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强压的怒火”：对美国教育的女性主义挑战
1838年，18岁的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正在贵格派寄宿学校里读书。她收到了一封信。从来信中她得知自己的一个儿时朋友已经嫁给了一名有6个孩子的中年鳏夫。寄回家里的信要由一名教师进行编辑以确保内容符合道德规范，于是，苏珊将她的真实感受写在了自己的日记中：“我觉得所有女性最好都终身不嫁。”[76]
几个月后，安东尼辍学了。她父亲的棉纺厂破产，付不起学费了。她家位于纽约州最北部，于是她在家附近的乡村学校中当起了老师。8年后，她搬走了。这时，她至少已经拒绝了两次求婚。她喜欢工作，而且争取到了一份激动人心的新工作——担任位于纽约帕拉蒂尼桥（Palatine Bridge）的卡纳卓里学院（Canajoharie Academy）的女童教育主管，她叔叔就任职于该校董事会。有了110美元的年收入，安东尼的手头比过去阔绰了，她大手大脚地购买高级时装，其中包括一件用每码2美元的美利奴羊毛制成的紫色连衣裙、一只价值8美元的灰色狐毛袖套以及一顶价值5.50美元、“让乡下人目不转睛”的白色绸帽。[77]在一封家书中，她（有点无礼地）问她的姐妹们有没有“因为她们结婚了，无法拥有这些漂亮衣服而觉得很伤心”。
26岁时，独身的安东尼的生活过得逍遥自在。她第一次参加舞会，第一次看马戏。作为一名永远的贵格派教徒——虽然有点堕落——她成立了一个本地女性禁酒组织。她在教学工作上态度认真，而且对于自己比男同事挣得少这一点感到愤愤不平。1846年11月，安东尼在给她母亲的信中称，虽然学生家长都赞赏她在教学方面“兢兢业业”，而且她又找了4名新生入校，但是她并不会获得加薪。“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满脑子都是薪水的事情。”[78]她抱怨道。她沉浸在工作中，对一个15岁的女孩关注有加。安东尼认为人们对这个出了名的“难以管教”的女孩评价是不公的，“我希望能发现她不同的一面”。很快，这个孩子就把她这位年轻的老师当成了“表姐”一样亲密的人，而且她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安东尼的教学热情减退了。她很仰慕当年雇用她的校长，但是在1848年这位校长退休后，一个喜欢体罚的19岁青年成了她的新上司。她对此人颇为反感。虽然安东尼已经教了10年书，但是，性别令她无法在学校内担任更高的职位——女人管理男人在那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她的薪水丝毫不见涨，这意味着她依然要住在亲戚家一间冰冷的小房间里。5月，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她现在觉得教书是一场“苦行……我越来越倦怠，短短的春假丝毫无法驱散这种感觉。我带着20个讨人喜欢的学生，但是我只能依赖责任感勉强表现出兴趣。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好好学习，但是我觉得这份工作几乎要让我望而却步了”。[79]
和19世纪许多出色的女性一样，安东尼有一个非常支持自己的父亲。“我只能说，”丹尼尔·安东尼回应道，“当你厌倦了教书时，试着做点别的事情吧。”[80]
1848年，安东尼搬回家和父母同住，她努力想着自己能做点什么别的事情。在家人参与纽约州禁酒和反奴活动的过程中，她开始注意到日渐高涨的女权运动。那年夏天，她在塞尼卡瀑布城（Seneca Falls）的芬格湖（Finger Lakes）镇上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性女权运动大会。
这次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是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年轻母亲。她是一位家境殷实、在政治界交游甚广的法官的女儿。1840年，斯坦顿和丈夫曾到伦敦参加世界反奴大会（World Anti-Slavery Convention）。她和另一位美国女性活动家卢克瑞特·莫特（Lucretia Mott）希望能在那里获得承认、成为官方代表，但是男性废奴主义者们拒绝给她们这一席位。女性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有男有女的听众讲话——特别是针对有争议的话题讲话，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而且许多男性和女性反奴活动者都担心早期激进的女性主义会拖废奴运动的后腿。
于是，斯坦顿开始意识到，如果没有属于她们自己的社会运动，美国的女权事业就无法前进。在筹备塞尼卡瀑布城大会时，她不仅招募了女性活动家，还邀请了重要的男性废奴主义活动家，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许多有影响力的贵格派信徒。在塞尼卡瀑布城大会上诞生的非凡宣言被称为《感伤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它借鉴了《独立宣言》的结构和词汇——“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主权在民”（consent of the governed）——主张争取女性的投票权；不论性别，在法律面前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婚姻财产权及子女监护权。
安东尼在她当地的报纸上读到了关于这次大会的内容。对于一个手头拮据，长期得不到加薪和晋升的年轻教师来说，这份宣言中反对以性别为基础的薪酬制度的观点肯定令她非常振奋，有醍醐灌顶之感：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男人对妇女不断伤害与掠夺的历史，其直接目的是在妇女身上建立绝对专制的暴政……
男人几乎垄断了全部有利可图的职业；在允许妇女从事的职业中，妇女所得到的报酬微不足道。
男人封闭了所有能让妇女通向财富和名望的途径，他们认为财富与名望是男人无上的光荣；妇女从未能成为医学、法学或神学的教师。
男人拒绝向妇女提供全面教育的条件——所有大学的校门都对妇女关闭。
《感伤宣言》与凯瑟琳·比彻的著作大相径庭。凯瑟琳坚持要赋予女性执教的权利，但是她从未想过——或者说根本不希望——女性在教室之外赢得与男性一样的、广泛的平等权利。截至19世纪中叶，所谓的“妇女问题”辩论中的用语已经发生改变。女权运动活动家们开始要求进入只招收男性的大学学习，并且开始涉足医疗、法律、新闻甚至牧师职业。她们希望能获得和她们的付出相等的薪酬。对于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和安东尼一样，教职让她们尝到了独立的滋味，也见识到了职场歧视的现实，因此她们更加义愤填膺。
1850年，纽约州1.1万名教师中有4/5是女教师，然而该州80万美元的教师薪酬中有2/3支付给了男性。[81]男教师的薪酬是他们女同事的两倍，这一点在当时不足为奇。这些不平等的情况成为了安东尼第一个著名演讲的主题，这次演讲发表于1853年8月纽约州教师协会年会上。在罗切斯特会议厅（Rochester convention hall）中，到场的500名教师中有300位女性。然而，直到会议的第二天晚上，没有一人为女性起来发言。当谈话主题转移到为什么教师没有赢得大众更多的尊重时，安东尼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了。[82]她从会议室后排的座位上起身，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主席先生。”
整个大厅顿时鸦雀无声。“这位女士有什么话要说？”主持会议的西点军校数学教授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Davies）问道。他一身军装，蓝色的领口上还有醒目的镀金钮扣。他吓了一跳。
“先生，我想就咱们正在讨论的问题说几句。”安东尼回答道。
大厅里顿时炸开了锅。安东尼这个简单的请求让男教师们考虑了半个小时。大会负责人们最终还是给了安东尼发言的机会，但是他们心不甘情不愿的。
“诸君，虽然你们抱怨自己不受尊重，但是在我看来，你们当中没有哪个人真正了解自己不受尊重的原因。”安东尼说道，“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只要这个社会认为女人没能力当律师、当牧师、当医生，只够格当教师，那么每个选择了这项职业的男人就等于默认了自己的才智和女人不相上下？还有，男人必须在这个行当里和薪水微薄的女性劳动者竞争，这不也是教师职位薪水不够丰厚的原因吗？”其他一些女教师看到安东尼的表现也鼓起了勇气，起身发言。其中一人是克拉丽莎·诺斯罗普（Clarissa Northrop），这位来自罗切斯特市的教师是一名校长，她称自己每年挣250美元，而她在另一座城市的公立学校里做同样工作的兄弟收入则是650美元。
当晚，当安东尼离开会议厅时，她被支持者们和吓坏了的守旧派们包围了起来；她的演讲上了第二天的晨报。《罗切斯特民主日报》（Rochester Daily Democrat）发表社论称：“无论男教师们对安东尼小姐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但是很显然，她的话一针见血。”[83]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诺斯罗普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承认女性薪水过低的事实并调动“纽约州教师协会”，“废除现有的陋俗”，消除教师当中的性别间薪酬不平等现象。[84]这个提案勉强通过了。
安东尼完全成为了一名女权活动家。1856年，在曼哈顿举行的一场美国妇女教育协会会议上，她见到了比彻。这时，她觉得这位老太太所拥护的女子师范学校的观点已经完全过时了。安东尼认为，无论未来的教师们是什么性别，他（她）们都应当在著名院校中接受培训，这对于女性和教育来说都至关重要。而在当时，这些名校的大门都是对女性关闭的。安东尼在写给斯坦顿的信中提到了这次令人沮丧的相遇，她称比彻的理念“奇怪”，而且其关于女性教育的言辞是“愚蠢”的、“错误”的——那更像是为了在男性保守派当中赢得名望的把戏，而不是以一名教师的身份为了提高女性的生活水平或者公立学校的品质而下的苦工夫。[85]
比彻和这位女权主义后起之秀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代沟所致。比彻是在一位主流牧师的抚育下长大成人的；安东尼则生长于思想自由的贵格派激进分子家庭中。在贵格派的教会里，女人是可以布道的。她曾亲眼见到自己的父亲拒不将税金交给到他们家来的收税员，以反战抗议的方式拒绝为美国军方提供资金。[86]所以，安东尼会以这种对抗性的、戏剧化的方式采取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安东尼争取同等薪酬和进入男子院校接受培训的努力看似如堂吉诃德的举动一般不切实际，但是纽约各地的女教师都在为她欢呼。“我很高兴您能在特洛伊城集会上代表我们发声。”[87]另一场教师大会在即时，一个人写道，“您将肩负着许多心中胀满压抑怒火的教师的感激之情，她们都曾遭遇过您揭露的不公待遇。”安东尼的努力不仅仅在于纠正她作为一名教师长期忍受的薪酬不平等待遇。她注意到了女性教育者们往往热衷于范围广泛的社会改革事务，不仅仅是女权事务，还有反奴和禁酒等。然而，由于教师们薪水微薄，她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捐助慈善事业的可支配收入，而且女性成立的本地政治团体经常都是在瞎折腾。此外，安东尼还开始对劳动政治感兴趣了。在女权大会上，她结交了欧内斯廷·露丝（Ernestine Rose）[88]。这位出生于波兰的犹太社会主义者的演讲如磁铁一般，无论走到哪里，她总能引来人们的注意。露丝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追随者。这位苏格兰工厂主和哲学家相信通过为女性提供平等薪酬和为她们的下一代提供全职托儿服务及教育能将女性工作者们解放出来。[89]这些社会民主思想在安东尼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她一直对父亲的棉纺厂和在棉纺厂中劳作的可怜女性们很感兴趣。
身为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女教师们只是受到不公待遇的女性工作者们构成的庞大群像中最易为人们察觉的人群——安东尼希望这一群体能成为正在崛起的女性投票权运动的核心。那些参加家庭之外工作的女性们应该是在获得更大政治影响力的过程中获益最多的人群，她们可以利用这种影响力来要求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薪酬。在一封写给其他活动者，告诉她们如何在纽约各地宣传并推动女权会议的信中，安东尼建议她们首先接触职业女性。“我特别愿意号召女教师、女裁缝和全体工薪阶层女性。我是为了她们而不是为了富人们的妻女而劳心劳力的。”[90]
在改革圈子中，安东尼是公认的孜孜不倦的组织者，而斯坦顿则被认为是女性运动的真正智囊——如果这位优雅的作家和演说家是男儿身，那么她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律师或者记者。和其他希望能见到女性为诉讼案件辩论、竞选国会议员和自行创业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一样，斯坦顿无意掩饰自己对“女学究”的不屑：毕竟，这些人做的工作已经被社会打上故作端庄的标签，而且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种工作是带有女性化特点的。那些为性别隔离的师范培训辩护的教师是“一群可恶的笨蛋”，斯坦顿在给安东尼的信中写道，教育队伍里的人们“思维僵化，如一潭死水”[91]。
斯坦顿是一名富家女，她在家中自行教育自己的7名子女。她不认可许多女教师对她们工作的自豪之情，而且她似乎对许多女性教育的支持者的观点——例如年迈的凯瑟琳·比彻对性别隔离师范学校的热爱——缺乏成熟的理解。在19世纪的美国生活中，师范学校是寥寥无几的培训女性并使其成为劳动力的机构之一。斯坦顿经常谈到自己的几次怀孕经历和育儿责任令其筋疲力尽，而且她似乎认为完全用比彻和贺拉斯·曼描述的教学方式其实就是在家庭之外的育儿。斯坦顿在1880年发表的演讲“我们的女孩”大受欢迎。在这场演讲中，她向父母们建议养育女儿之道，并称如果女孩们能和她们的兄弟接受同样的教育，那么她们就能成为邮递员、牧师、内科医生，甚至美国总统。“这些职业难道比不上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报酬而在学校里教书的教师吗？”[92]
许多女教师都认识不到一点：男女同校能确保女教师们在更精英的大学中，而非二流师范学校中接受培训，这可能会提高她们自身的职业地位。这一点令安东尼十分沮丧。但是，和斯坦顿不同，最让她愤怒的是男性管理者们。无论女同事们展现出来的技巧如何，他们都要横加阻挠，令她们这个行业中寸步难行。在1858年纽约州洛克波特的教师会议期间，她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议。在这次抗议之后，她给一位朋友写信，信中谈及这次经历“很丰富。在几个老古董的阴谋诡计面前，我从未如此镇定自若，他们从未如此狂怒。他们显然感觉到他们的恐怖统治即将终结了”。[93]
到了1860年，安东尼建立女教师组织的脚步放慢了；此时，这个国家正在准备迎接废除奴隶制的战争。经历数年的剧烈冲突之后，她和斯坦顿陷入了美国左派内部的论战之中：论战的内容是如何平衡女性和非裔美国人投票权运动的推动力，因为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当共和党和废奴运动的前盟友们选择为《第十四条修正案》（Fourteenth Amendment）而努力，让黑人也享有公民权，却不让任何种族的女性获得这一权利时，这两位女权运动领袖烦恼得几乎要发狂了。盛怒之下，斯坦顿和安东尼与纯粹的种族主义者们越走越近。这些种族主义者称受过教育的白人女性比获得自由但未曾受过教育的奴隶更应该获得投票权。女权运动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94]
女教师们获得同样的薪酬并有机会担任教育管理者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她们与有组织的男性蓝领劳动者们联合了起来——因为这批选民可以投票，所以他们有能力放大女性工作者们对公平薪酬的诉求。与此同时，把教师视为没受过大学教育、未婚、低收入的母亲替代人选的看法依然存在，而男教师们对此的反应则是继续离开课堂。
截至1873年，除了印第安纳州和密苏里州之外，北方各州的女教师人数都超过了男教师。联邦教育专员约翰·伊顿（John Eaton）在他当年的年报中对“……寻找受过充分教育、能够担任学校不同部门工作的男性……”的新难题表示有些担忧。[95]但是他迟疑不决，不愿大方宣布是否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以阻止这种趋势，只提出需要更多证据证明学生在男教师教导下的表现与女教师教导下的表现相比有何不同。罗得岛一家主日学校的校长在声明自己对于教职女性化问题的看法时更为直截了当。他宣称，因为男性更理智，女性更情绪化，所以只有两性合作才能提供全面的教育。“这两种类型（即男性与女性）的思维和心灵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应当在塑造青少年性格方面共同发挥作用。”他写道，“任何忽略其中一方的教育和培训方案都是有缺陷的，而且无法保障对称发展，而其他方案则有可能达到这一效果。”[96]
女性化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影响，那就是由于性别歧视，政治阶层不太可能尊重并因此为女性主导的职业提供资助。但是，19世纪男性教育改革者似乎从未想到这种不利影响。1869年，贵族出身的波士顿人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成为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校长。艾略特是学校教育现代化运动的拥护者，他希望能根据一家德国大学的模式整顿哈佛。在这种模式下，全体教员可以从事研究，本科生可以选择主修某个学科的专业。在就职讲话中，艾略特清楚地陈述了这一议题，但他也谨慎地提出了女权问题。[97]他表示不愿意接受女学生进入哈佛学习，并指出将“性格不成熟，又到了适婚年龄的”男女聚到一起接受教育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和约翰·伊顿一样，艾略特似乎也对最近美国学术和职业生活场景中出现的女性身影感到大惑不解。“世人对于女性天生的心智能力几乎一无所知，”他说道，“只有实现几代人的公民自由和社会平等之后，人们才有可能获得探讨女性的天然倾向、品位和能力的必要数据。”[98]
鉴于艾略特对职场女性的偏见，他成为美国国内对教职女性化，尤其是高校级别的教职女性化现象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也就不足为奇了。“提高校内现有的较低的男教师比重可能可以提升这些公立学校教师的教学技巧平均水平。”他写道，“这其中蕴含的是美国教学逊色于法国和德国教育的重大原因。”[99]
艾略特在1875年6月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写了一篇文章，分享了许多关于公立教育改革的观点。他抗议的主要问题是当地政府不愿将税金用于学校教育，导致班级过于庞大——40至60名学生——除非“天使或者天才”，否则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教学。长期资金不足还导致教师薪酬过低，留不住课堂中的人才，尤其是男性。艾略特写道：
无论是当印刷工、电报员、簿记员还是教员，只要大量年轻人在这些行业中只是浅尝辄止，没有固定的目标或者在行业中坚持一辈子的意愿，那么这些参与人员的平均技术水平就会偏低。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任何改进措施都无法弥补教师技能低下的缺憾。[100]
艾略特将教师流动率高的问题与女性涌入课堂的现象联系在一起。虽然公立学校改革者们都将温柔和女性特质奉为美德，但是艾略特认为女性的体质“弱于男性……更有可能在累人的教学工作中感觉疲惫不堪”，[101]而且他抱怨女教师在婚后辞职的行为。当然，艾略特的文章带有一些性别主义色彩。他没有像安东尼一样质疑为什么各个学区都希望，而且实际上通常都会要求女性在婚后辞去她们的工作，而他认为是女性自愿停止工作并成为家庭主妇的。他提出的关于女性体能的假设是缺乏根据的。然而，在支持提高教师薪酬，甚至让教师获得“某种形式的终身任期”方面，艾略特为教师职业化作出了更加有力的论证。相比于安东尼等女权运动领袖提出的相似观点，他的论证涉及的读者更为主流。他还反击了曼—比彻对于“天使”式教师——完全痴迷于教育所背负的宗教使命，在人满为患、资源短缺的教室中为了微不足道的薪酬而埋头苦干的人——的幻想。艾略特称，工作条件确实会影响教师，这与其他行业中的情况是一样的。
然而，政策制定者对这些警告置若罔闻，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教师女性化的进展加快了。1890年，在美国各地仅有1/3的教师是男性。国家越富裕越发达，男性工作者逃离教学行业寻找更高薪领域的步伐就越快。[102]在马萨诸塞州虽然实行着一个令本就不平等的女教师薪酬更低以向男教师支付更高薪酬的政策，但是教师队伍中仍有90%是女性。在新英格兰各地，师范学校的学生中只有10%是男性。[103]当时种种确凿的证据都表明贺拉斯·曼和凯瑟琳·比彻的崇高言论已坠入凡尘。美国公立学校教职已经变得不再像是女性牧师职位，而更像是刚刚度过青春期的年轻女性从事的工薪阶层工作。美国教师挣的钱和纺织工人差不多。当教师请一天病假时，学校就会暂停给她发薪并将她的薪水付给代课教师。[104]
曼从普鲁士学校体制中获得了灵感；而造访美国的德国人则观察到，相比于欧洲教师，美国教师的培训水平更低，受尊敬的程度也更低。1893年，在一次围绕芝加哥世博会的旅游考察中，德国校长E.舒立（E.Schlee）博士将美国公立学校中“女教师在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与渗透在美国教育中的整体反智主义联系在一起。[105]大部分的学生从未接触过代数或外语。州教师资格证考试较少测试课程知识，更多的是品行测试——比如，问她们是否赞成酒精和尼古丁是社会罪恶的推动力。舒立抱怨道，有太多的美国教师完全依赖于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所有这些问题都因女性化而变得混杂不清，因为“走出家庭圈子与男性竞争的女性似乎令生活中的所有关系变得更为动荡不安、更加紧张”。为了吸引更富技巧的男性进入这一行业，舒立认为，应当给教师加薪。同样参加了这次大会的还有一位来自柏林的教授斯特凡·韦措尔特（Stephan Waetzoldt），他赞同美国应当招募更多男性教师。但是，他认为这样做也许会有难度，因为和德国情况不同，美国教师没有获得统一的国家培训；他们享受不到任期终身制的保障，也没有退休金；而且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专门机构。结果，“在许多城市中，教师只是带着悲伤和对‘达摩克里斯之剑’的恐惧谋生计……我认为我们德国人完全没有理由羡慕美国的学校体制”。[106]
在贺拉斯·曼开办仅接受女学员的师范学校的半个世纪后，新的道德恐慌涉及的已经不再是缺乏爱心的男教师，而是教育水平不足的女教师。
覆盖不均、局限性大的培训；低薪；反智主义；缺乏社会声望——这一切融合到一起，危害甚巨，不仅将男性推出了课堂，也将有抱负的女性推出了课堂。其中一个人是贝尔瓦·洛克伍德（Belva Lockwood），她也是来自纽约北部的女性主义早期先锋。她出生于1830年，在14岁时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每个月，她能获得的报酬为5美元以及包食宿待遇，这还达不到男教师薪酬的一半。她18岁结婚，23岁变成寡妇，还要养活3岁大的女儿。于是她重返教师行业，每天带着女儿卢拉到课堂中，因为无处安置孩子。
攒够了钱之后，洛克伍德进入杰纳西卫斯理神学院（Genesee Wesleyan Seminary）学习，这所学院正在尝试男女同校教育制度，并赋予女性与男性一道研究科学和政治等严肃学科的选择权。一天晚上，洛克伍德在校园里偷偷溜达，她要去听“年轻大方的”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在当地一场教师大会上的讲话。从安东尼那里，洛克伍德第一次听到了“令人惊异、离经叛道的观点”[107]。这一观点称女性不仅可以当教师，而且可以从事从卖鞋到操作印刷机在内的任何工作。
在接下来的10年内，洛克伍德继续在纽约州各地教书，但是她从未忘记安东尼号召女性开拓新职业的激进观点。1866年，她带着卢拉搬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在那里探索她毕生热爱的政治领域。她在女子学校讲课讲到下午1点，然后旁听国会听证会和最高法院的辩论。洛克伍德一直渴望能在公民生活中扮演某种角色。她申请了一份美国驻外事务处的工作，但是从未得到回应。华盛顿的3家法律学校因为性别的缘故而拒绝了她，于是她开始在夜间自学法律知识。洛克伍德几乎没有理由指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律师，全国各地走进法庭律师席的女性人数用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而且直到1869年，美国的一家法学院，也就是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才开始招收女性入学。
洛克伍德的律政之梦只能暂时搁置。她加入了卫理公会教派。这一教派的会众在为女性和被解放的奴隶争取权利的运动中十分活跃。通过这些新关系，洛克伍德结识了两位女记者，艾米丽·布里格斯（Emily Briggs）和玛丽·克莱梅尔·艾姆斯（Mary Clemmer Ames）。这两名记者经常撰文揭露联邦女工们遭受的不公待遇。女性已经开始代替在美国内战中被征召入伍的男性工作者成为政府办事员。现在，男性回到了职场，严酷的薪酬性别歧视就显露了出来，比如，财政部的女性挣的薪水只有男性的一半。在某些情况下，联邦政府也曾报告女性工人比男性更加高效，并且要求国会批准向女性文员支付更高的薪酬。立法者们拒绝了。
作为一名教师，洛克伍德过去曾体验过薪酬歧视，她称这种伤害是一种“可憎的……不能逆来顺受的侮辱”[108]。但是，她不是在自己的职业中寻求薪酬平等——在生命中的这一阶段，这个职业令她感到厌烦了——洛克伍德公开宣称她本人支持女性政府工作者。通过组织妇女参政活动，她遇到了一位为田纳西州众议院议员、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委员会主席萨缪尔·阿内尔（Samuel Arnell）工作的文员。洛克伍德用激进的方式游说阿内尔。1870年，他提出了《H.R.1571》，“一个为女性政府雇员伸张正义的法案”。[109]
洛克伍德发起了一场全国请愿运动，支持此法案。美国国会在当年春天就该法案展开了争论。本来，这个法案的参议院版本是要禁止联邦政府机构在招聘和薪酬两方面的性别歧视，但是最后，众议院提出的一个弱化版本成为了法律。这一版本保障女性在最底层的联邦文员职位上的平等薪酬待遇，但是对她们获得更高级别的政府工作毫无帮助。不过，《H.R.1571》是美国首个为女性保证平等薪酬的法律。在颁布该法律之后，财政部年收入超过900美元的女性雇员人数从4%提升至20%——这意味着某些女性文员能挣到3倍于女教师甚至女校长的收入。
洛克伍德最终报名进入美国国立大学法学院学习。1879年，她成为第一名获准进入最高法院律师协会的女性。1884年，她以“国民权利平等党”（National Equal Rights Party）的倡导者身份参加了一次总统竞选[110]，该党由对共和党政府将女性议题置之不理的做法感到厌倦的女性主义者成立。4年后，她再次竞选总统。洛克伍德的地位从乡村教师迅速上升到国会说客，再到开路先锋式的律师，这证明了早期女性主义与教职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许多女性正是通过教职意识到自身的才能并且开始渴望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扮演角色。然而，当胸怀大志的女性只能通过经费不足、往往还要饱受非议的教职来改善她们的生活时，公立教育失去了为教师和学生的需要谋福利的有力支持者。
在非裔美国人社区，教育之外的就业障碍令更多有才华的黑人女性——和男性——留在了课堂中。在那里，他们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教育者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崇高理想，这为后来他们对于所有教师，无论种族，都视自己为种族平等的推动者的希望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