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言

这本书的写作始于我在2011年的一个简单的观察结果：公立学校教职已成为美国最受争议的职业。威斯康星、俄亥俄和印第安纳的共和党州长们，甚至连深蓝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州长都在想方设法地削弱或剥夺教师们的集体谈判权。从丹佛到塔拉哈西的州议会大厦，教师任期都是这场激烈的论战的主题，而奥巴马总统则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声称“不再为”差劲的老师“找借口”。共和党新星，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甚至成了保守派的民族英雄，他曾出现在一系列的YouTube视频中，严厉指责个别公立学校教师——全部都是中年女性，她们曾在公众活动中挺身而出，质疑他在削减10亿美元教育预算经费的同时减免16亿美元企业税的做法。

没有哪个职业面临着如此严苛的政治监督，即使同样负责公共福利并以公共资金作为薪酬来源的政治或社会工作也无法相提并论。2010年，《新闻周刊》（Newsweek）刊登了一篇题为“拯救美国教育的关键”的封面报道。这篇报道的配图是一块黑板，上面用孩子稚拙的字体反反复复地写着一句话：“我们一定要把差劲的老师开除掉。我们一定要把差劲的老师开除掉。我们一定要把差劲的老师开除掉。”在私营企业中发了财的慈善家们资助了《等待“超人”》（Waiting for “Supernan”）和《永不放弃》（Won't Back Down）等电影——这些大规模上映的影片基本上就是将教师任期及其维护者，也就是教师工会，归为学校表现不佳的唯一原因。身为一名记者[1]，我曾报道200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也报道过2010年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克林顿全球计划”（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大会。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权贵们似乎都在为公立学校教师的无能和“铁饭碗”而感到愤愤不平，尽管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公立学校教师对专业性的重视程度几乎与医师不相上下。

为糟糕的教育质量感到担忧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教师们所做的工作既有其个人意义，又有其政治意义。他们照料我们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孩子，而孩子是我们寄予热烈而又忠诚的爱的对象。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公民和工人，而这些人的智慧和技术水平将决定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既然教师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那么美国政客们对于他们的缺点如此敏感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我首先要承认一点：美国教师的学术背景大多都很平庸，这是事实。大部分人的SAT（学习能力测验）分数都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他们都毕业于普通学院和大学。[2]的确，人们在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小学课堂中进行了一次大型实践考察，发现许多孩子——其中大多数是穷孩子——“在无所事事地看教师处理他们的行为问题，参加做习题和拼写测验等无聊而又机械的教学活动”[3]。另外一个以千个市区公立学校课堂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只有1/3的教师的课堂组织方式达到了超越机械学习的“知识深度”。[4]

在奥巴马时代，应对这些真真切切的问题的主要政策只有一个：削弱教师的任期保护机制，然后使用“学生学习评价标准”——这是对孩子们在一连串设计仓促的测试中取得的成绩的委婉说法——来识别并解雇差劲的教师。科罗拉多的一位教师（用夸张的说法）告诉我，人们过分关注如何惩罚糟糕的教师，这让她觉得“选择了一个在人们的眼中比卖淫还不如的职业”。愤怒的教师们通过在线视频和博客文章向公众宣布辞职，这种现象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我没办法再配合这种测试体制了，我觉得这会扼杀课堂的创造力和创新性。”罗恩·马贾诺（Ron Maggiano）说，他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位高中社会学科教师，还曾两次获得全国教学大奖。在伊利诺伊州，艾莉·鲁宾斯坦（Ellie Rubinstein）通过YouTube提交了她的辞职信。她解释道：“教学中那些令我热爱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课程都是强制执行的。任教科目的每一分钟都有人审查。教学计划由管理人员决定。再也没有人信任课堂中的教师，或者说，教师要教什么、什么时候教、怎么教，都再也不是自己所能够掌控的了。”奥利维亚·布兰查德（Olivia Blanchard）选择从她在亚特兰大的“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机构的实习岗位上离开：当地给管理人员和教师发了上万美元的绩效工资，让他们造假，涂改并更正学生们在标准化测试中的答案，然后再提交上去打分。在遭遇了一轮指控之后，那些还待在该地区的教师都变得萎靡不振、惶惶不可终日。当布兰查德发出辞职电邮的时候，她“全身心都解脱了”，她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描述道。

布兰查德、马贾诺和鲁宾斯坦代表了一种更大的趋势。民意测验显示，相比于美国的其他职业，教师更富有激情、更具有使命感。但是，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MetLife）一项针对教师的调查发现，在2008至2012年间，声称自己对于目前的工作“非常满意”的教师比例从62%暴跌至39%，达近1/4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5]

我曾经以为这场教学之战是新生事物，是被“大萧条”的恐慌引发的。毕竟，美国孩子中有1/5出身贫寒——儿童贫困率是英国和韩国的两倍。年轻人们遭遇了17%的失业率，而德国和瑞士的失业率还不到8%。刚毕业的大学生中有一半以上都处于无业状态，或者做着和他们的教育水平不相称的工作。漏洞百出的社会保障网、胡作非为的银行体系、懒散的监管者、制造业的全球化、消费主义文化、信用卡债和短视思维让我们陷入了经济困境。如果没有更好的教师来拉我们一把，那我们就完蛋了。“伟大的教师每天都在创造奇迹，”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于2009年如是说，“有影响力的教师呢？他们能在水面上行走。”[6]这番华丽的辞藻仿佛一记鞭响。我们有多执着于批判那些糟糕透顶的教师，就有多崇拜那些理想化的、寥寥无几的“超人”教师。

这种天壤之别令人困惑，我不禁要想：为什么美国教师既心怀怨恨又头顶理想的光环，而其他国家的教师却普遍更受人尊重？在韩国，人们把教师称为“立国者”。在芬兰，男人和女人都把教师放到配偶的最理想职业的前三名。[7]然而，美国有句老话——“无能者才去教别人”，这种说法还在继续产生回响，这反映出了美国人对于教育者这一职业居高临下的态度。

我以为，要了解美国人对教师的看法，就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对于把公共教育作为英才教育媒介抱有超高的期望，但是多年以来，我们不愿大力投资其中涉及的公共组织、教师和学校——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许与美国人对教师的看法有一定的关系。200年以来，美国公众一直要求教师消弭困扰社会的隔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新移民和美国主流人群、黑人与白人以及贫富之间的差距。然而，每一个教育改革的新时代都是以人们从政治和媒体角度对当时的教师发起斗争为标志的。可我们正是要靠这些教师来进行这项艰巨的任务，而且这往往是在稳定的工作和经济的住房、儿童保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等等方面对家庭的支持缺失、无法令面向孩子的教学更有效果的情况下进行的。19世纪的公立学校改革者们曾这样描述男教师——19世纪的教工中有90%是男性——他们都是嗜虐成性、只知道挥舞教鞭的酒鬼，应该由更善良、更纯洁（薪水更低）的女性代替他们。在进步主义时期，工薪阶层的女教师们因为课堂缺乏男性的“硬气”，无法管理由过去的童工组成的60人以上的班级而饱受抨击。在民权运动时期的南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8]从根本上激起了成千上万的黑人老师的怒火，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却故意视而不见。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就是“黑人民权”运动的巅峰时期，白人教师因无法接受学生父母对学校的控制和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中心的教学理论而受到了指责。

教师要面对的是严阵以待的左翼和右翼政客、慈善家、知识分子、商业领袖、社会科学家、活动家、父母，甚至他们内部还要互相对峙。（我们应该看到，有些批评是公正的，但有些批评则不那么公正。）美国人一直在就谁应该在公立学校中担任教职，应该教什么内容，应该如何教育、培训、雇用教师，支付教师薪酬，评价和解雇教师等话题辩论。虽然这些问题已经争论了两个世纪，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未能达成共识。

许多出类拔萃的男性和女性都曾在公立学校工作，并且从基层的视角提出了关于如何改善美国教育的有力观点。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Susan B.Anthony）、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E.B.Du bois）、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曾任教职的美国名人有许多，这里提到的不过是寥寥数人。他们都反对将教育者幻想成圣人或拯救者的观点。而且他们深知，在教育事业中，孩子们的智力进步和社会流动性的潜力虽然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受限于培训不足、薪酬过低、供给不足、管理无能和学生贫穷的家境等现实因素。这些教师的故事和那些没有那么广为人知的教师故事都在推动着这段历史向前发展，并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教职会变成这样一个既饱受抨击又受人敬仰的特殊职业。

今天，享有终身教职但却办事不力的教师已经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角色，一类会像吸血鬼一样将税金吸进他鼓鼓囊囊的养老金和医疗账户却无暇顾及自己照看的孩子们的人。人们为花在贫穷的有色人种身上的公共开支而感到焦虑，过去的“毒瘾婴儿”或“福利女王”突然掀起的轩然大波就是这样的例子。和这些情况一样，今天的人们对于坏老师的恐惧带有道德恐慌的所有经典特征。据研究这些事件的社会学家们称，在道德恐慌中，政策制定者们和媒体都会聚焦于某一人群（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公立学校的老教师们），将他们视为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教育成就差距证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象征。然后媒体会重复这一类型的人中最卑劣的例子[例如“（精神病院）橡胶室”类型的教师，他们一边领着薪水，有些人甚至是多年如此，一边因为体罚或酗酒问题而受到指控并等着终止教职的听证]，直到人们厌倦为止。这种做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差的人身上，从而歪曲问题的真实程度和本质。

结果，公众得到的讯息是公立学校教师——尤其是市区教师——普遍不称职。现实情况令人担忧，但是其程度却没有那么严重：答案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教师素质倡导者们估计现任教师无法将他们的实践能力提高至合格程度，而且应该每年换岗的人所占比重在2%到15%之间[9]。最近的“增值”研究以量化的形式呈现了历史真相：即使是纽约和洛杉矶之类的城市中最贫穷的社区学校也会雇用在他们所在地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测试分数的教师。而且，实际上，长期在极度贫穷、测试分数低的学校任教的老教师在提高学生成绩方面，比那些不断换人、毫无经验、尝试做这些工作但在1至3年后又当了逃兵的教师取得的成效更大——这些研究结果远不能印证表现不佳的市区学校统统都是毫无希望、都是无能之辈泛滥成灾的地方。

从美国教育改革的历史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人们对有经验的教育者的反复抨击，还能看到许多关于教学的观点像游乐园中的“打地鼠”游戏般不断涌现，然后以失败告终。在过去的10年中，从亚特兰大到奥斯汀再到纽约，这些城市都曾做过实验，对使学生提升测试分数的教师发放奖金。尝试发放这种类型的绩效工资的做法在20世纪20年代、60年代初和90年代初都未能奏效。它无法大范围地激励教师或提高孩子的成绩。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校改革者们一直希望能通过微调教师评价体系的方式，令更多的老师被判定为不称职并被解雇，从而让更优秀的人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在改革者们曾经尝试过的几乎每一种评价体系中——将教师评为优、良、差；A、B、C或D；令人满意或不满意；非常有成效、有成效、正在进步或无成效[10]——校长们都被文书工作和居高不下的教师人员更替率压得喘不过气，最终他们宣布，95%的员工表现确实差强人意。如“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和“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时代的“教师研习营”（Teacher Corps）与19世纪的“国民教育委员会”（Board of National Popular Education）之类的教师速成培训项目也是我们学校改革的常见形势。他们会招募雄心勃勃的人到课堂中来，但是这种做法的规模都很小，而且无法系统地提高对学童的指导水平。

历史还告诉我们，人们普遍对教师任期保障存在着误解。诚然，任期保障会令学校在解雇老教师时花费许多时间和金钱。那是因为那些获得了终身教职但被控表现不佳的教师能凭借程序正义权，就他们所获得的评价和解雇的情况向仲裁员“诉苦”，由仲裁员裁定是否让他们重返课堂。但是，任期保障的出现时间比教师进行集体谈判的时间早了半个多世纪。早在1909年，行政官员们就已经批准为教师提供任期保障，这在时间上是先于工会获允到谈判桌上要求这项合法权利的。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好政府”中的学校改革者们和当时刚刚诞生的教师工会都支持教师任期保障，这能够避免教师工作被政治赞助人利用，而且教师可以据此应对曾经普遍存在的因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宗教、种族、人种、性取向或政治意识形态而被免职或降级的问题。即使是在法律禁止教师集体谈判的南方，任期保障也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

今天，人们经常会以为教师工作要比私营领域中的工人们工作有保障得多。即使我们排除掉那些在5年之内选择离开这一行业的、占新教师人数50%的人——并忽略那些离开的人比留下的人表现差的证据——教师因“表现不佳”而被正式解雇的机会是否比其他工人小得多，这一点我们还不清楚。2007年，也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全国数据的最后一个年份，美国公立学校中有2.1%的教师因故被辞退，这一数据中包括了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11]相比之下，一项研究发现，联邦工人们一年中被解雇的人数占总人数的0.02%，[12]教师被解雇的几率要大得多。由于美国劳工统计局合并了临时解雇和裁员，我们没有来自私营领域的数据可供比较。但是在2012年，拥有上千名员工的公司，也就是最接近大城市学校体系的私营企业，因裁员、辞职、临时解雇而流失的员工总共仅占他们总人数的大约2%。[13]简而言之，教师被解雇的几率比许多其他行业中的工人被解雇的几率更大，而非更小。

我们希望教师被解雇的几率高于其他职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要重要得多。但是，关于教学的公开讨论很少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以下问题的实际程度——糟糕的教师实际上到底有多少？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提高他们的技能或者让能够表现得更好的人取代他们？

人们常说，教师应该是和律师或医生一样表现出色的精英。但是，担任教职的人数大约是从事医学或法律工作的人数的5倍。美国公立学校教师有330万人，而医生人数则是69.1万，律师人数是72.8万。民用事业劳动者中有4%的人是教师。[14]

近年来，受雇的新教师人数——超过20万人——和顶级名校刚刚培养出来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总人数一样多，名校接受了超过半数申请者的申请。全美教学质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Teacher Quality）估计，仅极贫困学校每年雇用的新教师人数就达7万左右。[15]改革者们有时候会声称，教师需求量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过于激进的班级规模限制所致，他们还提出在减少教师数量的同时扩大班级规模并招募更精英的一群人进入这个行业。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设计不善的班级规模法规确实导致了招聘过多不合格教师的问题。但是，教师人口统计学家领军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英格索尔（Richard Ingersoll）已经证明，自1987年以来，小学班级平均规模从26名降至21名学童，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教师队伍“膨胀”的现象。[16]这一变化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两大因素造成的：第一，被诊断为需要高要求的特殊教育的学生，例如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学生人数激增；第二，选择数学和科学课程的高中学生人数增加。这些趋势不是我们所能够或者应该逆转的。虽然在教师人数过多的地区中，教师预选项目应当提高录用标准或者停止招聘，但是要求美国教师必须100%来自顶级名校——尤其是在我们每年还要如许多改革者所愿，裁掉底层2%至5%的教师（6.6万至49.5万人）的情况下——也实在是荒唐可笑。目前，只有10%的教师毕业于顶级名校。2013年，“为美国而教”雇用了6000名教师。另一个选择性教师资格认证精英项目——“新教师计划”（The New Teacher Project）招聘了大约1800名研究生助教。从同样竞争激烈的市区教师实习中诞生了大约500名教师。相比于需求量，这些数字微乎其微。

而且，可能除了高中水平的数学老师之外，我们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更好的学生就能成为更好的老师。某些国家，例如芬兰，建立了完全由尖子生组成的教师队伍。但是其他地方，例如上海，人们在提高学生成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教师候选人群并没有经过大幅度的调整；他们是通过调整教师工作日，让教师单独面对孩子们的时间变少，并且把更多时间用在备课和观摩其他教师工作情况、分享教学实践和课堂管理的最佳做法上。据研究世界各地学校的统计学家安德烈亚斯·施莱歇（Andreas Schleicher）称，上海“善于吸引中等人才并挖掘他们身上的巨大生产力”。[17]美国教育的未来应该也是这样子的。正如约翰·杜威在1895年指出的那样，“教育一直都掌握在普通人手中，将来也是如此”。[18]

我是带着对教育者的同情开展这一项目的。美国公立学校教职吸引到的通常都是尝试脱离工人阶级的人群。我的外祖父哈利·格林（Harry Greene），曾经的高中辍学生，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他参加第一份工作，当印刷工的时候，他领导人们在一家不属于工会的商店中组织了一个工会，因此一度很难再找到工作。在52岁的时候，哈利终于取得了副学士学位，1965年他开始在纽约市公立高中里教授职业课程。他是教师集体谈判早期的受益者。作为一名教师，我的外祖父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份中产阶级工资，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加薪。这种稳定的财政状况令我的母亲劳拉·格林（Laura Greene）得以进入一家四年制的私立大学就读。

我的父亲斯蒂芬·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也是由大学毕业生变成公立学校教师的第一代人中的一员。他凭借英式足球奖学金进入艾德菲大学（Adelphi University）就读。我的父亲一直是一名运动健将，但是他发现自己对历史也很感兴趣。在担任学校行政岗位之前，他在中学和高中教了10年的社会科学课程，因为他想挣更多的钱。他曾在几个社会经济互相融合的郊区学区工作，有时候会说教师工会是行政管理人员的最佳同盟伙伴，他们可以联手将糟糕的老师从课堂中赶走。

我不仅是教育者的女儿和外孙女，而且还上过纽约奥西宁的公立学校。我的同学群体非常多元化，有白人、黑人、拉美人和亚洲人。有些家长，例如我的母亲，会沿哈得孙河而下，到纽约市的公司去上班；有些家长则是获得政府援助，或者在我们市内戒备最森严的监狱——新新监狱（Sing Sing）中当帮厨的单身母亲。但是，无论她们是大学教授还是家庭健康助理，奥西宁最用心的父母们都希望孩子的课堂中能有经验最丰富的教师。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迪卡路奇先生（Mr.DiCarlucci）每天都西装革履，还戴着华丽的金首饰。虽然教的是微积分课程，但是他会布置关于拓扑学之类的高深概念的研究论文以激励我们能长期坚持学习数学。白发苍苍的滕尼先生（Mr.Tunney）会用《国王的人马》之类的经典大部头讲授英语课；他很喜欢自己教授的那些书，因此上课时精力非常旺盛，富有感染力。这样的老师们退休的时候，整个社区都会为之惋惜。

当2007年开始撰写关于教育的报道的时候，我很快意识到了自己有多么幸运。大部分的美国学校在社会经济层面上都是各自为政的，没有几家学校是像我在奥西宁上的综合学校那样，有那么多高水平的教师立志于建立长期事业并且同时教导中产阶级和家境贫穷的孩子们。2005年，本国郊区的高中平均毕业率为71%，相比之下，50个最大城市中的高中平均毕业率仅为53%。[1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开展的国际评估显示，相比起其他发达国家的年轻人，美国学校培养出的年轻人在有条理地写作、阅读理解和日常生活中使用数字等方面的能力较差。[20]甚至连我们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公民，也就是那些有大学学位的人们（虽然在阅读方面高于平均水平）在数学和计算机知识方面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我不相信这些学校的现状已经够好。我也不相信贫穷和种族多元化令美国无法在教育方面做得更好。单凭教师和学校是无法解决我们的不平等危机和长期失业问题的，然而我们从波兰等国家的经验中了解到，我们并不是非要根除经济不安全才能提高学校教育水平的。

我深信的是，今天的教育改革者们应当吸取前车之鉴。我们要少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给教师排名和解雇教师上，要更多地关注如何令每天的教学变成引人入胜、富有挑战的工作，把有头脑、有创造力、有抱负的人们吸引过来。我们要平息教师斗争并支持普通教师提高他们的技能，也就是研究教师素质的经济学家乔纳·罗考夫（Jonah Rockoff）所说的“推动”这一行业中的“中间层大队伍”。虽然历史上模范教师们的创造力和毅力令人鼓舞，但是您将在本书中读到的关于他们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政治上的非理性行为；人们过分关注教师排名，而对于如何设计他们身处的工作环境——更宏观的大众教育和社会福利体制的关注却少之又少。

为了了解这些体制，我们将从19世纪上半叶的马萨诸塞州开始历史之旅。全民普及教育的支持者，又称公立学校倡导者，受到了反课税激进分子的挑战。这两大群体之间的关系缓解令美国教职又被重新定义为由女性担任的低收入（或者甚至是义务）的传教工作，这种情况伴随着我们走过了两个世纪——与此同时，奴隶和移民们的孩子都涌入了教室；我们为解除学校种族隔离而斗争，然后又放弃；我们从19世纪末开始面对这样的未来：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依靠学校和教师帮助他们获得中产阶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