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诸子均分”制度下的特色家族传承

中国社会有句老话：“鸟大离巢，家大必分。”将家族的变化与鸟禽成长的自然规律相类比，无非是说明，分家其实是很自然的事。年长一代在年轻一代成家立室时，总是祝愿早生贵子，繁衍后代。在以家为本的中国文化里，“分”和“散”其实是“合”与“聚”的一体两面，既互为表里，繁衍相生，亦属十分自然之事。

（一）“分”与“散”的文化基因

中国家族具有“分”与“散”的文化基因，以家族为本的家族企业必然会受到这种基因的制约。在进入某些重要发展阶段时，难以逃脱“分”与“散”的结局。但如果我们深入来看则不难发现，华人家族企业虽难以摆脱“分”的困窘，但又会同时产生“争”的动力，推动企业前进。换言之，在研究华人家族企业发展时，我们虽然常会发现内部矛盾或冲突，甚至出现分家析产、分道扬镳，但同时又能感受到家族企业的生机无限、动力充沛。

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为何会出现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情况呢？在谈论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特色时，我们经常会提到，家族企业寿命较为短促、家族内部充满矛盾纷争，甚至企业总是难以壮大——华人社会一贯采取的“诸子均分”继承制度，被认为是导致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日本采取的“单子继承”制度孕育出不少百年老店，企业内部甚少闹出争产争权。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轨迹有其倾向分裂的一面，但我们同时必须指出，这样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意味着其具有独特的优势——创业意识更为强烈，经济发展充满活力。

由于华人社会采用“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在分家析产时注重诸子之间的平等原则，父亲一代的家产，传给子孙一代时，自然会分散开来。子孙越多，每一位后代所分得的比例越小。所以有学者指出，这样的继承制度，会令父辈辛苦积存的财富被摊薄，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与壮大。从维持财富在跨代传承过程中仍可集中、不因分家而流失的角度来看，“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相对于“单子继承”的继承制度，的确有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先天特性。

（二）“诸子分产”的好处

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强调诸子地位平等、分享同样权利的“诸子均分”继承制度，更容易孕育自立门户、自我创业的斗志，也有助于激发兄弟之间的竞争，从而具备了内置的创造财富机制，有助于提升商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

由于中国文化强调“诸子均分”，兄弟之间自然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其实不只局限于分家之时，严格而言，当家族中出现两名儿子后就开始出现。费孝通（1998：106）以中国农村当有母亲生下另一名儿子时，村民总会对着母亲的第一个儿子笑说：“你母亲将会给你带来一个弟弟，分你的一份财产了。”我们会发现，在华人家庭里，兄弟之间从小便会为了争取玩具或父母的关爱而争吵打架，再大一点可能会因为争夺教育机会而暗中较劲，最后更会为家族领导地位和财产而互相争夺。

更加重要的是，到了分家之后，如果有子孙成绩越来越好，他们便会被称赞勤奋能干。相反，如果有子孙成绩越来越差，不肖之名便会不胫而走，所谓“分家三年显高低”便是这个道理。换言之，“诸子均分”的原则和制度，让兄弟之间有了一个可在相同起点的比较基准，彼此间的相互比较会产生一种心理压力，进而驱使诸子各自努力、各出奇谋、各显神通，争取最好的成绩，赢取个人财富、成就、声望和地位。

另外，我们又不难察觉到，从小的竞争性环境也埋下了子孙对家族的离心力。在均分制原则驱使下，当某些子孙觉得其自主性受到限制、才干不能发挥时，便会萌生自立门户、另辟蹊径的念头，最终将脱离家族企业。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这种心态体现在商业上，便会形成一种自我创业的心态。由于分家之时能够获得一些财富，那些有意创业的子弟便将其作为启动资本，所分家产将成为对创业最实质的支持。

从更为完整的视角来看，由于华人社会高举“诸子均分”的旗帜，家族内确实存在一股分裂的力量。如果处理不好，必然会令家族四分五裂。这种分裂力量达到高峰时，往往是家族生命周期进入成熟阶段之后——大家长（父母）已经年老力衰，一众儿女（兄弟姐妹）则已成家立室，需要寻求独立自主空间。

与此同时，这股分裂力量的酝酿和发展，必然会产生竞争的动力。至于竞争的层面，则不只有自我创业或是继承家业这两种路径，也包括在不同层面上的各展所长——如成为专业人士（例如，医生、教授等）或进入仕途等。最强的动力来自，证明自己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兄弟差，不致沦为亲朋眼中的不肖子孙。

总而言之，“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虽然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与扩大，但是能刺激家族成员的竞争，竞相创造财富、打拼事业。由于每个家族同时受到既“分”又“争”这两种力量的相互影响，我们便会发现一种矛盾纠缠的图景：一方面，华人家族常会发生兄弟争产争权，企业分裂；另一方面，也会在家族成员之间出现激烈的竞争。镛记案例让我们充分看到了家族发展过程中“分”与“争”两股力量的转化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