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如歌

今天的我时时都淹没在鲜花和掌声中，走到哪里都会被歌迷们簇拥在中间，媒体评论说我是在娱乐圈里突然杀出的一匹黑马，网上做过调查，在芸芸之众的歌唱界，我竟然成为国内最有人气指数的歌手。而当夜深人静屋内空有一人，孤寂将我覆盖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的家，想到了那个曾经苦难的母亲，自己禁不住泪流满面，经历的种种痛苦此时却历历在目，让我更加珍视今天炫目的一切，走到现在我该有多么幸运啊，有句歌词唱得好，不经风雨何以见彩虹，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的成功。

十年前，我的父母从姑姑家回来，抱回来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红红的脸，人见人爱的样子，着实让我和姐姐喜欢。我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母亲说：“要是给你们当妹妹怎么样？”我和姐姐高兴地说：“那可太好了。”那一年，我才13岁，姐姐比我大两岁，只想着要是有这么个小妹妹会多了一个伴，该会多有趣，并没有去想这个小妹妹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这就是母亲捡回来的小妹妹。那是在春节大年初四，父亲母亲一起送爷爷去在农村的姑姑家住一段日子。回来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是赶晚上回城的最后一班长途公共汽车。还没到汽车站，他们听到了婴儿的哭泣声，循声走近一看，在汽车牌下，放着用小薄被包裹着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婴。在女婴周围有等车的三个男人不知所措地观看着。母亲打听得知，这个女婴不知是谁遗弃在这里的。

女婴的哭声牵动了母亲的心，一向乐于助人的母亲忙抱起女婴，哀求地说道：“哪位同志心肠好，发发善心，把孩子抱走吧。”围观的男人们说：“你看我们都是未婚的男人，抱回去个孩子算什么呀？”母亲看了看这几个年轻人，也觉得确实难为了他们。那几个人也许为了唤起妈妈的母爱之心，反倒劝起母亲来了：“大姐，你看我们都是男人哪有那能力呀，还是你把孩子先抱回家吧，要是把孩子扔到这里，孩子会没命的。”

母亲有心要留下这个孩子，征求爸爸说：“老段，你看咱们先收下这个孩子？”父亲一脸的怨气，说：“你怎么尽管闲事呀，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加上我爸爸都八十多岁了，咱家生活又不富裕，你要是再把这个女婴抱回家里，你养得起吗？”父亲的反对意见，母亲觉得很有道理，她顾虑重重地放下了孩子。这时公共汽车进站了，两个人忙上了汽车。

汽车驶出车站。女婴的哭声却一直回响在母亲的耳畔，听到女婴无助的哭泣，母亲心如刀绞。北方的二月，还是零下三十来度，如果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扔到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汽车站，后果将不堪设想，肯定会被冻死。母亲生出恻隐之心，她高声对司机喊了声：停车！司机忙煞车。父亲知道母亲要做什么，便说：“我说你怎么回事，怎么就不听我话呢。我告诉你，不能捡那个孩子。”母亲却义无反顾跳下车去，跑出二十几米远，抱起了这个遗弃的女婴，又跑上了汽车。

女婴在母亲的怀里，显得很乖巧，不哭也不闹了。父亲见到母亲抱回了孩子，埋怨她说：“你不该管这个闲事呀。他也意识在这荒无人烟的偏僻地带，这个女婴的命运将会是什么。”他无可奈何地对母亲说：“回家后看谁家缺孩子，送给人家收养吧。”母亲望着逗人喜爱的小脸蛋，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点头答应了丈夫。

母亲捡到一个被遗弃的孩子，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开了，父亲单位的一个没有子女的人找到了在矿务局机械厂当钳工的父亲，说有意要收养这个孩子。父亲兴高采烈地回来，告诉了母亲。母亲笑着问我和姐姐：“父亲说把小妹妹给别人，你们愿意吗？”我和姐姐都摇头，说：“不愿意。”母亲对父亲说：“看到没有，孩子们都不愿意，咱们就收养了吧。”父亲说：“孩子们懂什么？就是你想收养，恐怕手续也办不下来呀。”母亲望着女婴一脸的无奈，叹口气说：“你说得有道理。”

为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我和姐姐劝妈妈有意拖延了两天，本来说好了第二天人家来抱走这个孩子，谁料到头一天晚上，正在逗孩子发笑的姐姐，突然不是好声地喊正在做饭的妈妈。母亲父亲和我都跑进屋里来，这时看到女婴嘴歪眼斜，口吐白沫，浑身痉挛抽搐成一团。爸爸说这个是抽羊角风。父母两人慌忙将孩子送进了医院，大夫采取了治疗措施，孩子病情有了好转。经大夫诊断，孩子患有先天性的癫痫病，并要求观察治疗。

从医院回来后，都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来抱孩子的人在家里等了一些时间，他看到母亲抱着孩子进来，便忙上去询问。父亲撒谎说：“这孩子昨天晚上发烧，打了针，大夫说没什么大事。”那个人忙把孩子抱了过去，用手逗着孩子，孩子咯咯地发笑，他也欢喜得不行，说着话就想把孩子抱走。出于童心，我和姐姐却拦着不让他出门。父亲呵斥着我们，我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让开了大门。就在那人抱着孩子准备出门时，母亲叫住了他。母亲虽然犹豫了再三，但还是说出实情。

那人知道实情后，放下了孩子。无论父亲怎么劝，那个人还是尴尬地离开了我们家。有谁会能接受这样一个有先天疾病的孩子呀？这一切都意味着这个病孩子“粘”在手里了。那人走了之后，父亲与母亲吵了起来，他埋怨母亲告诉了人家实情。而母亲却坚持自己的做法的正确性，如果隐瞒了实情，人家早晚不还会知道的吗，那样不是坑害人家吗？父亲气不打一处来，挥手便掴了母亲一个耳光，妈妈漂亮的脸上立时出现了红红的手印，嘴角还流着鲜血。

我们长这么大了，还从没见过他们打架，也头一次看到父亲那么凶。父亲对我们总是疼爱有加，我们要什么，他总是想尽办法满足我们。从幼儿园开始，父亲认为我有艺术天赋，就把我送进了少年宫学音乐和舞蹈。看到父亲的凶相，我们吓得躲在一旁哭。母亲怕吓着我们，只是擦了擦流在嘴角的血迹，对怒目圆睁的父亲说：“这事咱们先不说好不好？咱们别吓了孩子们。”父亲看了看惊恐的我和姐姐，显然有些愧疚，无力地耷拉下脑袋，说：“可是这孩子可怎么送得出去呀。”妈妈和颜悦色地劝父亲说：“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反正事已至此，孩子你也不能再给他送去了。”父亲固执地说：“这消息一传出，哪还有人会要这个孩子。”

我们家在正月里发生了父母的战争，让我和姐姐有了刻骨铭心之痛。当时我们还记恨着父亲打母亲的这一举动，我们认为这个孩子不应该给人。所以我们更加喜爱这个小女孩。那时，我和姐姐都在放假，父母上班后，我们姐俩儿便负担起了照顾这个小妹妹的任务。可是就在父母打架后一个星期后，孩子又开始发高烧，再次送到了医院，这次大夫让孩子住院观察。经医生诊断结果表明，该女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还兼有贫血、肺病等综合病症。

听到这个诊断，父母都惊呆了。父亲一直在奔波，他到处托人找关系，想把这个孩子送给一个不知情的人。这个努力还没有结果，却又诊断出了这么多的病症。父亲在抱怨，怨天怨地怨女婴狠心的父母。而母亲却没有显得那么激动，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尽自己所能为孩子治病，并抚育她的成长。”那天是星期天，我们自愿地守候在小妹妹的身旁。到了中午，也没见母亲来送饭，姐姐让我回家去取，可是到了家里，看到母亲依在床头，眼圈青紫。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说：“刚才不留神跌了一跤。”母亲问我：“回来干嘛？”我说：“回来取饭的。”她喃喃着说：“都中午了？你看我都跌糊涂了。”她艰难地起来，为我准备饭。从进屋我就没有见到父亲，我问：“我爸呢？”母亲迟疑了一下，说：“唔，他出去了。”

小妹妹很快便出了院。可是从那以后，父亲很少在家里待着，回到家里也是喝得醉醺醺的，他进屋便粗声大气地吆喝着母亲。母亲总是默默地忍受着，母亲脸上身上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伤痕，母亲总解释是跌伤的。几天后，我发现了母亲伤痕的秘密。那天晚上，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搞醒了，这个声音是来自父母的房间。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从门窗纸缝中看到，父亲骑在赤身裸体的母亲身上，正挥舞着双手抽打了母亲。母亲的脸是朝向门的这个方向的，脸上流着泪，可是嘴却咬着不出声。

我吓得忙跑回自己的房间，捅睡着了的姐姐，想让姐姐去阻止父亲。可是姐姐听我学过了刚才所见的一幕后，姐姐却悄声地笑了起来，很神秘地对我说：“这事咱们不能去管，你还小，你不懂，这是爸爸和妈妈做爱。”我惊奇地问：“什么是做爱呀？”姐姐说：“就是他们这样做了以后，才会生下我们。”我问：“做爱时，爸爸为什么要打妈妈呀？”姐姐似是而非地说：“你没听过强暴吗？做爱就是强暴。”姐姐含着笑又睡着了。而她不懂装懂的回答，却让我浮想联翩，很久没有睡着。从那天开始，当父母屋里出现那种奇怪的声音，我就会辗转反侧。后来我长大了，我常常会把男欢女爱的这种事与暴力联系在一起。

这种奇怪的声音一直持续到爷爷从姑姑家回来后才消失。爷爷看到了小女孩，也很喜欢，他不在乎那些困难，其实这时还没有体现出我们家的艰苦生活。他为添人进口而高兴，说：“这不是白捡的吗。”他关心地是给孩子起名字没有。父母都摇摇头。爷爷说：“你看看你们，这个孩子捡到家里来，怎么连个名字都没起呀。”父亲说：“我们还没来得及嘛。”爷爷果断地说：“那就给孩子起个名吧。”那个名字还是我最先叫的呢，我说小妹妹的脸像小红云。爷爷就说：“那就叫红云吧。”小妹妹从此得到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段红云。

出了正月，小红云发高烧又住了院，住院没两天，她突然又犯癫痫病，浑身抽搐不停。大夫诊治后，病情才稍有缓解。大夫告诉我父母说：“孩子是各种疾病的并发症，现在严重贫血，生命垂危，需要家属为孩子输血。”说着，他便为父母开出了验血化验单。两个人出于面子，没有说小红云是收养的孩子，还以为血型能遇上的话，就可以省去一部分的钱。两人去了化验室。很明显，他们验出的血型与红云的不符，但又不能不为孩子输血，他们只好花去了300元钱购买了进口的血浆，用来抢救病危的孩子。

他们拿着血浆和化验单找到医生。医生感到不可思议。父亲只好向他说明了真相。大夫沉默良久，才说：“既然这是你们捡来的孩子，我也就不妨说几句真心话了。这个孩子患有综合病症，就现在医疗手段，不可能治愈她的病，癫痫病三天两头就会犯，而且死亡率极高，”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我父母的后，说：“等她长大了更是累赘，那时你们有了感情，更舍不得她了，与其不如现在就采取措施……”

父亲不解地问：“什么措施？”医生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就是把她饿死。”父母闻听此言，目瞪口呆。他们明白，如果不是到了绝望的程度，医生也不会说出这种与医生职业背道而驰的话。半晌，母亲恼羞成怒，把火气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你说的是人话吗？你还配做一个医生吧？这孩子确实不是我的，但我怎么能忍心饿死她呀，小猫小狗也是一条命啊，何况是人了。我告诉你，就是再苦再难我也要治好这个孩子的病！”母亲说着还伤心地哭了起来。

父亲看到医生赤红着脸，忙赔礼道歉，说：“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她是太爱这个孩子了。”医生并没有争辩，只是叹息了一声，摇着头走了。医生的话不幸言重，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发烧、肺病、癫痫，三种病症不间断地折磨着这个弱小的生命。父亲和母亲为小红云治病而倾其所有，先是扎青霉素，孩子对青霉素产生抗药性，便扎“先锋”，“先锋”也不起作用，便扎头孢消炎药，最后连血管都扎不进去了，又改吃中药。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他们什么治疗的办法都使了，什么特效药都用了。

父母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很多的债务，要知道他们不只是支付小红云的治病开销，还要为红云买的奶粉，一次就要十几袋。父母开始跟亲戚朋友借钱，可是入不敷出。为了还人家的钱，变卖了自己的一些家当。但是红云的病却不见好。又不得不向别人借钱。这样一来，亲戚朋友见到父母都要躲避得远远的，唯恐他们张口借钱。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父母为什么会对一个无亲无故的孩子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和财力。父亲再次找到我的姑姑借钱，姑姑把母亲好一顿数落：“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花多少钱我都愿意，而你却要救助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想要的孩子，我一分钱也不给她拿。”

回到家里，父亲唉声叹气。母亲知道情况很糟糕，也不去理睬父亲。父亲惧怕爷爷，他等到爷爷出去后，便与母亲争吵，还当着我们的面打了妈妈，说：“你这个败家的娘儿们，收养了这么个病孩子，你看看，咱们这个家还能过下去吗？”每逢这时母亲总是默默地忍受。可是父亲越说越气，抱起了孩子来到窗前，高举着孩子，说要把孩子扔下去。我被父亲的举动吓得哇哇直哭，因为我们家住四楼，要是扔下去，小红云一定活不成。母亲跑过去争夺。父亲已经红了眼，说：“我宁可负法律责任，也不能让我们自己的孩子受屈。”

妈妈一听，突然跳上了窗台，对父亲说：“老段，如果你那样的话，我就先从楼上跳下去！”父亲让母亲这一举动吓唬住了。我和姐姐都跑上去拽住母亲，我们喊着：“妈妈，你不能跳下去呀。我们不能没有妈妈呀。”看到妈妈没有离开窗台，我们哀求父亲不要扔妹妹，不要扔小红云。父亲心软了下来，便狠狠地把孩子扔到了被垛上。邻居看到我的父母打架，就去找正在散步的爷爷。爷爷回到家里，打骂了父亲：“你真不是个东西，那红云好歹是条人命，我们怎么也不能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呀。”在爷爷的劝说下，母亲才离开了窗台。

晚上，爷爷让父亲到我们那屋去住了，原来我和姐姐爷爷在那个北屋里住。爷爷是让我和姐姐陪着母亲，并告诉我们千万别让母亲做傻事。我不懂，便偷偷地问姐姐。姐姐告诉我说：“就是怕妈妈还从楼上跳下去。”听到了姐姐说的话，我心里害怕极了，不敢须臾怠慢，一直盯着母亲。后来母亲就安顿我和姐姐睡下，我们躺下后，姐姐先睡着了，我却眯着眼睛偷觑着母亲。母亲点着灯，一直抱着红云在悄悄地啜泣。

很长时间，母亲把孩子放在我们的身边，走到了窗前，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当母亲把手挪向窗户时，我突然说：“妈，你要干什么？”我的话把母亲吓了一跳，她惊诧地回过头来，说：“你怎么还不睡呀？”我光着身子跳起来，搂住了母亲，说：“妈，我害怕，我怕你还会跳下去，我就没有妈妈了。”母亲把我搂在怀里，亲昵地说：“傻孩子，我是去关窗户，那窗户刚才没关严，”母亲说着话便哽咽起来，“我哪里敢去死呀，要是再扔下你们这几个可怜的孩子，谁会照顾你们呀。”

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发，我依偎在她的怀里，那种久违了的温馨记忆愈发浓重起来，我很久没有在母亲的怀中这样撒娇了。母亲就是这样摇着晃着我，我有些昏昏欲睡时，突然听到母亲说：“小丽，你别去少年宫了。”我欲睡的神经突然惊醒了：“妈，你说什么？我从小就想当演员，你不让我学了，我怎么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啊？”我执拗地望着母亲。母亲还是那么搂着我，抚摸着我的头发，轻轻地说道：“等小妹妹的病治好了，家里有了钱，我会再让你学习的。是妈妈对不起你呀，可是没有办法，妹妹病是要治的，不治她可能就要死了。”母亲说着，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落在了我的脸上。我也想到了妹妹死去，自己当然也会痛苦，就抹去了自己脸上的泪水，又去擦母亲的泪水。我心里虽然我不情愿，但还是说：“妈妈，你别哭了，我不学了，拿着钱给妹妹治病吧。”我的话让母亲的泪水多了起来，她说：“小丽长大了，是个好孩子。”

母亲工作在建筑安装公司，冬季没有活干，职工就放了假。开春后，头一年的工程便要重新开工。可是红云总住院，母亲不得不向单位请假，我们天天要上学，再也帮不上母亲的忙了。最难的是妹妹住院期间，母亲几乎整天整夜待在医院里，她还不能放弃照顾两个女儿和80多岁年迈的爷爷。父亲因为母亲收养了妹妹，很少在家里，总是待在单位，不到吃饭时间不回来，吃过饭便要会工友去玩扑克。母亲每到饭前，她都要匆忙地赶回家去，将饭菜做好后，再匆忙地回到了医院。母亲只能这样没日没夜地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

姐姐比我大3岁，开始姐姐也知道帮助母亲做力所能及的事了。小红云有病整宿号啕，母亲就放在腿上晃着哄她睡觉，有时几宿也睡不上一个囫囵觉，姐姐心疼母亲，就会主动帮母亲的忙，每次都想办法哄着小妹妹。可是后来姐姐的态度开始发生的变化，姐姐慢慢地便对着妹妹不理不睬的，有时趁人不注意时，她偷偷地打红云，还说：“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妖精，才会让我家这样的。”我问姐姐为啥这样说。姐姐说：“有了这个妹妹，咱们家的生活变得多么糟糕，爸爸妈妈也天天打架，我要买件像样的衣服，妈妈都拿不出钱来。”

我认真地思忖了一番后，觉得是姐姐说的那种情况。我和姐姐已经很久没有穿到新衣服了，不然每到春暖花开时，母亲总要给我们俩人买套漂亮的衣服，说春天会使女孩子美丽。对于这些我并没有在意，可是姐姐这时已经初二了，她的身体已经体现了成熟女孩的特征，小脸蛋时隐时现地露出一种只有女孩子才有的娇艳，她的胸部有模有样地挺了起来，有时我很嫉妒她。

嫉妒姐姐的原因还有具体的一层意思，因为自从红云进了我的家门后，我家的节俭行为更加突出：比如我家的自来水已被闸门控制，水龙头上接出一个皮管子，将淅淅沥沥的水一滴滴的蓄存到了水缸里，而看水表却是纹丝不动。比如我们洗脸水洗菜水洗衣服的水统统倒入厕所里的一个水桶里，然后用于冲刷便池。比如我和姐姐使用过的各种学习本子，都留下来放在厕所里，取代过去使用的卫生纸。在这方面姐姐却有一种特权，就是母亲专门给她买来了卫生纸。每次她使用时，总要摆出一种骄傲的神情。为此，我曾向母亲提过抗议，母亲笑着说：“你姐姐是个大姑娘了，等你成了大姑娘，我也会让你使用卫生纸。”

到了酷暑炎热的8月，母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上班，已经使她的那个工地项目经理十分的烦恼。建筑行业本来就竞争激烈，工程项目不多。建筑安装公司在山东承包了一项工程任务，调出一批人去参加施工。项目经理便把母亲推荐出来，公司通知母亲去山东。所有被通知的人中，只有母亲是女的。这种做法明显是针对母亲表现来的。公司通知时，要求必须服从分配，不然的话，将面临放长假处理。

母亲跑了几趟公司说明自己的困难，还痛苦地流下眼泪，以博得领导的同情，而公司领导不相信眼泪，说得很坚决，绝没有给母亲一点的回旋余地。母亲回来思前想后，为了治好红云的病，她还是毅然放弃了这个机会。就是从那天起的九年时间里，母亲再也没有拿到单位给她开的一分钱工资。为这件事，父亲对母亲大打出手，他是趁着爷爷去姑姑家以后，当着我和姐姐的面打的母亲。

爷爷是姑姑接走的，因为我们家太艰苦了，父亲叫来了姑姑，让爷爷暂时到姑姑家去居住一段时间。那天父亲拿了一根棍子，打得母亲满地乱滚，那根棍子在母亲身上肆虐着、发泄着。我和姐姐都给父亲跪下了拦着父亲，父亲还是不依不饶的。父亲在这一段时间里，因为爷爷在家阻挠着他的思想，已经压抑得不行了，他要把积淤在心里的这口恶气全部泄愤在母亲的身上。他一直到打不动了骂不动时，才收了手。挨了打的母亲并没有埋怨父亲，从地上站了起来，拍打身上的尘土后，一瘸一拐地走进厨房，给我们去做饭。

休假在家的母亲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照顾家庭上了。母亲怕红云成为这个城市里的“黑孩”，便去找派出所及相关部门为孩子上户口，人家听到她的情况都说这种情况不可能解决，便把她推出门外。她就坚持着总去那些部门软磨硬泡，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为她解释的人，得到的答复却是：国家一直都在控制城市人口增长，户口总是不光是户政的事儿，还涉及粮食、计划生育等部门，城市人口指标每年由省计委下到市里有关部门，数量十分有限，一时解决不了。

母亲张罗着为红云上户口的事，惊动了街道负责计划生育的同志，因为这个孩子很可能会影响了计划生育的成绩。他们找上门来，母亲说明了捡孩子的经过，他们却听进去，说：“你说的话谁能相信，我看这是弄虚作假，你们把亲戚家的孩子搞来装爱心，为了换取人们的同情，这是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母亲没想到自己的爱心，竟换来无端的猜忌和攻击。她气愤地将街道的人赶出了家门。母亲由此惹来了麻烦，街道派人几次三番的来抢孩子，说是要将红云送到民政部门收养。他们的话倒是提醒了母亲，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母亲去了市民政局，想办理正式手续收养段红云。民政局答复他们不具备收养子女的条件。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章第六条明确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是年满三十五周岁以上。

街道的人听说母亲没有条件收养红云，还是天天上门抢人。那天，他们得手，一伙人便把红云送去了福利院。父亲回到家里，听说孩子被抢走了，他安慰着正为孩子去向担心落泪的母亲说：“那是街道，也是党的一级政府了，他们会给孩子安排个好地方的。”这一天难得父亲心情好得出奇，晚饭时，他还洋洋自得地喝着小酒，哼着小曲。可是就在第二天的一早，街道的人主动把孩子送上门来，他们说通过调查，相信了母亲说的这种情况。当时母亲喜不自禁地把红云搂在了怀中，而父亲一脸的阴沉，摔了门上班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街道把红云送到福利院，福利院看出了红云是个有病的孩子，便拒绝接收红云。福利院的领导反过来做了街道的工作，让他们把孩子交还给我的母亲。

我的妹妹段红云就是在病痛中渐渐长大的。那一段时间，不管有什么疾病流行，尤其是每逢流行感冒的高发期，身体孱弱的红云抵抗力差，她都会被传染。母亲把患有肺炎的红云送到了医院，大夫诊断后要红云住院，并让他们先交押金。母亲已经停发了工资，我们一家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支撑着，而他的月收入加起来才二百多元钱。原本还算富裕的家庭，却因收养了一个生病的弃婴而负债累累。母亲真的拿不出那笔住院费，她求大夫给孩子先治疗，拖欠的费用慢慢来还。大夫一脸漠然地说他做不了主。

看着红云发青的脸，母亲心里万般难受，她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遭受病魔的折磨吧。她抱起孩子去了其他医院，而得到了同样的对待。最后，她来到了中医院，一位老中医接待了她，她向老中医说明了孩子的情况，并哀求着老中医。母亲的真诚终于感动了老中医。老中医慨叹道：“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了，我怎么好意思不为这个孩子治病啊。”说着，他便为红云开上了几付中药，却分文未收。由于中药的作用，加之精心照顾调养，小红云康复了。也许老中医确有妙手回春之力，自此之后，小红云的肺炎再也没犯过。

为了答谢老中医，母亲买了两瓶水果罐头，带着我去答谢那个老中医。这两瓶水果罐头对于一般人来说不算什么，而对我们一家人来说却是奢侈品，那都是她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我一路上都在琢磨这两瓶罐头的味道，因为很久我没有吃过水果罐头了。母亲说明了来意后，说：“我们也没有什么钱买东西，这两瓶罐头虽然便宜，但是却代表着我们的心意。”老中医是个慈祥的老人，他执意不肯要，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你那么困难，又何苦买东西来感谢我呀。”老中医看到了我眼中的奢望，说：“我看还是拿回家去给孩子们吃吧。”在回来的路上，母亲偷偷地打开了一瓶罐头，让我吃了几块，还嘱咐我回去不要告诉别人。到家后，打开的那一瓶就归了爷爷，而另一瓶一直等到了春节，才堂而皇之地放上了饭桌。

品种繁多的蔬菜已经不再受季节的影响，很少有人贮存蔬菜了，而母亲一俟到了秋天，便开始购买贮存大量的土豆白菜，这是我们家秋冬春三季的主要菜肴，就是在蔬菜旺盛的夏季，母亲也在傍黑时才到市场去，收购一些剩下来的便宜蔬菜。有时菜贩将卖不出去的烂菜倒在垃圾堆里，母亲会从中择出一些能吃的菜叶菜帮，她常因此遭到别人的白眼和讥讽。已经3岁的小红云站在一边，对那些人的嘲笑似懂非懂，她说：“妈妈，咱们别捡了。”母亲说：“不捡，咱们吃什么呀？”小红云懂事点了点头，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全都给你，不再让你捡这些烂菜。”听到孩子天真的话语，母亲抱着红云痛哭失声，连连说：“好孩子，好孩子，我会等到你说的那一天的。”

每逢年节，父亲的单位总要分一些东西，但大多时都要收一半的钱，这一半的钱我们家是拿不起的，便只能将东西送给其他的同志。邻居们看到我家困难，也常送一些旧衣服和粮食过来，母亲乐观地说我们是穿百家衣吃百家饭长大的。元旦，邻居给我们家送过来了一袋大米，母亲对人家千恩万谢。人家走后，母亲打开袋子一看，这是一袋发霉的米，里头长满了米虫子。这样的米吃起来无法下咽，这是人家里没扔掉才送给我们的。母亲说她有办法。母亲将霉米反复淘洗，然后做成水饭对付着吃，吃到嘴里没有一点的米味。姐姐一边吃一边掉眼泪，说：“妈呀，我们都吃的什么饭哪？”过后，那个邻居事后也感到难为情，怕吃出什么毛病，见到母亲便问她身体有无反应。母亲告诉他挺好，还由衷地谢过这个邻居，因为人家毕竟是在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那年，我们那座城市出台了平价供应粮政策，每月发票供应每人5斤大米、5斤面粉，因为米和面的质量较差，生活条件好的家庭都不稀罕吃这种粮食，而到了我们的家里，那便成了救命粮，母亲便到处索要平价的粮食供应票，购买低价粮。怎么说这种粮食比发霉的大米好吃多了。母亲想方设法地做出各种品种饭菜。第一次吃平价粮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因为很久我们没有吃到这种细粮了，当饭锅里的米香萦绕在屋子里时，我们全家人早早地坐在饭桌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等待着母亲把饭锅端上来。看到孩子们狼吞虎咽，母亲却坐在一边的角落里默默地流泪。

那年姐姐初中毕业时，姐姐不想再读高中，便偷偷地去考矿务局的技校，在这个技校毕业后还可以分配工作，她想早一点毕业，早一点上班。录取结果下来了，她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技校，这应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她兴高采烈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本想把这一喜讯告诉给父母，可是遇到父亲正在打母亲。父亲打母亲这时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姐姐上前阻挡父亲时，父亲竟然把她也打了。母亲看到父亲打孩子，她忍受不了，便与父亲拼命地撕扯起来。父亲顺手抢过姐姐的通知书，他只看了一眼上面入学的费用，便暴跳如雷，说：“你还要上学？哪来的钱供你上学？”说着把录取通知书扔在了地上，姐姐捡起来，不由分说便撕了个粉碎。母亲流着眼泪劝姐姐说：“你别听你爸的，我去给你想办法，学还是要念的呀。”倔强的姐姐却说：“爸爸说得对，就是开学去上学，今后我也拿不出钱来，不是照样还要辍学。”姐姐为了这个家，为了生病的妹妹她舍弃这次上学的机会。

已经五年多没有拿到一分工资的母亲感到无法生活下去，她听说上级有关她这种情况给予补助的文件，母亲找到单位寻求帮助，而她得到的却是公司领导的训斥和推诿。一气之下，母亲顾不得脸面，就去上级主管的工业局。可是，哪会有人理睬她这样一个小人物，一个剔着牙，满嘴酒气的人推搡着母亲，说：“你要吃饭的去饭店啊，我们剩下的饭菜就够救济你们一家的了。”

一直懦弱的母亲就在那一天下午怀揣着敌敌畏农药，撞进工业局局长办公室。局长见到母亲后，本想找人轰她出去。母亲拿出敌敌畏的农药瓶，说出自己的家庭情况，要求局长解决我家的实际困难，声称：“如果局长你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就喝药死在你面前。”局长惊恐万分，当即叫来了办公室主任查找文件，研究了一下，告诉母亲说：“你的情况符合条件，你不用自杀也能得到生活补助的。”母亲由此以死相要挟，只是为了换来的每个月50元的生活救济，但就是这50元，却解决了我们一家人的许多生活困难。

这时的我也已经上了初中，我还当上了班级的文艺委员。因为我的歌唱得好，学校每次参加市里的演出，都让我参加。那天，市里组织歌咏比赛，我一直都是学校的领唱，可是因为我买不起学校制作的统一服装，老师只好改换了别人，当即还撤换了我的文艺委员职务，老师不相信还有这样困难的家庭。我那天躲在操场的篮球架子下面，看着我校的同学站着整齐的队伍在那里欢快的歌唱。我心里万分的酸楚，那是我的爱好，但这个爱好却因为我买不起衣服而被剥夺了。我把双眼投向了天空，以防止眼泪从眼圈里滚落下来。当我低下头来，便看到远处的阳光下还站立着一个人，我从那身影中，就能判断出是那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知道我的心情，她拒绝了我的请求，是因为她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买制服。她怕我伤心难过，又没有其他的办法，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来安慰我。我流着眼泪跑向了母亲，投入到了母亲的怀抱。母亲流着眼泪，说：“小丽，妈妈对不起你呀，让你受这么多的委屈。”我故作轻松地说：“妈，你别难过了，这次歌咏比赛没有我没关系，这是小事。以后，我要成为这个学校由史以来出现的最大的歌星。”妈妈破涕为笑，说：“好好，我就等着小丽成为大歌星。”

那天我与母亲一同回家，我发现心情有些异样，身体也不知为什么有些蠢蠢欲动的感觉，我以为是吃什么东西坏了肚子，而去了厕所却没有出现与肚子有关的事情，只是正常地小便，不同的是尿水有些发热。当我准备提起裤子时，发现便池子里出现了一摊血迹，我以为下身被什么东西划破了。我惊慌失措喊了妈妈。母亲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呀，她进了厕所一看，开心地笑了，说：“小丽，这是女孩子长大成人的标志，你成大姑娘了。”母亲让我别动，转身去了不久，她拿来了一团卫生纸，递给我说：“你和姐姐一样了，该使用卫生纸了。那天我才知道，姐姐的待遇是由此而得来的。”

在妹妹红云4岁那年，爷爷去世了，死于肝硬化。爷爷一直到死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病，每当他疼痛时，他都坚持着出去溜达。父母问他，要带他去医院，他都是摇头拒绝。要是父母问急了，他会咬牙切齿地说：“我死不了，还用不着你们这样哭丧。”爷爷死的那天，是吃晚饭前，爷爷说要先睡一会儿，便进了屋里。等母亲饭好了，我进屋去叫他，爷爷没有应声。我急了，便拼命地摇他喊他，可是他再也没有答应我。

爷爷死后，父亲感到很愧疚，作为老人唯一的儿子，老人没有跟他过上好日子，享受幸福，却跟着我们一起受苦受难，而且没有吃上几顿饱饭。父亲坚持要为老人操办后事，母亲不敢多说什么，任由他去借钱。但能借到的钱相当有限，后事还是办得相当节俭。但毕竟还是花上了一笔借来的钱，这对于本就困难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

爷爷去世后，父亲把爷爷死的责任归咎在母亲身上。父亲闹着与母亲打离婚，父亲说：“咱们家这样困难，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你说咱们这过的叫什么日子，还不就是因为你捡了个病孩子，我们才会这样的吗，不然我爸怎么就会那样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也不说出口呢？不就是怕咱们花钱吗？这日子咱俩是没办法过下去了，与其不如咱们离婚。”母亲一直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人为了几个孩子忍气吞声，不曾想父亲会提出离婚，她伤心至极，说：“老段，你真行啊，你不是赶我走吗？好，我走。”母亲二话不说，抱起床上发愣的红云，冲出门去。我先是劝说父亲不该撵走妈妈，然后又去追母亲，让她别扔下我。母亲偷偷地告诉我，说她先到农村的姨家待一段时间，还让我好好照顾父亲。我真替母亲难过，都到了父亲跟她打离婚的份上了，她还那么惦记父亲。

我一直记恨着父亲经常毒打母亲的经历，母亲对我说，父亲是因为母亲收养了这个小红云性格才变得这样狂躁的。后来，我才知道此时母亲理解父亲的明智。母亲走后，我们的家似乎塌了一片天，父亲天天闷闷地抽着烟。每天回到家里，我为他做饭，可是父亲吃饭时，一边喝着酒，一边挑肥拣瘦，说我做的饭菜不可口。我不满地说：“我妈做得可口，你去接妈回来呀。”我们总是这么你来我往地用言语对付。我父亲从小就喜欢我，说我娇小可人，说我长得漂亮，能成歌星，他才送我去的少年宫。父亲从小到大，还从没打过我一巴掌。我说什么话，他都不那么生气。

这天他喝着酒，我们又重复上面的对话，他突然说：“你说，你妈是不是不回来了？”我说：“你不是跟她离婚吗？”父亲说：“当时说了，现在又后悔了。”我说：“爸，我妈真的不容易啊，你别老欺负妈了，虽然那个孩子不是你和妈亲生的，但是养这么大了，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不管吧。何况都有感情了，谁还舍得扔了她呀。”父亲喝了一大口酒，脸红红地说：“其实，我也懂这个理，只是爸爸没有能耐呀，负担不起家庭的重担，还让我两个亲生女儿受委屈。”说着，父亲便流下了眼泪。我说：“爸，你就别自责了，咱们一家不是好好的吗，那就比什么都强。”他感慨地说：“小丽呀，还是你懂事呀。”

我知道父亲后悔了，到了放暑假，我硬拉着父亲一同去了乡下的大姨家。走到村口，一群小孩正在欢快地嬉闹着，我还没有走近，就听到稚声稚气地喊：“小丽姐姐。”小红云从孩子群里飞快地跑向了我，并扑到了我的怀中，那个亲劲，让父亲都好生感动。父亲叫了声：“红云。”红云用一种陌生的眼光望着父亲，并胆怯地往我怀里使劲地靠了靠。父亲尴尬地说：“看我把孩子吓得。”我说：“红云，叫爸呀。”红云怯生生地叫了声爸，便挣脱我向村里跑去，一边跑一边喊：“妈，妈，我爸来了。”仿佛是在喊狼来了。等我和爸来到大姨家门口时，大姨家的大门紧闭着。父亲发窘地站在大门口，我拍打着大门，喊着：“妈，我和爸来接你了。”

我们一直在外面站了很长的时间，大姨从外面回来，见到我们，悄悄地告诉我们说：“你妈天天盼着你们来呢，你们别焦急，她不过是在摆个姿态，不然的话，谁都知道她是因为准备离婚才躲在我这里来的，脸面上过不去。”随即，她敲着门，喊：“妹子，妹夫跟孩子都来接你了，你快开开门吧，你看把小丽急得都哭了。”这时，母亲眼睛红红地走出来开门。父亲笨嘴笨舌地说：“我是来接你的，过去都是我不对，行了吧。”我推着母亲说：“妈，你别堵在大门口了，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快让我们进去喝口水吧。”母亲侧了身，我们趁机都进了屋里。

那天，我们都很愉快，父亲跟大姨夫两人喝了两瓶白酒，喝得爸爸折腾了一夜，吐得一塌糊涂。可是父亲的心里却是高兴的，他还把从未抱过的红云叫到身边，然后，从地上旱地拔葱一般拎到了他的腿上，吓得红云哇哇直哭，父亲笑着拍打着孩子的屁股，说：“这丫头还不认我这个爸”。母亲嗔怪他喝醉了，把红云抢了过来。第二天，我们一家四口便启程回了家。母亲在道上对我说，说父亲早上起来时候，还向母亲做了保证，保证了什么只有母亲知道，我没有问过她。

回到家里，我们过起了贫困却又愉快的生活。父亲变化很大，红云的身体也相对地好了起来，很少犯病住院。这种变化还来源于姐姐。姐姐弃学后，在一个小饭店里打工，吃住在那里，很少回家。回家时，她总是把自己在饭店里挣来的二百多元钱一分不落地拿回家里来，为的是接济家里的生活。我们家开始陆续向借过钱的亲戚朋友们还账了，这一直是母亲的一块心病。原来逢年过节，总是有几个人登门来要债，现在没有了，因为我家还欠的几家债的基本都是自己的家亲属。可是这只能说我们家的生活稍有好转，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母亲每次带着红云出来，总是故意远离那些能够吸引孩子注意的地摊和商店，唯恐她会提出令她尴尬的要求。那天，红云跟妈妈上街，她趁妈妈不注意时，溜到儿童玩具摊去看娃娃。看到红云渴望的表情，母亲心软了，本想买一个送给孩子，可是她一看那些娃娃的标价不禁瞠目结舌，那些玩具最便宜的也要三四十元钱，最贵的就是他们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她哪里舍得花这笔钱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哪。她想拉走红云，小红云赖死赖活也不肯走，非让妈妈买那个漂亮的小娃娃。母亲好说歹劝，而小红云硬是赖在那里。母亲一气之下动手打了红云，小红云疼得哭了起来。母亲后悔打了孩子，也跟孩子心痛地哭了起来。她不住地埋怨自己，孩子太小了，她哪里知道生活的艰难呀。

谁料到就是在第二天，红云生病住进了医院。母亲更加自责，小红云从小到大母亲还没有给孩子买过玩具。她顾不得那么多了，便跑到了玩具摊上，本想狠狠心买一个娃娃，可是摸摸自己的衣兜，掂量着家里的生活，思前想后，最后决定花十元钱为红云买了一部儿童电话。红云拿着电话兴奋异常，对妈妈又是亲又吻。对于这样一个孩子是多么容易满足哇！母亲心里酸酸的，把脸背到一边，为这个幼小心灵的理解和满足伤心落泪。

这一幕正好被来探望病人的一个军官看到了。他看到我们一家人实在困难，又听说了我们家的经历，他看到小红云的聪明乖巧，不禁喜上心头，他便直接提出来有意要收养红云。因为那个军官的爱人患有心脏病，结婚十几年了一直也没要孩子。母亲对红云有了深厚的感情，万般不舍，但想到孩子能够有个好的归宿，不再跟着自己吃苦，母亲对红云说：“妈妈把你送给这位解放军叔叔，叔叔会像我一样疼你爱你，还有好吃的好喝的，还能穿新衣服，还能给你买玩具。”小红云搞不懂为什么把自己送人，以为要买玩具才惹了妈妈生气，她哭喊着说：“不，我不去！妈妈你不要把我送人啊，我听话，我不要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穿好的，我再也不要玩具了！”

小红云一天天地大了起来，十分招人疼爱，父亲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母亲将军官要收养小红云的事与他商量，母亲没有想到的是立刻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说：“孩子我们都养这么大了，那不是白养了吗？就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来要孩子，我也不给他们。”家庭生活拮据，父亲却一直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着这种压力，从没有向单位和组织反映过，他担心单位也像街道一样怀疑这个孩子是计划外生育，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每次单位救济生活困难职工时，他也不好意思提出来。加上过去他在收养小红云的问题上一直与母亲有矛盾，更不愿意张口了。

这一年父亲在母亲的撮弄下，在车间里申请补助，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说他因为捡了个孩子，虽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也应属于违反收养条件的，不符合政策不应补助。父亲不好意思再张口了，母亲却在这上面当仁不让，说：“咱们家确实困难，干嘛要让给别人。”母亲不顾父亲的阻拦，去了矿务局机械厂的工会。

工会主席听了介绍后，深受感动，说：“你家庭困难得那种程度了，工会理所当然地帮助解决。你们抚养了一个弃婴，这不但不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我们还要树立你这样的典型，号召大家学习你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他当即找来了父亲所在车间的工会小组长核实了情况。他表示答应按照厂里救济的最高标准，每月救济我们家30元钱的生活补助，并表示要向矿务局上级工会领导反映，给予更高的救济。

矿务局工会领导听到汇报后，也十分重视。那年的春节，矿务局工会主席亲自来到我们家探望，当面传达了局工会研究的决定：局里每个月将向他们发放50元的救济款。那个局工会主席还以个人名义拿出300元钱送给了父亲，让我们家过一个好年。随后矿务局党委开展的“联点交友，包户扶贫”活动，那个主席还主动承包了我们家这个困难户，他多次来到家里，问寒嘘暖，每次还都送来不等的钱物。对于组织上的关心和帮助，对于那些伸出友爱之手的人们，我们一家人是永生不会忘记的。而令父母是焦灼的事，就是段红云户口问题。这时红云已经是个学龄儿童了，但是因为红云没有户口而无法登记入学，母亲更是心急如焚。

小红云每天站在阳台上，看着与自己在一起玩的同龄的小朋友有的已经背着书包上学了，便哭着对母亲说：“妈妈，我也要上学。”母亲说：“不是妈妈不让你上学，是你不够上学的条件。”红云问：“为什么我不能上学呀？”母亲耐心解释说：“你没有户口哇，没有户口就上不了学。”红云天真地问道：“我为什么没有户口哇？”母亲支吾着说：“因为……因为咱家孩子多，属于超生。”红云似有所悟，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小朋友说我是捡的，所以才不让我上学吧？”母亲不想伤害红云的幼小心灵，撒谎说：“你不是捡来的，你大姐二姐都是女孩子，我和你爸都想要个男孩子，结果又生了你，就超生了，我怕街道罚咱们，才说你是捡来的。在你们姐仨里，妈妈是不是最疼你呀，你说你能是捡来的吗？”红云轻易相信了妈妈善意的谎言，她觉得妈妈确实最疼的是自己。

在此期间，母亲没少去工会找主席，主席也十分关心着小红云。在他的帮助下矿务局也以组织形式出面，多次与民政、公安部门联系，相关部门也表示出了理解和同情，可是红云的户口始终悬而未决。国家煤炭部一位副部长视察矿务局工作，母亲听说后，便又去找局工会主席，说：“主席，这是个好机会，要是大官说句话，肯定会管用。”主席想了想，认为办法可行，笑着说：“你可真能钻空子，我看能不能找机会把你家收养孩子的事介绍给他了，要是能成，你可就要烧高香了。”主席就是在向副部长工作汇报时，顺便介绍了我们一家人救助弃婴的事迹。这个副部长十分感动，坚决要求走访我们家。他在矿务局领导陪同下来到了父亲的家，那天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我们矿务局所在市的领导，随行而来的还有市报矿务局局报的记者。

副部长除了关心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外，还送上了一笔慰问金。他问母亲有什么要求。母亲说：“我们苦点累点没什么，只是孩子的户口始终没能解决，孩子上不了学，请领导帮助说句话，让她入学接受教育。”副部长频频点头，称赞母亲说：“看到了你们家这么困难，我还以为你会提出一些经济要求，想不到这个时候你还会关心着孩子的户口和入学。难得呀，你的觉悟这么高，是值得我们学习呀。”他马上指示随行的领导同志负责促成红云户口落实。母亲千言万语都不能表达感激之情，父亲双腿跪地重重地叩了一个响头。副部长忙着扶起父亲，说：“男人膝下有黄金啊，我可是受不起你这个大礼呀。要跪，我们领导应该给你们跪呀，你们无怨无悔地抚育了一个有病的弃婴，值得我们向你们学习呀。”

在这位副部长的直接过问下，市领导当即批示全力帮助，矿务局专门还派出了副书记和工会主席亲自出面与市里相关部门联系。市报和矿务局报都相继发表了篇名为《“黑孩”今年七岁》文章。文章中介绍了段红云因为没有户口而无法上学，并写出了孩子获取知识的渴望，这对于一个无私奉献给了弃婴的一家人是不公平的，她呼吁社会各界予以帮助。这篇文章整整占据了报纸的一大版，文章马上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也为红云后来落户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没过几天，公安局户政处终于来了通知，让父亲去取相关的审批材料，并交上5000元的手续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一家人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能为孩子落上了户口，忧的是他们这样的家庭上哪去找这5000元钱啊。父母束手无策，父亲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局领导说明自己拿不起这笔钱，无法将这个喜讯变为现实。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局领导二话没说，马上帮助解决了这笔费用。

下半年，有了户口的小红云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学校校门。上学第一天，小红云穿着一身新衣服，欢天喜地地去上学了。可是小红云下学回来，沮丧地告诉母亲说学校让她交2000元的学杂费。这2000元的学杂费对于别人来说不算什么，而对于我这个负债累累的家庭来说，就是一笔大支出。矿务局又刚刚帮助解决了5000元上户口的手续费，再去添麻烦恐难说出口。这的确又难为了我的母亲。母亲拿定主意去学校找校长说一说家庭的情况，也许可以免收这笔费用，母亲去学校不过是想去碰碰运气的。

校长是一个年龄很大的女同志，她热情地接待了母亲。母亲向这位校长说明了我们家庭的困难，说拿出2000元的学杂费确实有困难。校长也深表同情，她让母亲去单位拿来证明，学杂费就可以减半。母亲忐忑不安地将那张对我家专访文章的报纸递了校长。校长接过报纸，只是浏览了一下，惊喜地问道：“你就是那个抚养弃婴的那个母亲？”母亲点了点头。校长说：“你的事迹很感人，真的，现在像你这样无私的人不多了。”校长十分通情达理，当即决定免去了段红云的这笔上学费用。母亲千恩万谢地说：“你帮了我们的大忙了。”校长却谦虚地说：“我能做到的也只能这么多了。”

红云入学后的那一年，我们家可以说是好事连台，我们家的生活也就此出现了暂时的转机。尤其是母亲，她按有关政策办理了退休手续，一个休了7年多长假的职工终于拿到了每月300元的退休金。姐姐与跟她在一起工作的厨师搞了对象，对象的家境也不太好，也算是“门当户对”吧，她没有带什么嫁妆便嫁了过去，也算为家里解决一个生活负担吧，而且姐姐姐夫还时常往家里送些钱物过来。小红云在我们一家人的关心呵护下，在对她的治疗投入了精力财力物力之后，她逃过了很多罹难，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家很少为医药住院费犯难了，解决了生活上一个大的难题。为了报恩，父亲在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每天早来晚走，下班以后，领导都要催几次，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工作岗位。当然，这里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父亲能够加班加点，多拿回一些奖金。

可是好景不长，本来工作一直相对稳定的父亲却在第二年的年初下了岗。矿务局在那一年做了重大的体制改革，父亲所在的机械厂从矿务局分离出来，分到市里归口管理了，原来单位的领导退了下来，市里任命的新领导上任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出台了减员增效的新举措。52岁的父亲，被“一刀切”下了岗。两年前，矿务局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刚满50岁的职工退休离岗，这样可以享受连长三级工资退休待遇。当时的单位领导照顾到我家的实际困难，好心地劝父亲留下来。父亲的钳工手艺非常好，作为生产骨干，父亲也愿意继续工作，他盘算了一下，他每个月上班的收入毕竟比退休要多挣一百多元钱。

没想到如今父亲每个月只能拿到200元钱最低生活费，而且按规定下岗的一年后，他将拿不到一分钱的生活费，直到他正式退休，才能拿到退休金。父亲没有过高的奢求，只是希望能够尽早退休，及早地拿到一笔退休金，也就会心满意足了。他听说有个有关文件规定：50岁以上并且具有30年工龄以上的工人，可以办理退休手续。听到消息后，父亲找到了单位领导，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接到这个文件，他只好悻悻而归。

那些日子，母亲总让我给父亲唱《从头再来》。为了这个家，父亲在母亲的鼓励下，天天跑劳动局跑中介所，希望能找到一个临时的工作，却处处遭冷遇。用工单位都要年轻人，人家见他满头的白发，连连摆手拒绝他，说他年龄太大，身体不行，万一出个三差二错，还要负担经济赔偿。父亲生气回到家里，对着镜子照起来。这时他才觉得自己确实老了，因为超劳而过早地染上了白发。他想起给小红云开家长会时，不明真相的老师还以为他是红云的爷爷呢。老师还好说，他可以解释清楚，而红云的同学们却张口闭口叫他爷爷，他总不能让他们也知道红云不是自己亲生的。领红云出去时，红云也躲得远远的，唯恐同学中冲出个冒失鬼。父亲苦涩地笑着对母亲说：“我不至于有那么衰老吧，怎么别人把他划入老人的行列里了。”母亲说：“你算计一下你自己的年龄，你比红云都大了40多岁，说起来还真算得上她爷爷的辈分上。”

由于父亲的意外下岗，我们的家庭再度陷入了窘境。我家居住的楼房是我父亲在机械厂得到的福利分房，随着住房政策改革出台，要求各户购买住房产权，当时还规定购房的优惠政策：在半年的期限内个人购买产权者，可享受优惠价。按照优惠价计算标准，我们家只要交上5000元就可以拿到产权证。可是，我们家又上哪里去找这5000元钱啊！很快便取消了这种优惠，他们的住房已经涨价到了8000多元了，那更是我们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我们家的外债还有1万多元呢，就连每个月要交58元的房租金，有时也会一连几个月欠人家的。但是母亲却说：“我一定要供红云上学，一直到她能够上大学，这样才不枉费他们的一片爱心，到那时如果还这么困难，就是把房子卖了也要供她。”

我只能从心里苦笑笑，一家人的这些艰辛苦难还都是为了红云的成长，可是要供红云上到大学，就是卖了我家的房子也不够哇。但值得一家人欣慰的是红云很懂事，学习十分刻苦。小学一年级下半年时她又一次犯病，头痛得直往墙上撞，她怕母亲担心她，犯病就躲到冰天雪地中，当家里人发现她，她就说外面凉快自己好受。她这次犯病休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回到学校后，她坚持不降级，在她的刻苦努力下，她很快便赶上了学习进度。她也和母亲一样的善良，有爱心。红云从来都舍不得花父母偶尔给她的零花钱，但学校班级的捐款，她却从不落后。母亲带着红云乘车去亲戚家，回来后津津乐道地对我说起红云，说等车时，一个患病的人讨钱。看到他的可怜相，红云坚持要将回来的车费给人家，结果我与红云走了十多里的路才回到家里”。

这时，我正在上职专，学的是饮服专业。我能上职业中专，正是赶上了我们家的那个生活有改善的好阶段。我报考饮服专业是因为饮服专业，在上学期间，还可以参加实习，从而免除了我的许多费用。我姐姐羡慕极了，每次来到家里，见到我都要问长问短，一到这个时候，母亲总要莫名其妙地发出一声叹息。两年后，我从职专毕业了，理应担当起家庭的一些重任。我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公司搞业务，所挣的工资都交到家里却也只有300多元钱，这对于家庭的困难，只是杯水车薪。20岁的我可以说是天生丽质，因为营养不良，我没有发育成为亭亭玉立的大个子，长得却是小巧玲珑，光彩照人。我从小就有一个夙愿，就是想要成为歌星，我的这个愿望从未泯灭过，凭着天分，我练就了一个纯正专业的歌喉。那天我的少年宫的老师找到我，并带来了一个陌生人，她介绍这个陌生人，说他是从厦门的一家音乐公司的总经理，说是他本来是到市歌舞团招收演员，市歌舞团的领导请他吃饭时，叫我的老师一起去作陪，因为市歌舞团的演员很多都是我的老师的学生。吃饭时得知，市歌舞团的那些演员都不愿意去，因为这种公司是签约的形式，国营的演员们怕没有保障。所以我的老师想到了我，那个总经理看到我以后，听了我的唱的歌和跳的舞，感到很满意，便同意招收我，并许诺月工资不会少于3000元。他送给了我一张名片，让我拿定主意后到厦门去找他。我跟母亲谈了我的想法，准备去厦门。我想到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去厦门的路费，我们家的房钱都交不起，哪里来的其他积蓄。可是我的母亲没有丝毫的犹豫，母亲不知道跟谁借来了3000元钱给了我。我放弃了自己的那个工作便去了厦门。

到了厦门，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公司以后，却令我大失所望。所谓的公司，就在一个邋遢的住宅楼群里。那个老板看到我后，十分的热情，当然他也看出我的疑惑，说现在的公司都是这样的，不在于形势如何，主要是看效益。我们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很多，每个月的收入都能达到3000元以上，当然，这还要根据演出的场次来决定工资的多少。说着，他拿出一个协议书来让我看。我从协议书上察觉出来这只是个中介性质的公司。我虽然迟疑，但还是签订了一年的合同。我考虑到自己到厦门来，已经花去了一大笔母亲借来的钱，想到了含辛茹苦的母亲，我不能不给母亲一个交代。我拿定主意，既来之则安之，只能碰碰运气。他们把我带来的钱都要去了，他们给我们每人都办了存折，把我们赚来的钱也存在这上面，随时存取，说这样保险。

我在老板的引到下，便安排到了一个宿舍里。这与公司在同一个楼的不同楼洞，那个楼洞下面有一个大铁门，有专人把守着。每个宿舍里都有六七个人挤住在一起，虽然已经入秋了，而厦门的天气还是很热，屋里只有一个摇摆不定的小风扇吹出一股股燥热的风。我与那些演员进行了沟通才弄清楚，她们都是这个老板使用相同的办法拐骗来的，不过是让我们在专门经营的夜总会唱唱歌跳跳舞，而主要的是陪着一些男人玩乐的，赚来的钱却都在公司控制着，一个月才会给一次钱，还要扣除伙食费宿费也就寥寥无几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存折，钱都由公司会计给存上去，但由会计保管，合同期满时，才给我们一次兑现。要想多赚钱，就得陪着客人出台。我不懂什么叫出台，那个对我说话的女孩悄悄地对我说：出台就是陪客人睡觉。

她这么一说，吓得我心惊肉跳起来，实际上这就是变相的绑架。我开始怨恨我的老师，后来又轻易地原谅了她，因为她对这样的骗子也不明真相的。每天我们演出，他们都用专车，还有专人护送，他们并不勉强我们出台，很多的演员都是自己与客人们商议的，然后到夜总会服务台上登记交费。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那个老板不过是这个夜总会下属公司小头目，真正的大老板是这家夜总会的总经理。他们做得天衣无缝，他们可以用多种办法防止我们逃跑，他们对我们看得很紧，我们几乎失去了人身的自由，而他们却说是厦门治安很乱，这是为我们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拿定主意准备逃走。那一天，我陪了一个厦门的大老板，他一进来便色迷迷的盯上了我，当我演出结束后，他指名让我陪着他。我只与他喝了两杯酒后，他便提出与我上床。我爽快地答应了他。他到服务台上结了账，并办理了手续。所谓的手续，就是交上一笔高额的押金，作为保证将我送回来的条件。我便跟着他一同乘车出来，我们在一个大宾馆开了一个房间。他急不可耐地破了我的身子，我想到强暴这个词，想到了那天姐姐说的那句话，总是幻想着我看父亲对母亲的那一幕的出现，可是直到最后强暴也没有出现。在他离开我的身体时，他发现了异常，惊讶地伫立在那里，问：“你还是个处女？”我点了头。他惊疑地问：“不会是假冒伪劣产品吧。”我说：“你看我像吗？”他兴奋地在地上又蹦又跳，说：“我终于干了一个处女了。”他对我说他老婆与他结婚时都不是处女，说着又大笑起来，他的笑和哭没有什么两样，眼泪都流了下来。

为了逃走我付出了自己的贞操，而我却顾不得伤心了，向他要1000元钱。他惊疑地说：“我已经给了夜总会的出台费了。”我说：“可我是处女呀。”他考虑了一下，说：“值，真值。”说着他便从皮夹子里掏出了1000元钱给了我。这1000元钱是我准备逃跑用的。他开车送我回那家夜总会时，走到半路上，我借口下车买件衣服，让他等着我。下车时我顺手把包放在了车前面最显眼的地方，以证明一会儿我会马上回来的。我下了车，在逃出他的视线后，我拦住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便直奔厦门火车站。

我只身一人偷偷地逃了回来，可是到了杭州换车时遇到了麻烦，因为没有当天去东北的火车，只能先在杭州住了一宿。看看身上还穿着单薄的衣服，我带来的衣服都扔在了厦门的宿舍里了，如果回到东北，恐怕难以抵挡寒冷，我就买了一套厚一些的衣服，加上我买了返程车票后，身上的钱所剩无几了。一路上，我只买了一瓶饮料和两个面包充饥，此时的我已经是身无分文了。望着窗外入秋后的景象，心里越发的凄凉。原本以为到厦门能赚到钱帮助家里还债，却没想到又欠了人家的3000元钱，还搭上了自己宝贵的贞操，贞操是自己的，而那笔钱却是人家的，它将成为我回家后的心病，我可怎么才能向母亲说清楚呀。万般无奈之计，我心生一计，突然决定在我家相邻的城市下车。经过这次磨难，我也搞懂了做小姐的生意经，决计在这个城市里当小姐赚钱。

下车是中午时分，天空上飘洒着蒙蒙秋雨，我瘪着肚子在这座城市漫无目标的游荡，最后终于看到了一座标有时代旋律的歌厅。我走进去，询问吧台的服务生是否要小姐。服务生叫出了老板。老板是个女的，身高跟我差不多，见到我便夸赞说：“像你这么漂亮的，我怎么能不要呢。”问我的名字，我撒谎报了自己叫于丽。正巧这时有客人到来，她看到我身上湿淋淋的，便让我到里面换她的一身衣服。那一下午，我如愿以偿地得到了100元钱的小费。与我在一起陪其他客人的一个小姐，知道我是新来的，问我有住的地方没有，我说没有，她说她那里有地方，只是让我一个月给她150元钱的房租，因为那房子是她用每个月300元租来的。我觉得很合理，便同意和她一起居住。那一天，晚上才吃上一天的饭，不过在歌厅里唱歌时，我陪着那个客人要了一些食品来小吃。

歌厅的效益不太好，常常下不了桌。与我同居一室的小姐常常奔波在各歌厅之间，而且她还常常出台，总是手机传呼不断。她说自己并不是专业的卖淫女，但也是来者不惧，谁给钱还不要哇，这可比陪人家唱歌来得快多了。她笑着对我说，有的客人总共不用十分钟就解决战斗，而到手的钱却比歌厅高得多。她告诉我怎么做生意，总是鼓动我去多赚钱。在她的诱惑下，又有了在厦门与男人的经验，我感到无所畏惧了。我之所以选择在相邻的城市里当小姐，这与我的自尊有关，这毕竟可以多赚些钱贴补家用啊。后来一想她的话也对，现在的人都是笑贫不笑娼，为了还钱为了辛苦的父母也为了我们那个困难的家庭，谁还管你钱是怎么赚来的，我就叫她帮我联系，这种赚钱的方式，简直是来得太容易了，除了在歌厅唱歌得到的小费，我已经有了一笔很丰厚的积蓄了。

有一天，我在公安局行动中被抓了去，当然不是因为卖淫，充其量是按照色情陪侍处理，我在一个茶馆里正陪着一个男人刚刚说上话，还没有到一定程度，警察便进来了，把我们带上了车。那一晚，抓来的人很多，我被稀里糊涂地关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进来人把我们一群小姐叫了出来，分别领到了几个屋子里，我被分到了一个挂着支队长助理牌子的屋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桌子上还有一层尘土，在衣架上挂着一套肩牌为两杠三星的一督的警服。

我们就在那个屋子里漫长地等待着，很久也没有人理睬我们。快到9点钟时，才走进一个男人，年龄充其量只有40岁，他走进来便皱着眉头，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紧随其后的一个人进来便解释道：张支队，昨天晚上的行动，收来的人太多了，真是没有屋子可安排了，因为你去省里开会，我就把人带到你这个屋里来了，真的不知道今天你会回来。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就是这个办公室里的主人，凭着我们对警察的敏感，按照他的年龄就能挂那种肩牌，实为少见，这个人肯定是个不同凡响的人。进来的人谦恭地说：“要么我把她们换到别人的屋里去？”他大度地说：“算了，这些人在这里也没什么关系，我本来就是个闲职。”

他收拾了卫生，实际上只是把桌椅擦了擦，然后坐在那里翻报纸。很久他才把头抬起来，他的目光在我们几个人的脸上搜寻了一番后，他的目光透过缝隙看到了我。他用手指着我说：“你到前面来。”我挪到他的桌前，问他：“你叫我有事吗？”他说：“我想问你，你干嘛要干这个。”我说为了我母亲。他笑了：“这是一个什么借口哇？”我说：“我家太困难了，我想为母亲分忧，才会出来干这个。”他问：“你家几个孩子？”我说：“三个。”他说：“那你肯定是最小的一个吧？”我说：“不是，我是老二。”他自作聪明地说：“那你下面肯定有一个弟弟吧。”我说：“不是，我下面的是个妹妹。”他说：“是因为超生被罚了款吧，才会这样困难的吧。”他肯定把我想象成农村多子女的家庭了。我说：“不是，我妹妹是我妈妈捡来的。”我就将母亲捡来我小妹妹的经历跟他说讲述了一遍。他饶有兴趣地听着。

在我们说话期间，有警察进来出去地来回叫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因为我与这个支队长助理在说话，他们就一次一次地叫走了其他的小姐。后来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警察再也没有进来。我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不来叫我？”他说：“估计是我正在与你谈话的缘故吧。”我又问：“你为什么会叫到我，而不是其他的小姐？”他说：“我是看到前面的那些小姐不以为然，只有你胆怯地躲在了后面，这说明你有羞辱感，我才会把你叫到前面来问话的。”我问：“我说的这些你相信吗？”他表情复杂地说：“即使你编造出来的，我也把你说的当成真的。因为我就是个作家，是在这里挂职体验生活的。”我惊讶了。他问我的姓名和家的所在地。我只好如实地报出了我的真实姓名和我的那座城市。他跟我要了个联系电话，我把歌厅的电话告诉给了他。他似乎在开玩笑地说：“我要去你那里，你不会反对吧。”我说：“我哪敢反对呀。”他出去了一会儿，进来后，他就让我走了。我惊奇地问：“他们不审我了。”他平静地说：“我跟他们说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回到住地，庆幸自己有惊无险。那个与我同住的小姐还没有回来，看阵势昨天晚上是全市性的大行动，她有可能被警察收了进去，我真怕她把我招供出来，再连累了我。我越想越害怕，忙着收拾东西，拎着包出来，先是到银行提出来了存折上的8000多元钱，那是我两个多月的小费所得。我匆匆忙忙地跑到了长途汽车站，踏上了回家的归程。在此做小姐期间，我曾用公用电话给母亲打了几回电话，都是打到我家对面的邻居家，我撒谎说还在厦门，说自己正在实习期，学员们的竞争很厉害，搞不好会被淘汰。母亲每次都安慰我，并说不行就回来上班。这是为我回家做的铺垫，怕给她个突然打击，母亲接受不了。我回了家，母亲见了我又惊又喜。我对母亲撒谎说自己达不到人家的满意，便让我回来了。我母亲欢天喜地说：“回来了好，回来就好。”我拿出了钱来，说是这是我在厦门挣来的三个月的工资。母亲流着泪说：“小丽，长大了，出息了，一下子就给妈拿回这么多的钱来。”

我做梦也没想到那个挂职的作家却找到我的家里来采访。那天，我听到家门沉重地响了几声。母亲去开门，我从里屋先是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警察，他问：“这是段引丽家吗？”当时真的吓坏了我，我以为警察追到我们家来了。当他听到母亲肯定的回答后，便自我介绍说他是我们管区派出所的所长，说是有个著名作家来采访我们。母亲忙让他们进屋。派出所所长侧过身去，后面的人便走了进来，我一看，就是那个挂职的作家，我没有想到他会找到我的家里来。

他见了我，说：“你让我一顿好找哇。”原来我走后，他找到了歌厅，说我已经几天不去那里了。然后他寻着我提供给他的城市。他先去了报社找那张报纸，然后到这个派出所，从派出所计算机的户籍中查到了我的姓名及地址。我的父母和我一起为他讲述了抚养弃婴的故事，听得那个派出所的所长直落泪，他一边听一边还说：“当时，我还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家，我还认为是编出来的呢。”作家还给我放学回家的妹妹照了相。采访后，这个作家亲自为我们家写了一篇大文章，发表在了省报上，整整的一大版。从此来我家的人多了起来，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也因此找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工作，父亲也按照文件顺利地办理了退休手续。有家企业经理出资带着小红云去北京看病，经过那些医学专家的诊治，小红云的病也渐渐地康复了，而且被这个好心的经理送到了重点小学去读书。

那个作家挂职后便调到了北京工作，是在一家杂志社当总编。报纸上写我家的那篇文章发表半年后，他给我打来了电话，说：“你的情况有个文化发展公司相中了，说可以帮你包装当个歌唱演员，在这里有固定的收入，演出费还可以另算。”我问他：“我行吗？那个公司保险吗？”对方笑了：“你是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放心吧，这回不会有错，你很快就会红起来的。”母亲听说后，高兴劲就甭提了，她说：“那该怎么报答人家呀。”我说：“我只要做出成绩来，就等于回报了。”

我去了北京，那家公司的艺术总监还是留学俄罗斯的音乐博士，在北京艺术经纪人中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他见到我说：“我看过了作家写你家的那份报纸，我很感动，你的经历就是你的艺术源泉。何况还有著名作家的推荐，我哪敢不收你这个徒弟呀。”我成了这家公司的签约演员，经常参加各种演出，还有了不菲的收入。很快我成了所谓的著名歌星。记者曾采访过我，问我对哪首歌唱的是最满意的？我告诉他说：“是那首《母亲是首歌》。”他问：“你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总能看到你感情充沛在流下了眼泪，这是为什么？”我说：“因为那是献给我的母亲的歌。”

（原载《芒种》200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