告中，他指出，让女性教师取代男性教师已经为该州节省了1.1万美元，这是“三所州立师范学校支出的两倍”。[57]所以——纳税人捡了个大便宜！曼将这些性价比很高的女性教育者描述为在基督教信仰的驱动下，如天使一般的公仆：完全无私、克己忘我、品性纯洁。他称政界、军队、新闻业的工作依然不应对女性开放，因为女性是那么纯真，不能涉足那些“黑暗而又硝烟弥漫的”领域。教育，曼称，是女性真正的使命，无论女性是否有她自己的孩子，这一使命都会令她与生俱来的、神赐予的、作为养育者的全部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身为一名学校教师……她是多么神圣。她的头上环绕着天堂的光环；她的双脚能令她踏足的土地变得纯净；她的善举散发出天国的光辉，令恶行也开始悔改，因为连它也在羡慕德行的美好！[58]
曼对完美的女性教师的描述听起来和他对亡妻夏洛特的悼词非常相似。23岁的夏洛特在他们结婚仅两年后即去世，将近10年之后，他依然十分悲痛。在早年给玛丽·皮博迪（Mary Peabody），也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的一封信中，曼曾写道，夏洛特“令我心目中的纯洁的概念变得更纯净，令我对所有美好事物的理想变得更美好……相比于自己的痛苦，似乎别人的痛苦能更快地在她的心中激起更强烈的同情心；会为一朵被碾碎的花而叹息感伤，又有殉道者般的忍耐力”[59]。
这种对于女性教师美德的概念带着玫瑰色的浪漫气息，经贺拉斯·曼和凯瑟琳·比彻传播之后，贯穿于公立学校运动之中。1842年，纽约的一名慈善家创作了一本当地学校工作手册，在其中这位慈善家认为，只要给最有才华的女性相当于“能力最差的”男性报酬的一半，她们就会愿意工作，因此他坚持不懈地宣扬女性教师是“成本低廉的体制”的基石。[60]不过，这些作者们还是不忘加上一句：“女人在管理非常年幼的孩子方面天赋异禀，男性很少会有这种天赋……她们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能唤醒孩子们的同情心，启发他们对出人头地的渴望。”
由于19世纪的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智力有限，因此在颅相学的影响下，人们显然是将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教师与美国公立学校应当更关注发展儿童的性格而非增加他们对基础读写和算术之上的学术知识这一观点联系在一起。虽然曼和比彻已经享受了学习拉丁文、希腊语和科学科目的乐趣，但是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有关教育的观点中，很少关注学术课程，尤其是在19世纪40年代之后，公立学校运动开始获得更多有影响力的政客和商界领袖们的支持，这些人更关心的是教育下一代的选民和工人而非培养知识分子。早年在哈特福德女子学院工作的过程中，比彻一直为精英女性获得学习经典文科课程的机会而奋斗。但是，在为面向大众的公立学校制定课程时，她似乎对教育的目的有了不同的想法。“在对物质、社会和道德利益的关注多于对智力发展和知识获取的关注之前，”她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这个国家的教育永远也无法达到最高点。”[61]曼同意她的观点。“教授A、B、C和乘法表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之处。”[62]他在1839年的演讲中称。学校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激发学生的“爱，以善待人、敬奉上帝”[63]。
这种重视道德多于重视获取知识能力的价值体系是美国新公立学校制度与西欧公立学校制度的不同之处。从1830年到1900年，美国教师队伍中的女性数量增长比德国或法国要快得多，这两个国家的教师中依然有50%的男性。[64]普鲁士王国相对较高的教师薪酬和抚恤金以及两性隔离的学校令男性愿意留在课堂中（因为男校对男教师更具吸引力）。[65]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起作用：政府坚持让公立学校保持严格的文科标准。对于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赞来说，普鲁士体制唯一的缺陷在于，其对宗教信仰传播的关注多于对世俗语言知识、文学和历史教学的关注。“古典研究，”库赞写道，“令人类的道德和知识生活的神圣传统得以保持生机。在我看来，删减或削弱这些研究的做法是一种暴行，一种对真正高级文明的犯罪，也可以说是对人性的背叛。”[66]
贺拉斯·曼提到了知识界对于德育的这番批评，将此称为“欧洲人的谬见”[67]。他认为法国式的文科教育与人民民主体制中的普罗大众毫不相干，因为在这种体制中，作为选民，每个人所面对的最重要任务是评价政府机关候选人的道德品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公立学校运动领袖的世界观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反智主义。他对《红字》的作者、美国首位真正的伟大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owthorne）的鄙视就是这一特点达到顶峰的证明。曼对霍桑的态度很傲慢，他不喜欢这个和玛丽·皮博迪·曼的妹妹相爱的放荡之人。这对年轻的爱侣令波士顿上流社会人士很反感，人人皆知他们在婚前同床共枕（虽然穿戴得整整齐齐）。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曼承认他不明白霍桑在写什么。他还补充道，“比起写《哈姆雷特》，我还是更愿意建盲人院。”[68]这一认为艺术与社会利益相对立——和把对知识的追求打上几分腐化堕落的标记——的观点包含着不少曼认为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摒弃的清教徒观念。
19世纪30年代末，曼和凯瑟琳·比彻开始偶尔通信，信件的内容是关于比彻的最新事业——“国民教育委员会”（Board of National Popular Education）[69]。这个委员会可算是“为美国而教”，令比彻成立“传道者式”的女教师队伍的远景变成现实。它旨在将教养良好、热衷事业的年轻女性从东北部派往西部开立边境学校。[70]直到1847年，比彻才筹到了足够的善款，招募到70名教师志愿者，这是该委员会的第一批教师志愿者。在比彻对她们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中，这些女性学习了一些基础教学法，对西部的原始生活条件做好了心理准备，而且最重要的是，比彻鼓励她们成为边境社区“新的道德力量之源”。如果她们所在的定居点没有“新教主日学校”，那么她们除了教授世俗学校的每周课程之外，还致力于建立一所这样的学校。
这些年轻女性被派往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这些区域的条件很艰苦，在这一工作的前10年中，有21名教师去世。[71]有些新教师发现，尽管她们用心良苦，但是这些社区太贫穷了，无法建立校舍或者在冬天为教室供暖。[72]有些家长不接受在委员会新人们的引导下皈依宗教，还有些人按章投诉这些年轻女性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一名新人成为一间面向5至17岁孩子的乡村学校中唯一的教师。“没有哪个孩子有阅读理解能力，”[73]在给比彻的一封信中她哀叹道，“他们对校舍或书房中的礼仪一无所知，我经常不知道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虽然已是冬天，有些学生还是没有长袜和鞋子。”
新人们住在当地的人家中，和她们的学生们共处一室。这里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有时候甚至没有蜡烛或基本的卫生设施。然而，许多教师依然珍惜这种机会，并且取得了小小的成功。一名新人称她在一间“小小的木房”中教45名学生，“……此地的人们非常无知；能读会写的人寥寥无几，但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受教育”。宗教支撑着这些年轻女性坚持了下来。一名新人在给比彻写的一封信中称，尽管自己一贫如洗，而且发了两个月的烧，但是“只要上帝在此守护我，上流社会的高雅生活、世俗的富贵荣华都无法将我从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引开。我从未后悔来这里”。
在反抗他们父母奉行的严苛的加尔文主义之后，这些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第一代美国教育改革者往往会把学校视为世俗化的教会：通过教育，所有孩子都能在这些社区中心得到提高，甚至获得宗教意义上的“拯救”。曼和比彻认为教孩子行善比教孩子好的教义要重要得多；少关注文学或数学方面的细节，多关注如何培养忠诚、正派、擅长社交的年轻男女——会抵制“法国大革命”和乌尔苏拉修道院纵火犯所代表的暴民统治的人，后者比前者重要得多。教职被宣传成可与牧师职责相媲美的女性职业：一个不是凭金钱或政治影响之类的世俗名利获得威望，而是凭服务他人获得个人满足感的职业。
然而在人们对女性智力和职业能力抱有很深的偏见的年代，公立学校建立者精心策划的教职女性化进程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人们认为，与其说教职是一个职业，还不如说是一份慈善事业或者蒙神感召的浪漫主义使命。公立学校运动成功地获得了政治支持，这部分是因为其强调易于获得的道德教育多于强调学术关怀；但是这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教育问题。学校是要培养学生从事某种职业的素养，还是让所有的孩子接受一模一样的教育呢？如果教师应该成为学生道德生活的总建筑师，那么这又暗示着父母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教师的影响力要超过家庭的影响力，这种期望合理吗？不久之后这一学生群体中不仅有天主教徒，而且还有获得自由的黑人和犹太移民，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道德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公立学校要如何应对越来越多元化的学生群体？
招人烦的波士顿记者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对公立学校运动持有怀疑态度，事实证明他的看法很有远见。作为一个皈依了天主教的人，布朗森对新教徒改革者尝试让公立学校教师同时肩负传教士身份的做法很担忧，而且他认为家长应当对社区学校实施更多控制。总的来说，他对学校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看法更务实。[74]他认为，只要工人缺乏职业培训和劳动权利，教师就不可能在消灭贫困方面有太大的进展。他写道：
教育，虽然不起眼，却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在街头、在同伴的影响之下、在家庭的怀抱中、在父母的爱和温柔或者愤怒和暴躁的影响下、在他们看到的旁人展露出的激情或喜爱之情的影响下、在他们听到的对话中，尤其是群体的共同追求、习惯和道德氛围的影响下……我们的孩子们受到了教育。这一切当中还包括了出于善意或恶意，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出于两者兼而有之的意图而培养读书人的学校和教育者们的影响。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孩子是否应该受教育，而是让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要用什么方式教育他们、他们需要何种类型的教育、要如何提供这种教育？[75]
比彻和曼认为培养道德感就是公立教育的目的，而女教师就是公立教育要采取的方式。实际上，公众对于美国公立教育应有的面貌基本上没有达成共识。在这之后，一代又一代的教育改革者们——以及女权运动领袖们——将愤怒地质疑曼和比彻费尽苦心才达到的现状：他们要面对的是大量收入微薄、教育水平低下、视信仰重于学术学习的“母亲型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