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族与企业的同步发展

镛记的创业发展始于甘穗辉的自立门户，而甘氏家族的成长则以他成家立室为起点。甘穗辉自16岁起投身社会、充当学徒，学满师成后在酒家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后，自然有了娶妻生子的打算。

甘穗辉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即开始创业之后）与一位姓麦的女子（名字不详）订婚，之后不久即成家立室。很不幸，那位麦姓女子在未正式嫁入甘家之前，却突然因病去世。对于这一人生的不幸，甘穗辉显然十分难过，并仍给予这位未过门的妻子以名分，称为“大房”，反映了他长情重义的一面。

伤痛渐愈之后，正值青壮之年的甘穗辉自然再次想到成家立室，1938年决定续弦，迎娶一位同样姓麦的女子作为继室，那位女子便是被称为“二房”的麦玉珍，而麦玉珍过门后为甘穗辉生了包括长子甘琨华（1939年生）在内的五子两女，可谓儿女满堂。

虽然创业之初的大排档只是蝇头小利，但毕竟比打工只得微薄收入强多了，随着生意日旺、积蓄渐厚，甘穗辉一如不少传统华人家族一样另纳妾侍。1945年左右，财富渐丰的甘穗辉获得“二房”的同意，纳了一妾，而这位妾侍也姓麦，她的名字叫麦少珍，称为“三房”。麦少珍过门后又为甘穗辉诞下了甘健成（1946年生）、甘琨礼及甘琨歧等三子两女。随着生意的不断发展，甘氏不但家族成员越来越多，家族结构亦变得越来越复杂。

进入20世纪50年代，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不断高升的甘穗辉，对身边的两位女人不满足，在二房同意下又纳了一妾，那位女子便是被称为“四房”的何雪莹，而何雪莹为甘穗辉生了包括甘琨廉在内的三子三女。

被誉为“烧鹅大王”的甘穗辉，总共娶了一妻三妾（其中一位有名无实），育有18名子女。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家族，不但反映出“开枝散叶”的一面，同时又让人感受到“独木成林”的另一面。

一众子女长大成人之后，甘穗辉的不少举动确实让人看到他有心分开各房子女，让他们打理不同生意，发展不同事业，以减少家族内部矛盾。例如，长子甘琨华在皇仁书院预科毕业后，据说在香港电台工作3年之后，才被父亲召回帮忙，主要是协助打理钻石酒家。二房的其他子女，大多属于专业人士，各有事业，没有沾手饮食业，如甘琨华的三弟甘琨伟为律师、四弟甘琨得取得博士学位后在科威特当研究员，而五弟甘琨泰则从事信息科技工作。

相对于二房，三房子女对饮食生意兴趣浓厚，而且大多染指其中。例如，三房长子甘健成1964年中学毕业之后，虽然年仅17岁，却立即加入镛记，在店铺中帮手，落手落脚、由低做起。他的两位胞弟甘琨礼和甘琨歧，亦在完成学业后先后加入镛记，大有兄弟勠力、共同将镛记打造成著名品牌之意，但他们却没沾手钻石酒家的生意。

以甘琨廉为代表的四房，坊间资料较少，他们对于饮食业的投入程度，似乎与甘琨华没有太大差别，同房的其他兄弟姐妹，似乎也没有直接参与其中。据甘琨华说，甘琨廉大约在龙记大厦落成后（即20世纪70年代中）加入钻石酒家，与甘琨华共同打理钻石酒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甘琨华担心香港前途而移居加拿大，甘琨廉则独挑大梁，统管整个钻石酒家集团的生意。只是钻石酒家自那时起的发展，远没有镛记出色。

到了2002年，一众股东因觉得生意难做，但物业则已价值不菲，在取得两房家族成员及其他股东的同意后，选择结束钻石酒家的生意，改为将物业出租，收取稳定收入。当甘琨廉被记者问到结束酒楼生意的原因时，他的回复竟然是：“这么大一间酒楼，我不想一个人做。”（梁佩均，2012：60）可见，四房对于打理酒楼生意并不热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