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遗憾错过了卡门
——访“窦尔顽”王迅教授[1]
作者手记
对刘老师和雷老师的采访是一起进行的。雷老师说，王老师现在和同学们在网上打成一片的劲头，在他工作的时候就能看出影子。1993年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工地上，为了给辛苦工作学习的同学们带来一些欢乐，他特意跑去找公安局看管文物的缉私科张科长，要来两把枪，让同学给他摆好姿势照相。“对，哈哈，”刘老师补充，“那次他演的是‘双枪老太爷’嘛！”
当时这个段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但和搜集到的资料一对比才明白，当时的工地之所以有荷枪实弹的警察，是因为盗墓贼猖獗到考古工作一度无法进行。在了解到这些信息后，我又把他定位成没有经历过很多艰险的学者，可是实际的采访，又颠覆了我的认知。
这篇稿子是我的第二篇稿子，很幸运有它教会我，走近一个人之前，首先要清空自己。不仅仅是把固有认知清空，还要把边访、资料通通清空。别人眼里的他，都是他的影子，走近些，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严肃、勤奋、平和的考古学家。
“看过《卡门》的原著吗？”没有开灯的书房里有点昏暗，初春冷冽的阳光透过窗户从王迅老师背后打过来，好像舞台上的一道聚光。身材高大的他背对着电脑坐在转椅上，手里拿着青玉酒杯，毛衣下露出深蓝色衬衣上的两三行白色文字，是篆书的《千字文》。
“苦闷人人都有，必须排遣，搞怪也是一种方式。”
“那你随时可以来（采访）。刘婵（记者名）是三国时期刘禅的妹妹吗？刘禅，又名阿斗，很可爱的孩纸。呵呵。”“你哥是个难得的人才。封禅泰山，天上北斗，就是泰山北斗，现在我们常说什么学界泰斗，说的就是你斗哥哥。你也不错，你是阿斗好妹妹！”
初次在BBS约访，王迅老师的回复可谓尽显“窦尔顽”本色。
随着“北大考古学教授教你吃鸡”组照和视频的迅速走红，曾在2009年因为BBS上“窦尔顽”身份的曝光而被热议一时的考古文博学院退休教授王迅，在网络上又猛烈地火了一把。“忽悠大王窦尔顽”博客里的“萌熊照”和“北大教授谁武功第一”等搞怪内容也都被翻出来，一连霸占了百度新闻榜首页好几天。
他搞怪起来确实非同凡响。BBS上“douerwan”三年“灌水”十万帖，插科打诨占了大多数，博客里的搞怪文章和三国漫画系列也都别出心裁。当他看到同学身上的骷髅纹样的考古文博学院院衫时，立刻翻出来一副骷髅头手套与院衫合影。
但这位“老顽童”却绝不是“活神仙”。
“烦！”他微微皱了眉，身体向后侧了侧，“怎么可能没有烦心事。”
“健康上，我是最大的反面典型。”说到自己的生活恶习，王迅淡淡地叹了口气。喝酒抽烟，作息不规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健康，去年六七月份他就因为喝酒导致的急性胰腺炎进了医院。对于牙齿“下岗”，他也烦恼不已：缺了牙吃东西不舒服，连带全身都不舒服。采访过程中，因为咳嗽，他不得不几次走出书房暂停采访。
喝酒抽烟是在内蒙古下乡时沾染的恶习，去年进医院后王迅戒过一段儿时间的酒，但是现在又慢慢恢复了以前的酒量，他说这算是个缓冲，这样将来生了病可以戒酒，再生病，还可以戒烟。
“现在都戒了，到时候还能做什么呢？”虽然这样说，但他还是忍不住埋怨自己：“你说（我）在内蒙古的时候有一些苦闷，喝点酒抽点烟，可以理解。但之后考进北大了，怎么还喝还抽呢？就是形成习惯了……”“人总得给自己找个说法。”他抬起手指着酒杯晃了两下，“我在网上乐呵？你们看着，我再喝两口，更乐呵。可是你如果真的弄到呼吸困难脸色发白寸步难行，还乐呵么？”
“苦闷人人都有，必须排遣，搞怪也是一种方式。”搞怪一下幽默一把，既能和年轻学生交流，又可以给大家带来欢笑。
“我什么也不图，就是图个乐儿。”他在采访中说。
“我是个傻人，不是聪明人。”
“聪明！”谈到对王迅老师最深刻的印象，考古文博学院退休教授刘绪脱口而出。刘绪回忆，王迅记忆力惊人，上学时经常在三角地和图书馆转悠，不像别人那样坐着不动地用功，“但他考试奇好！奇好！”
的确，王迅是鼎鼎大名的“三元”：高考、研究生考试、博士生考试，都是第一名，而且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硕士和新中国本土第一个博士。
“王迅老师嗜酒，但是我们对他喝酒的印象有点像‘李白斗酒诗百篇’。”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告诉我们，《腾蛇乘雾》和《兔寄明月》这两本结合考古学和民俗学材料的书，就是他一边喝酒一边写出来的，后来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推荐为参考书。
但谈起自己在学院老师眼中的“聪明”，王迅却回答得简明扼要：“我是个傻人，不是聪明人。”说起“三元”，他对于自己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只字不提，一开口就是“辟谣”：“我的‘三元’都有水分。”保送博士的第一名，他说是恩师偏爱自己；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名，他说只有考古和法律考六门，自然比人家考五门的高；高考的状元，他就更不承认了——自己只是北大在内蒙古招的文科生里面成绩最高的，这种状元每个省有一个，没什么稀奇，说着还指了指家里客厅柜子上明朝状元赵秉忠状元卷的复制品：“这才是真的状元呢！”
不过在王迅对自己的表述里，倒也确实有几分“傻气”：“你非要我说考古是怎么挖的——蚂蚁搬米，是一粒—粒一粒地搬；我们考古呢，就是蹲着，一铲子、一铲子、一铲子地挖。左一铲子、右一铲子、左一铲子、右一铲子……”他一边说一边做手势，开始调侃。
王迅说得轻松，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了。考古离不开条件艰苦的田野作业，王迅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但从未因此少下工地。2008年南水北调工程开始之前，需要调用全国的考古队伍在施工前进行发掘，他是北大考古队的领队。
刘绪的一名学生当时也在考古队里实习，看到王迅的腿肿得“实在是不像样子了”，只好给刘绪打电话说明情况，刘绪很快动身赶到工地，劝王迅赶紧回京治病：“我说我来顶一下，你看病要紧。他不回来。”于是暑假天气最热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河北的工地上，双腿肿胀着工作教学了一个多月。
自己身体条件不够好，四处奔波的考古工作者生涯更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挑战，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安徽得了恶性疟疾，他发烧，烧到四十二度。幸好考古工地旁县医院的大夫常常接触疟疾，王迅这才捡回了一条命。病得如此严重，仅仅休息三五天后，他又回了工地：“我是辅导老师，我带的五个学生分散在五个村子，我必须巡视。”后来因为过于劳累，他的疟疾又复发过一次。
“你别看他平时动不动来个黑色幽默，其实（他）工作起来很认真，很负责。”刘绪指指办公室角落里两个大铁皮柜子，上面用黑色马克笔龙飞凤舞地写着“王办”——是王迅办公室的意思，里面满满的全是王迅的发掘资料，因为占地太大家里放不下，就一直寄存在赛克勒博物馆二楼的办公室里。
拿出晋侯墓地的大量珍贵玉器照片供记者拍照时，王迅下意识伸出手想要调整记者手里相机的角度。在考古发掘现场，往往需要搭起高大的架子，以便保持架子顶部相机角度的水平，拍出方正的照片。这是他的职业习惯。
说到挖出4000多件玉器的感受，他开起了玩笑：“我这双摸陶片的手，居然捧起了玉器——这就像三代贫下中农翻身的感觉，很激动的！”实际上并不是每次发掘都可以有这样大的收获，他也说，这就是运气。“但是，”他挥挥手，“运气都留给有准备的人。”
自古天道酬勤。聪明是天生的，成就却不是从天而降。2013年9月22日，这样的句子出现在“白古隆冬窦尔顽”的博客里：“三十五年来，本大王考古发掘铲耕，三尺讲台舌耕，著书行文笔耕，故自号三耕老人。”
“要说困难，就是自己当时想读书”
与新中国同岁的王迅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抗日战争期间，母亲在日本留学，因为希望拿到日本文学的研究生学位，就在当地停留了一段时间，于是日本方面怀疑她是共产党或者是国民党的特务。回国之后，她又被怀疑是日本特务。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家里就挨整。”王迅在城里根本不可能上得了高中，所以没等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就先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下乡了，那是内蒙古的最西部。他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直到21岁，后来被抽调到包头三零三保密厂参与生产国防用铝。
屋漏偏逢连夜雨，特殊的年代祸不单行。“家长得了癌症，而且他们的工资被扣了。”于是他就把每年的分红寄回家里给家人治病。
内蒙古生活到底苦累到何种程度已经不可考，只是在他的博客中还能看到他轻描淡写的一句“卖萌”：“在内蒙古当农奴工奴的日子，真的很累、很累。哼唧。”但他也说：“动手能力差，又要攒多一点工分，就只能卖力气。但是年轻，又能吃饱，所以并没有觉得什么。”
与身体上的劳累相比，能够让他现在都遗憾得拍腿的只有一件事：“要说困难呢，就是自己当时想读书……如果当时条件能够允许，多看书，现在还指不定多大学问呐。”曾经在内蒙古大学数学系旁听的他，清楚自己耽误了太多时间，很难攀登数学最高峰，于是报考北大数学研究生失败后，他就以内蒙古文科第一的成绩成为了考古系本科生，“用考古来恢复人类的记忆”。
他总结道：“这样算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苦难也是一种财富。”
但他并不觉得这样良好的心态是乐观：“一定要说，也只是平常心而已。可以说它好，也可以说它不好。好，什么都看得开；坏，什么都不在乎，太消极了。平常心，你记着，”他从远处收回视线，直视着记者，“取用之法，存乎一心。”
“梅里美的《卡门》是第一视角——‘我’是一个考古学家。寻找遗迹的过程中，‘我’先后邂逅了江洋大盗唐·豪塞和国色天香的卡门，然后故事一点点展开，‘我’才知道原来豪塞和卡门是一对儿，才知道两人之间的爱恨纠缠、回肠荡气。”他把手里的青玉酒杯放在桌子上，“——可是到了大家都熟知、都喜欢的歌剧里，就只有绝代佳人和风流大盗，没有考古学家了。”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瓶红星二锅头，满了杯中酒。
“所以我们聊起来时会说，考古学者们，蹲在地上一铲子一铲子地埋头工作的时候，身边不知道错过了多少个风华绝代的卡门。可是这并不遗憾。挖的时候，左一铲子、右一铲子，你也永远不知道下一厘米埋的是什么，所以永远都有期待。而当发掘完了之后，就是课题研究，又有新的期待。一场战斗的结束就是另一场战斗的开始，未尝不好。”
考古学家在遗址上这一低头，不知道错过了多少卡门，错过了多少缠绵悱恻，错过了多少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是他说，这并不遗憾，因为拥有的已经很多，因为总有新的期待。生活，也是一样。
似乎错过了很多，其实什么也没有错过。
[1] 刘婵，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本科生。