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不是目的
回想一下你最近组织或参加的几次聚会，一场社交活动、一次读书俱乐部的活动，或一次志愿者培训。如果我问你（或聚会组织者）这些聚会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都会把他们应该在聚会上做的事作为回答。
关于那个社交之夜，你或许会告诉我，那是为了帮助相似领域的人互相认识。
那次读书俱乐部的活动是为了让大家共读一本书。
那次志愿者培训是为了培训志愿者。
你的教会小组是为了让教会成员在更小的团体中聚会。
很多时候，这都是引导我们在规划聚会时所遵循的循环逻辑。
“那有什么问题吗？”你或许会问。社交之夜的目的难道不是社交？是的，社交当然是目的。但如果这就是全部，那么社交之夜会落入和其他无数个社交夜晚一样的俗套：人们四处徘徊，尴尬地交换名片，殷切地用高八度的音调和他人寒暄。这种聚会可能不会让任何人如痴如醉，反而会让一些宾客备感尴尬或产生不安全感，甚至发誓不再参加任何社交之夜。
当我们不思考聚会背后具有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时，我们很快会落入陈腐、古板的聚会模式，因而错失创造一个令人难忘的，甚至是变革性的聚会的机会。
比如，在筹划社交之夜时，如果组织者停下来思索：我们聚会的目的是帮助大家寻找生意伙伴或客户吗？是帮助宾客推销他们的商品，或帮助他们为市场表现不佳的产品获得一些建议吗？是帮助不同领域的人拓展人脉网，还是建立一个以后希望再聚的群体？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为社交之夜带来一个极为不同的聚会模式。
聚会时，我们往往错把聚会类别和聚会目的相混淆。我们将自己的决定和假设套进他人的模式与内容里，并误认为只要了解聚会的类别，就能够很好地设计聚会的形式，比如董事会、研讨会、生日会和市政厅大会。而我们在明确聚会目的之前，无论是对无关紧要的社交之夜，还是对一锤定音的法庭审判，通常会选择一个模板，以及相应的活动和结构。
位于布鲁克林中西部的红钩社区司法中心，旨在重新构思和设计生活中令人生畏的聚会之一：审判。在社区存在危险和犯罪猖獗的背景下，司法中心于2000年成立。作为纽约州统一法院系统和法院创新中心的合作成果，这是一个致力于改革纽约和全球司法系统的非营利组织。司法中心的规划者试图改变社区与司法系统之间的关系，并观察这种新构思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为此，司法中心重点关注了在社区和司法系统之间不断产生摩擦的关键“聚会”：法庭审判。组织者意识到，传统的审判既没有减少犯罪，也没有在司法系统和社区之间建立信任。
“当他们只是纯粹地收押一个瘾君子，裁定案件，然后再把瘾君子抛至街头时，法院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其实我们不必这样。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纽约州首席法官朱迪斯·凯耶（Judith S.Kaye）在谈到她在传统法庭中的角色时说道。
要想改变聚会的结果，组织者需要改变聚会形式的结构。为了找到正确的结构，组织者首先应当将聚会的类别与目的或存在的原因加以区分。为此，法官必须思考一个基本问题：司法系统的目的是什么？审判程序应如何反映这一目的？
司法中心吸引了那些对传统刑事司法系统的聚会形式失望透顶的人，而这也许并不奇怪。主持新社区法庭的法官亚历克斯·卡拉布列斯（Alex Calabrese）坦言自己在传统刑事司法体系中的选择十分有限。“要么起诉，要么驳回。”他说。
司法中心的项目主管阿曼达·伯曼（Amanda Berman）曾是布朗克斯区的公设辩护人。她告诉我，“在传统的司法系统中，每个参与者都有不同的动机和各自的目的，我们从来都无法真正做到看法一致，因为大家都是从竞争的角度来对待这项工作的”。许多最终来到司法中心工作的人都意识到，“法庭审判”这个聚会类别并不能解决社区的问题。“在传统的司法系统中，每天都有上百人往来于法庭之上。而案件代理人经常一边看着被告的指控和犯罪记录，一边琢磨这个案件有多少价值。”伯曼说。审判的目的已演变成了对处罚条件进行讨价还价。
用“类别”取代“目的”的缺陷在于，你的聚会也会套用和呈现对该类别的假设。红钩社区司法中心曾质疑法庭上的各方是否永远只能是对抗的；是否可能存在包括被告、法官、律师、文员、社工和社区成员在内的每位参与者所共有的更宏大的目标呢？
司法中心应当组织一个聚会，聚会的目的不只是简单地根据现有体系而达成一个最精准的控告，还为了探索是否可以纠正犯罪者最根本的行为。“对摆在面前的案件，我们采用‘问题解决法’。当有案件呈给我们的时候，无论这个案件是来自房屋法庭、刑事法庭还是家庭法庭，我们最终都会问的一个问题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合力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伯曼说道。根据他们所称的“解决问题的正义”，他们在一个跨司法区的新社区法庭重新设计了审判程序的聚会方式。
司法中心位于红钩社区附近的一所废弃的教区学校。“传统的法庭通常使用深色木材，以呈现一种庄严、审判和权力感。”伯曼说。相比之下，司法中心的法庭自然光线充沛，使用的是浅色木材，并配有特别的法官席。“规划者有意设计与眼齐高的法官席，以便法官和诉讼当事人进行个人互动，并邀请他们上席来（这也是法官本人所热衷的），这样人们就知道法官并没有俯视他们，无论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还是象征意义上均是如此。”她说道。
新社区法庭由亚历克斯·卡拉布列斯法官监督。该法庭管辖着三个警察分局，这些分局将由三个不同的法庭——民事法庭、家庭法庭和刑事法庭管辖。卡拉布列斯亲自主持每个案件，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能够了解每个案件的背景和所在社区的情况。被告一般会被指派一名社工，由他对被告进行全面的临床评估，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和被告的生活全貌。这种整体评估可以在首次出庭之前进行，包括发现药物滥用、精神健康问题、创伤、家庭暴力或生活中的其他因素。随后评估结果将与法官、地区检察官和辩方进行共享。该法庭挑战了传统法庭的固有假设，即这两项服务应相互分离。
正因为如此，与传统法庭的设计最重要且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法官卡拉布列斯通过不同的工具和途径，在解决具体案件时，还可以防止未来出现类似的行径。除了在必要时做出传统的判刑外，他还能够根据每个被告的临床评估和他对案件整体情况的个人判断，向被告分配社区服务、药物治疗、心理健康服务、创伤咨询、家庭调解等，但他也可能会认为判刑是唯一的选择。“我们为被告提供了一切合理的机会，因此当我不得不将他们送进监狱时，刑期往往是平时的两倍。”卡拉布列斯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
“我们在这里做的很多事情在本质上是为了帮助被告克服对毒品的依赖，或他们可能存在的一些其他问题，最终目的是让他们过上无犯罪的生活。”国王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分局前局长格里安·阿布里亚诺（Gerianne Abriano）说。（她后来被任命为曼哈顿刑事法庭的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卡拉布列斯表现得更像是一位正言厉色又关怀备至的伯父，而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法官。每个案件他都亲自审查，当着被告或诉讼当事人的面仔细核实细节，检查错误。他把一切做得滴水不漏，耐心地与每个人沟通，还经常在他们靠近法官席时与之握手，并向他们解释案子的基本逻辑，“从细则上说，如果你没有通过，他们就会驱逐你，没有人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在12/30这一页的顶部用大字体的数字标注了”。这里的工作人员会让你感觉到他们对被告和诉讼当事人的支持，以便让被告或诉讼当事人的生活变得井然有序。而对于卡拉布列斯来说，表扬一个幡然改进的被告并不罕见。他可能会说，“很显然，无论是对你还是对社区而言，这都是一个很棒的结果，我为你鼓掌”。然后你会看到在场的所有人，甚至包括警察，都在欢呼鼓掌。
渐渐地，司法中心开始看到一些切实的成果。根据独立评估机构的数据，司法中心将成年被告的再犯罪率降低了10%，将未成年被告的再犯罪率降低了20%，而只有1%的案件在传讯时被判监禁。“我已经在司法中心工作了20年，现在终于觉得自己有机会能真正解决导致嫌疑人犯罪的根源问题了，这样他们就不再会重蹈覆辙。”卡拉布列斯在一部关于该司法中心的纪录片中说道。司法中心的团队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更宏大的聚会目的。“我们成功地明确了一些原则和终极目标，而这些原则和目标是每个人都一致认同的底线。”伯曼说道。
像所有循环往复的聚会一样，这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他们不断地确保我们能不忘初心，坚持使命。这应该是一间实验室和一个模型，应该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做事方式，也是一种更好的做事方式。”伯曼说。
把这个地方想象成一间实验室，它使司法中心的工作人员成为出色的聚会组织者。“我们从不去想我们应该如何聚会或聚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伯曼告诉我，“每个案子和每个客户都会被作为个体来考量。”这种心态使他们能够将诉讼程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假设与诉讼程序“可以是什么样子”区分开来。而我们则可以用相同的心态重新审视自己的聚会目的。
我们不仅仅在公共聚会中不假思索地遵循传统的聚会形式，在我们的私人聚会中，聚会类别也很容易被我们误当成聚会目的，尤其是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仪式化的聚会。受古老传统和当下时兴的拼趣（Pinterest）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忽略为私人聚会选择一个鲜明的目的。就像我们许多人都自以为知道审判目的一样，我们也误以为我们知道生日聚会的目的，或者举行婚礼的目的，甚至是举行晚宴的目的。正因为我们屡屡犯错，我们的私人聚会才往往达不到应有的目的。如果你不细细斟酌你今年生日聚会的目的，比如你当前的人生状态，你便白白浪费了生日聚会在成长、支持、引导和启发方面的作用，而你本可以借此机会寻找和发现自我。如果你只是纯粹地消遣娱乐，你就浪费了一次让聚会帮助你和他人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阻止丈夫参加我的迎婴聚会，正是犯了这种错误。
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我的女性朋友提出要为我举办一个迎婴聚会。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完全没有考虑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聚会。在我的朋友圈中，迎婴聚会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它几乎成了一种例行仪式，而这正是让聚会变得有意义的大敌。
于是，在约定好日期之后，我的女性朋友一头扎进了准备工作中。
我很兴奋，我丈夫也一样。在知晓我要举办迎婴聚会时，他问我他能不能参加。
我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才发现他是认真的，他是真心想参加我的迎婴聚会。
起初我觉得这毫无意义，但后来又犹豫了一下，思考他的话是否有一定的道理。
虽然我一直很重视生命中的女性圈子，但在这种情况下，那不是我举办迎婴聚会的最高需求。如果我当时能更深入地思考我的迎婴聚会需求，我可能就会意识到这种聚会可以帮助丈夫和我为人生的新角色、婚姻的新篇章做好准备。我即将成为人母，而他将成为一名父亲。正如我们的医生所言，我们将从二人世界变成一个家庭。如果当时能思考得更周全，我会举办一场帮助我俩完成这一重大人生转变的聚会。但大多数迎婴聚会的结构和惯例都仅限于女性，玩游戏、拆礼物，为孩子做一些精巧的手工品，这种迎婴聚会和我想要举办的所基于的目的是不同的。我发现传统的迎婴聚会是给准妈妈的一种仪式，也是集众人之力帮助夫妇承担新增生活费用的一种方式。这种仪式在形式上假设了纯女性化的聚会模式，反映了当时只是母亲需要为为人母的新角色做好准备的现实情况。那么当迎婴聚会的最初设计目的不再能反映这些假设或人们的生活现实时，聚会应该是什么样呢？（甚至还应该被称为“迎婴聚会”吗？）
迎婴聚会并不是唯一一种存在目的性问题的仪式化聚会形式。在很多更亲密的圈子里举行的仪式化聚会，比如婚礼、成人礼、毕业典礼，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塑造和重复，在准确反映参与者的价值观或信仰体系之后很久，我们便对它产生了情感上的依恋。
例如，在今天的印度，这样的冲突就出现在传统印度教婚礼仪式的结构和内容上。按照传统形式，新郎和新娘需要围绕着火堆走七步，每一步都要彼此宣誓，这才算完成了整个婚礼仪式。这种婚礼具有视觉冲击感，而且对许多印度家庭来说充满了意义和传统的仪式感。这些景象会被定格为照片，通常会贴在客厅的墙上，伴随孩子长大，让他们想象着有朝一日自己举行婚礼时的情景。但一些年轻夫妇开始意识到，这些山盟海誓实则反映了一种过时的婚姻观：在第一个誓言中，男人命令他的妻子“给他提供食物”；新娘同意“对整个家庭负责”；只有新娘发誓要“保守贞洁”，对新郎却没有这样的要求；在新郎所许的七个盟誓中，有四个与孩子有关，新娘的盟誓却完全都与新郎有关……这些誓词的基本假设描绘了一些人不再追求的理想婚姻。但当他们建议改变这一仪式，从而更好地反映他们的真实价值观时，父母感到震惊，他们悲痛不已，认为这是对传统的抛弃。由于仪式代代相传，周而复始，因此这种形式本身就有了力量，即使它不再适用于这对夫妇的婚礼的浅层次目的。
仪式化的聚会绝不局限于像迎婴聚会和婚礼这样的亲密领域，它们同样影响着我们的公共和私营机构，并往往对更多的人产生更重大的影响。即便如此，大多数聚会在刚刚出现时，并不是人们有着深刻情感依附的有意义的仪式。情感的依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重复而产生的。相反，聚会的最初目的通常是解决特定需求：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群众了解候选人的不同立场，以便在投票时能够更理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销售团队对新产品产生激情。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为新社区中心募资。其次我们需要设计一种结构，让大家围绕这一需求聚集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种聚会开始具有了重要意义，比如总统辩论、公司上市，或苹果公司的产品发布会，并年复一年地周而复始时，聚会本身的元素便开始仪式化。也就是说，人们不仅对会议的目的，而且对会议的形式开始赋予意义。于是，惯用的小木槌出现了，特定的高领毛衣成为惯例，由谁敲响纽交所的开市铃也有了讲究。形式本身，即聚会的完成方式，开始被人们所重视。在无意识间，人们便开始期待它，甚至从中得到安慰。渐渐地，形式本身在塑造人们对群体的归属感和他们在该群体中的身份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这是我们在这儿的做事方式。当形式与群体的目的和需求相匹配时，这种情感依附将无比强烈。但是，就像法庭审判的情况一样，当需求开始转变，而形式所服务的只是一个陈腐过时的目的时，我们依然会冥顽不化地固守这些对我们不再有用的形式。
时任《纽约时报》新执行主编的迪恩·巴奎特（Dean Baquet）在继承有近70年历史的神圣的头版会议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纽约时报》的头版会议是备受瞩目的新闻编辑部的会议圣杯。该会议始创于1946年，其初衷是成为每日新闻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变成管理层的决策会议——次日头版将刊登的六篇报道。《纽约时报》的头版对数百万美国人和全美的许多决策者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决定着当天最重要的新闻是什么。这是一份能有意义地塑造全国性大讨论的日报，而这正是众多记者步入这一行的原因。
多年来，这一会议一直在《纽约时报》大楼的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围绕着一张巨大的亚瑟王风格的桌子举行，有25～30名编辑参会。编辑们会推荐他们的头条新闻，俗称“祭献”，并极力阐述为什么他们的文章应该刊登在A1版面上。“与会者用各自最精彩的故事献祭给奥林匹克众神，然后历经拷问，杀出一条血路。”一位编辑向我回忆说。会议由两个连续的聚会构成：上午十点的会议和下午四点的会议。会议结束之后，领导层将公布次日的文章“阵容”。“下午四点的会议成为传奇。”《纽约时报》的编辑凯勒·梅塞（Kyle Massey）写道。
当巴奎特于2014年5月接手《纽约时报》时，他意识到《纽约时报》最重要的聚会的焦点已经与读者的现实脱节。当他领导《纽约时报》时，大部分《纽约时报》的读者都在网上阅读文章，而不再关注印刷版报纸。但网站主页并不能很好地替代A1版面，因为它经常在一天中报道几十个不同的故事。一份内部的《2014年创新报告》显示，网站主页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因为“读者访问量只有1/3”。此外，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通过社交网络阅读在线文章，这大幅降低了编辑们的构架能力。当纸质报纸到达订户的家门口时，这篇文章早就可以提前好几个小时在网上阅读了。从概念上讲，将《纽约时报》最重要的会议固定为围绕头版报道而展开已毫无意义。但在新闻编辑室内部，头版会议仍被视为一枚荣誉徽章。
巴奎特和新闻编辑部的领导需要重新调整工作人员的方向，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一个新的、更相关的目标。就像红钩社区司法中心的工作人员所做的那样，巴奎特必须改变会议的结构和结构背后的假设，以适应这些新的现实。他从会议的时间和次数入手。在新闻不间断滚动播放的时代，上午十点开会实在是太晚了，因此他把会议时间改到了上午九点半。同时，他将下午的会议分成两场：下午三点半的小范围会议决定纸质报纸的头版内容，下午四点的会议则关注次日的新闻报道。和司法中心的工作人员一样，他也改变了会议的地点和会议室的实体结构。随着2017年《纽约时报》开始对新闻编辑部的实体布局进行现代化改造，巴奎特也借机设计了一种全新的会议体验。亚瑟王风格的桌子被移走了，他们计划用玻璃墙和一圈圈的红色沙发打造一个全新的头版会议室，以促进更广泛的新闻讨论。
巴奎特希望上午的会议能引发真正的讨论，探讨无论平台是什么，《纽约时报》的记者和编辑应该如何报道新闻。2015年5月5日，在巴奎特给他的工作人员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让我们在早上更快地动员起来，以便更早地开始编排新闻和优先事项，并将头版会议从下午档移除，着力关注新闻报道，无论它在哪个平台上刊登出，同时，为次日早晨的数字报道做规划。”
如何开始改变整个新闻编辑部的文化和焦点？一种方法是调整你们的聚会方式和目的。“对我们的读者来说，把如此多的精力放在纸质报纸上不再有好处，对记者也是不利的。”领导团队的助理编辑山姆·多尔尼克（Sam Dolnick）告诉我，“我们特意对会议做出改变，以改变新闻编辑部的文化和价值观。既然我们希望人们少关注纸质报纸，我们的会议也应该相应地少考虑印刷版。我们利用这一会议来改变新闻编辑部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在我参加2017年秋季的某次头版会议时，会议形式还处于过渡阶段。由于新的会议室还在建设中，会议在二楼的一个临时会议室中举行，中间有一张大方桌，周围有十几把绿色的转椅。编辑部的领导都坐在同一边，另外三面坐着来自不同编辑部的编辑。华盛顿分社总编已经拨入了电话会议。靠着墙边还有第二排椅子，供其他工作人员和客人使用。在领导层对面的墙上安装了一台平板电视，画面为《纽约时报》的主页，每隔几分钟就会刷新一次，显示界面的变化。
虽然会议通常以新闻推荐开始，但在我参会的那个早上，会议以一份受众报告作为开场，汇报了某些头条新闻在前一晚的浏览量，以及参会者需要了解的其他受众统计数据。首先关注读者行为而不是编辑的选择，是新方向的一种信号。会议由一名年轻的编辑主持，他让其他编辑分享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并让报头的编辑和其他人就一篇文章提出具体的问题以及报道的重点。在一篇关于新税收提案的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想很多读者都想知道的一件事是，新税收对富人意味着什么？”如果编辑的发言冗长啰唆，巴奎特就会介入，“不要事无巨细，只挑最重要的说”。除编辑之外，少数来自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一会议，包括音频团队、主页团队、视频团队、读者中心团队、社交媒体团队、指标团队、移动新闻提醒负责人等，也就是在旧的会议形式和目的下的与会议不相关或完全不参与会议的人士。有人一度争论某篇文章是否需要一个移动新闻提醒，以提示突发新闻，并向《纽约时报》的所有订阅者进行推送。辩论的背后隐含着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新闻才值得贴上“突发新闻”的标签？又有负责数字化的编辑询问，为什么某篇已经准备就绪的报道不能在几分钟内立刻发布，而非要等到下午3点的预定时段。
通过大家提出的问题，新闻编辑室的领导层正在逐渐转变整个新闻编辑室在新的新闻世界中对自己所做工作的看法。
“在我看来，一个理想状态下的会议应该展示人们当天真正需要关注的故事。有时这很容易判断，比如市中心发生恐怖袭击，而有时又不太明显。”巴奎特告诉我说，“这应该与平台无关，而仅仅应该关注什么才是最好的故事。”负责监管所有数字平台的副总编辑克利福德·列维（Clifford Levy）表示：“我们希望人们通过手机在现在或未来两小时专注于《纽约时报》。现在仍然有一些人在运筹计划，我认为这很好。但当下非常关键，让新闻编辑室与时俱进一直是我们的长期计划。”虽然这种与时俱进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它可以通过对聚会的方式和关注点进行各种干预而一点一点地发生改变。
也许你也有新的需求和现实，但与你所熟知的聚会模板格格不入。也许你会对旧的模板听之任之，希望船到桥头自然直，一切会自行解决。听之任之没有错，举行一次毫无新意的月度员工会议也没有错。但当你这样做时，你是在借用他人的聚会形式，而那是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而设计的。为了找到聚会的形式，他们必须自省自己的需求和目的。如果你不思考自己的聚会需求和目的，并把自己当作一个实验室，就像红钩社区司法中心和《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所做的那样，你的聚会将很难创造意义和连接，很难进行教育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