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族斗争分裂的一体两面
作为人类社会源远流长且最基本组成单位的家庭，在不同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所发展出来的制度与价值观念，同中有异、各有特质。甘穗辉妻妾子女成群，他在晚年作出的分家安排，虽然化解了各房之间的争夺，但同一房内的争夺却又最终爆发。兄弟争产官司所揭示的，可说是“分”与“争”两股力量的相互刺激和转化，其中的现代化（或称西化）过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似乎成为冲击原来控股权分配均衡的因素，破坏了兄弟之间的信任、感情和关系，使双方最终走上了对簿公堂之路。
甘穗辉在安排子女接班的同时，刻意将他们分配到不同的生意或事业之上，以减少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与摩擦。正因他能早作妥当安排，虽然妻妾子女众多，但终其一生并未爆发争产，可见他分而治之（包括分开居住与分家）的方法奏效。当然他本人具有大家长权威，子女愿意心悦诚服地接受分家安排，也是不容低估的因素。
另外，我们从分家与安排接班的过程中粗略察觉到，二房、四房子女对接掌家族生意表现得没有三房子女那般进取投入。例如，当记者与二房甘琨华和甘秀玲谈及，由二房、四房管理的钻石酒家为何名气一直不及镛记时，甘秀玲抢答：“妈妈教我们做人要知足。”甘琨华望着妹妹，又大笑起来：“是呀，知足常乐！”（梁佩均，2012：59）也就是说，他们似乎表现出没有太强烈的意欲，要与其他家人一较长短，所以甘之如饴，并不计较。
相对而言，三房的甘健成中学毕业后即加入镛记，从底层做起，一心希望投身饮食业、继承父亲衣钵；甘琨礼和甘琨歧虽然完成大专学业后才加入镛记，但明显对接手家族生意表现得非常投入，尤其在拓展业务及产品创新等方面，显示出较为强烈的意欲，要将镛记发扬光大。
1973年，甘穗辉原本计划将股份均分给四子（甘琨华、甘健成、甘琨礼和甘琨歧）及他本人，但甘健成却“提醒”父亲要保住公司的控制权。三房不愿见到身为二房长兄的甘琨华，在父亲不再是当家人后，成为制约他们的新当家人，影响镛记的控股权安排。正如福建人常说的“爱拼才会赢”，三房进取打拼的举动，最终使他们成功独得了镛记的控股权，二房、四房反而只分得与人合股的钻石酒家。以上看似毫无异议的分家安排，却在事实上反映出三房主动出击、进取好争的一面。
由此得出的一个大体推断是，由于二房、四房并没有强烈的争逐意欲，所以经营钻石酒家便没有三房经营镛记般进取。钻石酒家因为生意一落千丈而决定关门时，他们也似乎并不在意。反观三房，虽然表现出好争爱拼的斗志，甚至带有证明给别人看的色彩（三房比二房、四房有本事），但这种斗志又转化为强大的发展动力，推动镛记不断向前发展。以上这种特殊情况，恰好说明家族内部“分”与“争”两股力量的一体两面和互相转化，显示出爱拼好争的行为，虽然会产生内部分裂，但同时又会激发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
换个角度说，虽然二房、四房人数较多，但由于他们知足常乐、不太计较，所以分裂的力量并不太大，在处理某些家族或企业的重要事务时，较易作出妥协忍让，有时只要几个邮件问一下大家意见，便可达成共识。而三房人数虽然较少，尤其在三弟甘琨歧去世而妹妹甘美玲又已移居美国后，只有甘健成和甘琨礼兄弟两人。但他们内心各有盘算，为了争逐控股权而触发矛盾，产生难以遏止的分裂力量，最终告上法庭，亲情不再。其结果是前者在企业经营上缺乏活力，后者则能不断发展。
让我们好奇的是，亲如骨肉的同房兄弟，才刚获得父亲的首肯，成功排除了二房、四房兄弟的染指，让其可以独得镛记。但为何父亲去世不久后，却又爆发了兄弟反目的问题呢？看来计划下一梯队接班乃是问题所在，推行企业变革以提升公司治理，似乎又成为触发矛盾的导火线。家族内部“分”与“争”两股力量的相互牵引与刺激，同样不容忽略。
数据显示，甘健成和甘琨礼的子女，自进入21世纪起便加入镛记实习，参与日常运作与管理，这与第二代已经将近花甲之年，必须及早安排第三代接班有关。家族希望吐故纳新，注入新思维和新活力，也是其中的重要考虑。从那本纪念镛记创立60周年的文集中可以看出，在进入21世纪以前，三房兄弟之间仍然感情深厚、关系紧密。例如，在谈到安排第三梯队接班时，便表现出一贯的主动进取态度；在谈及应如何强化镛记未来的发展时，更指出了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性，期望创造更美好未来。
但是，2004年及2007年甘穗辉和甘琨歧的先后去世，一方面，使家族失去了遏止内部分裂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触发了兄弟之间获取镛记控股权的争夺战。2007年以前，甘健成与甘琨礼的股份均等，两兄弟在公司内的地位不相上下，所以能够达到平衡。但是2007年甘琨歧去世后，股份转给了甘琨礼，他的持股量便明显较甘健成高。甘健成在2009年争取到了母亲麦少珍名下的一成股权，使其持股量再次与甘琨礼相同。问题的关键在于，甘琨礼之后又取得了妹妹甘美玲的一成股权，再次让两兄弟的持股量出现了失衡。
据《明报》2012年的报道，在甘健成看来，取得大股东地位后的甘琨礼，在公司管理上一改过去兄弟不分上下的传统，除了委任他的儿子甘连宏进入董事局，安排女儿甘荞因担任会计、负责审计，还在公司重大决定时，没有事先咨询大哥意见，单方面作出决定——这被认为是牺牲兄长利益，只让自家人（甘琨礼）获利。
甘琨礼一方的反击则指出，自甘穗辉去世后，甘健成在公司员工面前，刻意建立自己才是镛记继承人的形象，并指出过去那套由低做起的方法不合时代发展步伐，必须注入现代管理基因。委任自己的儿女出任要职，只是基于他们的学历与才干，是为了配合集团发展而已，并无不妥。兄弟相争的最终结果，以兄长在法庭未作出裁决前因病去世，弟弟获胜而收场。之后，甘健成遗孀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但并没扭转败局、推翻判决。为此，甘健成遗孀仍锲而不舍地决定上诉到终审法院，并在最后阶段戏剧性地扭转败局，取得胜利。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兄弟内讧、对簿公堂，必然是各说各话，强调己方有理，诉说对方不是。我们讨论的焦点并非着眼于家事，而是借此案例，指出华人家族内部的分裂力量是十分巨大的，不容小觑。如果不小心处理驾驭，很容易给家族带来巨大冲击。但是，我们同时发现，这股巨大的分裂力量背后，存在另一股同样巨大的发展力量。
甘健成与甘琨礼两兄弟因为控股权而反目成仇，虽然以悲剧收场，给家族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但同时，分裂所产生的竞争又让企业充满活力。一个特殊的现象是，甘健成去世后，他的两名儿子决定自立门户，以祖父的烹调秘技为号召，创立带有镛记色彩的餐厅菜馆，并公开表示，希望由小做大，恢复祖及父昔日的光辉，言下之意是希望日后与镛记一争长短。
甘琨礼在接受《晴报》记者采访时，对于甘崇轩和甘崇辕两兄弟另起炉灶，是这样回应的：“只要不与镛记的商标有冲突，就是良性竞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甘琨礼的一对子女甘连宏和甘荞因，计划在湾仔开设新粤菜馆，推出新派粤菜，增加新鲜感。目标客户以年轻人为主，定期推出时令食品，每周均有新菜式，希望吸引新一代重新追求粤菜品味，开创新市场，此举证明赢得官司一方，同样不敢怠慢，而是采取更为积极的方法，争取表现。
大约4个月后，另起炉灶的甘崇轩和甘崇辕两兄弟，在经营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甘牌烧鹅获得了国际饮食权威米其林一星的称誉，而甘饭馆则被列入米其林指南的重点推荐。
因分家而产生的巨大竞争力，那股不愿给人看低的张力，以及不甘心居于人后的心态，促使家族成员积极打拼，这成为家族企业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正因如此，家族分裂之后，不但镛记没有倒闭，而且多家高举不同旗帜，由其后人创立的菜馆投入了积极的竞争。这背后所反映的现象，正是本章开篇提及的华人家族内部“分”与“争”两股力量一体两面的牵扯和互动。
无论是官司中胜的一方或是败的一方，大家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促使他们施展浑身解数，努力工作，证明给对方、别人或社会看——他们并非懒散无能，或是只靠家产祖业的不肖儿，而是有实力、有才干、肯拼搏的年轻人，可以将家业发扬光大，另起炉灶后可以闯出另一片天。正是这样的意识和心态，使得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既呈现出分裂的一面，又呈现了充满活力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