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星期一早上，何雯在镜子前，把昨天买的新裙子穿了脱，脱了穿，最后还是换回平常的衬衣和长裤。她不想让同事们觉得，瞧她离了婚，灰心丧气的，所以格外用力地打扮自己。她不需要表演振作，因为从来没有失落过。单位里，某人的婚姻状况常常成为整个办公室的谈资，当面关怀得小心翼翼，背后议论得热火朝天，无论她今天是精神百倍或者颓丧萎靡，他们都有说法，她不得不容忍所有的流言。流言就像一头饿兽，当旧的猎物陈腐了，不新鲜了，自然就会转向新的目标。眼下，她只要维持原样，别人终会对她失去兴趣。
她在一楼大厅的镜子前站住，镜面周围镶着一圈乌木，听说很贵重，是辖区企业送的礼物，摆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仪表。她走进来，迎面撞见一个神情黯然的女人，三十多岁，穿着平整古板的浅蓝衬衣和长裤，产后腹部的赘肉一直没能减下去，脸上的妆淡得几乎看不出来。迟到了，因为子涵赖床，发了通脾气才把他镇住，扭送到学校，还忘了给他买早饭。
她没去自己的办公室，先去找领导，跟他商量能不能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因为“要接孩子”。领导很痛快地答应了，是因为同情？也不多想，她回到办公室，开始处理休假两周积攒下来的工作，没人问起离婚官司的事，她心里一阵庆幸，同时也有点不安。屏幕上跳出新邮件提醒，打开来看，是年末文艺会演的通知。
他们一定会派出代表来试探我，她想，关掉邮件的页面，猜猜这个人会是谁？中午，她和几个同事一起去食堂吃饭，聊着无关紧要的话题：选秀节目，八卦新闻，周末的吃喝玩乐，单位里的人际琐事……直到方姐开了口。方姐是办公室里资历最老的同事。“你今年还给我们伴奏吗？何雯？”
她正在专心拨弄一块鱼肚子上的刺，过几秒钟才明白方姐在跟自己说话。方姐指的是系统里的文艺会演，每年都要大张旗鼓地排练合唱，别的单位从外面请专业的钢琴伴奏，他们呢，就因地制宜。何雯想，这说法真是客气，明明是因陋就简地用何雯这位业余人士去弹琴。
“我得接孩子。”她说。文艺会演的排练时间在下班以后，没结婚的年轻人都被抓去参加，而她呢，从前接送孩子都是老公的任务，也乐得陪他们玩玩。方姐借机问道：“判给你了？”围坐的几个人都安静下来，望着她。闸门终于开启。
“孩子归我，车归我，房子归他。”她流利地说，把一整块鱼肉放进嘴里，等嚼完咽下去，几双眼睛还是盯着，使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再分享点什么。
“我租了个房子，离这儿不远。领导让我每天早走一个小时，子涵放学先去托管班，等我接他回家。”
何雯闹离婚，没把房子争到手，不得不带着孩子住出租屋，这几乎是个爆炸性的新闻。所有同事，尤其是女同事都站在她这一边，把李义男嚼成了骨头渣。渐渐地，这个话题开始远离何雯，更脱离了事件本身，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爱情的、法律的、道德的、伦理的、人性的，所有的角度都被仔细地分析过一遍，最后得出结论：婚姻是一场骗局，全人类都在自欺欺人地说爱。
“你脾气这么好，性格这么温柔，”有一天，方姐说，“他居然会出轨。”何雯笑笑，她当然知道，自己并不是方姐眼中的那种人。多么美好的误解。
谈恋爱的时候，淑英百般不愿意，嫌李义男的父母是农村人，没有医保。“没有医保，”她把这四个字咬得很重，“你知道看病要花多少钱吗？况且，他还没有工作。”在她眼里，除非吃皇粮，否则就算没有工作。那两年，李义男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在淑英看来，跟路边的小贩是一路人。“不一样？”淑英反问，“是不一样。还没人家挣得多呢。”
婚前，她替他辩，因为喜欢；离婚了，她还想替他辩。不是的，她在心里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舆论倒向她，所有人都在同情她，李义男成了人人喊打的负心汉，而她则是含辛茹苦的单亲母亲。表面上看这是个很老套的故事，而真相往往比笼统的表象要曲折得多。
在她的性格里，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暴躁，或许来自淑英的遗传。打离婚官司的时候，李义男试图以此来证明她不适合带孩子，却苦于无人做证。同事、朋友、邻居，法院能够调查到的对象，人人都夸何雯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工作收入都稳定，对孩子也能循循善诱，富有耐心，没人知道她的致命缺陷。有时候，坏情绪会像潮水一般涌上来，将她整个吞没，然后她就会失控，转眼变成暴力的化身。最严重的那次，争吵中，她吼叫着抄起一把实心榆木做的椅子砸向李义男，他闪过去，象牙色的墙皮破了一大块，剥落下来，露出灰泥的底子，就像她当年举起琴凳砸向那台黑沉沉的钢琴。四岁的子涵吓得大哭起来。
“我会尽量控制，”她不止一次地对着李义男道歉，“我真的在努力。”她去看过心理医生，学习过瑜伽和冥想，她读了一本又一本心理学的书，试图分析自己，从中找到解决的办法。有的书告诉她，暴力倾向是一种精神疾病，这让她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有的书则反过来安慰她，认为这问题多半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只要你报名作者的心理治疗课程……总是有希望，然后便是更深的失望。
不止一次，李义男对她说：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你的行为，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下去？两个人还好，有了孩子怎么办？你想让孩子看见你这副样子吗？他说的句句在理，句句扎心。从情理上，她只能接受，而从内心里，她想反问：当初说能包容我一辈子的，又是谁呢？她问不出口，对方已经把她当成一个问题要去解决，撒娇又有何用。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让谁抹一把眼泪就蒙混过关。
“你得改，”李义男说，“这也是为了你好。”何雯相信这是真心话。他是那种理性的男人，爱老婆、爱儿子也是他理性的一部分，轻易不会动摇。他热心地帮何雯分析前因后果，要她遇事先冷静三分钟，学着呼吸吐纳，抑制心魔，有话好好说，他告诉她，坏脾气一定得改正，一定要改。他充满善意地步步紧逼，而她则退无可退，无处可逃，只能点头受教，就像小时候钢琴老师纠正手型那样，淑英站在旁边，老师说一句，淑英就硬邦邦地重复一句，仿佛有把看不见的铁尺敲在手背的关节上。
后来，他们有了子涵。不出李义男所料，孩子带来了新的压力，事情随之越来越坏。李义男和她讨论过无数次，他们不是那种沟通不良的夫妻，反之，他们一直在谈，甚至何雯累了，困了，想结束话题，李义男依然滔滔不绝地分析：怎么改善你的坏脾气？有无数次，何雯想对他说，“你再多忍忍，慢慢我会好的”，可是他不同意。“人得讲道理，得分清对错，”他说，“谁也不能无理取闹。”他有着清楚的理智，冷静的思考，明确的结论。“你不适合当妈。”有一次，他这么说，“你的脾气太暴躁了。”直到那天，李义男忽然学会了简明扼要，他说，雯雯，算了，我已经受够了。她从他眼里看见失望乃至绝望，早在那个女人出现之前，比那早得多的时候，她就有隐隐的预感：这婚姻恐怕要完了。
他说得对，全对。她想，所以打离婚官司时，她拼命抢抚养权，房子可以不要，别的什么都好说，她只要儿子。她知道子涵更喜欢爸爸，他总是被妈妈吓哭，双手紧紧地贴在耳朵上，睁大的眼睛里全是惊恐，那是李义男的眼睛——越是这样，她越控制不了燃烧的怒火，像业火似的扑不灭——她能接受婚姻的失败，却不肯承认为人母亲的失败。“我得当个好妈妈”，她对自己说，而李义男竟然想把儿子带走。半年多的争执与拉扯，最后，她赢了。
这些事，跟外人说不清。他们看见了一场当代常见的婚姻悲剧，像走进森林，眼前只有茫茫的绿，看不见每一片叶底的脉络，条清缕晰，是如何一点点地通向结局。当方姐言之凿凿地判定男人都是浑蛋的时候，何雯觉得，她应该为李义男分辩几句，却找不到合适的切入口，对方的结论听起来那么铿锵有力。于是，她只能说：“他人倒不坏，子涵喜欢爸爸。”
“时间久了，还是喜欢妈妈。”方姐说，她不知道，即便是亲母子，时间久了，积攒下来的未必都是爱。如果没有意外，办公室的这些人，可能要跟何雯做一辈子的同事——她端着接满开水的保温杯穿过长长的走廊，跟遇上的每个人熟络地打招呼，而实际上，谁又真正地认识谁呢？也许几十年后，她去世了，老同事们围着她，和着哀乐的节奏缓缓地走完一圈，还会对子涵说：你妈妈是多好、多温柔的一个人。
也许子涵会感到无奈，又想哭又想笑，就像她现在一样，忍不住地想要嘲讽自己。
下班后她去托管班接孩子，车停在路边。托管班在离家不远的另一个小区，租着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客厅里摆着几张长桌，放学后无处可去的小学生挤在这儿写作业。门虚掩着，何雯进去，看见子涵和另外一个男孩坐在桌子两边，头对头地在玩打仗的游戏，橡皮是坦克，铅笔是战斗机，夹在指间，嘴里呜呜作响。托管班的阿姨把空桌子挪到一边，正在扫地。天天迟着来接，再这么下去，人家要说话了。
“我打败你了！”那个男孩说，穿着跟子涵一样的校服。
“我还有两个坦克！”子涵高高地举起两个长方块橡皮。
“坦克不会飞。”男孩冷静地说，“就是我赢了。”何雯想起来，这是那天在电梯里推自行车的孩子，是邻居。她停在门口，叫了声“子涵”。
“这是我的笔。”子涵开始整理自己的文具盒，那个男孩手里还拿着一根自动铅笔，顶上趴着一个小小的红色蜘蛛侠。
男孩握着笔，不说话。子涵又重复了一遍。扫地的阿姨抬头看看，说：“小勇，不能拿别的小朋友东西啊，你妈妈来了又要说你了。”
子涵伸出手来，手心朝上，意思是要他的笔。何雯刚要开口，小勇就把铅笔竖着举到半空，手松开，笔尖直着朝下落在子涵的手心，扎得他生痛。何雯走过去催促：“动作快点，我们去吃饭，然后去姥姥家练琴。”
子涵收拾好书包，母子俩往外走，遇上小勇的妈妈刚刚进门，“咦？你们也在这儿啊？真是巧。今天我来晚了。”
何雯跟她寒暄，小勇妈妈邀请他们有空来家里玩，“小孩在家没个伴，就要反天了。”她个子不高，皮肤很白，大眼睛，说话总带着笑，两个人一道带着孩子出门，何雯开车先送他们母子回家，然后带子涵去吃麦当劳，跟他商量：如果姥姥问起晚上吃了什么，你要怎么说？
“妈妈炒的菜。”子涵嘴里填满了汉堡包，说话含糊不清，一截沾着沙拉汁的生菜挂在嘴角，被他揭了下来，丢在餐盘里。
“好。”何雯吸了一口冰可乐，不是她想教孩子撒谎，就是想图个耳根清净。跟淑英在一起，所有的解释到最后都会演变成争吵。她认定了女儿是懒的，“你就不像个妈。”
她泄愤似的猛喝了一大杯冰可乐，垃圾食品，有什么关系？子涵拿到了儿童套餐送的小玩偶，塞进书包里，拉上拉锁，很满足的样子。最近子涵倒是很乖，不再说“我不想练琴”这种话，也许是怕拿不到变形金刚。在儿子面前，李义男一向说话算话。
渐渐地，何雯跟小勇妈妈熟悉起来，人家是全职太太，老公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听说赚得不少。周末李义男来接孩子，有时候，何雯就约着小勇妈妈去逛街吃饭，消磨一整天。那天，李义男送子涵回来，子涵下车时手里抱着一只大纸盒，上面印着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汽车人，何雯站在路边，问李义男：“不是说好了过生日再送？”
“我下个月出差。”李义男坐在驾驶位上没下来，跟儿子道完再见，便升起了车窗，脸消失在暗色的玻璃镀膜后面，他好像胖了。何雯牵着儿子的手，听他絮絮地说今天吃了什么，玩了什么。初冬，天开始变得又冷又短，夜晚包裹过来，被高楼里的一盏盏灯割破，千疮百孔的，洞穴深处闪着火光。城市里连个完整的黑夜都没有，她也走进了自己的小洞，新换的灯管非常明亮，白花花的灯下有种刺目的寂静。子涵全心全意地陪着他的变形金刚，何雯蜷在沙发里刷手机，任由那些与己无关的八卦琐事将自己深深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