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一代联合创始人之间的竞争：李氏家族与冯氏家族

与大多数以合伙方式而非独资方式起家的企业相仿，利丰最初的股份比例为两位合伙人各占50%。这种股权结构的前提是，两名合伙人之间有较强的友谊和信任，但这种股权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生问题和挑战。如果两位合伙人的关系在经营后期恶化，往往会导致企业的分裂。分裂后，由于从两人合股变成一人独资，通常会弃用原来的企业名称，而冯氏家族则决定仍沿用原来的名字。然而，以往关于导致李、冯两家分裂的真正原因，以及李氏家族退场机制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

根据一些未经证实的报告，在共同创办利丰之前，李道明和冯柏燎同为宝兴行（一家位于广州的瓷器出口商）的员工。换言之，他们的关系应为旧同事，而非传统中国社会中十分亲密的亲属或结拜兄弟等关系。李道明较冯柏燎年长（在旧社会这意味着长幼有序），同时在出口瓷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深入的档案研究显示，李道明来自一个富有的家族，曾接受过良好教育。1915年出版的《香港中华商业交通人名指南录》中有关于李道明的记录，显示他曾在香港中环独自经营一家名为“义栈”的瓷器出口公司，李道明委任刘孔堂为会计师，处理账目和管理公司的日常运作。公司位于昭隆街10号，即今天万邦行和皇后戏院的所在地。这些数据于1915年刊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该年之前，李道明已在香港经营生意。从公司所处的地段推断，李道明的生意规模应该不小。1922年出版的另一份工商目录中，“义栈”仍然在昭隆街10号，继续经营其陶瓷器出口业务。这份档案确认了李道明在香港的业务具有相当的规模。

其他证据显示，李道明家族的地位并不比冯柏燎家族低，从利丰公司的名字以“利”（李）先于“丰”（冯）可见一斑。再者，李道明在利丰的职位为董事局主席，比担任总经理的冯柏燎要高。从利丰公司的会议记录中我们发现，李道明担任的职位（主席和执行董事）较冯柏燎高（总经理和执行董事）。虽然李、冯两家的第二代成员的股东数目有所不同（有7名来自冯氏家族，5名来自李氏家族，而嫁入李家的冯丽华可被视作属于两个家族），但是根据公司在1937年12月24日成立的文件，两个家族所持有的股份数量均等。

换言之，直至1940年中期，李道明家族对利丰的控制不会比冯柏燎家族低。而由于所有李、冯两家的第二代成员均注册为利丰的股东，两个家族似乎对维持权力平衡方面有所警觉，从另一方面亦反映出两个家族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存在一定的紧张情况。

在档案数量上，冯柏燎家族的记录明显比李道明家族多。然而，前者的来源单一，大多来自冯氏家族，并一再被转述引用。就家庭背景而言，冯柏燎似乎也是来自富有家庭，我们可从其教育背景中得以推断——在香港接受教育似乎是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决定。

冯柏燎1880年出生于广东鹤山，青年时即到香港接受教育，19世纪90年代后期入读被视为香港精英摇篮的皇仁书院。正因这种西化教育背景，冯柏燎不仅学习了现代知识和流利英语，也建立了极具价值的同学关系网络。1900年毕业时获得Junior Morrison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一年，其后又在皇仁书院担任教学助理一年。之后，他在广州宝兴行找到工作，两年后与李道明共同成立了利丰，两人从此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

由于两位创始人的努力经营，利丰的生意日益兴隆，而两者的个人财富也随之增加。两个家族的第二代成员均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了利丰。多位家族成员的参与使矛盾与角力增加，因而弱化了两个家族的合作和互信。日本侵占香港期间，利丰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导致李、冯两家矛盾激增、最终分裂的事件则是冯柏燎的意外身亡。

利丰因抗日战争而将总部由广州迁往香港，使得冯氏在香港的网络变得更为重要。虽然两个家族仍各占一半股权，但冯氏的管理权开始加大，主导性也开始增强，改变了两个家族的权力平衡。李道明似乎为他的子女无法跟冯柏燎的子女竞争而感到不满。冯柏燎意外逝世后，这种失衡变得更为严峻——因为过去冯柏燎一直担任两个家族矛盾的协调人。

香港重建过程中，利丰的发展使得两个家族的矛盾再次升级。1946年，李道明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决定终结与冯氏家族40年的合作关系，将所有股权出售给冯柏燎的子女，并指出新的领导层无法有效地经营利丰。这进一步证实了冯氏已在利丰取得了领导地位。

李道明为何离开是一个不解之谜。由于李道明担任利丰集团主席和董事总经理，又比冯氏家族第二代成员年长一辈，外界通常会认为，冯氏家族成员才是应该离开利丰的人。然而，不论分裂的原因为何，“修剪家族树”的机制有效地发挥了精简结构的功能，使利丰可以重拾绩效，强化竞争力。管理权集中于冯氏家族手中后，决策流程大大加快，为利丰后来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